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赵伟龙

摘要：蒲松龄表现自然灾害的诗作不仅具有“诗史”的性质，更较史实鲜活生动，让人震撼。他对农民遭受自然灾害时的感情是复杂的，既有对受灾民众的同情，亦有对受灾民众愚昧行径的愤慨。自然灾害的描写，还存在于其他文类之中，这不仅与作者的亲身经历有关，更因他有着浓厚的农民情结。蒲松龄此类作品具有鲜明独特的艺术价值，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

关键词：蒲松龄；聊斋诗集；自然灾害；灾害诗歌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自然灾害，指由水、旱、虫、瘟疫、地震、雹、霜冻等自然界气候异常现象造成的灾害。在蒲松龄笔下出现了众多表现自然灾害的作品，这些作品不仅在其诗作中得到集中体现，更广泛分布于其各类文学体裁中。这些作品具有深刻丰富的思想内涵和新颖独特的艺术魅力。此前研究有夏秀丽《聊斋诗研究》、罗凤英《蒲松龄农民诗研究》、吕冰《蒲松龄诗歌研究》、时小珍《蒲松龄诗歌研究》等，各有体会。然而，能结合蒲松龄其他体裁灾害叙述的，如王建平《论蒲松龄的灾难诗》等，为数不多。因而这项研究还有继续进行的必要。

一

据笔者最新统计，在盛伟先生所编校的《蒲松龄全集·聊斋诗集》中，所载灾难诗八十余首，几乎占其现存全部诗歌作品数量十二分之一 ① 。这些灾难诗题材涉及到水灾、旱灾、虫灾、风灾、霜灾、雪灾等众多的自然灾害。概括起来，蒲松龄的灾难诗有如下两个突出特色：

其一、不仅具有“诗史”的性质，更较历史鲜活生动、让人震撼。关于诗歌和历史的关系，钱钟书《宋诗选注·序》做了如此说明：“也许史料里把一件事情叙述得比较详细，但是诗歌里经过一番提炼和剪裁，就把它表现得更集中、更具体、更鲜明，产生了又强烈又深永的效果。反过来说，要是诗歌缺乏这种艺术特性，只是枯燥粗糙的平铺直叙，那么，虽然它在内容上有史实的根据，或者竟可以补历史记录的缺漏，它也只是押韵的文件。” [1]在众多自然灾害现象中，作者表现最多的是旱灾。如《旱甚》、《密云不雨》、《灾民谣》、《忧荒》、《击魃行》、《闻淄东无雨》等；其次为虫灾，如《蝗来》、《捕蝻歌》、《蜚虫害稼》等；再者为水灾等其它自然灾害，如《清水潭决口》、《袁宣四水没居庐，戏而吊之》、《赋得云飞北阙轻阴散》、《风雪行》、《灾禾叹》等；有的作品则是表现诸种灾害并发，如《纪灾》、《霪雨之后，继以大旱，七夕得家书作》、《虫后仅余荞菽，而久旱又将枯矣。时雨忽零，奈数里外未之沾及。闻毕公漪对客雪涕，感而作此》、《诸灾并作，秋稼已空，十月犹旱，麦田未耕。月来雨频降，吾乡独不及沾。延息待苏，不免憾造物之偏也》等。这些诗都是有感于当时灾害发生现实及受灾者无奈的状况。在《淄川县志》、《圣祖实录》中这实录都可得到佐证，如康熙二十四年乙丑（1685）：“是年，兖州、青州两府水患，淹没田庐。”按：《圣祖实录》卷一百二十二（五月二十七日）：“户部议覆：‘山东巡抚张鹏题报，兖州、青州二府属州县被水灾处，应委员踏勘。得旨：‘朕去岁巡行，经高唐、济宁等处，见小民生业艰难。今又值水灾，恐致流离失所。著速遣才能官员踏勘，俟其到时，详议蠲赈之法奏闻。”据盛伟先生考证，“是年夏，作者挚友袁藩水没居庐，遂作诗《袁宣四水没居庐，戏而吊之》” [2] 3391；康熙二十五年丙寅（1686），《淄川县志》载“四月、五月，多风雨；六月，雨；七月十八日，雨雹，蝗虫害稼。”盛伟先生还考证，“五月，有蝗蔽天而东，田禾狼藉，先生感而赋作《蝗来》七古诗及《捕蝻歌》等。” [2] 3392诗中出现的关于广大百姓惨状的描写更是让人读之如亲身经历一般。“一月不生云，田干透尺五。可怜豆根枯，空降豆花雨。”（《微雨》）此诗如白描一般，给我们描绘了一幅久旱之后，田地龟裂的画面。“勤者苦战禾半存，懈者少息穗苗尽。枯茎满地蝗犹飞，老农涕尽为一哂”（《纪灾》）则是作者在看到百姓遭受虫灾时苦楚的心情。上追陶渊明的“悯农”情怀，《见刈黍，慨然怀靖节》的“虸蚄老去又蝗生，晚稼无多患久晴”，仿佛让我们看到了一幅田地荒芜、虫灾并生的景状。蒲松龄所作的这些描写灾害的诗，不仅具有“诗史”的性质，更较历史叙事的书写显得形象生动，令人震撼。

