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忠东 刘厚俊

解析新兴市场大国跨国企业竞争优势的母国因素*

柴忠东 刘厚俊

近些年来，新兴市场大国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日趋活跃。与发达国家“先行者”跨国公司相比，这些“后来者”在缺乏必要的垄断优势前提下，凭借“非传统型能力”更早、更快地开展国际化经营。其中，母国独特的资源、经济以及制度因素在新兴市场大国企业所有权资产形成过程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本文分析了母国一部分“非市场资源”的垄断与控制，以及政府干预赋予新兴市场大国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初始能力的状况，认为大国市场的规模优势有助于本地企业迅速成长壮大。因此，新兴市场大国企业的所有权优势主要表现为母国基础上衍生而来的比较优势，而其后续国际化发展则有可能将这一比较优势成功转化为竞争优势。

新兴市场大国跨国企业；非市场资源；非传统型能力；母国特定环境

近十几年来，新兴市场大国企业跨国投资的快速增长已经成为国际经济领域内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2012年世界投资报告》的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时，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中占据了将近10%的份额，其增长速度更是远远超过西方发达国家的对外资本输出。①新兴经济体在当前世界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有可能在下一个十年中成为全球经济的发动机(The Economist，2010)。与西方发达国家“先行者”跨国公司的经营环境有所不同，新兴市场大国“后来者”企业处在一个高度一体化、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的世界经济之中。尽管这些“后来者”缺乏必要的垄断优势与国际化经验，但是它们却能够凭借非传统型优势，尤其是利用母国特定优势(如丰裕的自然资源、低成本劳动力、国有银行的低息贷款以及政府政策上的扶持与激励等等)更早、更快地开展国际化经营，加速赶超西方“先行者”企业，因而其国际化的起点、动机、路径、进入方式、战略行为等完全迥异于传统型跨国企业。本文试图从企业竞争优势的母国特征入手，打开母国制度或环境因素的“黑箱”，探索影响新兴市场大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力源泉。

一、新兴市场大国企业跨国经营优势的源泉：非市场资源与比较优势

二战后兴起的主流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大都产生于美欧国家大型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践基础上，它们强调的是发达的市场制度有利于企业培育可以在国际竞争中有效利用的垄断优势。如Dunning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OLI范式)认为，企业国际化需要具备必要的知识资产，而参与海外市场竞争的优势取决于企业获取、维持以及开发所有权特定资产的能力。但是，在现实中，大多数新兴市场“幼稚型”企业似乎缺乏技术、品牌或者管理优势。一些经验研究发现，新兴市场企业主要拥有以规模或效率为基础以及特殊的所有权结构产生的竞争优势，如低成本大批量生产能力、成本领先优势、灵活性与适应能力、社会资本与关系网络、家族制企业结构或国有大型企业集团等等(《2008年世界投资报告》)。②这些“非传统型能力”都是建立在新兴市场企业母国资源或制度环境基础之上的。正如Narula(2012)所言，跨国公司的企业特定优势受制于并且形成于其母国的区位特定资产，一国企业的特定优势与其母国资产之间不仅存在着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而且也存在着动态的相互作用机制。③新兴市场的国家特定优势为什么能够为新兴市场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创造初始的必要条件呢？

