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松峰

胡塞尔和海德格尔谁先影响了谁?
——就“生活世界”而言

朱松峰

海德格尔早期弗莱堡时期的实际生活经验思想一开始就受到了胡塞尔与生活世界有关的理论的影响。但是，海德格尔一开始就有意识地走着自己的路，或者说，对于胡塞尔思想的“缺陷”与“不足”，他一开始就有着清醒的认识。海德格尔与实际生活经验有关的思想对胡塞尔提出的挑战，是后者晚年明确提出生活世界理论的一个重要推动力，虽然后者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他的立场和观点。当然，海德格尔对胡塞尔的这种影响，虽然也会有积极正面的，但更多的是“反面刺激”的意义上的。

胡塞尔;海德格尔;生活世界;实际生活经验;影响

海德格尔早期弗莱堡时期(1919-1923)的核心概念是“实际生活经验”(faktische Lebenserfahrung)，“生活世界”是其内蕴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那么，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理论与海德格尔的“实际生活经验”思想究竟是谁先影响了谁呢?本文试图对这一问题提供一个解答。

一

表面上看起来，这个问题很简单:海德格尔是在1919-1923年早期弗莱堡时期提出“实际生活经验”思想的，而胡塞尔是在1936年发表的《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以下简称《危机》)中才把“生活世界”正式作为现象学哲学的一个专门的论题提出来加以讨论的，然后开始在他的超越论现象学中居于中心地位，所以很显然我们只能说海德格尔先影响了胡塞尔，导致了后者在思路和主题方面的变化。但是，如下两个方面使得问题变得复杂了:

首先，“生活世界”这个词本身早在胡塞尔1917和1919年的手稿、1924和1925年的出版物中就已经出现了。在他去世后发表的文献中，早在1918-1920年这段时间内人们可就可以发现“生活世界”这个术语了。而海德格尔在1919/1920年所作的“现象学的基本问题”讲座中提到了“在其特定形式中的统一的生活世界”、“实际的生活世界和它的丰富性”、“被遭遇的生活世界”、“可经验的生活世界”、“在其本己的形式中显示自身的生活世界”、“生活世界的块片”、“非科学地显明自身的生活世界”、“宗教的、艺术的、政治的生活世界”，“生活世界之理论上的可表达性”，并将周围世界、公共世界和自我世界统称为生活世界，称实际的东西就是流向生活世界的生活，指出实际生活总是在一个生活世界之中发现自身，生活世界出自或建基于相关个体的自我生活的结构和流动倾向，它总是在自我的一个经验中被生活，自我世界在不同的生活世界中是可遭遇的，生活世界先于科学的任何形式而现行被给予的，科学倾向的内容和形式都来自于生活世界，是对生活世界的去生活化。①另外，在1921/22冬季学期讲的“对亚里士多德的现象学解释:现象学研究导论”中，海德格尔提到了“希腊人的生活世界之中”、某种“生活世界的可模糊性”、那些“实际上的、历史—事件的境遇关联及生活世界”和作为“生活世界中的工作”的“文化创造”，他谈到科学总是“从某种生活世界中提升出来的”，谈到“在各种各样的生活世界中的实际存在”，并在讲座中强调了“生活与世界”的主题。②