其二、既有对百姓遭受自然灾害时的同情，亦有对百姓面对自然灾害时愚昧行径的愤慨。农民一年大多时间都是在田间辛苦耕耘，却不料因时常发生的自然灾害而损失惨重，乃至颗粒无收，白忙活了一场。这都被蒲松龄写进了诗中，以天灾肆虐令人无奈，来表达对百姓的悯惜同情。“大旱已经年，田无寸草青。大风折枯蓬，垅头黄埃生。五月行复尽，宁犹望西成？壮者尽逃亡，老者尚咿嘤。大村烟火稀，小村绝鸡鸣。流民满道路，荷簏或抱婴。腹枵菜色黯，风来吹欲倾。饥尸横道周，狼藉客骖惊。我行至旧村，邻半为逃氓。官慈盗日多，日落少人行。父老对欷歔，愁旱心煎烹。尤恐天雨降，晚田无人耕。”（《五月归自郡，见流民载道，问之，皆淄人也》）由于灾情严重、食物匮乏，众多灾民不得不靠掺谷糠、采野菜、鬻儿卖女、食人肉等让人听之匪夷所思的方法来艰难度日。“籴来糠核炊榆屑，又买阎浮一日生。”（《居民》）；“麦秋无颗粒，妇子采薇蕨。”（《故人惊憔悴》）；“去年卖女今弃儿，罗尽鼠雀生计窘。”（《纪灾》）；“市中鼎炙真难问，人较犬羊十倍廉！”（《饭肆》）。透过这些诗作，我们可以很明地显看出蒲松龄既有对灾情发生时人民所受惨状的书写，亦在其中流露出传统文人“穷年犹黎元，叹息肠内热”的普世性关爱。

在自然灾害降临时，人性人情都可能被扭曲，纵然百姓曾奋起救灾，限于愚昧无知，又怎能不做出一些失当之举。蒲松龄站在公正客观的角度，也对下层百姓的愚蠢行为进行了一些表现：“老妇解破襦，竿头悬结为旗旌；稚子无所计，破釜断作双鸣钲。”（《蝗来》）有时，他出于乡村知识分子的博爱，还对愚民们目光短浅、易于受巫者愚弄而放弃灭蝗束手待毙等等，感到义愤填膺，恨铁不成钢，如《捕蝻歌》：

莫惜方丈地，拔禾为巨阬。同井齐捍御，驱逐如群蝇。一阬几万万，数顷讵足平？胡计不出此，蚩哉直愚氓！听巫造讹言：蠕蠕皆神灵；况此悉生命，杀之罪愈增。贱者宣佛号，贵者或斩牲。登垅惟虔祝，冀蝻鉴丹诚。譬犹敌大至，临河读《孝经》。白刃已在头，犹望不我刑。

特别是透过后两句话，让人觉得百姓的所作所为既可气又可笑。而且在这种可笑背后，还隐藏着些许可悲。种种复杂而悲凉的情感，都充满了对于民众御灾行为失当而表现出的极度失望。应当说，这与鲁迅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感受极为相似，却早已著其先鞭。

在《击魃行》中，蒲公的悲愤情感达到了几乎无以复加的程度，诗中先是揭露“旱民忧旱讹言起，造言魃鬼殃群农。坟中死者瘗三载，云此枯骼能为凶”，于是被旱灾逼得红了眼的村民们，竟然真的以讹传讹，操械“蚁屯蜂集”来掀起了掘坟碎尸的暴行。本来，在年深日久“慎终追远”的丧悼习俗浸润下，人们寄悼哀思，祈求福佑，那些施暴愚民并非不知这是天灾，却又在造成更多的伤害，同样是受灾者的墓主，为此而“饮泣排心胸，既不敢言岂敢怒”，那些当局者迷的掘坟者，却仍在执迷不悟：“逐鼠不获逢野叟，群疑魃鼠化老翁。……齐鲁被灾八十处，岂有百鬼盈山东？”旱灾所派生出来的是社会人伦的“次生灾害”，受害者由于愚昧而又转化为害人者，人为地扩大了自然灾害的破坏力，于是诗人不禁悲愤交加：“哀哉滥听真愚蒙”！

