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 伟

(成都体育学院新闻系，四川 成都 610041)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意大利共产党的缔造者——安东尼奥·葛兰西的理论是重要的一环。它是马克思主义与20世纪初的西方资本主义发生碰撞后经由实践总结出的理论体系。不少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认为，葛兰西的霸权理论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最重要的理论成果之一。

葛兰西本人对于体育的论述凤毛麟角，德裔美国体育学者阿伦·古特曼认为“接近于零”，［1］但他的理论却对20世纪70年代后的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影响重大。本文尝试对葛兰西的理论进行简述，着重将该理论对体育科学研究的影响加以分析，冀望能够让这一理论武器在中国体育科学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

1 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的内涵

葛兰西主义的精髓，就是文化霸权理论。“霸权”一词的由来是因为葛兰西在论述中多次使用egemonia一词，但不可忽视的是，葛兰西其实时常也用direzione的表达。这两个词在意义上比较接近，相对应的英文表达分别是hegemony和leadership。因此在中国也有不少学者将“霸权”称为“领导权”。文化霸权是指统治阶级不诉诸暴力或强制方式，就能使从属阶级的意识得以重新构造。文化霸权强调的更多的是一种文化的方式，通过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和世界观、价值观去教育民众，争取民众“同意”。在这个过程中，文化霸权不是通过统治阶级自上而下的操控获得的，而是从属阶级在积极参与的过程中不断获得同意和认同的过程。文化霸权实现的前提条件是从属阶级“自愿”的同意，进而达成统治阶级世界观指导下的“健全的常识。”［2］不难看出，文化霸权实际上是一种非暴力的、通过意识形态渗透的文化控制权。

事实上，葛兰西认为自己的霸权理论跟列宁主义的领导权之间的确有很大的关联。他提出，“一切都是政治，甚至哲学以及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也是。只有行动中的‘哲学’是历史，即生活本身……人们可以断言，伊利奇(列宁)开创的霸权的理论化和现实化也是一个伟大的‘形而上学’事件”。［3］尽管葛兰西坚称自己的理论是对列宁理论的发展，但很多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都趋向于认为霸权理论是葛兰西本人的核心哲学思想，甚至有学者认为霸权理论是葛兰西对20世纪马克思主义传统政治理论的最大贡献。［4］

另一方面，葛兰西的理论也受到了本国思想家马基雅维利和克罗齐的影响。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是葛兰西《现代君主论》的重要理论源泉。克罗齐的实践哲学思想源出于黑格尔，这是葛兰西思想的另一个重要来源。［5］

与马克思从经济的角度来理解国家不同的是，在葛兰西生活的20世纪初这个时代，他已经目睹了一些欧洲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失败，也看到了苏联革命取得的阶段性胜利，因此他摒弃了马克思认知的国家经济视角。在他看来，“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即强制力量保障的霸权。”［6］218政治社会是以暴力和法律为基础，市民社会则是以道德、文化等为基础。政治的强制和霸权文化力量的配合才能完成现代社会的功能。他认为，“国家是统治阶级宣扬和维护统治，借以获得被统治者认可的所有复杂的实践及理论活动的总和。”［6］200

文化霸权理论的核心不在于强迫大众违背自己的意愿，屈从于统治阶级的压迫，而是个体心甘情愿地参与被同化到统治集团的世界观或是意识形态中来的。葛兰西认为，统治阶级通过文化霸权将市民社会打造成统治阶级最后的、顽固的、也是极为有效的防御工事。［6］191在这里，文化和意识形态取代了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

葛兰西的另一个重要观点是对哲学家的认定。他认为，哲学是一门奇怪而艰难的东西，必须由特定领域的专家和哲学家从事专门的智知活动构成这种偏见必须革除。在葛兰西看来“人人都是哲学家”。［6］232这就为他的有机知识分子论提供了有效的理论支撑。在葛兰西看来，无产阶级不足以成为革命的领导者。要推翻旧有的资产阶级势力，有机知识分子应当成为革命的主体。区别于传统知识分子的“智识型”划分标准，葛兰西认为区别知识分子与非知识分子的真正标准“仅仅是知识分子职业范畴的直接社会功能。”［6］4能够批判和建构新世界观的知识分子就是他眼中的“有机知识分子”。因此，葛兰西革命性地提出了有机知识分子是主体、无产阶级是客体，二者结合才能够夺取文化霸权，进而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

