邵丽

写完《刘万福案件》之后，我发誓不再写类似题材的东西了。把这样的人物领到读者面前，虽然引起数十万人的围观，可是那于改变他的命运，并没有任何裨益。甚至往深处说，即使解决了他的问题，那孙万福，陈万福，张万福们的问题呢？那些问题时时刻刻在产生和堆积。他们为生活的重轭所规定和压迫，几乎没有翻身的能力。

可是后来我翻看日记的时候，又看到了齐光禄。从看到这个名字的那一刻起，我明白已别无选择。我得颠覆自己的想法。

这篇小说交出去很久，齐光禄那带着风声的刀光，还一直纠缠着我，有时候会在我独处的时候上下翻飞，嗖嗖作响。不管从任何意义上说，齐光禄都不能算是一个好人，但也不能算是一个坏人。

在这部作品里，没有完全的好人，也没有完全的坏人。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在应该成为好人的时候，他们为什么成了坏人？就齐光禄本人而言，他对周遭世界的宽容和忍让，我觉得很少有人能做得到。如果有一个正常的社会环境，他会成为一个好老板、一个好丈夫和好父亲。可是，就连这一点卑微的希望之光，也有人一点一点地把它掐灭。说实话，当他怀揣着那把日本刀走向操场的时候，我的内心世界是十分忐忑的。我看见他拖着伤腿在跑道上迎风而立，看见他从腰里抽出大刀，看见他举起刀扑向仇人——其实查卫东也不是个坏人，他只是另一个受害者——并一刀一刀地发泄着内心的悲愤……写到这里，或者每每读到这里，我既血脉贲张又泪流满面，久久地回味着这个细节，五味杂陈。即使那是百分之百的错，我也不忍心让他停下来。那是他这一辈子唯一的一次生命绽放，如飞蛾扑火般决绝。我更不忍心指责他，因为我没有资格那样做。

我深深地知道，在一个文明社会里，别说对恶行赞许，即使对它过度沉默，也算是一桩恶行。但是，在现实的窘况里，往往使我们的选择如此悖谬和逼仄———我们追求进步，但进步不是以某些人的退步为代价的；我们创造文明，而文明如果没有公平作支撑，迟早会崩塌下来，跌得粉身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