按照Dunning和Lundan(2008)、Rugman和Verbeke(2001)等人的观点，国家特定优势是指一个特殊区位中所专有的、可以为任何企业自由获取的各类资源，是一个区位内所有企业共同拥有的优势④⑤。在通常情况下，区位资源大都是一般而非企业特定的、具有典型的公共产品属性的资源，是一种市场资源。它们可以在同等条件下为一国之内所有企业开发和利用，因而难以构成所谓的企业特定所有权优势。然而，在现实中，与OLI范式前提假定相反，大多数新兴市场中的国家特定资源并非可以为外国投资者任意使用。许多重要资源如土地、矿产资源、劳动力以及营销渠道等等，它们要么为本地政府所垄断，要么为当地企业所控制。因此，这些稀缺资源往往是在不完全市场上进行交易的，即这些资产并不能为外来者企业以同等资格无偿获取，或者在无损于其价值的前提下自由使用。可见，对于一国之内所有企业而言，相同的区位资源并不一定产生同等价值。本地企业与外来者企业是以不同的成本获取这些区位资源的。对母国一部分资源的排他性独占与使用不仅新兴市场企业在本国创造出超额垄断租金，增强了其市场势力，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新兴市场企业能够将一般性的区位资源通过企业内部化吸收、利用而转化为企业特定资产的话，那么它们就有可能建立起参与国际竞争的“非传统型优势”，从这一方面看，这些区位资源在本质上属于“非市场资源”。另一方面，在1980或1990年代市场自由化改革之前，大多数新兴经济体都曾经推行过贸易保护主义或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虽然这些政策的实施不一定能够提升本国企业的效率或国际竞争力，但是它们却促进了本土企业在若干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中优先发展，进而获得先动者优势，如巴西的航空企业Embraer借助于进口替代奠定了技术实力，在2000年之后迅速发展为跨国经营的明星企业。即使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些新兴市场政府为了限制(或鼓励)某些产业的发展，也经常会对其所控制的区位特定资产的使用设置市场准入壁垒(或提供政策优惠)，而在这些产业政策扶持下成长壮大的国有企业或“国家冠军”企业则具备了与西方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相抗衡的能力，如印度政府对本国制药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保护与支持催生了诸如Dr.Reddy’s、Infosys等企业的跨国经营。

可见，在大多数新兴市场上，同时存在着结构性市场不完全与交易性市场不完全。这两种类型的市场不完全导致在母国市场上充斥着大量的“非市场资源”，这就使得新兴市场企业可以凭借对于部分“非市场资源”(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本)的控制获得成本优势，或者在本地政府干预之下率先获取市场准入方面的授权。这样，它们就能够以其在母国市场赚取的垄断(寡占)利润弥补在国际化扩张中的成本。从实际情况看，母国“非市场资源”的形式多种多样，主要表现为企业能够抢先开发、利用的与本地环境相互作用的经营性资产和能力，如拥有本地消费者资产(本地品牌的认同度、消费者忠诚度)、渠道资产(率先建立起来的当地销售渠道、分销商网络)、中间品资产(有关本国不完全要素市场的相关知识、供应商的忠诚度以及融资能力)、市场知识资产(有关本地竞争对手的相关信息、需求的价格弹性以及当地市场对于商业周期的反应程度)、关系资产(与母国政府之间的关系、与当地金融机构和银行之间的关系)等等。这些“非市场资源”有助于新兴市场企业在一定时期内在母国设立资源与市场进入壁垒。这一壁垒既为其提供了稀缺的物质资源和发展机遇，同时也限制了外来者企业获取同样的区位资源与机会，进而形成一种不对称竞争格局，从而使新兴市场企业在与外来者企业争夺本地市场的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囿于在地理、经济、文化、心理以及制度等方面与新兴经济体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发达国家企业在这些新兴市场投资时经常会产生所谓的“外来者不利条件”，如由于缺乏对于当地市场环境的了解，外来者可能在短期内无法像当地企业一样方便地获取东道国的信息和资源；外来者即使拥有先进的技术与品牌，如果不能与互补性区位特定资源有效整合，也难以将这一所有权优势及时转化为产品或服务的竞争力优势。这无疑增加了外来投资者的交易成本，削弱了其竞争优势。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世界上各个国家都拥有在一定时期内难以改变的特定资源、资产和环境。在欠发达的制度安排下，这一自然或历史因素形成的差异化与特质性经济特征有利于构筑一国企业的国家特定所有权优势。Sun et al.(2012)将新兴市场企业国际化竞争优势称之为“比较所有权优势”，即新兴市场跨国公司拥有并且可以利用的资产是那些相对(而非绝对)有价值的、稀缺的、难以模仿的、组织上根植的资产，企业竞争能力上的异质性主要体现为不同行业之间在技术与管理等方面的成本差别所导致的国际差异。⑥可见，相对低下的技术水平和要素生产率造成的高成本也可以被要素资源的相对丰裕和廉价所抵消。这样，要素禀赋上的差异就能够转化为能力结构上的差异，从而使新兴市场企业拥有的“非市场资源”实现增值，在“加速的国际化”发展中创造比较优势。

