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文谋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济南 250014)

法制小说是以直接或间接法制叙事为视域，形象地展示人与法制的复杂关系，诠释历史的或现实的社会状态、法律制度和人生图景，从而发挥警世、教育、净化功能的文学样式。狭义的法制小说主要指以直接涉刑、涉诉、涉法情节为叙事内容，包括刑侦、推理、狱案、缉毒、反恐、间谍、打黑以及犯罪心理等各种行为事件的小说。而广义的法制小说包括上述直接法制叙事，以及以间接的涉刑、涉法、涉诉情节为叙事内容，通过官场、反腐、日常生活、民事行为、经济活动等与我国法制密切相关的叙事，间接反映我国法制制度与法制现实的小说。这里，我们倾向于以广义的概念来论述法制小说。概括起来，“大墙文学”(以下称“大墙小说”)、公安小说(含刑侦、推理小说)、涉法小说、部分反腐和官场小说这四大板块，构成了新时期法制小说的总格局。

在主题意蕴和价值取向上，新时期法制小说以深刻的忧患意识来观照和反思当代经济、政治、法制、道德、生活，透射出写作者强烈的历史使命感、社会责任感和深远的忧患意识，呈现出鲜明的政治性、启蒙性、现实批判性和理想性面貌，保持了重返现实生活中心的姿态。忧患意识无疑是法制小说最突出的主题特征之一。所谓忧患意识，是指超越了个人和自我关切，而对国家、民族、社会和人民表现出来的强烈担忧和真切关怀，以及改变现状与危机的急迫愿望和心情。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几千年来积淀形成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品质。忧患意识不仅成就了我们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坚强民族精神，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以优秀知识分子为代表的民族脊梁，积淀了值得骄傲的民族传统文化，而且给我们自古至今的文学艺术注入了深厚的精神内涵、道德魅力和文化意蕴。新时期的法制小说传承了这一优秀文学传统，忧患意识自始至终贯穿其中，成为小说的主调和灵魂。忧患意识基于书写者强烈的现实责任感和深刻的历史使命感，基于他们对现实生活零距离的观察、对社会制度的理性审视和批判、对时代潮流和内在发展走势的敏锐感觉和把握、对民族和人民的深厚感情与关注，这使得法制小说叙事具有强大的现实穿透力和历史厚重感。

新时期法制小说的忧患意识，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政治批判与政治之忧

法制小说的忧患意识，首先体现在鲜明的政治意识、政治思考和政治忧虑。这是由法制与政治的近亲关系决定的。“法律是什么呢?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①《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45页。任何法制都是特定政治体制下的社会规范，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同样，任何一种政治体制也需要特定的法制体系来保障，法制是政治合法性的载体。反映到法制小说中，政治的因素与色彩占据了必然的位置。法制小说要完全剥离政治因素、褪去政治色彩，就很难称其为法制小说了。我们习惯用“乱世”和“治世”这两个概念来区分看待中国的政治生态。新时期的法制小说也可以从这两个视角来审视，典型代表是“大墙小说”和反腐小说、官场小说。前者的背景是“反右”年代和“文革”十年浩劫，揭露和批评了动乱无序、黑白颠倒的政治生态，寄托了作者的忧愤、思考和希望。后者以改革开放后的和平年代为背景，展示的是法制缺位、贪污腐化、官僚主义、权力异化、官场潜规则等时代病态，表达了作者的焦虑、批判和反思。

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以粉碎“四人帮”前夕、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特殊时刻为节点，以劳改监狱这一特殊的环境为舞台，展示了以老革命者、原省公安局处长、被打成“走资派”和“现行反革命”的葛翎及他的老战友路威为代表的共产党员，与造反派代表省公安局秦副局长、劳改农场政委章龙喜及他们的爪牙马玉麟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作品一方面塑造了多个共产党员的正面形象，表现了一群老革命者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正义、不屈不挠、意志顽强的革命情操和革命精神；另一方面，也暴露了那个黑暗年代妖魔横行、黑白颠倒的不正常政治氛围，记录了曾经为党和人民作出过牺牲的革命者经受的非人遭遇和折磨，展示了我们党所走过的弯路和遭遇的挫折。作品有对秦副局长、章龙喜之流的控诉与鞭挞，也有对他们控制下的党内不正常生活的担忧，还包含着对未来的强大信心。被批斗时，“参军时的印象给葛翎留得如此强烈，就更增加了他弯腰请罪时的痛苦心情，因此，每当他和这些‘走资派'排成一排，低着头口中念念有词时，葛翎紧闭着嘴巴，一声不吭。他想：神是没有的，而把领导我们革命的导师毛主席当成神来祭祀，这是架空领袖和人民的血肉关系。”这种对党的思考、担忧，对混乱时局的展现，在从维熙、张贤亮等人的作品中表现得同样十分突出。