葛兰西认为，夺取文化霸权的基本方式是有机知识分子对无产阶级民众自上而下的灌输式教育和组织。因此，“实践哲学有两项工作要做:战胜形式精致的现代意识形态，以便组成自己独立的知识分子集团;教育在文化上还处于中世纪的人民大众。第二项工作是基本的工作，它规定着新哲学的性质，并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质量上吸收它的全部力量。”［6］305有机知识分子必须同化民众，“改变他们的心态，传播哲学新事务”是有机知识分子的责任。只有在知识分子和普通人之间存在着与应当存在于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同样的统一的时候，人们才能获得文化上的稳定性和思想上的有机性质。有机知识分子只有把群众在其实践活动中提出的问题研究和整理成融贯一致的原则时，他们才和群众组成为一个文化的和社会的集团。只有通过这种接触，哲学才变成“历史的”，才清洗掉自己身上个人性质的知识分子要素而变成为“生命”。［6］240-241因此在夺取文化霸权的过程中，有机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2 文化霸权理论对西方体育思想的影响

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看似与体育没有直接关系。但只要稍作思考便不难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体育恰恰是葛兰西霸权理论中市民社会文化层面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英国社会学家约翰·哈格里夫斯指出的，“体育已经成为国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霸权理论对体育就显得格外重要”。［7］9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正是利用了体育在社会中难以替代的重要作用，通过体育的文化霸权功能，从而逐步实现从属阶级对现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认同。在这个过程中，统治阶级并没有使用暴力手段，他们使用的是文化渗透，尤其是身体文化的渗透。通过工人阶级对社会中职业体育和身体锻炼的痴迷，统治阶级巩固和加强了从属阶级对于社会的认同。19世纪中叶以降，足球在英国工人阶级中的逐渐风行，正是统治阶级体育文化霸权逐渐渗透的结果。

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列强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殖民时期，很多体育运动也通过文化霸权的方式被移植到了被殖民的国家。最典型的例子是板球运动，这项英国的国球通过殖民者“有机知识分子”的功能被输入到被殖民的国家和地区。殖民地区的民众被灌输这是一种“国家运动”的“共识”，强迫接受这一运动。时间长了以后，传统的英联邦国家和地区便习以为常这种文化霸权。［8］51因此，直到今天，这项运动仍然是印度、西印度群岛、澳大利亚等多数英联邦国家中最流行的运动项目之一。

那么，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统治阶级是如何实现体育的文化霸权的?工人阶级又是如何一步一步地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文化霸权的?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引起了西方学术界，尤其是体育学界的长期思考。在约翰·哈格里夫斯有关体育文化的这本重要的论著《体育、权力与文化》中，他在体育与权力和文化关系的论述时大量运用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哈格里夫斯主要探讨的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统治阶级对工人阶级的霸权”，他认为体育在这一时期英国社会的勃兴是因为“体育被作用为集中男性工人阶级并占据他们空闲时间，让年轻的男性工人阶级不成比例地附着于大量组织。”［7］77这深刻地揭示了体育作为统治阶级麻醉工人阶级，使其在不经意间沉迷于体育运动和体育赛事并忽视阶级间差异的本质。事实上，英国文化研究流派下的体育霸权理论大都是以这个认知作为出发点的。在1992年第9季第2期《体育社会学学刊》制作了一个英国体育文化研究专辑，这是集中展示英国体育文化研究学者的成果与葛兰西思想密切联系的阵地。值得注意的是，哈格里夫斯所指的霸权与葛兰西的霸权是有差异的。哈格里夫斯认知下的“霸权是一种权力关系的平衡，它一方面处于暴力与强迫之间，另一方面处于使用权力的自愿遵守中，已经得以转换，因此权力关系功能在很大程度上是后一种模式。”［7］4这一套理论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显得比较有说服力，因此这部作品在西方体育社会研究中始终是经典之作。