二、新兴市场大国企业竞争优势的性质：母国特定所有权优势

在分析新兴市场企业国际化扩张行为时，母国因素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正是因为各个国家之间要素禀赋(区位特定资产)互不相同，这才导致不同国家跨国公司在早期国际化进程中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母国环境因素，特别是市场规模、要素供给、制度安排、产业结构、内向——外向国际化关联等等，都对新兴市场企业所有权资产的形成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1.从市场层面上看，母国规模优势创造了巨大的市场增长潜力，为新兴市场企业成长开辟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母国规模优势主要是指由母国经济规模性所导致的优势，新兴市场大国大都拥有领土、人口、资源、产业等诸多规模优势。其中，巨大的母国市场更是成为新兴市场企业成长的重要源泉。这是因为：一方面，国内市场规模大，消费需求旺盛，则企业有可能率先在本国市场上实现规模经济，从而降低成本，增强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而经济规模的扩大也将会使产业规模随之扩张，这也有利于新兴经济体培育、扶持本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正如Krugman(1980)曾经指出的那样，市场规模较大区域(由人口规模和需求规模所决定)能够吸引更多的厂商进入到具有规模收益递增性质的部门从事生产，从而呈现出“本地市场效应”；另一方面，如果一国市场规模大，在国际进出口商品市场上所占比重高，那么它就拥有了在国际经济交往中的定价权和议价能力，这显然有助于改善本国的贸易条件，获取更多的贸易利得。世界银行(2011)的统计数据显示，2000-2010年，新兴经济体中的“金砖四国”人均GDP的增长率为6.7%，其中，中国10.3%，印度7.4%，俄罗斯5.3%，巴西3.7%。尤其是随着“金砖四国”在经济上加快追赶先进经济体，其人均收入水平将持续增长，市场消费需求也将得到进一步释放，这无疑大大增加了“金砖四国”的区位吸引力。Dunning(1988)认为，战后先进经济体中的大国之所以能够在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这不仅归因于先进的技术、知名的商标品牌、丰富的管理经验以及生产效率，也与巨大的国内市场需求成为产品和服务实现价值的重要保障有关。新兴市场大国印度的塔塔集团、中国的三一重工正是抓住了母国市场机遇，从本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获取了巨额收益。

2.从资源层面上看，母国部分区位限制性资源的“准公共产品”属性赋予了本地企业优先获取(使用)区位特定自然资源、资本或者基础设施的权力，从而奠定了新兴市场企业的初始竞争能力

资源基础论认为，企业是一束异质性资源的集合，这些资源可以用于生产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产品或者服务(Penrose，1959)。对于任何企业的国际化而言，资源和所有权特定优势同样重要(Tallman，2002)。企业的特定资源包括不同的资产、能力、组织过程、企业属性、信息、知识等企业所控制的、能够使其实施改进自身效率和效益战略的各种资源(Barney，1991)。企业大多是其所在环境的产物，其环境资源的优势(劣势)能够孕育出企业特定的竞争能力。在新兴市场大国中，巴西、俄罗斯、南非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中国、印度存在着消费潜力巨大的母国市场以及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软件编程或工程技术人员；墨西哥、土耳其、埃及具备接近邻国市场的枢纽地位以及与邻国存在着历史、文化渊源的地利之便；印度、中国、中国台湾企业则依托与海外移民之间的种族纽带、血缘关系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社会关系网络；印度、中国企业还享有某种非市场优势，如具备在欠发达的制度环境中如何从事经营的知识。在上述资源禀赋中，一部分资源为本地政府或企业所独占而成为“准公共产品”，如巴西政府将本国优质铁矿石的开采权授予本国“国家冠军”企业淡水河谷，而中国联想也在外资进入之前抢先一步建立并控制了国内的个人电脑销售渠道。可见，新兴市场部分资源的“准公共产品”属性赋予了本地所有者重要的市场势力与议价权力，如果这些区位限制性资源恰恰也是外来投资者所急需获取的互补性资产的话，那么新兴市场政府或企业就可以凭借对这些资源的控制而获利，如以市场换取技术，以出让土地使用权换取资金，以分享国内销售渠道换取核心技术、品牌，等等。显然，以更低的成本(或风险)从市场上获取资源的能力可能有助于企业弥补所有权资产上的缺陷，当这一能力短时间内难以为外来者模仿、复制时，新兴市场企业就能够利用这种资源成本上的差异抵消与外国企业在本国市场竞争时的劣势，率先构建基于母国“非市场资源”上的比较优势。