忧患必然伴随着对现实的批评、对阴暗面的暴露、对危机的提示和对政治的反思。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前所未有的事业，曲折和失误也在所难免。“一手硬、一手软”导致我们的社会在法制领域、政治领域、意识形态、精神层面也出现了很多的问题。最突出、最为人民群众所诟病的是腐败问题，权力异化、权力寻租、权钱交易屡禁不止，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形象工程、好大喜功等现象普遍存在，并导致干群关系紧张，恶性事件频发。张平、周梅森、陆天明的反腐小说和官场小说，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现实紧迫感，对这些社会现象进行了充分的暴露，对其产生的根源作了形象的解剖，为我们党的领导者和国家治理者敲响了警钟。周梅森的《国家公诉》是反腐小说中的优秀作品，它围绕一家大娱乐城的火灾是人为纵火还是电焊工无意的失火为线索，在侦查与反侦查的过程中，牵扯出了高官王长恭及同伙周秀丽合谋受贿的案件，最后国家检察机关对其提起公诉，贪官受到应有的惩罚。作者以冷峻的现实主义笔调，形象地揭露了高官显贵们以势压人、以权代法的封建特权思想和官僚行为，批判了官官相护、为个人利益沆瀣一气的不正常官场风气，表现了反腐败的艰难和曲折，同时也展示了我们党惩治腐败的决心和正义必定战胜邪恶的信心。

而张平轰动一时的长篇小说《天网》，则从独特的视角，为我们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干群关系。在新时期，随着形势的变化、社会的发展，由于个别地方、个别部门、个别领导干部的所作所为，已经给党群关系、干群关系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这是我们党最大的危机。《天网》难能可贵的是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深层的主题，围绕农民李荣才几十年前的冤假错案始终得不到解决这一情节，展现了主持正义的新任县委书记刘郁瑞与村里的恶霸势力贾仁贵及他的袒护者县委副书记史伍德、地区部分阻挠翻案的领导者之间的冲突和斗争，形象地揭示了新形势下党群、干群关系面临的新挑战、新危机，具有震撼人心的社会影响。

二、现实反思与民族之忧

从政治忧患、党的忧患，必然延伸到对整个国家、民族的忧患。政治之忧是对某一特定时期政治现象的感应与表现，而民族之忧则由当时政治的症候，折射出一个国家和民族所面临的可能的危机，进而从更长的时间跨度和历史视野，从更宽的经济、政治、法制、社会等范围来审视、思考一个民族的现状与未来。这忧国忧民的情怀是中国几千年文学的优秀传统，也是任何有分量的现实主义力作不能回避的主题。正如陆天明在《苍天在上·后记》中所说的：“到今天为止，我(写的这几部小说)……有一点是共同的……(只要你)愿意花一点时间读它们，你就一定能在这每一部作品里都触摸到一颗极其真诚的滚烫的心。每一部(作品)里，都有一种呼喊。我指望它是属于历史的、民族的、未来的，完全属于人民的。”陆天明所谓的呼喊，正是对民族现状的忧虑，对政治清明、民族兴旺的希冀与呐喊。

