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家石门子岩画研究刍议

2014-12-08张芳

昌吉学院学报 2014年1期

张芳

（新疆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新疆乌鲁木齐 830000）

1987年，考古工作者在新疆呼图壁县发现一处大型以人物为主体的岩刻画（图一）。此后，王炳华、刘学堂、李树辉三位学者，就这一岩画的创作时代与作者，进行了专门研究，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解释。本文针对三位学者就岩画时代和作者的论证及对岩画内容的阐释过程进行比较分析，试图从方法论上探寻其不同观点的出现原因。

图一康家石门子岩画局部线图（源于网络）

一、纷纭难定的岩画年代与作者观

王炳华先生于1988年对康家石门子岩画做了实地考察，首先对岩画的内涵、时代和作者提出了自己的观点［1］。王炳华先生认为，康家石门子岩画创作的绝对年代为公元前1千年的前半期。［2］其依据是：第一，该岩画应是进入父系氏族后的产物；第二，新疆地区在“公元前3世纪前后的战国晚期，已经步入阶级社会，进入了文明。因此，从基本的历史背景去分析，康家石门子岩刻画，必须完成在公元前3世纪以前”［3］；第三，依据岩画“表现的人物面部特征，可以看出，人物面型、貌饰、与古文献中记述的塞人种族及他们头戴尖帽的特征，颇多共同点”［4］，若将岩画创作者设定为塞人，则“最晚也要在公元前3世纪以前，与前面的分析彼此可以统一”［5］；第四，未将岩画造像结论为公元前3世纪，而结论为公元前1千年的前半期，主要是考虑到这组岩画自它始凿到完成，曾经历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过程［6］。

2006年，刘学堂先生对王炳华先生的观点提出反思。［7］此后刘学堂先生不断提出一些新的证据论证其观点。［8］刘学堂先生认为康家石门子岩画的创作年代在公元前2千年的前半叶，作者是早期由北而南迁徙，活动在这一区域的吐火罗人［9］。他主要将康家石门子岩画与小河墓地进行比较，认为两处遗存的文化在三角艺术风格、夸张的鼻子造型、双性石人、面部涂红涂白、帽形、帽饰等六个方面存在可比性，由此推断康家石门子岩画的创作时代与小河文化的时间一致。另外还从岩画中双马神和人物体势符号的源流方面进行了考证，推导出岩画刻于青铜时代，很可能与吐火罗人在天山地区的活动有关。

2013年李树辉先生就康家石门子岩画的时代和作者，提出全新观点。［10］李树辉先生认为康家石门子岩画的创作时代在“公元前201年至公元前176年之间或更晚”，其作者是月氏人［11］。其依据是：第一，岩画人物所绘是戴牛角形圆顶帽的欧罗巴人，这支欧罗巴人是文献所记的月氏人；第二，“月氏人栖居河西走廊以及东部天山地区的时间在公元前201年至公元前176年的20多年间”［12］；第三，依据牛角形圆顶帽、双马神像、虎图的分布区域与文献中所记的月氏人的分布区域相吻合。

另外，其它学者也在不同的文章中提到过康家石门子岩画。其中宋兆麟［13］、古丽娅［14］、户晓辉［15］、戴良佐［16］、王敏［17］等基本同意王炳华先生的观点；林梅村［18］、汤惠生［19］与刘学堂先生的观点大体一致。

二、分歧的焦点

三位学者产生分歧的焦点集中在岩画人物的人种，岩画表现的帽饰，岩画内涵及相关符号的起源与传播等三个方面。

第一，人种方面。王炳华先生与李树辉先生均主要依据岩画内容判断岩画所刻人种为欧罗巴人种。王炳华先生认为：岩画“作为岩刻人物主体形象—狭面、深目、高鼻，明显具有欧罗巴人种的特征，而且头戴高帽，与文献中所反映的塞人的形体特征一致”［20］。李树辉先生认为：“岩刻人物长颅、狭面、深目、高鼻的形象具有欧罗巴人种的明显特征，月氏人正属于印欧语族群。”［21］

从岩画人物刻绘特征方面，很难准确具体地判断人种。其一，艺术不等同于真实。艺术是对现实的加工与抽象，提炼与夸张。朱狄先生认为，“我国古代岩画也有许多形象是很难解释的，因为它们可能在一种神秘的、变了形的神人同形论的意图下创造出来的”［22］。其二，山体石面限制细节的描述。岩面艺术，受岩石这一特殊艺术载体的形状、质地等诸多因素制约，岩刻画无法像在画布、纸张上的画作更便于描述细节。岩画大都线条简单，高度抽象，与我们日常所见的写实的画作无法并论。通过康家石门子岩画，虽可看出岩刻着重表现了人物的鼻子，但欧罗巴人种的其他诸多细节并未在岩刻中得以明晰表现。人种学研究是一门技术性很强、极强调精确的学科，即使是同种人群，人们的体貌特征差异很大也是常见现象。仅从岩画雕刻的人面出发，很难确定岩画上所绘人种是否属于塞种人或月氏人。