3.从制度层面上看，母国市场欠发达的制度安排既培育了本地企业参与国外相类似环境经营时的竞争优势，也迫使一部分企业退出本国市场投资于海外以规避高昂的交易成本和风险

North(1990)认为，“制度是人为设定的，规范着政治、经济和社会相互关系的一系列约束，制度由非正式限制(道德约束、禁忌、习惯、传统和行为准则)和正式的规则(宪法、法令、产权)组成”。企业以及其他组织都是在既定的制度框架约束之下追逐各自的利益的。一般而言，发达的制度环境可以使企业更加有效地利用市场完成交易，而欠发达的制度安排则有可能产生高昂的交易成本，进而使得市场交易无效或者低效。因而，不同的制度环境构筑了企业资源与能力上的优势和劣势。在现实中，新兴市场企业的国际化进程是由许多制度性力量推动(或者限制)的结果，这些制度性力量包括促进(或者阻碍)企业现有资源与能力提升的各种因素。一方面，母国强势政府各种优惠政策与激励措施可能会推动企业加快实施海外扩张，正如《2008年世界投资报告》指出，目前大多数新兴经济体政府(如印度、中国和巴西)都在鼓励本国企业走向全球，并且采取一系列支持性措施促进本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如直接的信贷资助(优先提供贷款、补贴)、为投资者提供东道国市场信息、指导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向以及行政管理上的简政放权等等；⑦而另一方面，一些新兴经济体的市场机制不够健全，物质和制度基础设施建设有待进一步加强，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大多缺乏战略性要素市场、严格的监管制度和合同执行机制，存在着一系列的制度限制。制度限制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所谓的“制度缺陷”(institutional voids)(Khanna and Palepu，2006)，如国内缺乏对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缺少促进市场机制运行的专业中介机构、合约的执行力度不足、不透明的司法与诉讼体系、欠发达的要素市场等等；⑧二是制度风险，如经济政策缺乏连续性、难以预料的管制变化、政府过多干预市场产生的寻租行为、在公共服务和政府部门中普遍存在的官僚主义与腐败行为、法律法规中的歧视性条款等等。所有这些制度限制都增加了企业在国内经营时的不确定性与成本，削弱了企业的竞争力，从而迫使企业不得不通过投资于海外市场规避母国不利的经营环境。可见，制度发展水平的不同导致企业通过对外投资实施“制度套利”，寻求制度优势。需要指出的是，新兴市场企业在母国复杂的、非正式的制度条件下积累了大量本地化经营的经验和能力，当它们投资于与母国制度环境相似的其他发展中国家时，这种源于母国特定环境中的经验和知识有可能转化为一种更加适应当地经营环境的竞争优势，因而可以抵御东道国更大的制度风险，这同样可以增强新兴市场企业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竞争能力。

4.从产业层面上看，母国在成熟产业中的比较优势与发达国家在高技术产业中的竞争优势，成为新兴市场企业投资于海外的“推动力”与“拉动力”

当前，新兴市场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中、低技术领域以及相对成熟的标准化产业中，如白色家电、汽车、化工、钢铁、水泥、能源开采等行业，其竞争能力大多建立在本国企业成本或规模优势基础之上。随着新兴经济体国内生产要素价格、质量的动态变化，其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不同环节上的竞争优势也发生了相应转化，因而对外直接投资主要表现为企业在若干产业整体价值链上、下游环节的调整和延伸，即转移下游价值环节，开发上游价值环节，从价值链低端向高端攀升，从价值链的参与者向价值链的主导者转变，最终达到获取、控制价值链高附加值环节的目的。从这一方面看，新兴经济体比较优势的消长变化是企业从事对外直接投资的内在推动力。另外，受母国知识资产稀缺的限制，为了在部分高新技术产业(如信息技术、生物制药、新能源、新材料)中抢占先机，“后来者”企业也必须借助于投资发达国家获得近距离观察、模仿、学习、跟踪先进技术以及技术发展趋势的机会，发达国家先进的科研设施、人才、研发能力对于寻求互补性资产与能力的跨国企业而言无疑是一种外在拉动力。当技术创新成为竞争优势的重要源泉时，为了在高技术产业中获得成功，国际化就不再是一种选择，而成为一种战略上的必然。因此，知识密集型产业中的企业，更有可能从成立之初就采取国际化导向，以获得“先行一步”的竞争优势。