民族之忧在法制小说中，主要有三种表现形态：

第一种是对民族命运的困惑。每当我们民族处于内忧外患或者社会动乱、民不聊生的时代，首先触动的是一批知识精英的心灵。他们有知识、有文化、有良知，善于独立思考，对时局最为敏感，对国家的危难感同身受，也对民族的命运最为关心、最为困惑。“反右”和“文革”十七年中间，相当一批老革命、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反革命而投入劳改农场或监狱，制造了无数的冤假错案。这对见证了新中国的胜利，对党和人民忠心耿耿，充满了革命和建设激情，对国家充满了信心和希望的革命者和知识分子，无疑是当头一棒。他们郁闷、困惑，不明白到底为什么会如此，混乱的现实让他们对国家、民族的命运忧心如焚。这种灵魂的困惑与裂变，在张贤亮的“大墙小说”系列中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张贤亮自称《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系列小说是“唯物论者的启示录”，形象地展示了知识分子章永璘被改造的苦难历程，特别是灵魂的困惑、苦闷、挣扎和升华。章永璘的精神困惑与斗争不仅是个人成长的炼狱，更与对国家和民族的困惑、忧虑紧紧相连。正如《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章永璘的思考：“人有脑袋总是要想的：难道我们就这样生活下去?难道我们的国家就这样搞下去?”对个人、民族的困惑与思考，在张贤亮的小说中比比皆是，有的甚至上升到了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度，使其作品笼罩了一层哲理光环和思辨色彩。《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写到章永璘被安排夜班，他独自在夜空中先后与宋江、奥德赛、庄子等先人进行了神游对话，之后还与马克思有一段很长的对话，谈到政治经济学，谈到“文革”时代，传递了作者对特殊年代里的世情、时局及马克思主义等理性认识的困惑与思考，既是个人的自省，也是对民族的忧虑。同样，张平《抉择》中的市长李高成面对国有企业的内外交困和企业内部领导集体触目惊心的腐败、堕落，想方设法要救活中阳纺织，并与腐败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作为党内一名有责任心、有忧患意识的领导干部，他义愤、焦虑、苦闷、迷茫，又充满了期待。小说的“尾声”里，他与东欧合作公司的一位代表、该国原来的劳动部长巴柏恩展开了很长的对话，谈到了东欧剧变和这位部长的下台，谈到了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面对眼前的实例，李高成“一阵沉默。良久，才慢慢说道：‘我想我们不会这样’”。面对复杂现实，人们会有稍纵即逝的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怀疑，会有民族危机的担忧。

第二种是对民族现状的焦虑。当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面对现实的困难、危机，甚至阴暗面无能为力时，往往会产生深深的焦虑情绪。这种焦虑是对民族的责任心，是对民族命运的关切，是改变现实的强烈愿望。周梅森的《人间正道》直面国有企业艰难的改革问题，涉及下岗职工安置、经济利益及上访，国有企业的沉重包袱和机制弊病，企业之间的三角债，皮包公司投机取巧等尖锐矛盾。《我本英雄》以2004年轰动全国的“铁本事件”为素材，围绕文山市700万吨钢铁项目的上马、困境、下马过程，艺术地设置了官场、商场、情场的交织与冲突，展现了各类各色人物的行为命运，大胆地揭露了我们经济生活的盲目性、投资热，政府行为不尊重经济规律、法制缺失等时代通病，以及这些行为给国家、给老百姓、给经济造成的巨大损失。而《至高利益》则尖锐地提出了不顾现实、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问题。小说中那位副县长，当年不顾财力大建楼堂馆所、高档办公楼，搞形象工程无人能比。时任峡江市委书记的钟明仁大搞开发区建设，引进了一批重污染企业，致使下游多个县市乡镇水源、土地污染，出现了癌病高发区，损失几十个亿。更可悲的是，因为钟明仁后来身居省委书记高位，没有任何人向他提及此事，钟明仁始终蒙在鼓里。作者清醒地认识到，我们改革开放的巨轮滚滚向前的时候，也存在着许许多多的问题，有的已经十分严重，如果不能及时纠正、克服，我们就有出轨、翻车的危险。在钟明仁知道了自己当年决策国际工业园的失误后，他深深的自责、自省、焦虑之情跃然纸上：“可因为缺少这种机制，问题明明摆在那里，就是没人敢提!15年来他听到的全是奉承的声音!连受害最严重的青湖市几届市委领导都在那里奉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下属干部没有责任心，还是他压得下属干部们不敢说话了?事情严重到如此程度不能说下属干部没有责任，可主要责任还是在他这个大老板呀!”