第二，人物帽饰。王炳华先生认为岩画中所刻为塞人帽饰，从“表现的人物面部特征，可以看出，人物面型、貌饰、与古文献中记述的塞人种族及他们头戴尖帽的特征，颇多共同点”［23］（图二）。刘学堂先生认为岩画中所绘是小河人戴的“一类圆平顶的筒形高帽”［24］（图三），帽子上的帽饰是翎羽。李树辉先生认为岩画中所绘是“装饰有牛角形饰物的圆形顶毡帽”［25］（图四）。对此刘学堂先生认为：“呼图壁岩画人物和小河人服饰之间存在直接关系的一个更有力的证据，是呼图壁岩画人物戴的高帽上多插有羽饰，大多插上两根翎羽，有的为单根，也有成排的，这种羽饰目前也只见于小河文化诸墓地”。［26］康家石门子岩画人物帽子上翎羽状饰，并非都是用双线条表示，这些多线条排列的线状帽饰不能理解为成排的牛角。

图二塞人帽式（由刘学堂先生提供）

图三

图四

第三，种群与民族。王炳华先生认为岩画作者是塞人，除通过岩画判断为塞人外貌衣物外，还认为岩画上的虎形图案与苏联南阿尔泰地区的巴泽雷克塞人墓中贵族棺木上绘的立虎“有明显的相通之处”。［27］李树辉先生认为岩画作者是月氏人，除通过岩画判断为月氏人外貌衣物外，还认为双马图像“是常见于月氏人的作品形式，广泛分布于月氏人生活过的北方广大地区”［28］，“阴山岩画中便有大量虎图，黑山岩画中也有虎图，乌鲁木齐南山阿拉沟墓葬曾出土虎纹金箔带，乌兰察布盟凉城毛庆沟及伊克昭盟杭锦旗阿鲁柴登等地都曾发现虎纹饰牌”［29］，“这些具有相同文化特点的岩画和出土文物的分布区域，正与月氏人的分布地域和迁徙路线相吻合。”［30］对马图像出现的历史悠久。公元前3600—前2200年的颜那亚文化中发现一件石人像下方刻有双马神的形象。［31］在叙利亚青铜时代晚期乌加里特遗址中也发现了双马神。［32］刘学堂先生认为康家石门子岩画与小河文化相关，并将康家石门子岩画与小河墓地以文化视角进行了系统的比较，认为两处遗存的文化在三角艺术风格、夸张的鼻子造型、双性石人、面部涂红涂白、帽形、帽饰等方面存在可比性。最终刘学堂先生得出康家石门子岩画与小河墓地是同一文化人群留下的不同质地遗存的结论。

三、符号的迁徙

岩画内容的阐释方面，王炳华先生与刘学堂先生都进行过较系统的研究，都注意到岩画中具有符号意义。刘学堂先生更多地从文化元素的起源、迁徙和流传分布角度考察岩画。王炳华先生注意到了岩画中的“虎形图案”，但忽略了岩画中人物体势的符号意义。

王炳华先生认为康家石门子岩画中所绘为原始舞蹈场面：“岩刻画面，犹如凝固在舞台的一场大型群舞造型。身体修长、形体秀美的女性成员，成排停立，上身稳定，两臂上下翻腾。当右臂平伸、右手上举时，左臂则平伸，左手向下，手指伸张。反之亦然。双脚，则轻轻蹬踏。这一动作，轻松、欢快，表现了女主人公们愉悦、欢畅的心情。”［33］刘学堂先生认为：“呼图壁岩画这种统一符号化造型，不仅仅是一种舞蹈姿势，更重要的是一种与生殖崇拜有密切关系的远古体势符号，与西方世界史前时期十分流行的‘卐’字符同源”［34］；“这种图案结构，并不能仅仅将其理解为舞蹈动作，呼图壁岩画不是简单的表现舞蹈的史前艺术品，更重要的它是一幅史前宗教画，画面中的所有因素都出于原始宗教的目的，为原始宗教服务，表现宗教内容”［35］。

康家石门子岩画中主要的人物体势一致，是程式化了的符号，是被饶宗颐先生称为宇宙符号“卍”符［36］的变形。据考古发掘，早在欧洲的青铜时代“卍”形纹饰就见于欧洲了。［37］出土特洛伊的铅制女神像阴部饰有“卍”符（图五），“这座铅制女神像阴部的卍形，乃是女性生殖的标识，亦即生育能力和繁殖能力的象征”［38］。关于“卍”符变形的人物体势目前发现最早的材料是来自匈牙利公元前5500年—公元前5400年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的陶器上（图六）。［39］

