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晓迪 祁晓冰

（伊犁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人性救赎之歌：浅析《九三年》中的正义与道义之争

齐晓迪 祁晓冰

（伊犁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小说《九三年》以法国大革命的两个派别保皇派与革命派的斗争为主线，描述了三位主要人物朗德纳克、郭文、西穆尔登在理想、事业与特定环境作用下，于人性与责任之间抉择的故事。正是这种带有悲剧色彩的抉择，体现了雨果高度的人文情怀，也使《九三年》成为悲剧浪漫主义小说史上最具诱惑力的杰作之一。本文以《九三年》为研究对象，分析小说中主要人物在特定环境影响下正义与道义相互影响相互碰撞所产生的令人深思和畏惧的力量和在这种力量影响下人物做出的最终选择。

《九三年》 正义 道义

作为法国浪漫主义文学殿堂里的璀璨明珠，维克多·雨果以其澎湃的创作热情和雄健无匹的才华折服了许许多多的读者与文学评论家。他毕生激情洋溢且野心勃勃，以无与伦比的天才与气魄，探索人类的本质与社会责任之间的道德准绳。《九三年》作为雨果的最后一部小说，融合了雨果晚年的价值观与人文思想，抛弃了过去作品卷帙浩繁的缺点，以简洁并极具张力的叙事节奏为我们再现了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场景。在这个破旧立新的变革时代，革命的必要性被无限放大，但革命的不成熟所带来的一系列弊病也被放大到极致。恐怖开始笼罩那个时代，暴力开始凌驾人性，狂热的理想主义掩盖了本真的善良。雨果通过悲剧又带有诗意的结局，将人性最终回归到一切利益的斗争之上。

一、正义事业与道义责任的抵牾

事实上，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革命本身是没有对与错的，不管是对守旧的保皇派还是求变求革的革命派来说。雨果也尽可能客观地阐释了这种观点。他曾把革命派的三位领袖罗伯斯比尔、马拉和丹东比作“地狱里的三位判官”，[1]140也曾借郭文之口把路易十六比作“被投到狮子堆里的羊”。[1]273所以我们应理智地谈论《九三年》中的正义，而不应陷入当下价值观影响的泥淖之中。在尊重当时环境的客观现实和基于这种环境变量下的精神诉求的前提下，我们可以客观地认为，西穆尔登是正义的，朗德纳克是正义的，郭文是正义的。这种正义是他们的理想与信仰的投射，尽管这种正义是有瑕疵的。但随着人类思想的不断进步，价值观的日趋一致，我们对事物有了附加当下道德属性的判断，这种以当下价值观为框架的评判并没有什么不妥，因为解读文学作品的目的就是要立足现实世界，为社会服务。我们可以对神话中各个人物有基于善恶是非的评价，尽管创造和转述神话的人并不一定认同我们的判断（雨果在《九三年》中大量引用了希腊神话中的人物故事）。

我们习惯将《九三年》称之为一部浪漫主义小说而非历史小说，主要原因是雨果在对人物塑造方面运用了高度象征化手法。每个人物都没有那些所谓的军事家的阴险与狡诈，而更像是神话中走出来的英雄。他们坚持己见，不会因为利益的诱惑或暴力的恐吓而偏离正确的路线；他们精神纯粹，为自己认同的正义挥洒热血，随时准备牺牲而毫无畏惧。这种单纯而又坚如磐石的品格，注定了他们纠葛斗争的悲剧结局。而正是在这种品格之下，他们皈依道义而背弃正义的行为，使他们的人性显现出更加耀眼的光辉。雨果试图用这种耀眼的光辉来反思大革命中的暴力，继而探索当正义的事业和道义的责任发生冲突的时候，是什么令人做出最终的抉择。本文将通过探讨文中正义和道义的相互影响，对此作出一些解答。

二、朗德纳克的自我救赎与郭文的悲剧结局

在作者笔下，朗德纳克和郭文的关系亲密而疏远。同一支世袭贵族的侄孙二人，拥有同样杰出的能力。他们都是勇敢的战士，能言善辩的演说家，才华横溢的领导者。不同的是：一个力图守护维持了一千五百年的封建秩序，阻止变革带来的灾难；一个试图推翻这种旧秩序，缔造光明与希望的新环境。朗德纳克守旧冷酷，为了理想、事业不择手段；郭文理性善良，富有同情心和荣誉感。这种残酷的对立关系略显讽刺，如同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善良的郭文把残忍的朗德纳克逼入失败的悬崖边，代表着进步的革命正在冲破腐朽的封建制度。这种令人欢欣的曙光却在道义的影响下发生剧烈转变。是的，朗德纳克已经逃出生天。国王需要他的解救，封建制度需要他的支撑。由他一手制造的即将发生的悲剧却成为救赎他的天使:

“侯爵摸了摸衣袋，摸到了铁门的钥匙。于是他弯下腰，走过他刚才逃出来的拱门，向他刚才出来的那条甬道再走进去。”[1]385

朗德纳克在悲剧的时刻，做出可能自我毁灭的决定。此刻，国王、王座、王权和毕生坚守的君主政治皆被抛诸脑后，这种带有悲剧色彩的决定救赎了他的灵魂，尽管他仍是那个残暴冷酷固守封建制度的可怕侯爵。这种背弃正义的行为，并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而是一瞬间的“天性”使然。这种瞬间的决定正是人性的影响和决断。