其次，事实上，早于上世纪20年代，胡塞尔就已经开始交替地使用与“生活世界”密切相关的一些概念，如“自然的世界概念”、“自然的或直接的经验世界”、“自然的”或者“单纯的经验世界”。比如，在1910-1911年以题为《现象学的基本问题》的讲座中，他已经使用了这些概念。后来，在1925-1928年的讲座“现象学心理学”、1926-1927年的讲座“现象学哲学导言”和1927年的《自然与精神》以及1929年的晚期著作《形式的和先验的逻辑》中，胡塞尔一直都把这些概念作为重要的哲学问题加以讨论。以至于莫汉蒂(Mohanty)认为，在《危机》之前很久，胡塞尔就已经有了这个概念。这可以追溯到胡塞尔思想发展的哥廷根时期(1900-1906年)，甚至于《算数哲学》(1891年)。斯特略克尔则说，胡塞尔将“生活世界”主题化，论述“生活世界本体论”，乃是一个现象学运动，它从一开始就由追问科学及其基础的问题所支配。梯斯森(Tieszen)在一篇文章中也指出，像在《危机》中那样查明“生活世界”的形式和最一般的特征这个工作，胡塞尔早在他1898年的手稿中就有了。科克尔曼斯的研究也表明:胡塞尔《危机》中表达的生活世界思想其实只是他更早的有关一般世界研究的逻辑成果。在1913年之前，胡塞尔已经就世界问题进行过研究，尽管在那时世界本身还没有被当做一个主题。此后，胡塞尔在《第一哲学》、《笛卡尔式的沉思》以及一些其他著作和手稿中都论及世界问题。因此《危机》中所阐述的相关思想应当被看作是它们的适当综合，并且在《现象学心理学》中曾首次做过简明扼要的概括。③

以上这两个方面表明，虽然海德格尔究竟是否直接从胡塞尔那里采用了“生活世界”这个术语还是很难确定的，但是胡塞尔关于“生活世界”及其相关概念的论述影响到海德格尔的“实际生活经验”思想，显然不仅在思想上是可能的，而且在时间上也是可能的。事实也证明，1909年海德格尔就开始研读胡塞尔的《逻辑研究》。其博士论文和教职论文都明显地带有胡塞尔现象学的痕迹。在1915年写的一份个人简历中，海德格尔自己回忆说:“胡塞尔的《逻辑研究》对我的学术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④。1916年，胡塞尔作为李凯尔特的继任者来到弗莱堡大学，在经历了1916-1917年的疏远之后，两人开始了真正的思想交流。在1921/22年冬季学期的讲座中，海德格尔就把自己的哲学规定为“存在论的现象学”或“现象学的存在论”。在1923年夏季学期的讲座《存在论——实际性的解释学》中，海德格尔坦承了这种交流对其思想的影响:在我的研究道路上，胡塞尔为我开了眼。⑤

胡塞尔现象学对早期弗莱堡时期海德格尔的影响，从后者这一时期的讲座和论文的题目上便可清楚地看出来:1919/20年冬季学期的讲座名叫《现象学的基本问题》，1920年夏季学期的讲座题目是《直观和表达的现象学》，1920/21冬季学期的讲座名为《宗教生活现象学》，1921/22冬季学期的讲座题目是《对亚里士多德的现象学解释:现象学研究导论》，1922年的那托普手稿名为《对亚里士多德的现象学解释:解释学境遇的显示》，1922年夏季学期讲座的题目是《对亚里士多德关于存在论和逻辑学的部分论文的现象学解释》。在海德格尔这一时期的著作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对胡塞尔现象学研究方法的一贯赞成。⑥此外，在此期间，海德格尔还多次举办过关于现象学的研讨班。在《存在与时间》的一则脚注里，海德格尔自己坦承:“如果下面的探索能在‘事情自身’的开展方面前进几步，那么作者首先感谢胡塞尔。作者在弗莱堡任助教的时期，胡塞尔曾亲自给予作者以深入的指导，并允许作者极为自由地阅读他尚未发表的文稿，从而使本作者得以熟悉至为多样化的现象学研究领域”⑦。基于这种情况，赫尔曼说:“只有在其实际原则‘面向事情自身’的意义上完全掌握了胡塞尔的现象学，并通过实行它而修通这种现象学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被召唤和能够进入与海德格尔思想的哲学性对话之中。”⑧梅洛-庞蒂甚至认为，即使是《存在与时间》也无非是对胡塞尔的“‘自然的世界概念’或‘生活世界’的一种释义”⑨。

所以说，虽然海德格尔从“存在范畴的逻辑意义”走到“活生生的生活、实际生活经验”，在其自身的生活经历中有着内在的原初动机，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应该说胡塞尔与“生活世界”有关的思想上在哲学的主题和方法方面都推动了海德格尔。

