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 雷 研究员

转变外贸发展方式是中国经济发展趋势和世界经济环境变化的需要。新型的外贸发展方式的关键在于进口，提升进口水平是适应我国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从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的战略需要。

一、我国外贸发展战略转型的理论支撑

(一)我国外贸发展进入主动的战略转型期

第一，实现贸易规模全球第一可以看作是我国进入外贸转型期的一个标志性事件。贸易规模的增长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如资源配置失当、环境成本分摊、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长消难题，以及相关制度安排的缺位，这些作为转型的制约因素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作为主动的转型因素，对贸易规模意义的认识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

第二，贸易规模增长使得经济发展对贸易的依存性质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20世纪80-90年代投资拉动独领风骚，20世纪90年代后几年至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中，出口拉动异军突起；人们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关注，表明出口的作用力开始式微；消费或所谓的内需拉动，成为经济发展新的宠儿。

第三，负面因素的作用不可忽视。经济发展包括贸易发展的环境与资源约束日益突出，水资源、能源相对短缺，甚至匮乏的状况，使得我们不得不考虑发展方式的再定位。

第四，贸易结构问题向深层次发展。尽管传统的贸易结构问题如商品结构、市场结构等问题还在困扰着我们，但是新的贸易结构问题已经切实地摆在了我们面前，直接影响着我国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战略地位。货物贸易顺差与服务贸易逆差，揭示出我国经济结构在全球经济发展潮流中的滞后，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切入点与发达经济体存在错位；出口与进口不平衡已经不是贸易顺差的问题，而是我国在国内资源与国际资源间进行合理配置的能力问题；一般贸易与加工贸易不平衡具有了新的内涵，即融入全球价值链条的主动选择与被动接受的分水岭。新的贸易结构问题对我国贸易的未来发展更加具有战略意义。

(二)外贸发展的转折期需要外贸发展战略转型与理论支撑

就外贸发展的内外部因素来看，我国传统贸易发展方式的特点在于密集地利用国内资源，千方百计地打开国际市场。所谓外贸竞争力的来源一目了然，主要依托于劳动力的比较优势，资源价格市场化程度低，环境成本几乎未予考虑。价格竞争是硬道理。然而，传统贸易发展方式的实践基础正在消失，新的贸易发展方式必须替代传统的贸易发展方式。

从战略层面上看，两个市场与两种资源的国际大循环理论是我国外贸发展战略转型的重要理论支撑，是解读转变外贸发展方式的认识关键。即贸易大国的发展模式主要表现为“国内资源+国际市场”，而贸易强国的发展模式主要表现为“国际资源+国内市场”，或者说，贸易大国大在了出口上，而贸易强国则强在了进口上。

二、外贸发展方式战略转型的关键是进口贸易地位的提升

(一) 新型外贸发展方式的战略定位

新型外贸发展方式的战略定位应该是贸易强国的模式，贸易强国的诉求与贸易大国的诉求有着巨大的差异。

第一，贸易强国的对外贸易追求国民经济的发展质量。贸易大国的实现路径在于贸易规模的扩张，提升了其在国际市场上的贸易排名，随着贸易规模以高于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的步伐迅速扩张，也提高了国民经济对外贸的依存度，在我国这一数字曾经高达60%以上。而贸易强国追求国民经济发展的质量，贸易规模的扩张本身并不构成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刚性目标，对外贸易成为调节本国国民经济的一个政策手段，甚至可以成为压制贸易伙伴的有效筹码，这个筹码显然不是出口，而是进口，是国内市场对他国产品的潜在吸引力。

