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文

(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济南 250100)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谈到我国当前的信用状况时总结了国内信用恶劣的七种表现：履约率低；债务人逃避债务；假冒伪劣充斥市场，毒米毒酒事件不断；企业虚假披露，上市圈钱行为屡见不鲜；有偿新闻、虚假广告、虚假财务报告和“黑嘴股市分析”满天飞。①马本江：《信用、契约与市场交易机制设计》，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当前社会存在的信用缺失已成为各领域不容忽视的问题，信用文化体系亟待健全和完善。那么，信用文化在现代社会中如何界定?英国学者约翰·汤普森把大众传播的发展理解为文化领域的一种发展，提出“现代文化传媒化”的观点，他认为文化是一种结构化背景中的象征形式，“文化的概念可以适当地用来一般性地指社会生活的象征形式，指社会互动中交换的象征形式所体现的意义特征。”②［英］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高铦等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13页。影视剧不仅用逼真的画面记录下了时代的变迁，而且可以反映出一定社会历史时期的象征形式。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通过影视剧传达出的文化表征是现实社会文化的影像书写，影视剧对信用文化传播与重建的尝试在现实社会中的影响力是不容忽视的。

一、信用文化界析

若要对“信用文化”作出界定，首先需要厘清“文化”的含义。正如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所言，文化是最复杂的词之一，“它本身可以看作一幅特殊的地图，借助它，我们可以对种种历史变革的本质进行探索”③［英］雷蒙德·威廉斯：《文化与社会》，高晓玲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11年版，第5页。。在他的《文化与社会》一书中，从历时性角度梳理了19世纪中“文化”一词的内涵演变：“一是心灵的普遍状态或习惯，与人类完美的观念有密切联系；二是整个社会智性发展的普遍状态；三是艺术的整体状况；四是包括物质、智性、精神等各个层面的整体生活方式。”④［英］雷蒙德·威廉斯：《文化与社会》，高晓玲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11年版，第4页。威廉斯将文化与“意义”联系起来，将文化作为观念、意义等“指意系统”的观点对文化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信用”的概念同样不易把握，这个词发展到现在，是个跨文学、法律、经济学、伦理学等多学科的术语，内涵丰富，很难简单概括它的含义。《现代汉语词典》中对“信用”一词的解释有四种：1.能够履行跟人约定的事情而取得的信任；2.不需要提供物资保证，可以按时偿付的，如信用贷款；3.指银行借贷或商业上的赊销、赊购；4.〈书〉信任并任用。概而言之，信用主要涉及伦理道德、法律、经济学、货币金融学等层面。从伦理道德层面看，信用主要是“信守诺言”的一种道德品质；从法律层面来看，信用是对契约遵守的责任和义务；从经济学层面看，信用是一种借和贷的经济行为；从货币金融学层面看：以约翰·劳(John Law，金融和纸币之父，首创银行信用证的英国银行家、经济学家)为主要代表的“信用创造学派”主张“信用就是货币，货币就是信用”。可见，在发生学和语义分析的视域，信用包含了伦理信用和契约信用两部分。

“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道德一直是一个核心的命题。”①王曙光等：《金融伦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15页。信用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从先秦到魏晋，再到宋元明清，直至近代，诚信观念作为人类社会交往活动的重要行为规范，一直被众多思想家们重视。《论语·为证》云：“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孔子认为，“信”乃立身之本。《说文解字》中许慎对“信”的注解为“从人从言”，可见“信”在古代是人际交往的基本准则，以道德伦理的范畴为主。

在西方，“信用”一词，起源于拉丁文“crdeo”，意思是道德伦理范畴的“信誉、相信”。后被引入英文“credit”，具有了法律和经济学意义上的赊欠、债权、存款的含义。这在《韦氏英文词典》和《牛津法律大词典》的释义中有所体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信用是以偿还为条件的价值的单方面让渡，是价值运动的特殊形式。可以说，西方的契约文明是其信用文化的核心精神，一方面是由于西方宗教的传统教义崇尚“约”，另一方面是由于西方商品经济发展的时间早，信用与商品经济生活也早早地联系在一起。