二

然而，另一方面，在早期弗莱堡时期，除了在《现象学的基本问题》和《存在论——实际性的解释学》这两个讲座中，对“现象学”一词的出现历史进行过简略考察之外，海德格尔没有对胡塞尔的思想和方法做过专门的详细讨论。只是到了马堡时期的第一个讲座《现象学研究导论》，他才明确地把对“现象学”这一表达的阐释作为一个主要任务来看待。相反，在担任胡塞尔的助教期间，海德格尔就已经参与了反对胡塞尔的“纯粹自我的战斗”。在1919/20年冬季学期的讲座《现象学的基本问题》中，海德格尔就已明确指出，对于自己的突破性发现的意义和范围，胡塞尔并不完全清楚，他的现象学依然带有旧思想的残余。⑩在1920年2月8日写给佩特瑞的一封信中，海德格尔就说出了如下的话:“我现在持一种与胡塞尔显然对立的立场。”（11）在1923年2月20日写给勒维特的信中，海德格尔说他公开诋毁了《观念I》，认为胡塞尔一辈子中一秒钟都不曾是一个哲学家。（12）然后，在8月5日在给勒维特的另封信中，海德格尔竟说，我现在全力打击现象学，老家伙(胡塞尔)会意识到我正在扭他的脖子。在1923年7月14日给雅斯贝尔斯的一封信中，海德格尔讥讽地说，胡塞尔“靠作为现象学的奠基人的使命而活着。没人知道那是什么。”在1925年9月14日写给阿伦特的一封信中，海德格尔说胡塞尔似乎不再前进了，他担心胡塞尔的创造力没有了。（13）在1926年12月26日给雅斯贝尔斯的另一封信中，海德格尔又说，如果《存在与时间》是针对着谁的，那么“它就是针对胡塞尔的”（14）。1928年冬，海德格尔邀请马克斯·米勒参加他的高级研讨班“关于亚里士多德的现象学练习”，米勒回答说他不懂得现象学，海德格尔回答说:“这是对我的老师胡塞尔的一个表态。在内容上，你不必知道关于胡塞尔的任何东西，因为我的解释方式与他毫无关系”（15）。而从海德格尔对“实际生活经验”的阐释来看，如张灿辉先生所言，表面上“生命”和“现象学”这两个词经常穿插在海德格尔的早期弗莱堡讲座之中，但和胡塞尔(以及狄尔泰)已相去甚远。（16）伽达默尔也曾指出:“尽管海德格尔哲学与胡塞尔现象学方法之间有某种联系，但从根本上说，海德格尔哲学所包含的东西并非真正是现象学研究纲领的继续和详尽推论”（17）。