第二，贸易强国的对外贸易追求利用国际资源为本国的国民经济服务，对国内资源的利用有较强的选择性和可供选择的空间。成就贸易大国的地位得益于贸易规模的扩张，贸易规模的扩张又以出口为突出的特点，出口的增长主要来源于国内资源的供给，一方面是劳动力成本低廉的竞争优势，另一方面是有限的国内资源在政策引导和驱使下密集地流向了外向型经济部门，在没有形成市场价格条件下的国内资源成为国际市场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来源，在“低价资源投入—国际竞争力提高—贸易规模扩张”之间形成了恶性循环，导致国内资源的过度消耗。然而，为了实现经济起飞过程中出口对国民经济的促进作用，又不得不持续这种不合理的消耗循环。而贸易强国则更多的是通过进口来充分利用他国的资源，通过对外投资节省本国的资源。

(二)进口是外贸发展方式战略转型的本质特征

第一，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体现出经济增长中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的关系。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充分体现出以投资拉动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尽管出现了所谓的“投资饥饿症”的负面现象，但是，经济增长的主要途径在当时还是以投资为主要动力的。20世纪90年代末期和21世纪的前10年，出口拉动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借助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势，通过投资蓄积的生产能力迅速发挥作用，使我国成为世界瞩目的制造中心。然而，资源的消耗和环境的破坏成为这一增长模式的致命弱点。在可持续发展的诉求下，发展进口贸易成为与我国以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相呼应的必然选择。

第二，外贸发展方式的战略转型，既是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要求，也是经济全球化的要求。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的思想是我国改革开放长期酝酿的思想结晶，在实施转型内外条件的成熟期和机遇期，具有战略意义。外贸发展进程中的战略机遇期，表现为发展战略的调整，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发展，从注重出口拉动经济增长到注重进口更加有效地利用国际资源，配合以内需为主要拉动力的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

(三)新型外贸发展方式与宏观经济发展的互动

转变外贸发展方式在宏观经济层面上要处理好发展与资源、环境以及自身规模、结构和效益之间的平衡关系。

第一，注重资源的合理应用。转变外贸发展方式，要依据资源的国情，一方面实现国内资源的合理利用，另一方面在国内和国际两种资源间取得平衡。曾几何时，农产品贸易议题悄悄地被各种资源(尤其是能源和矿产资源)的话语权所替代，正在成为国际经贸活动争夺的一个焦点。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出于对资源的战略考虑，发达国家正在把越来越多的制造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投入的主要是与智力有关的要素，而消耗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当发展中国家资源出现短缺的时候，发达国家又通过以各种方式掌控的国际资源从发展中国家的制造过程中再一次分割利润。我国是一个资源相对短缺的国家，在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对各种资源的需求很大，大家耳熟能详的是我国需要进口50%以上的石油，钢铁产量世界第一，不但消耗国内的，同时还需要进口大量的铁矿石。因此，对各种稀缺资源的合理利用，降低单位产值的能源消耗，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是关系到我国国民经济和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就贸易本身来看，进口与出口对资源消耗的意义截然不同。一般说来，出口主要利用国内的资源，进口主要利用国际的资源。从贸易政策的作用方向和程度来看，一国利用国内资源的自主性较高，而利用国际资源的自主性较低，难度较大。对于我国来说，在发达国家限制向我国出口高技术产品，控制大宗资源产品国际贸易的背景下，难度尤其大。因此，从资源的合理利用来看，贸易政策的着重点尤其应该放在进口贸易的发展上。

第二，注重环境的有效保护。环境因素成为贸易的关注焦点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尽管当时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反对把环境因素纳入谈判的议程，因为他们认为发达国家提出环境议题是为了制约发展中国家发展本国经济和对外贸易的权利。然而，经济发展与对外贸易中的环境因素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从本质上讲，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环境问题完全不同于发达国家在贸易谈判中所主张的环境因素。发展中国家的环境问题是国民经济与对外贸易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发展本国经济和对外贸易不能以损害甚至破坏环境为代价，这种损害或破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分工以及国际产业转移所造成的。发达国家产业升级过程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把高度污染环境的产业或生产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去，由发展中国家承担环境污染的后果。我国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必须不断调整外商投资的产业目录，同时严格管理国内企业生产经营行为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对所谓的“三高一低”企业进行规范，淘汰落后的技术和生产工艺。

