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忠元 赵光怀

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复兴之路》展览之后，首次提出要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中国的“中国梦”。[1]此后，他多次对“中国梦”作出更具体、深入、全面的阐述，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2]2013年，“中国梦”作为国家战略层面的语词概念，在全球范围内迅速传播，并成为2013年十大流行语之首。①

与此同时，不同领域的学者也纷纷从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等研究视野对其内涵本质、文化功能、实现途径、社会意义及世界影响等方面进行研讨。在笔者看来，“中国梦”作为一个特定的文化符号，它在构建中国政治、哲学、文化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过程中，既展现出宏大叙事层面的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战略意义，又在平民叙事的语境中传达出民生幸福、愿望成真的现实追求;在宏大叙事与平民叙事两种不同话语序列生成和全民传播的过程中，既总体上展现出积极向上的契合精神，也不可避免地在局部呈现出消极背反的声音。因此，将“中国梦”的话语构建放到传播学、社会学的视域下进行梳理、判断和分析，可以更好地为“中国梦”的传播和实现提供有益的理论支持。

一、宏大叙事:“中国梦”话语体系构建的理论基石

所谓“宏大叙事”，是指以其宏大的建制表现宏大的历史、现实内容，是一种追求完整性和目的性的叙述方式[3]。一般来说，处于某种特有文化背景下的宏大叙事话语，总有某种一贯的主题叙事，且常常与特定时代的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体现出总体性、宏观性、共识性、普遍性等独特的外在特征和精神内涵。由此而论，“中国梦”的提出完全符合宏大叙事的表征功能和审美内涵。

(一)从“中国梦”话语体系构建的逻辑基点来看，在社会主义中国，“中国梦”代表的是国家主义、民族主义、集体主义

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对于家国合一理念的传承熔铸了特有的宏大叙事思维方式，再加上近代历史的风云变幻以及国家意识形态的主观需求等构成了“中国梦”生成的内在动因和逻辑基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它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因为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1]而作为一个国家的集体梦想正是对其自身生存意义、生存方式的宏大叙事和构想，体现着一定时空下，这个国家特有的文明体系或文明模式。任何一个文明国家都有自己独特蕴含而又向外发散的话语体系，话语体系不仅是话语权的展现载体，更是国家形象、实力和发展道路的折射与缩影。从其理论生成的文化土壤而言，“中国梦”最为根本上的独特性恰恰在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属性，中国的现代化道路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作为这一历史任务的领导者，并且将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发展道路的目标取向，社会主义的目标和共产主义的理想始终是中华民族复兴之梦的底色和根本出发点。这显然与“美国梦”、“欧洲梦”的出发点不同。“美国梦”的叙事话语从“个人梦”视角展开，它是建立在个人成功与财富基础上的个人梦想，它强调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实用主义、征服主义，在逻辑判断上，它永远只能是“某些人”的梦而不可能是“所有人”共同的梦，它在追求个体成功的同时也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失衡，是一种无法让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所有人普遍享有的梦想。“欧洲梦”更加关注的是个人的生活质量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相互依存关系，它在宏大政治话语体系构建的背后，捍卫的是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完整的生活体系，其宏大叙事的声音是一种“在场的缺席”，“个人叙事”才是真正的主体。而“中国梦”无论从逻辑出发点，还是终极目标的追求，无时不在体现着国家富强、民族复兴这一宏大叙事的话语本色。

(二)从“中国梦”话语体系构建的历史结构来看，“中国梦”是中国的“国家梦”和中华民族的“民族梦”，她深刻记录着中华民族从饱受屈辱到赢得独立解放及和平发展的历史轨迹

“中国梦”的提出是在延续民族文化传统过程中完成了历史文明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融合。任何一种宏大叙事都是一种历史性深化结构，这种叙事结构往往呈现连续性、承继性而避免断层性。传统中国社会形成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忧以天下，乐以天下”的话语精神始终在形塑着中国人的理想底色，并成为“中国梦”话语体系构建的基础精神内涵。因此，在主题性、目的性、连贯性和统一性等层面，“中国梦”都体现出与宏大历史叙事相吻合的审美特质。正如研究者所说:“中国梦是中国人的民族集体记忆和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代苦难史和民族解放史的集中表述，是全体人民当下生存实践、生活现实、发展状况和社会变革的生动写照，是中国发展目标、民族共识和中国道路的新规划蓝图，体现了中国政治、中国哲学、中国文化、中国社会的当代关切。中国梦不仅是中国文化精神、哲学基础和理想色彩的集中展现，也是中国思想、中国精神、中国智慧的高度凝练的形象化展现，具有多元汇一的丰富内涵和鲜明的实践特征。”[4]由此而论，“中国梦”话语构建是中华民族多年来集体的记忆，是整个国人凝聚的共识，在其历史结构特质上彰显着宏大叙事话语的特色。