胡塞尔虽然对他与海德格尔之间的思想差异反应迟钝，但也慢慢地看出了端倪，后来乃至勃然大怒了。早在1922年写给那托普的一封信中，胡塞尔就已看到，海德格尔是一个接受能力不发达的人、一个不易管教的人、一个完全原初的人，他看和做现象学的方式和他的兴趣所在都不是从我这里被动接受的，而总是基于自己的词语和原创性。只不过，当时的胡塞尔还自豪地以为这是好事情。以至于在1926年4月20日给弗里茨·考夫曼(Fritz Kaufmann)的信中，胡塞尔说他还在帮海德格尔校对《存在与时间》，而且从中获得了很多的满足。不过，在1927年给因加登的一封信中，胡塞尔就说，在我和海德格尔之间依然没有桥梁，“不幸的是，我没有决定他的哲学教养。当他研究我的著作的时候，他显然已经进入他自己做事的方式之中了。”（18）在同年12月26日写给迪特里希·马恩克(Dietrich Mahnke)的信中，虽然胡塞尔还在说海德格尔是一个正直的、完全真诚的人和一个绝对独创的思想家，但他已经在说这并不意味着他盲目地在实质和方法方面赞同海德格尔。（19）在同日写给罗曼·因加登的一封信中，胡塞尔抱怨说:“海德格尔从未理解现象学还原的真正意义”（20）。在1929年研读了《存在与时间》之后，在给其朋友的一封信中，胡塞尔写道:“关于对海德格尔的深入‘研究’，我的结论是，这部著作根本不能列入现象学的范围。很遗憾，我必须在方法上彻底地并在内容之本质方面拒绝这部著作。”于是，明确的决裂开始了。1931年，在柏林的演讲中，他又不点名地针对海德格尔，批评了当时所谓的哲学中的人类学化倾向（21）。在1931年写给因加登的另一封信中，胡塞尔则明确宣称:“我的对手，舍勒和海德格尔”（22）。同年写给普凡德尔的一封信中，胡塞尔回顾他与海德格尔的关系时说:“我经常被警告，海德格尔的现象学完全不同于我自己的。不是推进我的科学工作的进展，他的大学讲座和著作是对我的著作公开或隐蔽的攻击，旨在在最关键的点上贬损它们。当我把这一事情提请海德格尔注意时，他总是笑并说:胡说!”（23）而1945年海德格尔自己对纳粹清除委员会主席回忆说:在1931年的柏林演讲中，胡塞尔公开攻击我。（24）1966年接受《明镜》采访时，海德格尔也提到:“从业务的角度来看的分歧尖锐化了。胡塞尔于30年代初表示与马克斯·舍勒和我两人公开决裂，其态度之鲜明是不容置疑的。”（25）因加登的如下回忆也证实了海德格尔的这一说法:1932年1月13日，因加登与海德格尔在一个研讨班上决裂之后，将情况告诉了胡塞尔，胡塞尔的反应是叫人拿来葡萄酒为因加登的解放祝酒。（26）

三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海德格尔早期弗莱堡时期的实际生活经验思想一开始就受到了胡塞尔与生活世界有关的理论的影响。很显然，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理论为海德格尔早期弗莱堡时期的“实际生活经验”思想提供了或可以提供诸多的启示，其中的关键之处在于:前者为后者显摆出了一个前理论的、变动不居的存在领域，并为他以恰当的方式原初地言说、理解这一领域及存在自身，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指示。二者之间存在着诸多的相合之处。

但是，海德格尔一开始就有意识地走着自己的路，或者说，对于胡塞尔思想的“缺陷”与“不足”，他一开始就有着清醒的认识。在海德格尔看来，胡塞尔并没有完全脱开传统形而上学、意识哲学和认识论的框架，“对永恒的不懈追求”依然是他的“原初动机”。在这一动机的推动下，胡塞尔通过以理论反思为其枢轴的现象学还原，试图构造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返回了意识、意向性、“纯粹意识自我”，将之认作终极的源泉。当“实际生活经验”演展到《存在与时间》中的“缘在”时，胡塞尔终于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是，当20世纪30年代“生活世界”作为一个确定的哲学概念在胡塞尔整个的现象学及其系统关联中获得了中心位置，从而表明了他晚期哲学的明显“变化”的时候，海德格尔的思想也正好在发生着引人注目的“转折”，所以到了《危机》这个时候，我们就基本上不能再谈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理论对海德格尔的影响了。但是，反过来谈应该倒是可以的。虽然胡塞尔晚年明确地提出“生活世界”理论有其现实的动机，而且他的现象学中先前也早已就蕴含着这个理论可能性，但是应该说对《存在与时间》的研读促进了这个过程。（27）可以说，海德格尔与实际生活经验或缘在有关的思想对胡塞尔提出的挑战，是后者晚年明确提出生活世界理论的一个重要推动力，虽然后者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他的立场和观点。当然，海德格尔对胡塞尔的这种影响，虽然也会有积极正面的，但更多的是“反面刺激”的意义上的，刺激着后者将其先前理论中原有的前理论的和理论的倾向都各自更加彻底地展开并贯彻到底。（28）而寻找存在的意义，破除“生活的谎言”，追求“生活的真理”，这乃是海德格尔的“原初动机”。在这一动机的推动下，他把“实际生活经验”看作比“纯粹意识自我”更为原本的前理论的、动荡的存在领域。对于这一领域来说，只有以形式指引、解释学和解构为方法、作为实际生活经验之一种本真样式的哲学，才能表达和维持其原本的时刻警醒的动荡不安，才能恰当地通达和理解“存在”的原初意义。借此，海德格尔试图克服胡塞尔的理论姿态和立场，破除其形而上学所构造的谎言，重新彻底言说、理解和担负存在的基本规定，即运动，还复实际生活自身之动荡不安的原初的真理，赢得决断本真自我的恰当时机和境域。就此而言，真的像胡塞尔1931年写给普凡德尔(Pfänder)的一封信中所说，海德格尔“不但能继承，而且甚至超越了”（29）。