澳大利亚体育文化研究学者大卫·洛弗在《体育与当代社会理论家》中专门辟出一章《安东尼奥·葛兰西:体育，霸权与民族文化》来介绍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思想与体育研究的密切关系。［9］110这个章节是在之前各种研究基础之上的综合研究，研究并没有按照常规率先厘清文化霸权思想，而是着重梳理葛兰西的思想与当代各种体育社会学和人文学研究的关系。正如洛弗所言，在处理体育社会学中的核心冲突议题——性别、种族和性感等问题时，“葛兰西主义时刻”是替代阶级关系理论的重要理论武器。［9］107这也被普遍认为是研究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与体育科学研究关系的重要代表作品之一。

如果说洛弗的研究是一个理想范式的话，那么英国体育文化研究学者阿伦·拜尔纳的研究可能更加全面和透彻。如果说他在《体育社会学学刊》上发表的论文是运用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小试牛刀的话，［10］那么他在《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与体育》一书中的章节《重置葛兰西:马克思主义、霸权与体育》可算是迄今为止所有研究葛兰西思想与体育科学研究中最具有说服力的研究之一。在这里，拜尔纳系统地解析葛兰西思想对于新马克思主义体育观的重要影响。他提出，葛兰西可能是继诺贝特·埃利亚斯、米歇尔·福柯和皮埃尔·布尔迪厄之后在有关体育研究中最经常被提及的名字。［11］拜尔纳还指出，是葛兰西有关底层和上层建筑的理论贡献令马克思主义重新焕发生机，并被新马克思主义和文化研究学者牢牢把握。值得注意的是，拜尔纳不仅指出了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的吸引力以及它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更提出了西方体育学界对于文化霸权理论的滥用。似乎体育研究只要不从文化霸权理论出发就缺乏批判性，这其实恰恰与葛兰西理论的出发点相左。拜尔纳这个及时的指正对于言必称文化霸权理论的西方体育学界，尤其是英国体育文化研究学派不啻为一针见血的点评。

美国体育社会学家威廉·摩根在代表作品《体育的左翼分子理论》中用一个章节的篇幅论述了他心目中的“体育霸权理论”。他认为，这个理论只是源出于葛兰西，但是充满了“混合”元素。它揉合了福柯和布尔迪厄的理论，更把伯明翰学派霍加特、雷蒙德·威廉斯和桑普逊的观点融会贯通。［12］因此，在摩根看来，体育霸权理论其实已经远远超出了葛兰西思想中有关文化霸权的束缚，成为当今全球体育社会学和文化研究学者中左翼力量的主要代表理论之一。

英国体育文化研究学者理查德·朱利亚诺蒂在《体育:批判社会学》中也专门用一章的篇幅来论述“文化研究:抵抗之上的霸权理论”。［8］43-61与摩根的观点类似的是，朱利亚诺蒂也把体育霸权理论看作是借用葛兰西的理论之名，以伯明翰学派的主要思想为核心的理论体系。这也再次印证了文化研究学派对于葛兰西思想的传承甚至超出了法兰克福学派和葛兰西故乡——意大利的后续研究。

在体育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重要理论指导作品《体育研究手册》中，德国社会学家贝罗·里高尔在马克思主义体育理论中谈到了葛兰西思想对新马克思主义体育观的影响。［13］詹妮弗·哈格里夫斯和伊安·麦克唐纳从文化研究视角也谈及葛兰西思想对于这一学派的深远影响。［14］苏珊·比瑞尔从女性主义的视角论及葛兰西霸权理论的特殊影响。［15］南希·斯特鲁纳在“社会历史与体育”［16］一章，苏登和汤姆林森在“体育、社会阶级与状态的理论化”［17］一章中也不可避免地涉及到有关葛兰西思想的理论。可见，在当今体育研究中，葛兰西思想的影响几乎无处不在。

英国体育文化研究学者加里·万内尔在论述电视体育的文化变迁时，坦承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的影响。因此在他的论述中，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被一再提及。他指出，“葛兰西的霸权在文化研究领域的应用通俗易懂，尤其是在对统治阶级和附属阶级的互动中一览无遗。”［18］事实上，在对研究中的主要对象——电视体育的变迁分析中，万内尔主要运用的就是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难怪他在分析中还引用了英国文化研究学者斯图亚特·霍尔在《文化研究:两种范式》中的经典话语:“葛兰西的霸权概念越来越受到关注，它把两个看似不相容但颇富创造性的范式恰当地捏合在一起，处理了一个明显的难题。”［19］