第三种是对民族前途的呐喊。新时期法制小说对民族命运的关切，并没有停留在困惑彷徨和痛心焦虑上，而是高声疾呼、振臂呐喊，传达出改变现状、迎接未来的强音，给人以信心、希望和力量。这使得法制小说与那些单纯以暴露阴暗面为能事，以低劣的噱头和曝光吸引读者，无病呻吟、愤世嫉俗、夸大其词的流行小说区别开来。无论是张平《抉择》中李高成“我宁可以我自己为代价，宁可让我自己粉身碎骨，也绝不会放弃我的立场!我宁可毁了我自己，也绝不让你们毁了我们的党!毁了我们的改革!毁了我们老百姓的前程!”的誓言，还是周梅森《国家公诉》中叶子菁“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在职业和生活可以自由选择的条件下，你选择了你的职业岗位，选择了你的生活方式和人生目标，就一定要珍惜，就要做到敬业爱岗，就要负起你对单位，对家庭，对社会，对国家的这一份神圣责任，决不能像那位死在大火中的税务员一样害人害己了!公民同志，拧紧你这颗螺丝钉，从现在做起!”的呼吁，还有陆天明《高纬度战栗》中老东林关于“我们都‘向往'腐败。我们都‘羡慕'腐败。我们屈服在腐败分子的淫威跟前。腐败在我们的怂恿下，退让下，滋养供奉下产生和成长。实际上是我们在‘制造'着腐败”的警醒，都透射出从个人做起，勇于担当，改变现状，使我们的国家和社会更加完善美好的强烈愿望和真切呼唤。

三、生活洞察与世态之忧

优秀的作品必然是时代的，正如黑格尔所说：“适如每个人在每种活动中，无论在政治的，宗教、艺术和科学的活动之上，都是他的时代的产儿，并且负有铸造自己时代的本质内蕴、从而铸造自己时代的形象的任务，艺术也一直负有使命，应能为一个民族的精神找到艺术上合适的表现。”①薛华：《黑格尔与艺术难题——一段问题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8页。时代变迁的潮汐图景、世间生活的万象、三教九流的浮世绘，是经典文学叙事必不可少的元素。恩格斯在《致斐·拉萨尔》的信中，曾赞扬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亨利四世》和喜剧《温莎的风流娘儿们》通过福斯塔夫这个破落骑士的活动，展示了上至宫廷下至酒店、妓院等广阔的社会背景，再现了“五光十色的平民社会”，这就是著名的“福斯塔夫式的背景”。从这个意义上审视法制小说，由于其主人公多数是政府官员、政法干警，他们社交圈广，职业特点决定了他们要与形形色色各地各阶层的人物打交道，注定了法制小说要以纷繁斑斓的社会生活为背景，脱离不了各色人等的人生百态。虽然不能说法制小说达到了恩格斯所赞赏的高度与水准，但其形象表现出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深刻变革所带来的世态之变、世态之思、世态之忧，充分展现了广阔的时代背景、多维的社会视角、纵深的人生内容和深厚的历史意蕴。

法制小说的世态之忧，主要集中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和社会大环境下警风和世风的变化扭曲上。首先是警风。早期的法制小说聚焦敌我斗争、犯罪与专政的矛盾冲突，展现的是法律与犯罪的较量，是公安干警侦破案件、打击犯罪的过程。但到了新时期特别是90年代以来，法制小说的叙事视域扩展到了干警们的工作环境、家庭关系、社会关系、经济压力等领域，真实地描写了市场经济大环境对我们政法领域的影响、对警风的侵蚀，及广大政法干警对正义、信念和职责的坚守。作品没有回避警风的恶化、个别干警的堕落，更具有时代感和生活真实性，也更发人深省。

有的小说表现得直接尖锐，如张平的《十面埋伏》直面古城监狱的黑暗面，赤裸裸地再现了以罗维民为代表的一批正义干警与杀人犯头目王国炎及其监狱中的保护伞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直观地表现了当下个别专政机关内部的腐败与堕落。王国炎抢劫银行、杀人行凶、枪击干警，无恶不作，在监狱中气焰还十分嚣张。因为他掌控着禹王钻石集团，通过金钱开路，上至省政法委书记、省人大副主任、市委书记，下至监狱政委、科长、干警，都成了他的保护伞。虽然最终邪不压正，但中间的艰难曲折和干警经历的危险磨难反映出的监狱内部阴暗是触目惊心的。

