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训华

日本是中国辛亥革命思想和行为的重要策源地之一，特别是留日学生在日本创办期刊，客观上促成了1911年革命所需思潮的加速演进。《浙江潮》是浙江籍留日学生创办的刊物，在学生革命思潮如火如荼的1903年正月创办，它非常鲜明地代表了当时一大批留日学生刊物的特点，特别是编辑人员体现出来的江南人士所特有的才情与革命性，更使得这份稚嫩的刊物勃发出青年人的朝气与豪情。以《浙江潮》为代表的近代留日学生的革命性，既体现于文本所表现的科学启蒙、国际视野，又深具地域文化特色。它总体上的革命性，成为推动当时年轻人思想集体“左”倾的重要力量，并对后世不断革命的社会思潮起了先锋作用。

一、《浙江潮》编辑群的形成

《浙江潮》编辑群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群体，他们来自于浙江境内不同区域，身份、性格与思想倾向也有很大的不同。

《浙江潮》的创刊是时势激荡的产物。1900年冬，唐才常因汉口组织“自立军”事泄露遇害，蒋百里(方震)激于义愤写诗悼念，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受到政府压力，拟将他除名。后来经过老师们努力，学校将蒋百里、蒋尊簋、王嘉榘等18人送赴日本留学。而这18人中，有一些人直接参与了《浙江潮》的创办。其他一些人也有不俗的历史呈现，如蒋尊簋曾经担任民国初期浙江省都督。1902年，留日学生已有3000人左右，大多数人思想激进，倾向革命。同年蒋百里被选为中国留日学生大会干事，并组织“浙江同乡会”，省域观念在清末也显得很强烈，这大概和清末不断的地方自治思潮有关。江苏、湖北、河南等省留日学生纷纷以省为域，创办《江苏》、《湖北学生界》、《河南》等学生期刊。由于某些政治因素，部分留日学生到日本留学具有流亡避难性质，因此心中的激荡更需要有一阵地，去喷发其心中的思想。

关于《浙江潮》的编辑群究竟包括哪些人，说法不一。詹文元《浙江早期报业史访辑》认为，“在众多同乡会干事中，直接负责和参与《浙江潮》编辑工作的，有董鸿祎、叶澜、蒋智由、蒋尊簋等，主编是蒋方震”[1](P222)。但这种说法与许寿裳的回忆明显不一致。根据许的回忆，《浙江潮》前期应该是由孙翼中、蒋百里二人主编，而从六月出版的第五期起，由许寿裳续编。蒋百里无疑是《浙江潮》早期最主要的负责者，无论是创刊词还是刊物中的一系列文章，都是出自蒋百里的手笔。孙翼中因为“罪辫文”案远走日本，但其在1903年夏季已回到杭州，并担任《杭州白话报》的主编。“1903年夏天，孙翼中接任了《杭州白话报》的总编辑，其报纸的倾向有了明显的改变，开始倾向于革命，并成为光复会等革命派的舆论工具，它用通俗的语言，简短的文字，呼吁民族救亡，攻击清政府的媚外政策，启发读者的革命思想，在当时的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2]并且在许多回忆《浙江潮》编辑群的史料上，孙翼中都是排名于蒋百里之前。

关于《浙江潮》编辑人员的组成，笔者倾向于丁守和《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一集关于《浙江潮》条目的说法:“编辑兼发行者有孙翼中、王嘉榘、蒋智由、蒋方震、马君武等人，主要撰稿人，除了上述编辑兼发行者外，还有陈榥、陈威、何燏时、沈沂、鲁迅等人。”[3](P269)这个解释综合了当时办刊的实际运作情况，并将一些重要的作者也放入其中，体现出该期刊的重要历史价值。从现在学者对它的判断来看，蒋百里和许寿裳在一年的办刊期内，发挥了比其他编辑人员更大的作用。“刊物定期于阴历每月二十日发行。发刊近一年，共出十二期，迄今所见者凡十期。第一期发刊于一九○三年二月十七日。第十期发刊于同年十二月八日。共十册。每册六十余页，约十八万字，所载包括社说、论说、学术、大势、时评、杂录、文苑等门类。每册卷首均有一副彩色地图和浙江名人胜景插图三、四页。刊物命名为《浙江潮》，是用来‘作革命潮汹涌的象征’。”[3](P269)

