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都城转型探析——基于汴梁和临安“流动性”的考察<br/>

两宋都城转型探析——基于汴梁和临安“流动性”的考察

2014-12-04张启龙

宁夏社会科学 2014年6期

张启龙，徐哲

(暨南大学文学院，广东广州 510632)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古代传统社会的研究中并不注重对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的考察。而事实上，社会价值取向和文化意识形态所发生的变化，才是整个社会从政治制度到经济模式乃至社会结构发生改变的最终表现。邓广铭曾特别强调:“两宋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1］138两宋都城在当时历史背景下所达到的历史规模和高度，基本可以理解成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专制政治束缚适当妥协于市场，从而在市场繁荣的带动下，空间和时间概念上的城市面貌以及市民阶层享有的城市文化发生了巨大改变。

一、时空破碎:城市的开放与自由

唐以前，城市和市场严格执行着空间和时间上的限制。“坊市制”控制着城市空间，市场格局和规模固定死板，市场活力僵化。“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夜禁制度同样要求城市市场在一定的时间内运作，进一步束缚了城市活力。这种空间上和时间上都被严格制约着的古代城市的制度，直到唐代末期才开始逐渐出现松动。时至两宋，交易膨胀和市场扩张打破了时间上和空间上的束缚，“侵街占市”愈演愈烈，代表着封闭、限制的坊墙和阛阓被摧毁。“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2］313的市场时间也一改“击钲三百声而众以散”［3］6的夜禁制度，开启了城市夜生活的序幕。从墙内遍至全城，从白天贯穿黑夜，两宋都城在空间上和时间上突破了以往，以“开放”、“自由”的面貌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

1.城市空间的开放

坊市制破除，城市与市场密切结合，从《清明上河图》全城皆市的图景中可以看出北宋城市的开放性。开放的城市格局同时促使城市中人走出家门，参与到城市经济活动中，部分“市井经纪之家”融入在市场中，“只于市店旋买饮食，不置家蔬”。［2］312市场中的卖方同时也是市场中的买方，不再单纯地是消费者或者经营者一方的身份，逐步脱离农耕，在提供商品和服务的同时，也依靠商品和服务生存以及享受，成为商品经济下城市消费市场中的一个环节。

为市民提供文化消费的城市公共空间林立，是两宋都城的一大特点。汴梁城和临安城市民走出家门，进入到市场和城市公共空间中去享受精神文化消费的方式有很多，除酒楼、妓馆内庸俗消费和色情消费外，还有各阶层市民痴迷和集中的勾栏瓦肆。“瓦合易散”［4］298的勾栏瓦肆是城市消费群体流动的一个集散地，“不以风雨寒暑，诸棚看人，日日如是;终日居此，不觉抵暮”［2］461，是一个具有极强的开放色彩和包容性的公共场所。

城市空间之所以能够打破坊墙，市民之所以愿意走出家门，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是商品经济发展带来的资本流通。资本流动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需要破除为交换带来隔阂的一切束缚，包括城市建筑和身份等级。资本流动需要自由，交换本身的自由以及交换环境的自由。从一定程度上说，资本的流动带有平等元素，因为商品经济中的消费，即付钱完成交易。在消费中，强调的不是身份等级而是金钱资本。以城市租赁业为例，租赁业的兴起为城市居民，特别是一般的中下户提供了享受到较高品质商品和服务的消费机会，“稍以路远倦行，逐坊巷桥市，自有假赁鞍马者，不过百钱”［2］410。市场需求是租赁业兴盛的主要原因，而强烈的市场需求是因为两宋城市的消费门槛的下移，占有绝大多数的城市平民有机会去享受租赁业带来的方便与舒适，而资本是他们有没有机会参与到市场中的唯一条件。

酒楼作为两宋都城服务业中最具代表和特色的消费场合，开门迎众客，也是颇具平等观念的场所，尤其是数量多、分布广的“脚店”。小酒店中不仅各色小吃食物种类丰富，价格也极为公道，“煎鱼、鸭子、炒鸡兔、煎燠肉、梅汁、血羹、粉羹之类，每份不过十五钱”［2］190。人口规模达百万之众的两宋都城，更像是一个全民的市场。城市空间，尤其是消费空间对所有城市中人来说，是开放和自由的，市场允许他们选择符合自己消费欲求的消费内容，当然前提是消费者自身拥有足够、可流动的资本。

2.城市时间的自由

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开始注重对实效与功利的追求，这种价值观念相互染指的结果就是包括人和市场在内的一切城市元素都“活泛”起来，尤其表现在城市市场经营时间限制的取消。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概括了古代人民起居生活的规律。日落天黑，人们结束劳作回到家中，休缓一天的疲劳。这种现象正式被宋太祖于965年命开封府“京城夜市至三鼓已来，不得禁止”［5］6257的诏令终结。通宵夜市是基于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提高了经营和消费的自由性和自主性，夜禁制度一经废除，立即改写了城市面貌的历史。