注:

①参见《海德格尔全集》第 58卷，第 54、59、61—71、75—77、79—81、83、85、95、98、161、171—172、174—176、207—208、250、261页等处。另外，该讲座第15节下的标题a)和第17节的标题中都出现了“生活世界”这个词。

②参见《海德格尔全集》第 61卷，第 6、85、115、146、172页等处。另外，在此需要指出的是:海德格尔既不是“在其早期的弗莱堡讲演中有一次使用了‘生活世界’这一术语”(E.W.奥尔特:《“生活世界”是不可避免的幻想——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及其文化政治困境》，载《哲学译丛》1994年第5期)，也不是“除在1919/1920年所作的‘现象学基本问题’讲座中使用过生活世界这个概念外，很少直接使用这个词”(夏宏:《论作为视域的“生活世界”——兼与鹿林商榷》，《哲学研究》2008年第12期)。

③参见雷德鹏《回返人性——论胡塞尔对科学合理性的重建》，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13—216页。

④Martin Heidegger，Reden und Andere Zeugnisse Eines Lebensweges 1910-1976，Frankfurt am Main:Vittorio Klostermann，2000，S.38.

⑤ Martin Heidegger， Ontologie:Hermeneutik der Faktizität，Frankfurt am Main:Vittorio Klostermann，1988，S.5.

⑥参见《海德格尔全集》第56/57卷，第110页;第58卷，第139、233页;第59卷，第30页及以下;第 60卷，第75—76页;第61卷，第187—188页;第62卷，第232页;第63卷，第74—75页。

⑦Martin Heidegger，Sein und Zeit，Tübingen:Max Niemeyer Verlag，1967，S.39.

⑧Friedrich Wilhelm von Hermann，“Way and Method:Hermeneutic Phenomenology in Thinking the History of Being”，in Christopher Macann(eds.)，Martin Heidegger:Critical Assessments，Volume 1，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2，p.328.

⑨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姜志辉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前言第2页。

⑩ Martin Heideggert，Grundfragen der Phänomenologie(1919/20)，Frankfurt am Main:Vittorio Klostermann，1993，S.14.

（11）Martin Heideggert，“Mein liebes Seelchen!”:Briefe Martin Heideggers an Seine Frau Elfride，München:Deutsche Verlags-Anstalt，2005，S.104.

（12）（19）Theodore Kisiel and Thomas Sheehn(eds.)，Becoming Heidegger， Evanston， Illinois: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2007，p.372，p.388.

（13）Hannah Arendt/Martin Heidegger，Briefe 1925 bis 1975 und Andere Zeugnisse， Frankfurt am Main:Vittorio Klostermann，2002，S.48.

（14）Martin Heidegger/Karl Jaspers，The Heidegger-Jaspers Correspondence(1920-1963)，New York:Humanity Books，2003，p.47，p.73.

（15） Martin Heidegger，Briefe an Max Müller und Andere Dokumente，München:Verlag Karl Alber Freiburg，2003，S.114.