据《清季的革命团体》一书资料统计，现存《浙江潮》10期，共载重要论著约288篇次，其中鼓吹民族革命的有17篇，占5.9%;激发民族思想的有48篇，占16.7%;鼓吹民权思想的有10篇，占3.5%;介绍社会主义和社会党的有11篇，占3.8%;报道学潮的有5篇，占1.7%;其他方面，如文艺及世界大势的有197篇，占68.4%。[4](P18)《浙江潮》中有明显激进或救亡思想的文章占到了31.8%，占总体内容的三成。尽管其中有些笔法幼稚，有些提法有时代弱根性，但从中仍可看到留日学生的拳拳爱国之心。《浙江潮》在当时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清季的革命团体》即称:“立宪派的报刊，若《清议报》、《新民丛报》等，均曾介绍革命思想，鼓吹革命，而成绩较著者，则为革命派的刊物。此处以《译书汇编》、《国民报》、《湖南游学译编》、《湖北学术界》、《浙江潮》、《江苏》等为例，说明当时革命刊物介绍西方革命思想及民族主义的概况。”[4](P13)

蒋梦麟对于《浙江潮》的作用及其运作，也有过相似的回忆:“浙籍学生在东京也出版了一个定名《浙江潮》的月刊。这个杂志因为攻击清廷过于激烈，以致与若干类似的杂志同时被邮政当局禁止寄递。……这些被禁的杂志仍旧不断地从日本流入上海租界。因此上海就成为革命思想的交易所，同情革命的人以及营求厚利者再从上海把革命书刊走私到其他城市。”[5](P70)不受政府实际控制的舆论传播，是革命思想飞速传播的重要推手，《浙江潮》编辑群的革命主张，得以快速传播。

良好的个人情谊互动是《浙江潮》编辑群形成并产生强大战斗力的又一重要动因。浙江人很重乡谊，甚于其他省域，这从浙江近代人物错综复杂的相互联系中可见一斑。如《浙江潮》编辑群中的“求是派”，蒋百里、孙翼中、许寿裳等均出自杭州求是书院。在办刊过程中，鲁迅多方支持许寿裳，鲁迅最早的小说、译文等多发表在《浙江潮》，这和他的绍兴老乡许寿裳密切相关。许寿裳主编《浙江潮》，邀请鲁迅写文章，鲁迅发表了《斯巴达之魂》、《哀尘》、《说钼》、《中国地质略论》、《地底旅行》等多篇作品。1909年许寿裳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任教务长，旋即介绍鲁迅到该校任教。这些良好的乡谊关系，不仅在于人事的援引，即使在办刊上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1903年《浙江潮》编辑群的革命趋向

1903年在思想史上是个特别的年份，留日学生思想在这年发生了集体“左”倾。这既和拒俄运动的社会形势有关，也与《浙江潮》等期刊的宣传作用密切联系。1903年元旦，留日学生举行团拜会，驻日公使蔡钧、留学生监督汪大燮等官员出席了会议，马君武、刘成禺等留学生登台演说，历数清政府的罪恶，疾呼推翻清朝统治。4月，俄国撕毁了中俄《东三省交收条约》，妄图长期侵占东北，还提出七项无理要求，激起国人义愤。清政府对此事处置没有达到令公众满意的效果。国内学生及留日学生纷纷集会、游行、通电，表示反对，拒俄运动爆发。这些事件对于留日学生的影响，恰是温和思想转向激进的催化剂，学生心中的革命豪情激增。如果说以前革命念头还停留在脑海里，运动爆发后，学生则毫不遮掩地在所办刊物中予以体现。浙江籍人士在海外留学生不断革命化的洪流中，表现非常夺目。从章太炎开始，浙籍人士的影响不断扩大。“翌年，章先生在沪，又和同志公开讲演革命，讲稿辄在《苏报》上发表，后来竟成了轰动全国的《苏报》案。东京方面，杂志云起，《浙江潮》也出世了。命名之始，就起了两派的争执;温和的一派主张用浙江同乡会月刊之类，激烈的一派大加反对，主张用这个名称，来作革命潮汹涌的象征。起初由孙江东，蒋百里二人主编。百里撰《发刊词》，有云:‘忍将冷眼，睹亡国于生前，剩有雄魄，发大声于海上。’”[6](P18)说明《浙江潮》正是在学生思想转向革命的进程中应运而生。拒俄运动对于《浙江潮》编辑群的影响是巨大的，这从他们所编辑文章前后期的不同风格中可以看出。