有的小说对警风的揭露则相对温和，主要是对政法系统受市场经济利益交换规则影响，沾染时下官场习气和社会低俗风气，产生的诸如内部潜规则、徇私枉法、人情案甚至腐败等的暴露与批判。张西的《生死裂变》中，米泽阳在破案过程中受到观念相去甚远的分管市领导和个别局领导的排斥、干扰；《天敌》中市政法委书记、市公安局纪委书记等因自己腐败，极力干扰有关干警办案。特别是90年代后的法制小说，在表现政法系统内部的复杂形态、面临的社会环境、干警们日常工作和生活的真实性等方面有了更大突破。如魏人的《我是警察》讲述刑警队长傅冬在侦破一桩案件时，牵涉了他的顶头上司市公安局王副局长，王副局长强制让傅冬“休假”，从而剥夺其查案权，并千方百计阻挠傅冬暗中进行调查。谈歌在他的《城市警察》里，给我们展示了警察工作和生活的另一面：政法干警远没有老百姓想象得那么威风，他们一样面临诸多的困扰、难题。在派出所所长杨清民和警员老孙、小张、小胡等身上，看到了基层干警日复一日的琐碎工作，他们为了弥补经费不足，还不得不动心思、拉赞助。他们缺汽油，找到黄经理，黄不愿出，于是他们现场抓住黄经理赌博，黄才不情愿地去给加油。而张宇的《软弱》更为大胆地突破了法制小说常见的题材范围，故事涉及一个反扒专家、刑警大队副队长于富贵的婚外恋情节；另一个警员王海常犯一些不痛不痒的错误，他曾帮着发廊妹春花私下处理个人纠纷，以至于影响他的入党和提拔。政法干警们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也必然受到当下社会大环境的影响，法制小说对此的描写是真实可信和耐人寻味的，增加了小说的可读性。

再者是世风。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建设，市场经济等价交换规则和西方没落思想、腐朽生活方式等消极面也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了很深的影响，造成世风下降、道德滑坡，许多丑恶现象沉渣泛起。法制小说对各种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揭露和批评，对各种社会丑恶现象进行鞭挞和警告，对各种人生际遇和世间百态予以展示与挖掘。以海岩为例，他的小说所编织的刑侦加爱情的凄楚故事背后，展现出了光怪陆离的社会背景，描述了种种的世态炎凉、人生悲喜，涉及种种诱惑、堕落和犯罪，生动地表现了当下社会的复杂性。《玉观音》、《永不瞑目》凄婉的爱情故事背后，是缉毒背景。海岩较早地涉足了缉毒题材，而且以他特有的审美风格和艺术手段，将贩毒、吸毒和公安干警打击毒品犯罪的情节与主人公的爱情、人生起伏、命运结合起来，展现了各色的人生情态。《一场风花雪月的事》围绕一把价值连城的小提琴失窃案，将黑帮家族的恩怨、火并、杀戮与潘小伟、吕月月面对的爱情、亲情、大义灭亲的豪情交织在一起，以传奇故事的形式，开拓了黑帮斗争题材。《你的生命如此多情》讲述的是林星与吴晓一对年轻人曲折动人的爱情故事，故事的背景是吴晓的父亲“长天集团”总裁吴长天为了企业利益的所作所为，包括想利用吴晓与市长的女儿联姻，由此带来的一系列冲突、悲剧，展示了商业社会的重商主义风气，批判了金钱、爱情与阴谋的现代社会病态。《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也是编织了一个浪漫而悲戚的三角恋爱故事，赋予了小说爱情、金钱、凶杀等时尚元素，呈现了当今社会的复杂风气。