通过对“信用”和“文化”的定义，可以对信用文化作出界定：信用文化是在信用行为中产生，又对信用行为产生能动反作用的观念和意义的集合。

二、信用文化的现代性转向

现代性问题一直是萦绕着20世纪存在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解构主义等文化批判理论的话题，现代性是否还存在，是否需坚守，以及如何解释后现代解构主义思潮对现代性的否定，都成为学者们思考的问题。伴随现代化社会发展而出现的现代性主要体现为主体性和理性化的文化精神。马克斯·韦伯就是社会学家中将现代化和理性化视作同一历史过程的理论家，他曾在《儒教与道教》一书中断言中国的儒家伦理精神由于缺乏相应的理性观念而与现代性精神格格不入。

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的自序中讲得颇有道理：“要认识中国问题，即必得明白中国社会在近百年所引起之变化及其内外形势。而明白当初未曾变的老中国社会，又为明白其变化之前提。”②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因此，要认识信用文化，我们还需明白古代传统社会中的“前现代”信用文化，以及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信用文化在中国的现代性转向。

纵观两千多年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史，“信”的运用领域大抵是在“诚信为本，忠恕之道”的交往观中。先秦文化中的信用思想代表着古代传统信用文化的开端。经统计，“信”字在《论语》中出现了38次，《孟子》中出现了30次。“信”在两汉和魏晋南北朝时期更是上升到“五常”之一的地位。西汉董仲舒建立了一套神学化的道德观，把“信”放在“五常”之中，“信”成为人伦之本——“仁义礼智信”的重要组成部分。东汉时期由班固等人编著的《白虎通义》，用五行来解释道德人伦，把“仁义礼智信”和“心肝脾胃肾”相对应。这固然有唯心主义的倾向，但也从侧面反映出“信”的地位。明清时期，以王阳明、王夫之等为代表的思想家对“诚”和“信”的阐发上升到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哲学范畴，仍然把“信”尊为利己、利他、利国的道德起点。值得注意的是，清末开始有了反对封建思想的维新潮流，大声疾呼“三纲五伦，惨祸烈毒”，但是康有为和谭嗣同分别在著述中肯定“信”的价值，“五伦中于人生最无弊而有益，无纤毫之苦，有淡水之乐，其惟朋友乎!”③姜翰编著：《裂变与反思——儒家信用文化与中国社会信用制度》，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43页。

费孝通先生在其著名的《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到：“在社会学里，我们常分出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一种并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一种是为了要完成一件任务而结合的社会。用我们自己的话说，前者是礼俗社会，后者是法理社会。”④费孝通：《乡土中国》，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页。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区别，在于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和所根据的规范的性质。

在传统社会中，传统伦理化的信用文化是社会公认的行为规范，是立身之本、交友之道、经营准则和为政之基，但是“维持礼俗的力量不在身外的权力，而是在身内的良心，所以这种秩序注重修身，注重克己”⑤费孝通：《乡土中国》，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8页。。就像《天下无贼》(2004年上映，冯小刚导演)中农村娃傻根的台词：“俺家住在大山里，在俺村，有人在山道上看摊牛粪，没带粪筐，就捡了个石头片儿，围着牛粪画了个圈儿，过几天想去捡，那牛粪还在。”这形象地描绘出农村人相互之间的信任和真诚。新中国实行市场经济后，改革开放成为必由之路，经济交易行为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行为，人口流动成为一大景观，血缘地缘合一的现象终结。所以，古代中国盛行的人伦信用，随着社会时间长度上的除旧革新和空间上向“地球村”广度的延展，必然随之转换，传统中国信用文化的局限性已经彰显。人类社会开始通过契约关系的纽带来建立和维系新型的经济交往关系，而且这种契约关系开始在社会生活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一个理想的社会建立于人与人之间而非人与政府之间的契约关系。社会秩序乃是为其他一切权利提供了基础的一项神圣权利。然而这项权利决不是出于自然，而是建立在约定之上的。问题在于懂得这些约定是什么。”①［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2页。卢梭把社会契约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归结为：“要寻找出一种结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卫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使每一个与全体相联合的个人又只不过是在服从自己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样地自由。”②［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1页。他认为，社会契约能够合理存在的前提条件是每个人把自己的绝对自由让渡给契约里的规范，每个人让渡的自由都是同等的，都可以获得同样的权利，所以人们就得到了自己所丧失的一切东西的等价物以及更大的力量来保全自己的所有，那遵守契约、社会和谐安定就成为可能。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提到，人作为有局限性的存在物，他和一切“有局限性的智灵”一样，不能免于无知与错误，他受到千百种的情欲的支配。这样的一个存在物，就能够随时忘掉他自己，哲学家们通过道德的规律劝告了他。他生来就是要过社会生活的，但是他在社会里却可能把其他的人忘掉，立法者通过政治的和民事的法律使他尽他的责任。③［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页。所以，在现代文明中，法律规范的存在是契约精神的实现保障。

