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纪龙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规定，Onto1ogy(拉丁文onto1ogia)的哲学本义是研究“on之为on”，是关于on的1ogos，即on本身的学问。就这种广义的规定而言，Onto1ogy不仅是哲学的一个特殊分支，而且是哲学的本质。目前，Onto1ogy主要有两种译法，即本体论和存在论。前一种译法主要基于西方学院哲学的传统，后一种译法则主要基于海德格尔的生存论哲学。因此，本体论与存在论这两种译名显示出义理上的差别:前者是在逻辑体系中论证追索概念实体的学说，属于本质主义的哲学路向;后者则是在实存境域中尤其在人的生存处境中追问存在意义的思想，属于实存哲学的路向。

在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绝大多数学者认为马克思的思想中有onto1ogy，而且进行了不同的阐释，如物质本体论、实践本体论以及生存论等。承认马克思的思想有本体论的维度是基于哲学的需要，即认为哲学的根本是本体论。例如，有学者明确指出:“自古以来，哲学作为一种形而上的学问，其本体论的探求是不可能被取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新的哲学形态，当然不能没有本体论，尽管在具体表述上仍有不同看法(如存在论等)。”[1]有少数学者则主张，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本体论，这主要基于对onto1ogy的学院式理解:本体论“表示一种特殊的哲学形态，一种用范畴作逻辑推论的形而上学。无论从哪个方面说，把‘本体论’一词加给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是没有道理的……一旦把‘本体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连在一起，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旧哲学的区别的界限从此也就模糊了”[2](P175)。在批判on－to1ogy的传统形态的基础上，应该坚持其广义规定的合理性;对现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论研究方式的反思和超越，是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基本路径。

一、物质本体论研究方式及其问题

物质本体论的提法主要基于恩格斯对哲学基本问题的探讨，其内涵是主张物质在回答本原问题上的优先性。但是，既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彻底批判了本体论哲学，我们毋宁把物质本体论改称为物质本原论。在本原论的意义上，物质优先性不仅批判了本体论——以概念实体为本真独立存在的唯心主义，同时也解放了具体科学的自由研究的可能性。

物质本体论研究方式的缺陷是相对抽象地思考物的概念，而没有恰当地追问物的存在意义。如果说在回答本原问题上，物质优先性对一切唯物主义流派都成立，那么它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低原则。物质概念作为对实际存在着的实物总和的抽象，虽然比唯心主义的概念更具体，但仍是抽象的实在，而不是生活实践上的实在。如果考虑海德格尔对存在论的现代用法，那么物质本体论的局限就更明显了。物质概念作为对实物总和的抽象，其前提是把实物作为确定的“是什么”来看待，即在“现成性”的意义上来理解物。这样抽象出来的物质概念仍是个现成性的概念，即使当我们用运动来解释物质时也总是把物质当成“持存物”。因此，海德格尔的问题便逼向物质本体论:人能被看作一种实物吗?一个实物，例如一个产品，它被做成后便是现成的，这同时意味着人的活动的结束。因此，海德格尔才明确说此在的终结就是现成物的开端。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市场经济体系中，生产者进行生产恰恰以“现成性”为目标，他的生产活动的意义只盯着物的可出售的现成性。因此，将物质本体论看作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哲学基础，不仅无法克服资本主义反历史的意识形态，更造成将之作为“终极解释”的误区。有学者就此深刻地指出:“孤立地把哲学的本体论追求归结为对‘终极解释’的寻求，就会把哲学所寻求的本体‘科学化’，以致造成知识论的本体论，即把哲学所寻求的‘本体’当作具有最大的普遍性和最大的普适性的‘普遍理性’或普遍原理。”[3]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存在论内涵显然不能仅仅局限于这个层面。

物质本体论反对唯心主义，在理论方面的确维护了科学，但却无力承担对人的存在意义的追问。物质本体论指向对“科学从属于哲学”的克服，但无法解决“科学从属于世界”的问题。这就必然要求推进研究方式，从物质本体论转向实践本体论。