第三，寻求规模、结构与效益之间的平衡发展。协调对外贸易的发展规模、结构与效益之间的互动关系，提升三者对国民经济中长期发展的推动力。透过对外贸易的规模、结构和效益，发掘赢得国际市场的深层次因素，在生产成本与流通成本、出口价格与国际市场价格，最终在决定一国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即一国产品的国际价值的社会劳动生产率上，解决我国外贸发展方式的转变路径。通过贸易政策的调整管理国内资源在对外贸易的发展规模、结构及效益上的配置，创造有利于要素在实现外贸发展规模、结构和效益目标过程中流动的体制框架。

(四) 转变外贸发展方式的战略阶段与战略重心

第一，重点调整出口贸易的阶段。这一阶段的战略目标要实现出口贸易与进口贸易的平衡发展。这是我国当前转变外贸发展方式所处阶段的本质特征。

对外贸易的平衡发展并非单纯指出口与进口在规模上的平衡甚至相等，而是指出口与进口在较为公平合理的国内外经贸环境中实现的均衡发展。在不平等的国际贸易环境中，通过我国自身政策的调整，或约束出口，或扩大进口，所实现的贸易平衡，本质上是畸形的，是不符合国际资源的合理配置的。在发达国家放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的背景下，我国的进口将会有一个高速的发展；我国经济发展对全球能源的需求也会极大地推动进口规模的增长。新的国际贸易环境将改变我们对贸易顺差状况的基本判断，1000亿～20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只是一个表象，将会很快被高技术产品进口和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能源及资源产品的进口所吞噬。

第二，重点调整进口贸易的阶段。这一阶段的战略目标要基本掌握统筹配置国内市场和资源、国际市场和资源的主导权，以适应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

重点调整进口贸易的含义在于：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实现更有效地配置国际资源。因此，掌握国际资源的话语权，在国际经贸制度框架中，如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确立相应的地位，在大宗商品的国际贸易体制中掌握有关贸易规则及价格的发言权。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需要国际技术的支撑。作为转变贸易发展方式进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一个重要方面，技术进口(包括高新技术的进口和适用技术的引进)占据着利用国际资源中的高端地位。

第三，战略阶段互动与战略重心调整。一是根据转变外贸发展方式的战略定位推动出口方式的转变与进口方式的转变。出口方式的转变是指，立足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基础，实现出口贸易的发展，转变我国过度依赖劳动力资源优势、在资源和环境上付出巨大代价、片面追求出口规模的发展模式，从贸易大国的发展方式中走出来，代之以贸易强国的贸易发展模式。进口方式的转变是指，不再以进口的增长作为缓解巨额贸易顺差所带来的国际经贸关系紧张局面的手段而要实现进口在充分合理利用国际资源方面的积极作用，从而实现国民经济发展在国内外资源配置方面的积极作用。

二是协调进出口方式转变与国民经济发展方式的互动。出口方式的转变与进口方式的转变，对我国走向贸易强国的贡献有所不同，前者更具有贸易大国的阶段性特征，后者更具有贸易强国的阶段性特征。在出口方式的转变过程中，作为贸易平衡的重要因素之一，进口的增长主要以平衡贸易为目的，为出口发展方式转变提供良好的内外部条件；在进口方式的转变过程中，作为国内外两个市场与两种资源配置的重要因素之一，进口的发展内在于国民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进口的增长要适应国民经济发展方式的特征。

三是两个战略阶段对出口贸易与进口贸易有着不同的要求。重点调整出口贸易阶段的战略重心是通过对外贸易发展满足国民经济的内在需要，出口贸易作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为经济增长提供国际市场空间；重点调整进口贸易阶段的战略重心是通过对外贸易适应国民经济的内在需要，进口贸易具有成为全面配置国内资源和国外资源、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重要手段。

三、多元平衡发展是实现外贸发展战略转型的重要条件

多元平衡发展是以科学发展观统筹对外贸易中多个具有平衡关系的战略及其相互之间的平衡发展。多元平衡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应着重妥善处理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进口与出口、加工贸易与一般贸易之间的平衡发展关系。