英国体育文化研究学者格兰特·贾尔维和约瑟夫·马奎尔在《社会思想中的体育与休闲》中，也用一个章节“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及之上”的大篇幅地阐述了葛兰西的思想对体育与休闲文化的影响。［20］109-112在对理论的探讨中，他们认为葛兰西以意大利的革命实践为蓝本展开的论述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和发展，更具有20世纪的时代特征。他们提出，虽然在对英国战后的体育休闲分析中无法直接套用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但他的理论显然提供了一个理想的研究范本。他们指出，“也许从葛兰西的思想中学到的第一课就是，如果一个人想把葛兰西主义的视野和概念用于新的研究领域，那么他必须把体育与休闲作为整体的理论体系和具体的历史观加以结合。”［20］112他们在葛兰西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一系列理论，但这些理论中无不充斥着葛兰西文化霸权思想的影子。无独有偶，英国学者约翰·克拉克和查斯·科里切尔在《魔鬼做工》一书对休闲的论述中也运用了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他们指出霸权的概念“压缩和结晶了大量文化控制和冲突过程中的主要议题”。［21］在这层意义上，民族文化是由许多不同的冲突中的亚文化构成的，要将这些文化元素进行分节并不容易。

在这部作品的基础上，不少研究更进一步。在几位有着英国文化研究背景的澳大利亚学者合著的《全球化与体育》中，作者们给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赋予了时代意义，他们把“市民文化”的提法改称为“全球大众文化”。［22］他们在论述中也不可避免地运用了文化霸权理论。这部作品是全球化背景下体育霸权理论的一部开山作品，有着鲜明的时代感。

英国文化学者吉奥佐·莫尔纳和约翰·凯利在最近的研究《体育、锻炼与社会理论》中也就体育文化研究理论与葛兰西思想的关联做了比较细致的阐释，同时对将近20年前的摩根的左翼分子理论进行了补充和修正。［23］

进入21世纪10年代之后，体育社会学研究和体育人文研究中借用葛兰西思想的热潮丝毫没有褪去。英国体育社会学者多米尼克·马尔科姆在《体育与社会学》中用不少篇幅论述了葛兰西思想对于当今体育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贡献。［24］英国学者约翰·霍尔内等在对体育的社会文化学阐释中也提到了葛兰西思想的启发意义。［25］

虽然葛兰西思想对于体育科学研究的影响如此巨大，但我们不得不看到，现在也有另一种趋势在不断蔓延。那就是不少体育研究明明与文化霸权理论关联不大，但也意欲生搬硬套，贴上标签，以显示自己的理论高度。这实际上是对葛兰西主义的一种误读。在前述的绝大多数西方体育研究中，体育霸权与葛兰西的文化霸权其实只有程度较低的关联性。由于葛兰西本人几乎没有对体育的直接论述，所以如果对葛兰西的思想进行过度解读，在某种程度上很可能是对葛兰西思想体系的误读。这是在体育研究中特别需要注意的环节。

3 结束语

由于葛兰西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思想进入20世纪以后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重要理论武器之一，所以国内学者对葛兰西思想的研究相当透彻，葛兰西的绝大多数作品都已经被译为中文，有关葛兰西思想的文章和论著数以百计，有的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但遗憾的是，葛兰西思想迄今为止尚未对中国体育科学研究产生多少影响。也许这是因为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针对的是资本主义社会语境中的统治阶级和从属阶级。但社会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葛兰西几十年前的研究路径和语境今天看来已经发生了重大的转变，需要有更多新鲜的理论来丰富和完善葛兰西文化霸权思想在体育研究中的运用，也需要结合中国语境对体育的文化霸权理论进行丰富和完善。可能，这也正是中国体育科研工作者需要借鉴其他领域的学者和国外体育文化学者的地方。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或者称为文化领导权理论，是对职业体育、体育与休闲、体育功能主义等理论领域的重要研究工具，也许这样的研究在进入21世纪10年代之后的中国体育学界会逐渐勃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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