概而言之，信用文化在现代社会的转向，大致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现代信用文化的道德基础不再是书本里空泛化的劝诫，而是以建立在法律和规则约束下的合法性、正当性原则；二是现代信用文化在经济交往中的功用愈来愈明显，是用以维持商品社会健康发展的保证；三是信用文化只有在私人领域中实现文化自觉，才能实现在公共领域内的完善和发展。

在追寻理想的现代信用文化的路径上，我们也必然要思考一个问题：如何对待传统的信用文化?是“弃之如敝屣”，还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答案可以从“如何对待传统中国文化”这个更大的命题中来寻找。当然，我们不能无视传统信用文化对构建现代信用文化的意义和作用。本文认为，第一，传统的“诚信”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瑰宝”，在现代人格培育方面起到了强大的智性支持作用，为现代信用的伦理维度打下坚实基础。第二，现代信用文化注重执行和约束，传统信用文化注重内省和规劝，而法治社会下的执行和约束，归根到底还是对“人”的执行和约束，法治依然是人依法而治，信用依然是人依信而用，要完善现代信用文化需要在对传统信用文化的“扬弃”基础上形成，如果摒弃，如同沙中筑塔，缺少根基。

三、信用文化的影像表征

贾磊磊在《影像的传播》中一言以蔽之：“电影与电视，作为一种文化工业制品，一种艺术商品，一种大众化的娱乐形式，其不可避免地要带有产出地的社会经济‘标记'和制作者的意识形态的‘背景’。它们不仅参与了一种文化产品的再生产，而且还参与了一种精神模式的再生产。”④贾磊磊：《影像的传播》，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1页。

表征是对客观显示的编码和展示。用霍尔(Hall)的话表述：“表征是通过符号和媒介对某物的描述与复制；表征就是一个编码(encoding)的过程；表征通过语言产生意义。”⑤Hall S.Representation：Cultural Representation and Signifying Pracices.London.2002b.p.16.霍尔在这里指的语言包括影视艺术作品中的视觉语言和声觉语言，这种语言提供了文化与表征方式的一般范型。

杰姆逊在《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中提到文化的四种“深度模式”：现象/本质、明显/隐含、确定性/非确定性、符号的能指/所指，对影像文本的研究，依然可以借用杰姆逊的这几种模式，来探寻信用文化在影像中的存在方式。

影像中的信用文化在商业美学的规制下，必须是一种可触摸的、形象可感的、有具体物象符号承载物的理念。也是能引起观众共鸣的鲜活的叙事缝合，叙事性必须借助人物和故事展开，所以信用文化都缝合在人和故事中。它可以表现为故事中的各种人物角色、影像的各种文字、声音符号，甚至是影像故事最终的价值指向。本文认为，影视作品作为对现实世界的“图解”，对信用文化的传播通过几种不同的方式：一是塑造性格丰满的人物性格，通过铸造时代的精神雕像，来映衬现实世界；二是通过作品的叙事话语，来表述现实的社会问题和文化语境，映衬社会心理；三是通过特定题材和类型的作品，来直接反映某领域某行业存在的问题，实现对受众的“询唤”功能。

不能否定，电影的文化内蕴是各种文化思潮共同孕育而成的，在同一部影片中，信用文化也大多会和其他文化理念纠缠在一起，通过故事设置过程中的道德化倾向来完成信用文化的表述，以“隐身”或“在场”的方式而存在。即使如最凸显信用文化“在场”的商贾类电视连续剧的代表作——《乔家大院》(2006)，也是各类文化交汇在一起的集合体。这部电视剧所传达的意义，除了乔致庸建立的以“诚信”为首的商业秩序和“信、义、利”的经营理念之外，还有当下市场经济时代语境中人们的爱恨情仇。