此外，许多法制小说涉及新出现的领域，展现了广泛的世态生活。如张西的《国家荣誉》、《爱别离》开创了一个不太为人所熟悉的题材——反恐斗争生活。雷米的《心理罪》展示了心理扭曲、心理犯罪，特别揭示了造成犯罪的家庭和社会根源。何顿的《黑道》用冷峻的笔法，刻画了一个棱角分明的黑社会头子钟铁龙，逼真地叙述了黑社会的内幕、行为活动、生存之道，展示了一个阴暗的生活世界，拓展了黑社会题材。像卖淫、包养情人等社会丑恶现象，在当下社会有所泛滥，在法制小说中直接、间接的都有涉及。李迪带有纪实特点的法制小说之一《发廊女花儿》讲述的是卖淫女花儿的不幸遭遇及她沦为卖淫女的过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普遍性。李迪的《傍晚敲门的女人》在讲述曲折的侦破故事的同时，让人们沉思：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丁力和欧阳云的悲剧?罪孽的源头就是电气公司总经理王少怀，他一手遮天，不讲法律，占有着刘湘淑，还强暴霸占欧阳云，最后导致自己被丁力报复杀死。再如，农村新出现的村霸现象，也是现在普遍存在的隐患。张平的《凶犯》描写了孔金龙等四兄弟明目张胆地偷伐林木，贿赂相关人员，横行一时，他们心狠手辣地将守林员打成重伤，让我们窥到了农村普遍存在的、令人担忧的村霸现象。

四、人生探视与民生之忧

对待普通老百姓的态度与表现，不仅是个文学性的问题，更是一个政治倾向和作家良知的问题。法制小说质的规定性，要求作家必须有鲜明端正的政治态度、价值取向、道德标准，必须关注现实社会、关心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否则，就不是真正合格的法制小说家。张平在《〈抉择〉代后记》中说：“如果我以前没有真正想过我的作品究竟是要写给谁看的，那我现在则已经真正想过和想定了，我的作品就是要写给那些最底层的千千万万、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看，永生永世都将为他们而写作!”①张平：《抉择》，群众出版社1997年版，第537页。这既是他自己作品价值取向的概括，也是法制小说创作伦理的总宣言和成规。

一是对普通人基本物质需求的同情与忧虑。吃得饱、穿得暖，这是普通老百姓的基本需求。这个物质需要今天看来很低，但对中国老百姓而言，几千年来都是一个奢望与梦想。不要说解放前的战乱动荡岁月，就是改革开放之前的年代里，某些地方、某些人连衣食之需也不能得到满足，这在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困难时期尤为严重。“大墙小说”在政治批判和道德审判的同时，还形象而深刻地表现了特殊年代里相当多的人所遭受的饥饿之苦，暴露了左倾狂热所造成的深重灾难，发出对那个残酷时代的控诉，传达了作者的同情、焦虑情绪。从维熙的《远去的白帆》用现实主义的艺术手法，精细地真实地描绘了饥饿年代的劳改农场中一幕幕饥饿的场面，从名牌大学助教、“右派分子”黄鼎，到少年“铁猫”、“罗锅”队长等等，都为了一点点食物而疯抢，他们甚至不得不吃蛤蟆、蛇肉，竟像是吃美食一般。张贤亮的《绿化树》中的章永璘他们在劳改时经常要忍受饥饿的煎熬，他们为了能多吃到一点食物，想尽了办法，饥饿使人丧失了尊严。而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则直接以困难时期人们遭受的饥荒为题材，讲述了残疾退伍军人、李家寨支书李铜钟，为了救那些因饥饿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村民，不顾个人安危，抢了公社的粮站，救了村民，自己却因此被判刑的故事。由于我们的国情所决定，直到今天，按照国际通行的贫困标准，我国还有1亿多的贫困人口。即便是在繁华的城市里，还有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城镇困难职工和居民，他们收入低且无保障，居无定所，有时会导致偷盗、抢劫、诈骗、卖淫、贩毒、凶杀等犯罪问题。如海岩的《一场风花雪月的事》中的吕月月、《河流如血》中的菲菲等，到色情场所服务挣钱，都是为生计所迫。任何有良知的作家，对老百姓的贫穷、困难都无法漠视。