拒俄运动发生后，受革命思潮影响，《浙江潮》在办刊的指导方针上反清意识日趋强硬，这在它的文章编排上有明显体现。《浙江潮》第6期刊载了明末抗清领袖张煌言的遗像、部分诗词，刊载的禹陵、禹庙、岳坟照片，更具有追踪溯源的汉民族主义思想的潜意识。在第8、9期连续发表了蒋百里的《近时二大学说之评论》，指名批判了梁启超的《新民说》和君主立宪论，表明《浙江潮》编辑群在整体上逐渐与改良派思潮泾渭分明。蒋百里认为中国之亡“其罪万不能不归之于政府”，而梁启超不追究政府的罪恶，却斤斤计较民智的落后，是倒果为因。并断言，“官吏非不肖政府非腐败，夫然后群俗乃可以改良”。[7](P521)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引下，《浙江潮》中后期的办刊特点与前期相比，更显现革命的激烈一面。“在1903年改良派与革命派对立的两军中，《浙江潮》明显地倾向于革命派一方。刊物的编辑和作者从救国救民的爱国主义立场出发，在认清了清朝政府反动的卖国的本质之后，进而得出了以暴力的手段推翻清王朝封建专制统治的结论。为了论证民族民主革命的合理性和正义性，他们从西方资产阶级的革命武库中取来了民族主义和自由民权学说，提出了建立民族的国家的主张，认为这是最符合中国国情的行之有效的救国之道，他们始终坚信自己这一主张的正确，并决心为实现它作出最大的努力。”[3](P286－287)

在唤起革命方面，民族主义是一面上好的旗帜，但也常易走向极致。由于年龄阅历的原因，《浙江潮》编辑群在看待社会问题时，有过多的激进言语，常把学生自己放在一个“世人皆醉唯我独醒”的位置。他们认为“上等社会”(统治阶级)已腐败无能，是革命的对象;而“下等社会”(普通民众)愚昧无知，只可“使知之，不可使由之”;所以“今日之责任，断不能不归于留学生”，只有掌握最新知识的留学生，才能够“挟其学、挟其智、挟其才、挟其手段以救中国”。[8]这是近代中国以来，在学生身上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自己打扮成了真理的化身，而将其余放置于审判台的席位。同时，他们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原因及性质，理解不够清晰，仅仅认为是“地不加阔，而人口日繁”，“不得不出而殖民于新地”[9]的缘故。并且具有一种“未有民德卑民力弱民智塞而国能自存”[9]的悲天悯人的情怀。《浙江潮》的编辑们以当时流行的进化论学说为依据，认为民族的国家建立之后，“内力既充则膨胀于外”[10]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在如何应对帝国主义的欺凌问题上，他们主张从大国的强盛兴衰中借鉴经验，学习国外先进的国家理念，认为救亡的最本质在于民族建国，“凡同种之人，务独立自治联合统一，以组织一完全之国家也”[9]。

在拒俄运动中，留学界爱国热情的如火如荼也进一步催生了学生的革命化情绪。周树人的第一部小说《斯巴达之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作并发表在《浙江潮》第5期和第9期。同为编辑群成员的许寿裳，对此印象颇深:“这时我和鲁迅已经颇熟，我觉得他感到孤寂，其实我自己也是孤寂的。刚刚为了接编《浙江潮》，我便向他拉稿。他一口答应，隔了一天便缴来一篇——《斯巴达之魂》。”[6](P20)积极愿意投身革命宣传的人，却总是有一种思想上的孤寂之感。

《浙江潮》编辑群在革命化的同时，它也在不断分化，其中最明显的就是蒋智由。后人对蒋智由的回忆，颇有些“非我一途、其心必坏”的论调。“这个蒋智由，曾参加光复会，甚至一度把‘智由’写作‘自由’，以示激烈，实乃一投机分子。……他是以著述颇富的文名、光复会会员的头衔而混迹《浙江潮》的。”[11](P221－222)蒋智由与其子蒋尊簋同赴日本留学，曾一时传为佳话。