(三)从“中国梦”话语体系构建的传播机制来看，“中国梦”是以宏大叙事的政治言说方式自上而下进行宣传、贯彻和执行的

任何宏大叙事话语的提出和传播总是与历史发展规律及政治家对于这种规律的探索、认识紧密相连，一个具有强烈政治文化色彩的话语体系构建，总是隐含着使某种世界观普世化、权威化、合法化的本质要求。新一届中央领导人代表中华民族提出了“中国梦”的概念，她是我们国家、民族文化中宏大叙事最有影响力、渗透力、号召力和凝聚力的代言人。十八大后，“中国梦”一词之所以迅速进入官方语汇，成为新的历史时期的国家战略概念和核心性施政理念，正是在于这一词汇作为一个时期中华民族发展历史性和战略性的文化符号，它具有权威性、全民性和普世性的责任担当和价值追求，从而被迅速广泛用于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与民生建设等各个领域，形成全民传播的大好局势。在国际舞台上，“中国梦”又是我们国家、民族在当今世界系统中的自我身份构建和确立话语权的表征。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要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增强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中国梦”话语体系的构建和提出符合我们国家新的话语体系建设的需求，是我们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确立话语权的行动和最好注脚。因为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谁的话语体系更具道义感召力和思想穿透力，谁就拥有国际话语权。

二、平民叙事:“中国梦”话语体系构建的传播策略

作为一个充满时代气息的话语符号，“中国梦”既是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美好愿景，同时也是全民行动、共同奋斗的行为目标。如何科学建构“中国梦”话语体系，使其根植于社会民意，直面社会现实，承载文化传统，突破发展瓶颈，是“中国梦”提出之后必须面临和解决的问题。

作为宏大叙事的“中国梦”在现实语境下进行弘扬、传播，她很难避免被抽象化、理论化，甚至带有政治化的特征。然而就接受者的社会民众而言，广大公众不仅仅要将“中国梦”作为国家和民族的宏大理想看待，在现实空间和各种不同场域中，作为符号和概念的“中国梦”也常常要求具象化、通俗化、故事化、生活化，才能在符号的编码、解码和再编码的过程中体现其最为本质最为丰富的精神内涵。“中国梦”只有在植根于平民话语叙事策略的构建和传播的文化境遇中，她才遮蔽其抽象化的理念、说教化的吁求，在一个个生动具体的“个体梦”的追逐中具有鲜活的生命力。换句话说，只有将代表民族、国家的“中国梦”这一文化符号转化成十三亿个社会主体的“中国梦”现实，“中国梦”旨归才能形成全社会的共识和普遍价值，才能体现其意义共享和全民传播的美好愿景。这就需要平民叙事的话语构建来完成对“中国梦”的解读、接受和传播。因此，在平民化叙事的文化语境中，“中国梦”话语体系的构建呈现出如下的叙事传播策略。

(一)话语主体的个体化

作为梦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会凭空实现，必须依赖于一定主体——国家、社会、个人的担当。从宏大叙事的角度而论，中国梦的话语主体是国家、社会;从平民叙事的角度而论，“宏大叙事”的“中国梦”也是“具体而微”的个人梦，最终由一个个鲜活生动的个体梦想汇聚而成。换句话说，“中国梦”在现实空间和不同场域中是具象的，会被社会大众赋予不同的意义，形成公众各自不同的理解和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这是一种积小我而成大我的叙事逻辑。在这样一种叙事逻辑的转换过程中，作为社会公民的个体成为实现和践行“中国梦”最直接的话语叙事主体，个体的梦想成为国家梦想具体而微、最接地气的现实载体。当梦想主体由国家社会转换成社会个体时，也就意味着实现梦想的话语权交给了由十三亿人民组成的社会公众，从而完成了从宏大叙事到平民叙事的话语权传递，当每个国民的梦想叙事汇聚成大气磅礴的中国梦叙事之时，其结局必将是国家和人民个体话语权的双赢。