(一)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之间的平衡发展

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之间的规模发展极不平衡。长期以来货物出口增长迅猛，已经充分显示出了我国的贸易大国地位，但是在服务贸易方面，与世界上服务贸易大国或强国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之间的平衡与国民经济结构的变化趋势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发展服务业和服务贸易顺应了经济结构转型的要求。没有服务贸易的发展，没有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之间的平衡发展，贸易大国的形象是不完整的，向贸易强国迈进的战略目标也无法实现。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之间的平衡发展以国民经济结构特征和全球经济服务化的趋势为依据，在这方面我国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发展任重而道远。

服务贸易内部结构不平衡。旅游与运输是我国服务贸易的强项，高端服务业占比则远远赶不上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研发基地向我国的转移，总部经济在大城市的聚集，为高端服务业的发展和贸易创造了条件。在计算机软件等高端服务业中，我国更多的是作为外包承接方向其他国家或地区提供服务出口，较少作为外包业务的发包方从其他国家或地区进口服务，在出口与进口的平衡方面遵循着货物贸易的发展轨迹，即通过出口的增长带动国内产业的发展，然后在更高的竞争力水平和产业层次上实施进口追赶、合理配置资源的战略。

在生活性服务业方面，养老服务的引进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我国人口结构老龄化趋势十分明显，而国内养老机构匮乏，相关行业只能说尚处于起步阶段，很不成熟。一方面是养老需求的迅速增长，另一方面是缺乏具有竞争力的养老机构，现有的养老机构服务不尽规范，消费者望而却步。适当引入境外的养老企业，以其成熟的运营模式，通过规模经营，弥补国内市场上养老服务供给的短缺以及养老行业品质结构性失衡的状况，为国内养老企业提供示范作用，通过市场竞争，有助于形成规范化的养老机构服务标准。

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发展路径。服务业的发展以社会分工的细化为前提，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更是如此。发展服务业必须深化企业制造链条上的分工水平，大而全和小而全的企业运营模式通过市场机制逐渐会被淘汰，即使在企业集团内容，制造与服务的分工同样会为企业增进效率，降低成本，创造利润，提高管理水平。同时还应该通过服务业发展政策鼓励适当分离制造业本身所包含的生产性服务职能，为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发展提供生存空间。第一，制订服务贸易发展的产业指导目录；第二，鼓励外商进入生产性服务业，一方面推进国内生产性服务产业的竞争，为本土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提供示范作用，另一方面深化国内制造链条上的分工水平，适当分离制造业本身所包含的生产性服务职能；第三，适当引进生活性服务业的外商投资企业，为高端服务的需求提供有效的供给，并带动本土高端生活型服务业的发展。

(二) 进口与出口之间的平衡发展

进口与出口的平衡在新的外贸发展方式中有两个层次的含义：一是进口规模与出口规模的平衡发展，二是进口与出口在国民经济中均衡地发挥作用。所谓进口规模与出口规模的平衡发展是指二者在发展的规模上保持大体的平衡，避免顺差和逆差的大起大落，长期的、大规模的顺差积累必然引起贸易伙伴间的摩擦，过度的逆差也会伤及自身经济的发展。进出口的大体平衡是在贸易中实现互利共赢的基础性条件。所谓进口与出口在国民经济中均衡地发挥作用是指，要从注重在数量上更多地依赖于出口的增长，向注重从质量上依赖于出口的结构优化和进口的潜在作用转变，作为贸易强国更应该注重进口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出口的规模扩张与发展速度在过去20年中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出口的业绩为中国带来了制造大国的口碑。然而，自1994年以来，出口大幅度的增长与进口缓慢跟进，造成了我国对外贸易连续19年的顺差。长期积累起来的不平衡带来了一系列问题，贸易摩擦频繁，人民币升值压力，资源的过度消耗，环境污染的代价，都给进口与出口的不平衡敲响了警钟。从根本上讲，进口与出口的平衡发展不仅仅是贸易领域中的要求，更重要的是国民经济发展战略提出的要求。