革命与改良，同为当时的社会思潮。在无法检验正确与否的情况下，事实上，按照思想认识排队，是思潮裹挟中的人的基本判断。在革命与改良争辩如火如荼的癸卯年，编辑群的主要成员的思想发生了分道扬镳性的变化。“据许寿裳回忆，他常和鲁迅同访蒋智由，不久即停止往访，原因是鲁迅以锐利的观察，洞悉了蒋智由的思想倾向。许寿裳记述说:‘有一次，蒋氏谈到服装问题，说满清的红缨帽有威仪，而指他自己的西式礼帽则无威仪。……辞出之后，鲁迅便在路上说:观云的思想变了。我点点头。我们此后也不再去。果然，不久便知道他和梁启超组织政闻社，主张君主立宪了。于是鲁迅便给他一个绰号——无威仪。’”[6](P17)周树人似乎有喜欢给人起绰号的习惯，这也是他树敌甚多的一个原因。

《浙江潮》是个思想表达的大载体，各种思想在上面都有所展示。蒋智由在《浙江潮》上曾发表诗作《送匋耳山人归国诗》，其中有“敢云吾发短，要使此心存”之句。周围那些思想上倾向革命的同学就感觉到不满，认为其有以“此心”酬革命的意味。“至1907年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案发生，徐被杀害，绍兴籍的留学生开会讨论对徐案的看法。这时，蒋观云已与梁启超组织政闻社，已暴露了他的君主立宪派面目。周遐寿《鲁迅的故家》记载，蒋在会上说:猪被杀也要叫几声。这无异说明，君主立宪派把革命者看作只会在被杀时叫几声的猪。鲁迅大为愤怒，于是仿作打油诗云:‘敢云猪叫响，要使狗心存。’”实际上，当改良与革命划清界限之后，路线之见中也不可避免地夹杂意气之争。

平心而论，是否认同革命不是一个人性格优劣的表现，《浙江潮》编辑群的分化有它的自然规律。受阅历、学识、性格及个人内在的价值判断等影响，清末一批读书人倾向改良，他们认为渐进改良更符合中国国情。从北洋时期中央权威丧失导致军阀四起的局面可知，这些改良派的思考有它的现实合理性成分。

三、编辑群革命性的特点及历史走向

《浙江潮》编辑群革命性特点还在于，它以科学启蒙为基础，并具国际视野。在诸多“论说”和“学术”栏目，介绍了大量的人文社科和自然科学知识，特别是《气体说》、《说钼》等当时最新的自然科学知识，极具启蒙性，是它的文本革命同以往不一样的地方，正如田正平所说，是救亡和启蒙的二重奏。[12]同时，《浙江潮》编辑群能够较为准确地认识当时的国际形势，编发了大量的涉外文章、评论，从这些材料中，可以看出编辑群的世界认知。“1903年度最受关注的国家是俄国。对于帝国主义及民族性的认识、对于欧美强国走上发达道路的研究、对于日俄虎视中国满洲的警惕、对于印度亡国原因的反思以及基于世界认知基础上的国民性批判，共同构成了1903年青年学生世界认知的基本框架。同时，青年学生对于世界大国关系以及列强对华交往实质，也有较为准确的判断。”[13]这些都大为增强了刊物的国际性。

在留日学生中，学生团体组织甚多，革命的思想容易积聚。“清朝末期，中国留日学生中间有个叫励志会的组织，会员有范源濂、蔡锷、曹汝霖、章宗祥等人。在这个团体的基础上，1902年，建立了清国留学生会馆(又称中国留学生会馆)。馆址在东京神田区骏河台铃木町十八番地。”[14](P279)《浙江潮》、《江苏》、《湖北学术界》等当时影响很大的刊物，就是以此作为刊物的发行地。刊物的发行地是一个兼有多种功能的场所。“馆是两层楼房，楼房之外，还单独有一间作传达室的小房，管收发，兼售会馆出版的书刊。会馆是留学生的会议场所，讲演场所，日语教室，俱乐部，也是编译出版的据点。抗议限制留学生入成城学校和反对‘清国留学生取缔规程’的决定，都是在这里讨论决定的。会馆定有招待规则，凡留学生渡日前与会馆取得联系，会馆就分别在神户、横滨、新桥等处派专人迎送，代购车船票，安置食宿。”[14](P280)留学生会馆不仅是各种革命期刊的发源地，而且还是一个出版中心、联络中心。在会馆中，革命情绪不断酝酿，留日学生以此为基地，积极参与国内一系列重要的运动，这也引起了清朝政府的不满。