“街心市井，至夜尤盛”［2］101、“冬月虽遇大风雪阴雨，亦有夜市”［2］313的北宋汴梁和“至三更不绝，冬月虽下雨雪，亦有夜市盘卖”［4］243的南宋临安夜晚繁盛异常。披上了不夜城新装的宋代都城，拥有了“如耍闹去处，常通宵不绝”［2］313越夜越乐的夜生活。时间不再是被分割成白天、黑夜简单的作息模式，也不再以时刻作为行动的起点和终点。两宋都城中的时间观念开始变得自由和随性。

电力普及后，西方社会才开启了夜生活，产生了“欢迎夜晚的到来，给穷人和贵族都带来了双重欢乐……白天要节制，夜晚要欢乐”［6］290的全新感受。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到了夜晚，人们从社会角色转换到个体角色，行为更加自由，情感也更为丰富，正如《黑夜史》一书中认为夜晚中的我们才是真实的自我，白昼的我们只是理想中的自我。在电力尚未出现的我国古代社会，尤其是在封建礼教的长期束缚下，夜晚总是被看成危险的、不安的环境，而两宋时期，人们冲破了这种观点的限制，起于经济无形之手，最终反映在城市自在的夜市生活中。两宋城市中人参与到“灯火照天”［7］70、“至夜尤盛”［2］164夜市中的消费不仅是以满足必要的生存为目的，更是把在夜市中的消费作为享受新生活，体验快乐的体现。

二、情感归属:市民的自我探知

中国古代传统社会是一个强调等级的社会，等级观念思想影响下，人民大众更加强调归属与认同。在不被认同和划分归属性的时候，人普遍是不会主动去逾越自身身份和突破等级所限制的范畴。

宋代坊郭户的确定，作为中国历史上市民阶层出现并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从制度上代表了封建政权对生活在城市中人身份的一种自上及下的认同和肯定，正是这种认同，让城市市民阶级，尤其是中下层的市民，一直所匮缺的自我认同感逐渐形成。从社会学的角度讲，这是他们积极参与到城市建设和市场商品交换中的重要心理引导和暗示。这种制度上的权利赋予，使得城市人群获得了相对自由的行使权，即他们可以参与甚至创造城市的各项活动。例如，在诸多节庆时日，上层之士利用各式各样的装饰鲜花和富有文化意义的物品来庆贺，以获得身心的满足，精神的愉悦。很多中下之家也开始借由鲜花和文化产品等来表达对生活的祈福，如“而市人门首各设大盆，杂植艾虎、葵花，上挂五色纸钱、排饤果粽。虽贫者亦然”［8］81，“士庶之家，亦市一二株玩赏”［4］164。“贵家结饰台榭，民间争占酒楼玩月”和“至寒食冬至三日，亦如此。小民虽贫者，亦须新洁衣服，把酒相酬尔”。［2］514这种全民注重品质的生活方式和态度，在两宋时期发生了转变，充满了向上的生活气息和对待生活的积极态度。

市民阶层崛起后，开始更加注重自身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以文学为例，文化起源于民间，文学产生于劳动人民“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9］161的劳作口号，但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以文学、字画等为代表的文化形式却被统治阶级所垄断，文化形式在日益艺术化、典雅化的同时，也愈来愈脱离俗众，文化形式中的民间审美意识日渐淡化，底层民众的文化话语权被慢慢剥夺。两宋市民阶层越发旺盛的精神文化消费需求促使文化逐渐从上层的阳春白雪开始向大众回归，具体表现为世俗文化的兴起和市井文化形式的繁荣。

市民需要文化生活，城市文化消费形式也在不断适应市民阶层的需要。经过处理后的市井艺术，更加符合城市市民认识自我、认知城市的心理诉求。如“说话”、“百戏”、“宋词”等各类艺术形式，不仅通俗易懂，更融入了惩恶扬善、希冀安顺的大众情感，这不仅反映出市民阶层认识现实生活和认识历史的文化愿望，同时也体现了文化艺术下移到市井生活的趋势，即使是没有受过教育的普通民众，也可以通过“说话”艺术以“口口相传”的方式进行文化散播，实现意识形态上的流动，从而引起整个城市群体思想观念上的变化。唐文标指出:“中国古代文艺表演是现实生活的一种重复和修正。”［10］4两宋市民在认识自我的过程中，不断改造原本高高在上的文化消费产品，促使其能够为自身所理解和接受，同时赋予其大众审美的特征，也侧面促进城市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城市是都市生活加之于文学形式和文学形式加之于都市生活的不断的双重建构。”［11］3大街上穿梭着熙熙攘攘的人群，形形色色的生活在城市之中，艺术作品或以这些人为蓝本，或在传播过程中被赋予了这些人的意识色彩，实现了艺术作品中“人影重合”的呼应效果。