进口与出口的平衡发展是实施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战略的基点。实施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成为我国走向贸易大国的三个阶段性节点。贸易大国地位的获得在严峻的国际经济环境中，转瞬成为持续发展的起点，实施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的发展战略是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必须加以推进的内容。随着贸易规模的扩张和国际地位的提升，贸易大国地位已经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一系列负面的影响，贸易摩擦频繁发生，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大，我国对外贸易发展面临的唯一选择就是必须通过提升贸易质量，实现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从本质上讲，实施贸易强国战略是要通过对国内资源与国际资源的合理配置，尤其是对国际资源的有效利用，充分利用国际资源为本国经济发展服务，实现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的增长。进口与出口还应该在与国民经济同步发展的层次上实现平衡。纵观世界贸易强国的贸易实践，大体保持着对外贸易与经济发展的同步变化，实现了对外贸易服务于经济发展的政策目标。

稳定出口是谋求进口与出口平衡发展的基础。在全球经济持续低迷的情况下，实现进口与出口的平衡不能以压缩出口为代价，要保持出口的增长。一方面要持续发掘我国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另一方面要迅速调整出口的商品结构和市场结构，通过对优势要素的培养与整合创造参与国际分工的新格局，包括开发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出口，以稳定出口规模，拉动国内经济增长。

稳定加工贸易是稳定出口的关键因素之一。加工贸易的稳步增长在当前条件下是稳定我国对外贸易增长的关键环节，同时也是巩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政策的重要手段。实现的主要路径：一是要积极地推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二是要通过延长国内产业链增加国内采购的比重;三是要引导外商投资企业向中西部转移，扩张加工贸易的区域分布，创造新的发展模式。

发掘进口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积极效应是谋求进口与出口平衡发展的关键。在出口的综合利益逐渐出现弱化的情况下，进口对国民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具备了制度层面上的拓展空间。一是外汇储备的规模早已不是对外贸易追求的目标，为满足国内的进口需求提供了实施的必要条件；二是设计组合政策手段，改进技术贸易体制，调整技术创新观念，鼓励适用技术进口，提升我国制造业整体的基础技术水平；三是适应内需增长在规模和质量上跃上新台阶的要求，适当降低奢侈品进口的门槛与管制，重点放在那些国内无法提供的高端或品牌消费品的进口上，为消费资金进入生产经营循环开辟新的路径。

(三) 加工贸易与一般贸易之间的深度平衡关系

加工贸易在我国对外贸易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加工贸易与一般贸易的平衡发展应该成为新时期我国贸易政策追求的目标之一。

加工贸易的历史作用在于为我国的对外开放提供了一个滩头阵地。然而，在急剧扩大贸易规模的同时，贸易摩擦也在不断地积累和升级，我国加工贸易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低端地位，使得我们的贸易增长没有获得合理的贸易利益，加工贸易一方面要实现转型升级，另一方面还必须与一般贸易实现平衡发展。

加工贸易与一般贸易的平衡是我国参与国际分工战略目标调整的需要。要素条件是一国参与国际分工的基础。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参与国际分工最具竞争力的是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加工贸易以最便捷的方式实现了这一要素优势，推动了我国融入国际经济循环的进程。人口红利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逐渐式微，参与国际分工的战略目标必须加以调整，寻求参与国际分工获取最大的综合经济利益。贸易规模的增长让位于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让位于全要素参与国际分工的需要。加工贸易与一般贸易的平衡发展需要植根于我国参与国际分工的地位和条件的变化。