留学生的学习活动具有很强的目的性，这与清政府对于留日学生的学习期望有关。1905年2月23日，朝廷驻日大使杨枢奏请朝廷，要求留日学生学习外国法政之学，用于修改法律，收回治外法权，服务于外交。“迩者学务大臣暨各省督抚，陆续选派学生来东就学，综计人数已逾三千，然其中习普通科者居多，习法政专门者尚少。……查日本从前法律与中国同，而与欧美异，故通商各国，亦向日本索有治外法权。迨日本颁布宪法之后，通商各国，方允将条约更正。可见修改法律，乃今日切要之图。现在中国惟有将法律修改，庶可查照近年中英通商条约第十二款中日通商条约第十一款内所载，与各国公议，将治外法权一律收回，不受外人挟制。”[15](P5268)从这里可以看出，政府要求学生学习法政之学的用心，在于外交上能够收回治外法权，有强烈的救世色彩。

在《浙江潮》编辑群中，主要人员的走向也发生了变化。他们同样以留学生的身份，在之后的历史发展中，有着不同的人生轨迹。《浙江潮》的主要编辑与撰稿人蒋百里1904年入学，1906年留学德国，1912年任校长，1937年出版《国防论》，成为近代中国杰出的军事理论家。然终其一生，带兵较少，成为文本革命的典范。1905年1月成立的光复会东京分部，编辑群重要成员王嘉榘为负责人，入会的浙江留日学生蒋尊簋、孙翼中、董鸿祎、许寿裳等人，除蒋尊簋以外，都是编辑群的主要成员，相较于蒋百里思想的革命，一些人更醉心于暴力革命。编辑群中的许寿裳主要从事教育工作，曾任江西省教育厅厅长、教育部编审、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台湾大学国文系主任等职，历任北京大学、成都华西大学、西北联大等校教授。

纵观《浙江潮》编辑群的历史走向，他们以国家利益为己任，是近代留日学生的代表。所经历者坎坷，然大多走向了革命一途，于国家、民族均有一定建树。以《浙江潮》为标志的留日学生所掀起的文本革命，在历史上掀起巨大波澜，不仅直接促成了这批学生思想上逐渐革命，同时传播了革命思潮，对于辛亥革命所需要的革命舆论导向的形成，起到了吹鼓手的作用。留日学生创办的这些刊物，革命性各有千秋，《江苏》的语言革命性最尖锐，《湖北学生界》注重唤起国民意识，《浙江潮》的革命性则深深烙有浙江人内在坚忍的地域特质。近代留日学生刊物广为流传后，由学生而文本革命、行为革命成为近代革命的一大潮流，在其后的五四运动及历次不断革命中都可窥见身影。追根溯源，《浙江潮》等留日学生刊物革命思想传播所散发出来的历史意义值得学界关注。

[1]詹文元.浙江早期报业史访辑[M].杭州:浙江省新闻出版局(内部印刷)，1995.

[2]姚一鸣.网拍《杭州白话报》[N].中国商报·收藏拍卖导报，2010－12－02.

[3]丁守和，丘权政.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一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4]张玉法.清季的革命团体[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5.

[5]蒋梦麟.西潮与新潮——蒋梦麟回忆录[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

[6]许寿裳.《浙江潮》撰文[A].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许寿裳回忆鲁迅全编[C].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

[7]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

[8]飞生.国魂篇(续)[J].浙江潮，1903，(3).

[9]飞生.国魂篇[J].浙江潮，1903，(1).

[10]大陆之民.最近三世纪大势变迁史[J].浙江潮，1903，(6).

[11]王若海，文景迅.鲁迅与《浙江潮》[A].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二辑[C].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

[12]田正平.救亡与启蒙的二重奏——以留日学生刊物《浙江潮》为个案的考察[J].教育研究，2005，(11).

[13]刘训华.1903年浙江学生对世界局势的历史判断——以《浙江潮》为中心的文本阐释[J].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4，(1).

[14]马力.与鲁迅在日本有关的地方[A].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二辑[C].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

[15]朱寿朋，张静庐，等.光绪朝东华录[M].北京:中华书局，19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