二、实践本体论研究方式及其问题

从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路径看，实践本体论的研究方式是在批判物质本体论研究方式的过程中凸显出来的，主张用实践取代物质，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研究的基础范畴。从马克思的原著看，实践本体论也比物质本体论得到更多的文本支撑。在马克思那里，实践确实是世界分化与统一的基础，也是解决自然与社会以及社会内部矛盾的基础。马克思认为，不仅“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4](P56)，而且实践作为持续不断的感性创造活动还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4](P77)。基于马克思对实践的相关论述，有学者从本体论角度指出:“马克思在确认实践是人类世界的本体的同时，又确认实践是人的生存方式的本体，两者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由于马克思关注的是人的生存异化状态的消除，所以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哲学是生存论的本体论，即实践本体论。”[5]不过，从这种观点中，我们也能看到实践本体论的矛盾所在，即借鉴了生存论的存在理解方式却沿用了传统本体论的旧名称。本体原意是指实体，即使在海德格尔将之转译为“在场”后，也仍然局限在狭隘化了的形而上学时间观中，即仍然局限于用流俗的物理学时间来规定存在。因此，不能用本体概念来指称马克思的实践，也不能将实践本体论与生存论混淆。如果非要说“实践本体论”，那恰恰体现在马克思后期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对价值实体的分析上，因为劳动的抽象量化正是从物理学的线性时间来规定的。

作为独立的哲学形态，传统本体论局限于本质主义，因此不能置身于人的实际生活处境中来理解存在问题。马克思借助实践正是要破除本质主义的非历史性意识形态幻想。在实践视域中，存在追问发生了转向，被问及的东西不再是现成物，而是人实际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所问的东西不再是本体，而是社会制度;而何所问不再是理论真理及其永恒价值，而是历史性的自由。笔者认为，从哲学转向的意义上看，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具有海德格尔所谓的“另一个开端”的特质，其基础问题是“存在之为存在”或者说“历史之为历史”。

过去对实践进行本体论的阐释容易局限在“被问及的东西”层面，局限于对“世界与人如何存在”进行一番客观的解释，而这些解释始终错失了它的真正哲学意义。即使更进一步将实践阐释为主客体的关联概念，也只是达到了“所问”层面。另外，这种阐释也会遭遇现实的困境。例如，通过实践概念解释了主客体的统一之后，我们发现作为“所问”的现实资本主义社会却是以“生产上的主客体分离”为基础的。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体系中，我们充其量只能以抽象的方式来表征实践中的主客体统一。我们的出路只有一条——将实践理解为是二重性的，即主客体构架具有主体形而上学的特征，而实践的前主客体分离状态则具有本源特征。与物质本体论相比，实践本体论能更彻底地克服实体性的本体论形态，但是它无法克服主体形而上学。只要我们在实践结构上表象出主体与客体，不论事后对二者关系进行如何完美的综合，都还局限在主体形而上学的框架里。在实践结构里的主体不是个别化的、处境化的主体，而是一般主体，是作为主体的主体。实践结构里的客体，当然也不是特殊的具体物，而是作为一般对象性的物被设置起来的。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对实践本体论的推进体现在向生存论研究方式的转向。

三、生存论研究方式及其问题

生存论对本源性的追求显然能够为实践本体论研究方式提供新的指引。国内从生存论路向或者与生存论相关联的角度来阐释马克思思想的学者众多，他们首先承认受海德格尔基础存在论的影响，而且是在积极的意义上阐发这种影响。出于维护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的需要，国内有些学者反对生存论的研究方式，他们认为生存论的影响是破坏性的。而笔者认为，在科学性的意义上反对生存论不太合理，如果科学的意义更本真，像海德格尔这样的思想家显然不会犯义理上的低级错误，他即使在思想后期也明确强调，科学技术的客观化的思维和语言只是在“一种派生的和有限的意义上”讲的，而且科学技术作为世界尺度造成了日益增长的危险:“科学—技术的思维方式伸展到生活的一切领域上。由此加强了一种错误的假象，仿佛一切思与言都是客观化的。这个毫无根据地、独断地宣布出来的论点推动并支持着一种灾难性的趋向，即只还在技术—科学上把一切都表象为可能的操纵和控制的客体。”[6]也许有人会说，马克思强调的科学方法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运用的理论科学方法，并非自然科学的客观化方法。但是，我们也应该知道，马克思的理论科学方法和其理论的存在论意义并不矛盾。

在马克思的语境中，根本不可能离开实践单独地谈论科学，而且只有借助共产主义的思想及实践才能克服资本主义使用科学技术的方式。科学当然不是实践的唯一要素，实践作为感性的创造活动还包括人对处境的考虑、对目的的筹划，也自然关涉人的情感意志。