二是对普通人生存环境、生活状态的同情与忧虑。法制小说虽然不把普通人的生存状态作为叙事的主线，但每每都有不同程度的涉及，传递出对普通人生活的关切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在反腐小说中，我们既看到了官场生态图景，也看到了国有企业改革、大量职工下岗和由于腐败、经营不善造成的职工生活困难等，作家们对弱势群体表达了深深的同情。周梅森的《人间正道》里，平川市胜利煤矿1800多名职工下岗。《我主沉浮》里，6家国企的上千名下岗职工生活困难、需要安置。《我本英雄》里，银山市独岛乡农民的5000亩土地被征收，他们失去了土地，生存堪忧。张平的《天网》中，李荣才一家三口贫困交加、衣衫褴褛、蓬头垢面，为告状折腾得家徒四壁。陆天明的《大雪无痕》中的干警方雨林，妹妹下岗，不得不靠摆小摊、贩海鲜为生，还差一点被犯罪者利用。《省委书记》中大山子矿务局机修厂工人、劳动模范赵长林被迫以擦皮鞋为生，一家人生活窘迫，给女儿交二三百元的校服费都舍不得，是当时很多国有困难企业职工生活的缩影。

难能可贵的是，许多法制小说也将干警们作为一个普通群体来叙述，展示了他们在现实中面临的困扰、艰辛，表现了普通干警们的酸甜苦辣。如张卫华的《女民警的坎坷经历》十分细腻和真实地叙述了一个女派出所所长刘洁的故事，让我们看到基层干警特别是女干警工作、生活的压力与艰难。她们既要面对工作的琐碎甚至危险，从邻里纠纷、街道治安、犯人教育等，到拿个人生命冒险追捕凶恶的犯人；还要面对系统内耗，分局的于科长给她个人和派出所制造了很多的麻烦，局长思想观念保守，将刘洁调离了所长岗位。刘洁既要应付基层单位经费不足、办公条件差、物质清贫、不被上级理解等困扰，还要承受家庭的压力、公婆的误解，直至家庭破裂。对刘洁的刻画，真实地表现了一名基层干警所经受的工作艰难、生活的困顿、亲人的误会、感情的煎熬、心理和精神的痛苦，在当下社会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三是对普通人法制意识、精神层面的同情与忧虑。有的法制小说没有停留在物质生存的层面，而是更深一步地开掘了普通人的精神层面，赋予了小说更深刻的意味。我国几千年封建专制导致法制意识的普遍欠缺，在城市和乡村都是如此。尤凤伟的《一桩案件的几种说法》讲述了一个农村“暴力抗法”的事件，乡里逼迫家徒四壁的农民先刚交集资款，不得拖欠，导致先刚用极端手段和田乡长、小公安、司法员等同归于尽的悲剧。这个悲剧一方面谴责了个别地方政府无视百姓的疾苦，采取粗暴手段处理干群关系的现象；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农民先刚缺乏法制意识，或者说我们整个社会依法办事的氛围还没形成，弱者在遇到极端困难时，往往会采取过激手段，酿成惨剧。陈源斌的《万家诉讼》讲述的是主人公何碧秋因为丈夫被村长打了，为了讨个说法，把村长告上法庭，打赢了官司，也付出很大的代价。如乡派出所李公安对她不理解，村长对她恼火，丈夫对她也不赞同，还有乡里乡亲对她的种种议论等。特别是最后村长被法院的警车带走，使何碧秋陷入自责与痛苦之中，何碧秋说：“我上告他，不过想扳平个理，并没要送他去坐牢啊。”从何碧秋打官司的动机就是为了“讨个说法”，就是为了找回农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尊严，我们看到当今众多农民封建观念依然浓厚、法制意识淡薄的现状。而从她真打赢了官司后自己又陷入纠结，周围人和村民不理解，可以看出我国传统的人情与法制的纠缠不清，显示了农村民主法制建设的艰巨性。

新时期法制小说以强烈的忧患意识，重返现实生活叙事中心，是对当下文学语境的反映，也是重要的启示。与痴迷于文体至上和叙事狂欢、移植和追逐西方外来文学风潮、与生活刻意拉开距离的小说不同，也与时下大众化、商业化、消费化的文学写作不同，新时期法制小说从它发轫那一天起，自始至终都遵循现实主义的书写路线，高扬理性与批评旗帜，坚守作者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不回避重大政治与现实问题，富有对家国天下的忧患与民生的关怀，坚持公平正义、惩恶扬善的道德伦理，给人们以警醒教化，而最终成为对当下文学主流的反动和对经典文学传统的回归。这就是法制小说在当下文学语境中的启示意义，因为我们坚信2010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巴尔加斯·略萨所言：“借助小说的力量，可以促使世界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