旱魃自《诗经·大雅·云汉》“旱魃为虐，如惔如焚”以降，就被传播渲染为造成旱灾的恶神。中国大陆北方多个地区频繁发生的旱灾，传统社会长期以来自然科学不发达，迷信持续，造成了旱魃致旱的传言，裹挟着群体心理支配下的村民又互相感染，用极其错误荒唐的方式来“抗灾”，在变态化了的灾害心理驱使下，“三人成虎”的传播机制特别有效地作用于掘坟暴行。难道，找到旱魃所在坟冢，掘出旱魃，就可以找到致旱之源消除旱灾吗？乾隆年间如曾衍东（1751-1830）《小豆棚》也曾披露某些地区碎女尸以驱旱魃的求雨风习：“山左乡愚，每逢岁旱，辄以新冢上微湿者即以为魃。……”，“而且不少文本对旱魃外貌、变形、能量都有描绘” [3]134，然而蒲松龄早在他之前就理性地对百姓的这种行为发出了明确质疑：为什么打了旱魃，天还是那么旱？腐朽的尸骨有何罪过？你们凭什么如此凶狠？如果说掘墓毁尸是误信谣言所致的话，那么对在世之人不分青红皂白就一通乱揍则就完全表现了无知百姓近乎残暴、扭曲的变态心理。于是，蒲松龄便在诗末，发出了对百姓愚昧行径的强烈谴责：齐鲁大地有八十余处受灾，难道是有百余个旱魃为非作歹么？

由于蒲松龄所处的清初时代，社会生产力水平尚较低下，科学文化落后，愚昧迷信普遍，人们对干旱等天灾尚不能作出科学合理的解释，加上受“万物有灵”等迷信观念的影响，往往就容易把久旱不雨归结为妖邪作祟：“须知人类一旦为知识所摒弃，经验所不能援助，一切有效的专门技巧都不能应用之时，便会体认自己的无能，但是，这时他的欲望只是更紧迫着他，他的恐怖，希望，焦虑，在他的躯体中产生了一种不稳定的平衡，而使他不得不迫寻一种替代的行为。” [4] 66这虽属人类多民族的曾经存在的精神形象，但也有着古代中国灾害归因神秘思维、民俗信仰根源。

二

蒲松龄笔下还有大量关于描写人们在自然灾害降临时所遭受苦难的作品。这些描写广泛分布于其各类文学体裁中。《聊斋志异》中描写自然灾害现象的约14篇，其中尤以《地震》、《水灾》、《牛疤》、《雹神》（2篇）、《夏雪》、《柳秀才》、《张不量》较为著名。在《聊斋诗集》中的分布，上文已有详细分析，故不再赘述。《聊斋赋集》中《祷雨赋》也属此类描写。在《聊斋俚曲集》中，《磨难曲》卷一第一回《百姓逃亡》也生动地描写了人们在遭受自然灾害后逃难的景象。在《聊斋文集》中关于此类书写，亦不在少数，《康熙四十三年记灾前篇》、《秋灾记略后篇》、《拟上因亢旱，谕内外尽言得失，群臣谢表》）、《救荒急策上布政司》、《十二月二十日劝输文（代孙蕙）》等共计二十余篇。为何在蒲松龄笔下出现如此众多的有关自然灾害的描写，为何蒲松龄对这些危害人类的灾祸，显示了愈出众人的关心。我们可从如下两方面分析：

其一，这与作者的亲身经历有关。据盛伟先生《蒲松龄年谱》中统计，自然灾害出现的年份，在作者一生中多达三十六次。其中绝大多数自然灾害都发生在作者的家乡，还有少部分是作者在游历过程中遇到的。也就是说，在作者七十六年的生命时光中，有近乎一半的年岁，都亲身经历或目睹，至少耳闻了各种自然灾害的发生。此外，通过《蒲松龄年谱》可以看出有关灾难诗的创作贯穿他的一生。就在蒲松龄出生那年（崇祯十三年庚辰，1660年），就出现了“是年大饥，人相食；五月，大旱饥，树皮皆尽”的惨象。这在《聊斋志异·刘姓》所记：“初，崇祯十三年，岁大凶，人相食”和《聊斋诗集·降辰哭母》“因言庚辰年，岁事似饥荒。儿年于此日，诞汝在北房”都可得到确证。尽管作者对于诞生之年的这场灾害不可能有任何记忆，但是在后来通过其母的告知了解到这场灾难后，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出，它对作者的创作还是有着深刻影响的。在蒲松龄弱冠之前，自然灾害出现的年份共有八次之多。众所周知，一个人成年之前的记忆会对他后来的一生都有着深刻的影响。或许正是由于这些反复出现的自然灾害，让作者不得不去面对，遂蒲松龄对其有着异乎寻常的关注。这也正应了中国文学批评中“知人论世”的说法。了解到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在蒲松龄笔下出现众多关于自然灾害描写的文字的原因了。