（16）张灿辉:《诠释与此在——早期海德格尔之诠释现象学》，载《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第二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219页。

（17）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夏镇平、宋建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版，第138页。

（18） Edmund Husserl，Briefwechsel，vol.3，Dordrecht:Kluwer，1994，S.234.

（20）Lilian Alweiss，The World Unclaimed:A Challenge to Heidegger’s Critique of Husserl，Athens:Ohio University Press，2003，p.1.

（21）参见靳希平《海德格尔早期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3页;倪梁康《现象学及其效应》，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68页;张灿辉《海德格与胡塞尔现象学》，东大图书公司1996年版，第4—5页。

（22）参见 Steven Galt Crowell，“Heidegger and Husserl:The Matter and Method of Philosophy”，in Hubert L.Dreyfus and Mark A.Warthall(eds.)，A Companion to Heidegger，Oxford:Blackwell Publishing，2005，p.49.

（23） Edmund Husserl，Briefwechsel，vol.2，Dordrecht:Kluwer，1994，S.182.

（24）Hugo Ott，Martin Heidegger:A Political Life，London:HarpercollingsPublishers，1993，p.172.

（25）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296页。

（26）Berel Lang，Heidegger’s Silence，London:The Athlone Press，1996，pp.106-107.

（27）张宪先生也认为，“胡塞尔晚年的思考显然多少受到海德格尔的影响”。不过，他说海德格尔“把自己的力作《存在与时间》恭敬献上时，胡塞尔才读了二十来页就扔到一边，从此再不过目”(张宪:《“生活世界”与“生活-世界”—一种中国哲学本体论释的可能性》，《现代哲学》2002年第1期)，这显然就不符合事实了，因为根据我们前文的论述，胡塞尔后来是仔细研读过《存在与时间》的。

（28）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可以理解马克斯·米勒问胡塞尔转向

“生活世界”问题是否可以说受到海德格尔的“反作用”时后者给出的答案:“他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但从未影响过我”(参见倪梁康《现象学及其效应》，第162页)。

（29）Lilian Alweiss，The World Unclaimed:A Challenge to Heidegger’s Critique of Husserl，p.1.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海德格尔的思想面前，胡塞尔的理论一无是处。美国现象学家马文·法伯曾说:“胡塞尔的某些晚期著作，可能已经很好地显示出他能够清楚地和合理地说出存在主义哲学家在他们关于存在与生存的言论中声称完成的一切东西(甚至更多的东西)”(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现代外国哲学组编:《当代美国资产阶级哲学资料》第2集，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48页)。虽然说“胡塞尔的晚期著作已经说出了海德格尔要完成的一切”是过于夸大其辞了，但是说“胡塞尔能够说出比海德格尔没有能说出的更多的东西”则是毫无问题的。比如，甘德就曾指出，在海德格尔以独特的方式留白之处，胡塞尔相反则赢获了一个清晰的轮廓，即后者看到一个具体的生活世界总是一种文化形式(汉斯-赫尔穆特·甘德:《生活世界现象学——胡塞尔与海德格尔》，载《胡塞尔与意识现象学:胡塞尔诞辰一百五十周年纪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46—47页)。

〔责任编辑:金 宁〕

Who Firstly Influenced Whom?Husserl or Heidegger:In Reference to“Life World”

Zhu Songfeng

From the start，Hedegger’s thought of factic life experience during his early Freiburg period was influenced by Husserl’s theory of life world.However，from the start，Heidegger consciously went his own way.In other words，from the start，he was clearly conscious of the“defects”and“deficiencies”of Husserl’s thought.The challenge raised by Heidegger’s thought concerned factic life experience to Husserl was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for the latter to put forward his theory of life world，although Husserl didn’t change his standpoint and views fundamentally.Of course，this kind of influence of Heidegger on Husserl，although also had positive sides，should be understood in the sense of“reverse stimulus”.

Husserl;Heidegger;life world;factic life experience;influence

B505

A

1001-8263(2014)01-0052-05

朱松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武汉4300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