三、城市血液:资本的流动和欲望的张扬

当消费主体满足了基本生活的消费层次后，开始更加注重“男子服带犀玉，妇人涂饰金珠”［12］3577等有利于身心“发展”的进一步需要，使得享受的格调也成为润色生活品质的一个重要方式。《西湖老人繁胜录》记载:“菖蒲、石榴、蜀葵花、栀子花之类，一早卖一万贯花钱不啻。”［13］10可见南宋时期，市民对花卉的需求是相当高的。“临安丰乐桥侧，开机坊周五家，有女颇美姿容。尝闻市外卖花声，出户视之，花鲜妍艳丽，非常时所见者比。乃多与直，悉买之，遍插于房栊间，往来谛玩，目不暂释。”［14］635看来两宋时期，把鲜花作为“遍插于房栊间，往来谛玩”的物品，对于修饰生活环境能起到让人“目不暂释”的功效，这也就不难解释“虽小家无花瓶者，用小坛也插一瓶花供养，盖乡土风俗如此”［13］10的重视生活品质的风俗了。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在定义奢侈消费时指出:“奢侈的本性就是变动，它难以捉摸，种类繁多，自相矛盾，不可能一经认定就永不改变。”［15］211可见消费的欲望不仅容易传染扩散，内部也在不断地流动变化。因此，在逐步注重生活品质后，“衣必文采，食必粱肉”［16］38富人麇集的两宋都城，开始奢靡风气泛滥，对于精品物玩等金贵之物的追求往往不吝其财挥金如土:“并是金银彩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2］144“不特富家巨室为然，虽贫乏之人，亦且对时行乐也。”［4］157“不论贫富，游玩琳宫梵宇，竟日不绝。家家饮宴，笑语喧哗。”［4］139整个都城显示出歌舞升平的奢华气象，不论贫富都有着享乐的消费行为，以奢纵情来满足自身的欲望。如衣装消费上，讲究奢华而非实用。“销金衣饰，顷岁有司屡行禁止，往往法令稍宽，随即纵弛，自累岁以来，其侈日盛。”［17］2520可见时人不顾政策反对也要销金饰衣。

以北宋李觏和南宋叶适等为代表的功利学派在看待“理欲”、“利义”关系的态度上一改重义轻利的思想之风，肯定“欲”的存在，提倡“欲”的合理性，主张“欲者人之情也”［18］432。促进了功利化与实效化社会价值的蔓延。《宣和遗事》记载两宋都城上元节庆“交撒下金钱银钱，与万姓抢金钱”［19］70的风俗。宋人袁陶作《撒金钱》词:“恩露匀施，凭御阑，圣颜垂视。撒金钱，乱抛附。万姓推抢没理会。告官里，这失仪，且与免罪。”［20］569散撒金钱之后，百姓无不感激欢喜:“万姓个个遍游市井，可谓是:灯火荧煌天不夜，笙歌嘈杂地长春。”［19］70资本的流动和人心的浮动在两宋都城堪有爆棚之势态。

可以说，资本通过城市经济活动广泛地流动起来，与此同时流动起来的还有从封建束缚中逐步解放出来的人性，可以说这便是城市的血液。资本流动的需要使得两宋城市的面貌在时间和空间维度发生改变，而人性的流动则让城市从封闭走向开放，从死板走向活泛，从固定走向自由，从抑制欲望走向注重享受。这种流动元素带有很强的生命力，也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促使宋代经济出现了新鲜元素，但是这种流动性也存在很强的沾染性和传播性，可以说是一把双刃剑。在强调大众自由和享受的同时，也很容易沾染市井庸俗之气。全民奢靡便是这种流动性结出的恶果之一，并“朝新于宫庭，暮仿于市井，不几月而满天下。”［21］68

城市“流动性”促使两宋都城在其格局、文化和风貌上出现了不同于以往的改变。站在城市史的视角上看，崛起的市民阶层，虽然在两宋社会只是极小众的一部分，但是其在历史舞台上却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1］邓广铭.谈谈宋史研究的几个问题［J］.社会科学战线，1986(2).

［2］［宋］孟元老，撰.东京梦华录［M］.伊永文，笺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

［3］［唐］李林甫.唐六典:卷二十.太府寺两京诸市署［M］.北京:中华书局，1992.

［4］［宋］吴自牧.梦粱录［M］.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

［5］［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七［M］.北京:中华书局，1957.

［6］［美］罗杰·埃克奇.黑夜史［M］，路旦俊，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6.

［7］［宋］蔡绦.铁围山丛谈:卷四［M］.北京:中华书局，1983.

［8］［宋］周密.武林旧事［M］.北京:中华书局，2007.

［9］［汉］何休.春秋公羊注疏:卷十六［M］.四库提要著录丛书.北京:北京出版社.

［10］唐文标.中国古代戏剧史［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

［11］［美］理查德德·利罕.文学中的城市:知识与文化的历史［M］，吴子枫，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