生存论研究方式的问题不在于它是否合理，而在于它的合理性的限度。生存论在海德格尔那里具有过渡性的意义，它同时具有形而上学的不合理性和非形而上学的合理性。只要把握这一点，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国内生存论研究方式存在的问题:它接受了生存论的合理性而没有克服生存论的不合理性，因此也就将形而上学的不合理性以隐蔽的方式转嫁到马克思的思想中了。海德格尔生存论的核心原则是强调此在的存在论优先性，强调从此在的生存出发领会存在的意义。国内的生存论研究方式接受了海德格尔的基本原则，致力于阐释“从人的现实生存活动和生存方式出发，来领会和揭示‘存在’的意义”[6]的重要性。但是，实践生存论研究方式在具体内容方面并没有向纵深推进。海德格尔的生存论分析可谓环环相扣、层层递进，最终展示为此在生存的完整时间性结构。如果对马克思实践概念的理解还局限在主客体关系的框架中，就很难实现与海德格尔生存论结构的对接。后来相关学者对生存论研究方式的自我反思将生存论困境理解为相对主义、神秘主义、个体主义，主张用历史唯物主义拯救生存论。[7]在笔者看来，这种理解走错了方向，因为它既没有澄清生存论的形而上学不合理性，也没有预见到生存论的非形而上学的合理性。生存论本身是海德格尔的专有物，若将之拿来与马克思思想进行对比研究，无论如何得充分考虑海德格尔本人对生存论的定位。令人遗憾的是，实践生存论研究者并没有着眼于海德格尔的思想转向或者说前后期思想的差异，来考察生存论的意义限度。

四、存在论研究方式的深化:从生存论到历史存在论

提出从生存论研究方式向历史存在论研究方式的推进，主要基于两方面的考察:首先，我们可以从社会历史现象的角度，将海德格尔分析的生存现象放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境域中考察，或者说，我们要看到历史唯物主义对生存论的包含关系;其次，我们要考察海德格尔本人前后思想的转向，这一转向标志着海德格尔将存在追问从此在时间性推进到存在历史性层面。既然海德格尔只是为了避免形而上学的误解才不再用存在论来定位自己的思想，那么仍可以在存在问题的本源意义上将他后期的存在历史性思想看作历史存在论。通过这两方面的考察，就能清晰地把握到哲学对存在问题的解答从时间性引线转向历史性引线，因此生存论也随之向历史存在论转向。

就第一个方面而言，我们将海德格尔的生存论放到马克思分析三大社会生活形式的历史思想中来考察。在海德格尔的生存论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其中确有历史唯物主义的因素:他对此在生存论结构中的“被抛”和“实际性”两个环节的分析揭示出“人依赖于物”的生存规定，而对“先行于自身”的分析则揭示出人在世界处境中的“相对独立性”。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语境看，人寓于物而生存的必然性是由于生命具有物质需要的必然性，人必须通过社会进行物质生产并占有生活资料;人在世界中的实际性则源于人必须结成一定的关系，在社会形态的意义上借助一定的物质手段来筹划生产生活，而且生产生活世界对人而言总是实际发展着。人先行于自身而存在源于人的相对独立性，人并非单纯被动地存在着;如果说物质生产起源于必然性，那么生活则具有超出生产的自由特性，而生活自由总是指向未来如何生活得更好。很明显，这种“生存论的结构”相通于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货币的产生和本质”部分分析的人在历史中生存的“第二大形式”。海德格尔生存论分析的起点“生存上的现象”，首先遭遇的便是现成性和上手性意义上的物，即在场者。这些在场者的存在规定都起源于生产生活的社会形式规定。社会物质生产以财富为目标，而财富又在社会形式上被规定为交换价值;这都说明作为过程的活的时间性向物化的静止时间状态的转变。由此可以看出，形而上学的存在规定具有社会生产层面的起源。海德格尔努力揭示的人作为能在的绽出性优先于一切现成性和上手性的存在规定，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语境中，无非是说人的活的时间性优先于物化的时间，即作为过去的时间不应该支配作为现在的时间。海德格尔通过生存论揭示的形而上学的存在规定，在马克思的历史分析中呈现的更为清晰。