“把他杀掉吗？良心多么不安！把他放走吗？责任又多么重！ ”[1]407

没错，此时的郭文同样纠结在道义的呼唤和正义的事业之间：放走朗德纳克，“旺岱的战争又得从头打起，就像对付一条没有把头砍掉的九头蛇一样”。[1]407职责与人性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一边是坚守的革命事业，一边是一个因为道义而束手就擒的白发老人。皈依道义，就意味着正义的事业变成苍白。但荣誉感、正直与善良又时时敲击着他的心门，于是在犹疑与纠结之后，郭文最终选择了皈依道义，尽管这样的选择会给他带来杀身之祸。这种决定与朗德纳克的突然决定有所不同，它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

同样是背弃正义的事业而选择道义的指引，一个突然决定一个深思熟虑。郭文善良理智，做出这种决定不难理解，但侯爵残忍冷酷，做出这种决定就让人觉得无比困惑，因为悲剧是他一手缔造的，他完全可以借这幕悲剧获得自由进而重新为理想为事业奋斗。然而母亲悲号的呼喊唤醒了被狂热和责任掩盖的人性，是的，在这种突然的环境中，人性的力量战胜了一切的坚持。

三、西穆尔登的固守与极端

西穆尔登有一颗纯洁的良心，可是他的良心是犹豫的。他有一种易走极端的性格。[1]126

他就像箭一样的盲目的准确性，对准目标一直飞去。在革命中没有什么比直线更可怕了。西穆尔登一往直前，这就注定了他的不幸。[1]131作为郭文的导师和精神上的父亲，他对郭文付出了无尽的热忱与爱。他了解郭文，就像了解自己一样。当他得知他作为特派员去全权监视的人是郭文时，他脸色大变并叫了起来，或许西穆尔登已经预感到了悲剧的结局。他了解郭文的宽容与善良，这在残酷的革命中是不允许存在的。但这种宽容与善良，不正是继承了西穆尔登优秀的那一面品质吗？他为穷人吸取毒疮，把一切都给了穷人，因此我们不能不说他的人格是善良的；但他又坚持恐怖与暴力，做事毫不留情，这也成为了他致命的人格缺陷。当郭文在道义与正义的斗争中做出人性的选择后，西穆尔登却依旧坚持他的正义。即便郭文在两次与西穆尔登的对话中都让他词穷触动，也不能改变他的坚持。“西穆尔登就是内心有一种声音而自己听从这种声音的指挥的一类人”。[1]130这种可怕的坚持注定了他与郭文的悲剧结局。在人性与正义的斗争中，他选择了正义。而对郭文的爱与自己无法冲破的内心枷锁，让他选择了极端。

西穆尔登有善良的品格，这是毋庸置疑的。他曾提出用自己的生命交换朗德纳克人头以减少双方的伤亡，这是他善良的体现，也是他革命理想的体现。不错，结束旺岱的战争就是他的目标，就是真理，什么也不能阻止这个目标的达成，即使是自己。所以当郭文僭越了这条真理而释放朗德纳克之后，西穆尔登变得矛盾了。他徘徊迷茫，一面是坚持的正义，一面是自己的学生——精神上的儿子。在这种巨大的矛盾倾轧下，他最终选择了服从与坚持正义，而后又以自我毁灭的方式求得内心的安宁。在对郭文的判决上，道义的力量最终没有战胜他对正义事业的坚持，没有战胜西穆尔登的固守自我，但他的自我毁弃似乎又是一种人性的回归：对郭文的爱，也是人性的一种召唤与体现。

在道义与正义的碰撞较量中，三位主人公各自得到了自己的人性救赎，尽管他们的结局令人唏嘘。由此也体现出了雨果对人性对道义的独特理解。顺从道义而背弃正义这种体现美好人性的行为，是雨果赞美和嘉奖的。小说的结局也间接阐释了这种观点：顺从了道义的朗德纳克安全逃脱，坚持了正义的西穆尔登自我毁灭。郭文在挣扎中选择了道义，事实上也背弃了另一种道义——放走朗德纳克，他必然又回到敌人的位置上，重新开始屠杀无辜百姓，犯下非人道的罪行,所以他的结局悲惨而讽刺：他赞成军法处决朗德纳克，最终却死在了代表恐怖革命的断头台上。古人云：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在人性与思想不断进步的今天，如何避免西穆尔登与郭文式的悲剧，成为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作品中，雨果用诗化的语言，为我们描述了善良、慈悲心、荣誉感和责任感这些美好特质在人性成长中的积极作用，也为我们列举了其禁锢下的弊病。不可否认在当今社会中仍有很多人错误地固守自我，对待理想事业更是狂热病态，这就需要我们拥有理智的思考与符合人性的判断，从而避免踏入歧途。在一个多世纪后的今天，雨果所推崇的仁慈、博爱、美的精神依旧值得我们现代人沉思，从人性角度来重新解读《九三年》也似乎更多了一层现实意义。

[1]雨果.九三年[M].郑永慧,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伊犁师范学院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多丽丝·莱辛短篇小说的生态女性主义研究”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