其二，这与作者的农民情结有关。在中国古典文学的悠悠长河中，描写田园风光，反映农村生活的作家不在少数，诸如陶渊明、孟浩然、杜甫、陆游、范成大、辛弃疾等，但像蒲松龄那样广泛、深刻、全面地反映农村社会生活的作家却是极为罕见的。虽然他们的诗作大都是以田园风光、农村生活为创作题材，但却是以旁观者的角度来描写农村生活，很少有人躬行其中。纵然有“带月荷锄归”的陶渊明，但毕竟他笔下美好的田园风光只是用来反衬官场丑恶，所以，不能把陶渊明诗中的田园生活看成是当时农村的真实情况，那只不过是他个人的美好愿景。故像蒲松龄那样处在农村生活之中，以自己的切身感受来反映农村社会问题就显得弥足珍贵。因为蒲松龄始终生活在普通百姓之间，他的家庭就是农村中一个普通的家庭。兄弟异爨之后蒲松龄的处境更为贫困：“居惟农场老屋三间，旷无四壁，小树丛丛，蓬篙满之。” [2] 1308为减少开支，“松龄岁岁游学”。[2] 1308几个孩子出生后，家境愈加拮据。在这种艰难的岁月中，蒲松龄自然就对平民百姓的生活有了更深刻的体会。此外，作为“以食为天”的农民，自然就对气候有着深切的关心。正如袁世硕先生所深刻体会到的：“蒲松龄像一位老农，时而为久旱不雨而忧，时而为久旱逢雨而喜，天气的变化总是牵动着他的心弦。” [5]287因为在中国古代，农事活动能否得以照常进行，种植的农作物能否得到丰收，完全取决于自然气候。自然灾害如此频繁的发生，无疑对农业收成有着严重影响，随之也会影响农民的生活，进而影响作者的创作。所以蒲松龄不仅写了《家政外编》、《农桑经》等专门为农事活动服务的著作，还把自己所睹、所闻、所感以各种形式记录下来。因此我们就看到了此类作品广布于其文集中。

三

或许正是因蒲松龄一生经历了如此众多的自然灾害，又有着深厚的农民情结，才使他写下了如此众多的描写自然灾害的篇章。正如《聊斋志异》所体现出的蒲公应对灾害的态度：“也许是与人们包括蒲公自己的生存状态，是那样接近，不容回避，以至于对这些危害人类的灾祸，显示了异乎寻常的关心。” [6]253将蒲松龄的诗歌与小说比较，有助于对二者的进一步认识，也将印证本文所引钱钟书先生的断语。

首先，《聊斋志异》中的灾害、禳灾叙事，成功地运用了“小中有大”、“路遇鬼（神）使”等一系列佛经故事母题，强调客观描绘的传奇性、故事性；诗歌则主要诉诸主观情意，选择的受灾、禳灾的生活片段也是为着个体抒情“言志”服务的，表明对当时受灾状况、禳灾活动的态度，而更多地关注破坏力较为直接的自然灾害与农事禳灾。

其次，小说中较为关注灾害袭来中某一个体的幸运遭遇（如《柳秀才》、《雹灾》等），以及幸运所来自的道德成因 [7]，在个别之中写出一般，侧重正面地弘扬美德之于减轻、消泯灾害危害的效用；诗歌则多关注灾害造成的苦难的普遍性、无可逃避性，特别揭示出受灾派生出的“次生灾害”，是受灾主体愚昧无知导致的破坏力，更不能低估。

其三，就灾害禳灾描写来说，蒲松龄的诗歌与小说呈现出一种互补互动关系，应予以“统观”，更全面深入地了解蒲公体察同情民生疾苦又痛感乡民愚昧落后的悲愤。

因此，蒲松龄的诗歌不仅具有“诗史”之胜，更是以外写内（自我情绪、民众心理）的“心灵史”。写出了受灾主体如何在经受外在灾害煎熬的同时，也经手着自身与乡民同胞深在愚昧无知迷信导致的“次生”灾难。于是蒲松龄就以诗歌补充了小说世界的写照，而倾吐出超越清初时代的唤醒民众的精神诉求，尽管这可能是他未能完全意识到的，于是蒲松龄的灾害诗歌书写就实现了一个乡村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感和责任心。

参考文献：

[1]钱钟书.宋诗选注[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2]蒲松龄著.盛伟，编校.蒲松龄全集[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8.

[3]刘卫英.清代旱灾与求雨禳灾的民俗叙事艺术[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13，（6）.

[4][英]马林诺夫斯基.费孝通，等译.文化论[M].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

[5]袁世硕.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M].济南：齐鲁书社，1988.

[6]王立，刘卫英.《聊斋志异》中外文学溯源研究（第十一章《〈聊斋志异〉灾荒瘟疫描写的渊源及文化意义》）[M].北京：昆仑出版社，2011.

[7]刘卫英.《柳秀才》与柳御蝗灾象征溯源[J].蒲松龄研究，2003，（3）.

（责任编辑：朱 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