四、影视剧对信用文化的传播载体

在影视剧错综复杂的文化符号和海量信息中，试图弄清楚信用文化的建构话语，而不破坏影视剧作的整体思想内蕴和美学风格，又不能使结论有所偏颇，探寻信用文化在影像中的三大载体至关重要。

(一)鲜活的人物塑造

信用文化在影像中属于一种抽象状态的存在，如果要找出信用文化的依附点，那么我们首先需要关照影像中的人。影像是从生活化、人性化、审美化的角度去观照信用文化价值观念的传承和变异，对于意义的建构在影像中也是通过一个个鲜活的艺术形象予以传播。通过塑造这些个人主体或群体主体的价值观念和文化心态，来传播潜藏在影像中的信用文化象征意义。所以，影像中的主要人物是关于信用文化想象的重要能指符号，不同影视剧对人物角色信用程度的定位和评价是其文化身份和认同的一个重要指标，如一些著名的商贾类历史剧中，就塑造了一类具有独特精神气质的“儒商”人物群像。

据考证，“儒商”一词正式流行于明朝嘉靖年间，当时，工商业发展迅速，人口增加，而朝廷的“国考”职位却不见多，出现科举考试的考中率下滑趋势，所以一大批读书人开始弃儒从商，商贾开始成为社会青年才俊聚集的行当，“儒商”逐渐成为以褒义为主的词汇。这说明，“在社会迅速商业化和道德日益沦丧的同时，人们开始呼唤和强调士人，尤其是商贾的道德和商业伦理，以重建以儒家价值观为基础的道德规范、商业伦理和商业精神，促进商业和社会的良性发展。”①周生春、杨缨：《历史上的儒商与儒商精神》，《中国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4期。这在当代也不无启示意义。

《大宅门》、《大染坊》、《乔家大院》、《大清徽商》等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拍摄的商贾类电视剧，大都获得了政府和受众的肯定，获得多项荣誉，它们以一种充满传奇色彩的镜头语言，叙述着历史上的商界名人在传统信用文化母体滋养下逐步成长的创业历程。这些剧目或重新书写载入史册的名人，或以真人真事为原型进行人物的艺术加工，如胡雪岩、乔致庸、王炽等历史名人经过影像化传播后，更加家喻户晓，孟乐川、乐柏年、白景琦、朱开山等虚构的人物经过编剧的塑造，也因“有血有肉、重情重义”而深入人心。《大染坊》塑造了一个“乱世奇商”陈寿亭，他聪明好学，目不识丁但胆识过人，通过听说书等方式，汲取了“孙子兵法”、“三国演义”等传统文化智慧，总能够在尔虞我诈的商场中游刃有余、出奇制胜。《钱王》塑造了一品红顶商人王炽，他亦儒亦商，重视诚信，以德经商，同欺诈、邪恶行径势不两立，“德、信”是其为人之道。《乔家大院》中庄子式的人物乔致庸，“人弃我取，薄利广销，维护信誉，不弄虚伪”，他以儒术指导商业经营，以“信”为重，其次是“义”，第三才是“利”。这些人物在人格形象上有其相似之处，大都是“目光高远、心中有天下、热爱社会公益的商人”，他们以“仁、义、诚、信”为经营理念，以儒家的传统信文化为经济行为准则，与家族内部、商家对手斗智斗勇，从而成就一番事业。这也为现代儒商树立了典范，只有认同、传承中华文化，以诚待人，重信重义，做到儒行与商业的统一和良性互动，才能成为现代之儒商。

(二)叙事中的寓意

在文本叙事过程中，各种形象符号和形式结构并非孤立存在，而都分解在人和故事的背后。而影像中的故事，是一种对现实生活“寓言”式的述说，这使观众在看故事情节时，不免会“入戏”，将故事情节当作现实，对明显或潜在的文化内涵进行自己的解读、阐释和理解。正如叙事学的先驱者之一阿尔贝·拉费所言：“任何电影叙事具有一个逻辑的情节，这是一种‘话语’，电影既表现又讲述，与仅仅存在着的世界不同。”①［加］安德烈·戈德罗、［法］弗朗索瓦·若斯特：《什么是电影叙事学》，刘云舟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4页。