对马克思思想的生存论解读，本应更深刻地回到形而上学的基础，而不是一方面宣称克服了实体—知识论的本体论，另一方面却又不自觉地陷入主体形而上学、技术形而上学之中。因为生存论归属于存在历史的形而上学阶段，或者说生存论作为基础存在论依然归属于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存在论，所以海德格尔后来才认清它具有形而上学的特征。不论如何强调此在生存论上的本真可能性，只要此在生存上的境况没有发生转换，那么仍旧无法克服形而上学。生存论的分析工作必然逼迫海德格尔重返此在的生存处境，即返回技术世界。在生存论分析中，此在凭借先行向死存在的决心而对常人世界的超越，现在看来仍囿于技术世界之中。这也就是说，海德格尔早期生存论阐释的此在时间性仍然具有形而上学特征，而在其思想后期，才借助存在历史性克服了此在时间性的形而上学问题。

海德格尔生存论的形而上学问题，在历史唯物主义语境中是很容易理解的。在历史的第二大社会形式中，人在依赖于物的同时也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如果把人的相对独立性看作理想的自由状态，进而将之当作人创造历史的固定根据，便是错误的。空想社会主义和盲目的历史乐观主义之所以是错误的，就在于它们把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相对自由想象为历史解放的根据，而历史唯物主义揭示的真实情况却是，人对物的依赖性和相对独立性都归属于历史性。社会形式的历史转向才真正构成人与物的双重解放。海德格尔在思想转向后，明确提出要在历史性地理解存在问题之后更本源地重演整个此在分析，以更彻底地使此在脱离主体性。在马克思那里，如果说早期异化思想阶段的哲学共产主义还局限于以人的主体性为论据，那么中后期的科学社会主义则更本源地从社会历史性出发来理解解放问题。人的异化、物化是社会历史现象，其根源在于社会制度，而不在于人的先验主体性。人有可能在哲学上对主体性和自由进行一种先验的想象，但这种想象起源于现实的社会历史条件。在商品生产中，劳动主体的一般主体性和商品价值的一般对象性看上去都仿佛有先验的特征，这根源于它们具有相对固定的形式规定而不是因为它们是超历史的。

就第二个方面而言，我们要考察海德格尔自己的思想转向。关于思想转向，海德格尔自己已有明确的规定，所以我们只要将它指认出来就足够了:“只有从海德格尔Ⅰ名下所思的东西出发，才能通达在海德格尔Ⅱ名下要思的东西。但海德格尔Ⅰ又只有当它包含在海德格尔Ⅱ之中时才是可能的。”[8](P147)海德格尔Ⅰ是指在此在时间性思想中所思的形而上学之基础，返回步伐带来了海德格尔Ⅱ，对形而上学之基础的思考被置入存在历史性思想的境域。从存在历史本身而来，尤其是通过存在的自身转向，形而上学的克服才得到彻底思考。在海德格尔那里，存在历史性思想是两义性的，“既指形而上学的思想——关于存在者之存在的思想——又指在存在作为存在(存在之敞开状态)的思想意义上的存在问题”[8](P142－143)。这种两义性源于存在历史的自身转向，而人之本质的转变就出于这种转向。我们也是参照这种转向意义上的两义性提出“历史存在论”的。在马克思看来，人是社会存在，因此人的解放不能脱离社会而发生;人的解放也不可能依赖于社会中个别人的主观想象。因此，马克思明确指出:“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绝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4](P285)从历史唯物主义对存在的本真解释出发，社会形态的历史转向为人的实际解放奠基。历史唯物主义把存在理解为社会历史存在，就是更本源的存在论形态，我们可以将之称为历史存在论。西方近代哲学主要有三种论域，其一是源自笛卡儿的主体性论域，其二是源自帕斯卡的生存论域，其三是源自维科的历史论域。[9]海德格尔和马克思在其思想发展进程中，都自觉地批判了主体性形而上学的论域，以生存论域为起点并深化到历史论域。我们提出从生存论转向历史存在论，就是为了更恰当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内涵，防止在实证科学和单纯方法论的角度来理解它。历史唯物主义具有存在论的维度，而且这种维度也是一种真正合理的形态。在历史存在论的具体规定层面，我们需要更深入地研究海德格尔后期的存在历史性思想，并展开与马克思历史思想的对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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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德)马丁·海德格尔．同一与差异[M]．孙周兴，陈小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9]丁耘．胡塞尔现象学的转型意义及其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联系[J]．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200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