(二)叙事视角的多元化

从“中国梦”的基本构成来看，她包含着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民生等众多维度，因此对“中国梦”话语的构建、阐释就可以从多个维度中展开，人们既可以高屋建瓴地从政治、文化等视角解读“中国梦”的意识形态诉求，也可以从社会、民生的角度关注平民的“中国梦”。此外，从社会公众解码、编码“中国梦”的路径来看，人们可以文学叙事、图片叙事、实物叙事，也可以音乐叙事、舞蹈叙事、影像叙事等。如诗歌《中国梦》、《诗画中国梦》，歌曲《中国梦》，影视作品《我的中国梦》、《东方中国梦》等，都成为弘扬和传递“中国梦”的有效路径，真可谓“条条道路通罗马”。2013年4月到11月，中央电视台通过中国网络电视台、央视新闻官方微博微信、复兴论坛等渠道，面向全球征集视频、音频、文字、图片，邀请观众通过拍DV和手机视频、发留言、写文章、拍照片等方式表达自己的“国家富强梦”、“民族振兴梦”和“幸福生活梦”，用朴素的画面、语言，分享追梦故事，畅谈圆梦历程，几乎让“中国梦”的叙事路径得以完整立体的覆盖。叙事视角的多元化还表现在叙事主体的多元性。在平民化叙事语境下的“中国梦”解读、构建和传播中，其叙事主体既可以是工、商、士、农不同领域、不同行业、不同身份的人，也可以是从儿童到老年、从男性到女性不同年龄、性别的人，在个体性叙事主体视角下的“中国梦”构建和解读呈现出最为鲜活、最为真实、最为形象的“中国梦”。

(三)话语文本的故事化

说概念不如讲故事，越复杂问题的答案其实越应该简单平实、生动形象。在西方叙事学理论中，叙事模式往往是指在叙事作品中用于创造出一个故事传达者形象的一套技巧和文字手段。在今天媒体竞争如此激烈的时代，好的叙述方式能够在最短时间内抓住接受者的注意力，用平实的语言讲自己的故事远比照本宣科宣讲高深理论要更加务实、有效。要想让“中国梦”的弘扬和传播在最短的时间内达到最好的效果，故事化叙事是实现概念从抽象到具象、从理论到现实的最佳转译方式。在“中国梦”理论传播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率先打破传统的家国叙事、权力话语的政治叙事模式，选择独特的“习式故事”的讲述方式，赢得了国内外一致的赞誉和好评。②在“习式故事”叙事模式的引领下，故事化的叙事模式正在成为“中国梦”话语构建的主要载体。被誉为“中国人的年度精神史诗”的“感动中国”人物事迹，各类弘扬主旋律的影视作品、文学著作、公益广告，各种“最美”人物的系列报道……无一不是用形象、具体、生动的故事诠释着平民视野下“中国梦”的深刻内涵和精神家园。

三、“中国梦”双重话语体系构建的契合与背反

当“中国梦”成为2013年最热门的话语概念时，围绕这一文化现象的弘扬和传播，就一直在宏大叙事与平民叙事两种不同话语序列的生成和交织中进行着，这既有作为社会个体对民族、国家话语系统中的“中国梦”的观念认同与意义分享，也有将“中国梦”作为符号具象化为个体“理想梦”的全民传播。

显然，宏大叙事与平民叙事的契合是“中国梦”全民传播过程中的主流走向。代表国家意识形态的“中国梦”因其严肃性、规范性、权威性、宏大性的叙事特征，在其精神内涵的解读、弘扬和传播过程中，既需要代表国家意识形态的官方宣讲，专家学者阐释，更需要社会民间大众群体的主动接受、践行和传播。而如何完成“国家叙事”向“个人修辞”的转换就成为最关键的环节。从目前发展的整体趋向来看，“中国梦”传播较好地完成了宏大叙事与平民叙事的契合。早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这一伟大梦想时就特别强调:“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从其话语构建的逻辑起点上就为宏大叙事与平民叙事搭建了坚实的话语平台和话语土壤。只有在每一个社会民众的梦想实现的基础上，才能在更大范围内凝聚起全社会“中国梦”共识、丰富“中国梦”内涵，汇聚成实现“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力量。其次，作为“中国梦”传播主要渠道和载体的大众传媒在其话语叙事和构建的过程中，也较好地完成了宏大叙事向平民叙事的转换。大众传媒不仅将抽象性、理论性、意识形态性浓厚的政治话语“中国梦”成功地进行了文化符号的解码，更是在意义传递和再生的过程中完成对“中国梦”形象化、故事化、通俗化、艺术化的再编码。平民叙事为“中国梦”全民性的传播和接受提供了立体化的传播路径的同时，也让“中国梦”在具象化的世界里让意义的生成和共享具备了无限可能性。十八大以后，主流媒体、大众媒体在“中国梦”话语构建和传播活动中，以不同的形式尝试进行宏大叙事平民化的传播，在看似不经意之间就完成了“国家叙事”与“个人修辞”之间的转换和融合。作为这一传播链条的接受者和最后完成者的全民大众也越来越多的采取视频、音频、文字、图片等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国家富强梦”、“民族振兴梦”和“幸福生活梦”，由中国梦的被动接受者自觉转变为中国梦的主动传播者、诠释者、践行者和受益者。