图五铅制娜娜女神像（源于《中西纹饰比较》，第76页）

图六欧洲石器时代陶器上人物体势

图七阿勒泰富蕴县唐巴勒塔斯岩画局部线图（由刘学堂先生提供）

以符号的视角揭示岩画内涵十分关键。康家石门子岩画上出现的弓箭，如不按符号来解释，难以解释为何弓箭出现在非狩猎题材的画作中。弓箭出现在岩画中除了作为狩猎工具外，更多的情况是与生殖崇拜相关的一种符号。新疆阿尔泰山哈巴河县的一幅岩画中，弓箭很长，与交媾男女相连接，在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弓箭功用与生殖力量是密切相关的（图七）。现代人与岩画创作者处于不同的文化话语背景中，现代人如何才能尽可能还原岩画本来所表达的含义呢？无疑需要通过对这些符号进行解读。对此，朱炳祥先生提出了“符号内涵的历史性还原法”［40］就是通过解读符号认识原始文化，尽可能还原原始文化。

四、结语

通过比较三位学者的研究，康家石门子岩画创作过程与小河人群在这区域的活动相关，岩画的创作时代是青铜时代，其作者很可能与早期吐火罗人在这一带的活动有关的观点更接近历史的实事。康家石门子岩画与小河文化以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可进行系统的比较，通过比较，可以推断这两处遗存为同文化同时代作品，其创作时代不晚于公元前2千年的前半叶。

对于岩画研究方法的思考：第一，岩画是艺术，艺术不等于现实，岩画艺术不利于表现细节。第二，岩画的文化归属应可以与岩画进行文化学视角的比较，且这种比较应做系统的比较而不是文化要素个例的比较。第三，岩画研究中不能忽略岩画的象征意义，不以现代人思维对岩画进行阐释，如此才能还原原始文化、认识原始文化。

［1］王炳华先生在1988年《新疆文物》第二期上发表了《呼图壁县康家石门子岩画生殖崇拜岩雕刻画》一文。该文1993年被论文集《丝绸之路岩画艺术》收录，2009年被论文集《丝绸之路考古研究》收录。1991年王炳华先生出版了《新疆天山生殖崇拜岩画》一书，书中收录了论文《新疆天山生殖崇拜岩画》，并对康家石门子岩画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公布了较为全面的照片。王炳华先生有多篇论文涉及康家石门子岩画，主要有：2004年9月发表的《新疆岩画的内容及其文化含义》、2012年发表的《康家石门子岩画透露的历史文化信息》。这两篇论文就研究方法及观点与《新疆呼图壁县康家石门子岩画生殖崇拜岩雕刻画》一文保持一致。

［2］［3］［4］［5］［6］［23］［27］［33］王炳华.新疆呼图壁县康家石门子生殖崇拜岩雕刻画［A］.周菁葆.丝绸之路岩画艺术［C］.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140,139,139,140,140，138，140，140.

［7］刘学堂.呼图壁岩画的时代和作者［J］.新疆文物，2006,（2—4）.该文后来被收录在论文集《无萨满时代的萨满——新疆师范大学萨满国际会议论文集》中。

［8］刘学堂.丰产巫术：原始宗教的一个核心［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7，（2）：44—51.

［9］［24］［34］刘学堂.呼图壁岩画的时代和作者［A］.迪木拉提·奥迈尔.无萨满时代的萨满——新疆师范大学萨满国际会议论文集［C］.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133—154，148—149，136.

［10］［11］［12］［21］［25］［28］［29］［30］李树辉.康家石门子岩画创作者和创作年代［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3，（4），46—52，52，51，47，47，48，48，48.

［13］宋兆麟.生育巫术对艺术的点染［J］.文博，1990，（4）：87—95.

［14］古丽娅.新疆呼图壁康家石门子岩雕画的初步研究［J］.美术研究，1990，（3）：51—55.

［15］户晓辉.跨文化视野下的呼图壁生殖岩画［J］.西域研究，1994，（1）：55—65.

［16］戴良佐.新疆昌吉地区塞人文化遗迹初探［J］.西北民族研究，1997，（2）：146—152.

［17］王敏.论呼图壁康家石门子岩画的民族特点与造型特征［J］.装饰，2006，（1）：40—41.

［18］林梅村.吐火罗人的起源与迁徙［J］.西域研究，2003，（3）：9—23.

［19］汤惠生.青海岩画——史前艺术中二元对立思维及其观念的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