如《手机》(2003)这部影片，就是对现代人际交往模式中的信用缺失现象表现出焦虑与反思的代表作品。“手机”这一符号的所指意蕴丰富。它既是现代社会的产物，作为新的信息传递媒介，改变了人类交流与沟通的模式，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片中农村的砖头哥斥巨资买了个大哥大，因为“去北京来回路费一二百，打个电话就能听到声儿了”。但是手机只是拉近了人们之间的物理距离，人类或许还不习惯如此非面对面的近距离交往模式，于是产生了心理距离疏离的异化现象，手机成为谎言和欺骗滋生的中介，手机这一符号，构成了对当下现代社会道德意识审视的有效物象。这部影片正是以现代社会交往模式中的悖论主题，通过对上层文化人士——主人公严守一道德困境的戏谑展示(和三个女人之间的复杂关系)，从他对着手机发出的“谎话连篇”的言语(我们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或多或少都会说的)，作出的或许以善意为出发点但以伤害为归结点的各种行为，映衬了现代社会人际交往中身体与心灵疏离的现状，影片试图寻找解决这种悖论的答案，就像影片中费墨说的，手机连着嘴，嘴连着心。

影片中有一个段落，少年时的严守一，带着新婚的表嫂田桂花去镇上邮局排队给丈夫打电话，说打到三矿，有急事。在人声喧闹中拨通了三矿电话，三矿的老汉在广播里大声传达电话内容：“牛三斤，牛三斤，你的媳妇叫吕桂花，吕桂花让问一问，最近你还回来吗?”这句话随后在影片中以画外音乐的形式出现，悠长的旋律就像对口语传播时代里的繁琐和真诚的咏叹。

“电影创作的视觉表意是第一位的，不论想在电影中表现什么，首先必须找到一种与所要表现的意义相对应的空间形态(视觉图景)。”②贾磊磊：《影像的传播》，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5-166页。《手机》这部影片的叙事空间在严守一的老家和现在居住的城市之间切换，这两个叙事空间是乡土社会/现代社会、过去/现在、朴实/浮躁二元对立的生活方式的象征。片头的第一个长镜头是对乡村的大俯视远景，片尾仍然是对这个乡村镜头的重述，以及画外音“牛三斤，牛三斤，你的媳妇叫吕桂花，吕桂花让问一问，最近你还回来吗?”的咏叹，隐含了作品的一种文化寻根，试图追求乡土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真诚和透明度。

仅仅是文化寻根不能解决这种二元对立，影片还有个隐喻式的追问——如何文化启蒙，找到人际交往的出路?影片最后，严守一对手机产生恐惧，再不使用手机，这种方式显然是不符常理的对未来的逃避和退缩。砖头哥使用大哥大跟“喊一嗓子就行的”几十米远的人通话，吕桂花的女儿都成了“IT人士”——手机推销员，象征着乡村在城市化，二元分野的界限逐渐模糊，可想而知，严守一的困惑也会在他们身上重演。如何来解决这种异化状态?“手机连着嘴，嘴连着心”，还得从“心”开始，但是如何修心，如何重建符合现代秩序的理性交往模式，影片同样带给观众思考。

(三)类型片的传播

“类型应该被理解为文化行为，应该被放置于大的文化等级制度和权力关系之中。许多文化性的媒介知识的目的并不在于理解媒介自身，而是考察媒介作为社会语境和权力关系的组成部分的运作情况。”③［美］贾森·米特尔：《电影类型理论的文化研究》，黄新萍译，《世界电影》2005年第2期。

在现代社会，信用文化主要体现在经济交往领域中的承诺和践约行为。以表现经济交往为主题的商贾题材电视剧，对信用文化的诠释更为直截了当。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买和卖的经济行为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影像叙述现实，这类电视剧在世纪之交的中国大陆如火如荼，有前文所提及的历史题材，也有现代题材，如《情满珠江》、《中国商人》、《浮沉》等，这类电视剧内容自然绕不开经济信用的践行，对重建现代信用文化体系起到了一定的启蒙作用，为正处于激烈转型的中国经济社会，提供了一面可供借鉴和反思的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