我们也应当意识到，在“中国梦”话语构建和全民传播过程中，宏大叙事与平民叙事有时也会出现“背反现象”。所谓背反，就是指对同一个对象或问题所形成的两种理论或学说虽然各自成立却相互矛盾的现象。在“中国梦”话语构建和全民传播过程中，宏大叙事是“中国梦”内涵表征的政治理论基础，平民叙事是“中国梦”符号解码的传播策略，两者应当是相得益彰，紧密契合的。可当两种叙事话语形态出现在不同的文化场域和传播路径中时，有时就会出现背反现象。这主要表现为:一是过于强化“中国梦”的宏大叙事特性，刻意放大主题意识、政治内涵、终极追求，让“中国梦”成为抽象的概念、高高在上的政治口号和空洞的宣传标语，从而曲高和寡，难接地气。更有甚者把“中国梦”曲解误读为“中国的梦”而不是“中国人的梦”，是“国家梦”、“民族梦”而不是“个人梦”、“民众的梦”，从而割裂了国家、民族和社会个体三位一体的整体形态。二是片面追求平民化的叙事语境，将代表整体文化形态的“中国梦”割裂成碎片化的“个人梦”，代表13亿中国人共同梦想的“中国梦”被替换为13亿个社会个体的“个人梦想”。更有甚者把“中国梦”当成“标签”到处生搬硬套，如学者所说“地方宣传庸俗化:开口闭口动辄是梦”[5]，不经意间在概念或口号林立中模糊了原有政治理念的内涵。还有把“中国梦”做成企业招牌的商业广告标语、栏目标题等，“中国梦，×××”的模式成为赚取眼球或攫取利润的噱头;把“中国梦”演绎为个人生活中的物质感官追求，让“中国梦”变得低俗而又媚俗等等。如此一来，代表民族复兴、国家富强和民生幸福的“中国梦”就被彻底的碎片化、平面化、娱乐化、商业化甚至庸俗化、泛滥化了。

面对上述尴尬，如何解决好宏大叙事与平民叙事的节点问题，使其形成合力，就成为“中国梦”话语体系构建和全民传播的关键。首先，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梦”是一个极具时代特征的政治话语符号，其内涵明确、主题突出、目标清晰，在其话语体系的构建和传播过程中，应当注意对其内涵的全面、深入、准确、科学的解读，避免传统政治文化传播的机械、僵化和人为地抽象化、理论化，更应当杜绝曲解误读的现象发生。在符号解码过程中，要将宏大叙事话语机制有效地转化为被社会大众认知和接受的平民叙事话语机制，完成“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的统一，超越话语鸿沟造成的阻隔效应，最终形成“中国梦”的全民认知、全民接受、全民传播和全民共建，这既是“中国梦”全民传播的策略问题，也是“中国梦”全民传播的内在要求。其次，在其平民化叙事传播过程中，我们应当避免因过度平面化的解读而遮蔽其宏大的叙事主题，因强调通俗化的叙事传播策略而消解其政治本位价值。要对宣传机构、文化市场形成一定的监管机制和措施，坚决杜绝以偏概全、偷梁换柱、粗制滥造、主管随意现象发生，避免让其意义的生成和共享出现本义的消解和偏离，造成概念使用的泛化和滥化，进而影响了社会公众的价值判断。在宏大叙事和平民叙事两种不同话语构建的序列中，只有将两种话语构建整合起来，才能形成全社会的意义共享和全民传播。

注释:

①2013年12月18日，《咬文嚼字》编辑部发布了2013年度十大流行语，“中国梦”位居榜首，参见《新京报》2013年12月19日版。

②例如，在俄罗斯，习主席用俄罗斯别斯兰人质事件和中国汶川地震后中俄互动的具体故事，生动形象地阐释了中俄两国友谊及今后合作的必要性;在坦桑尼亚，他用在该国热播的中国电视剧《媳妇的美好时代》和中国年轻情侣在坦桑尼亚蜜月旅行的故事，用最为直接的方式诠释了两国的友谊。

[1]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 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奋勇前进[N]．人民日报，2012－11－30．

[2]习近平．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A]．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学习文件选编[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13．

[3]邵燕君．宏大叙事解体后如何进行宏大的叙事?——今年长篇创作的史诗化及其追求[J]．南方文坛，2006，(6)．

[4]金元浦．“中国梦”的文化源流与时代内涵[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3，(7)．

[5]辛忠．地方宣传庸俗化:开口闭口动辄中国梦[N]．学习时报，2013－0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