加工贸易与一般贸易的平衡发展是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战略目标调整的需要。外商直接投资是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与加工贸易共生的经济现象。就贸易问题来看，早期的外商直接投资企业一方面受到外销比例规定的限制，另一方面囿于国内市场潜力尚未得到开发，基本上都是以国际市场为主的。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是为了我国劳动力要素更快地参与国际经济循环，推动贸易的增长。随后的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开始注重借助其非贸易方面的优势，外资企业的技术转移、管理模式、国际渠道、企业制度变迁、品牌效应越来越具有吸引力。同时，外商直接投资本身的投资目标结构也开始发生变化，以我国国内市场为投资目的的分量越来越重，外资企业向我国内地转移的现象日趋明显，外商投资企业的业务模式中加工贸易的比重开始下降。外商投资企业作为推动我国加工贸易发展关键因素的作用开始弱化，成为推动加工贸易与一般贸易平衡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一趋势顺应了我国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以内需驱动为主，调整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

加工贸易与一般贸易的平衡是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发展本身的需要。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内容丰富，从本质上讲，是要在规模发展的基础上，以质量效益为推手发展加工贸易。一是要提升加工贸易参与的全球价值链的分工环节。我国的加工贸易企业不能长期停留在微笑曲线的谷底，要顺应我国在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优势资源结构发生变化的背景下，通过资本、技术、管理、人才、渠道、品牌的积累，向曲线的两端延伸，占据加工贸易链条的研发与设计，通过自主创新掌握关键生产的技术和设备，创建自主品牌和独立的销售渠道。二是要提升加工贸易的附加值。分工环节的提升必然带来附加值的提升，它是我国参与国际分工格局调整的必然结果。提升加工贸易附加值的关键路径之一是加大国内采购的力度，延长国内加工链条，这将有助于加工贸易向一般贸易的转化。三是要在加工贸易发展中关注资源与环境问题。从优势要素的结合来看，加工贸易的发展是发挥我国劳动力比较优势的结果；从国际产业转移的角度来看，我国加工贸易的发展本身就是发达国家向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转移淘汰产业或落后产业的结果，这些产业往往会对承接国家或地区的环境产生负面影响，会过度消耗承接国家或地区的资源。通过制定并及时调整加工贸易发展的产业指导目录，包括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项目的产业引导政策，保障加工贸易的发展不会超出我国自然环境和资源能够承受的程度。四是要在加工贸易的发展中积极顺应国际产业转移规律，适时地淘汰落后产业，或配合“走出去”战略的推进，把那些我国不具有或已经逐渐失去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产业转移出去，调整我国加工贸易的产业结构。

创造平等的竞争环境推动一般贸易的发展是实现加工贸易与一般贸易平衡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在推动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同时，还要积极推动企业改变业务模式，向一般贸易方式转化，以提高我国对外贸易的自主性。尤其重要的是，应该关注一般贸易方式与加工贸易方式的平等竞争环境。就加工贸易方式而言，保税运行的特点使之较一般贸易方式具有更大的运行成本优势。应研究支持一般贸易发展的政策，借鉴、创新加工贸易保税政策的思路，给予一般贸易企业“缓缴增值税”的政策，即对一般贸易企业采购的用于生产出口产品的物品所包含的增值税部分给予提前抵扣(可以采取建立一般贸易发展基金的方式提供资金来源)，使之获得与加工贸易企业进口料件保税的同等政策环境。这也有助于鼓励加工贸易企业的国内采购以及在资金积累、技术创新、掌控国际销售渠道后，向一般贸易方式的转化。

在国内资源与国际资源的合理配置上创造加工贸易与一般贸易的深度平衡。从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的角度来看，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出口的共同点在于，都是主要利用国内资源以及相应的环境代价，满足国际市场的需要；二者的不同在于，加工贸易在一定程度上利用了国际资源，而一般贸易出口就其本身来讲，利用国际资源的程度十分有限；尽管一般贸易出口能够在其生产环节上利用一般贸易进口所体现的国际资源，但具有间接性，而加工贸易在这一点上具备了直接利用国际资源的特征。从贸易大国与贸易强国的角度来看，加工贸易的发展是以纳入贸易伙伴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为条件的，依托于价值链上的国际分工，其利用国际资源是被动的；而一般贸易进口，尤其是贸易强国的一般贸易进口，在利用国际资源上是主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