5.从内、外部关系视角看，内向—外向国际化关联为新兴市场企业积累了必要的资本与国际化经验，有助于将新兴市场母国的比较优势转化为企业的竞争优势

所谓内向国际化是指“引进来”，而所谓外向国际化则是指“走出去”。如果说发达国家跨国企业的国际化经验是在海外投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话，那么新兴市场企业的国际化经验则是在引进、利用外资过程中快速积累完成的。借助于国际合资、代工、战略联盟、跨国并购等方式，新兴市场企业获得了组织学习的机会，积累了必要的资金、技术与管理经验，建立起自身初始的竞争能力，如通过实现规模经济获得成本领先优势、低成本创新能力等等。另一方面，通过与进驻母国的外国经营伙伴、竞争对手交流合作，新兴市场企业也培育了独特的交易优势，如有效管理企业内部与外部关系的能力(Rugman and Verbeke,2003)。⑨此外，内向国际化也使得本地企业熟悉掌握了国际通行的法律、金融、营销、会计等专业知识，加深了对于国际市场的认识与理解，构筑了与国外供应商、消费者以及相关组织机构的关系网络。Dunning(2006)曾经指出，当新兴市场企业在发达国家市场寻求新的资源和知识时，企业特定优势相当重要，而国际化经验就是一种企业特定能力，它可以确保企业海外经营获得成功。⑩因此，内向—外向国际化关联为本地厂商获取进入特定市场的知识与信息提供了便利渠道，从而大大降低了企业国际化经营的成本与不确定性。

综上所述，在国际化初始阶段，大国市场得天独厚的规模优势为新兴市场企业成长开辟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在母国独特的制度安排下本地企业对于某些稀缺的区位资产优先占有赋予了这些企业一定的市场垄断势力，当外来投资者进入本国市场时，它们就能够以此作为议价筹码交换自身欠缺的技术知识等无形资产。而内向—外向国际化关联则建立起本地企业资产与母国、东道国区位资源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的沟通渠道，可以促使新兴市场企业借助于外来投资进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全球价值链体系，在发挥企业特定的“非传统型优势”的同时，充实、提升自身的国际化经验与能力，并在随后的对外直接投资进程中通过“多重根植性”嵌入多个东道国当地环境之中，将外部互补性的知识资产与企业现有的资源、能力相互融合，并通过内部化转变为企业所有权优势。

三、中国国家特定优势的巩固与深化

当前，随着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竞相参与到全球一体化生产网络之中，中国的国家特定优势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与后来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传统的母国资源优势(劳动力、资源、产业)逐渐减弱。而与先进的发达经济体相比，新型的国家特定优势(制度环境、创新体系、专业化人才、企业家精神)还有待进一步加强。针对当前国内、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我们认为，国家特定优势的巩固与深化不仅是中国未来吸引外资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同时也是今后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经济稳定运行的有力支撑与重要保障。

1.进一步加强基础性区位优势建设，提高不同区域中区位限制性资产的议价能力

基础性区位优势是指一国宏观层面上的社会经济、政治环境，它既包括一般性的公共和准公共产品，如独立于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外生资源(土地、人口、气候、可开采资源)，也包括一部分创造性资产，如各种知识基础设施、法律体系、金融机构、规章制度与政策框架等。应当指出的是，跨国公司区位选择的原则就在于实现所有权优势与区位优势的良性互动，更高附加价值经营活动的转入必然要求东道国辅之以非一般性的、知识密集、区位特定的创造性资产。这就要求东道国政府必须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促进一般性自然资源加快向差异化创造性资产的转化，实现区位资源由“量”到“质”的飞跃，尤其是要有针对性地开发、培育区位限制性资产，如独具特色的本地化资源、能力、创新体系，激励兼容的创业创新氛围，专业化技术人才与技术发展路径，便捷的交通通信条件，优良的环境与服务设施,高效率的行政管理体系等等。这一类异质性资产仅存在于某些特定区域之内，并且只有在这些区域内才能为企业创造经济租金，因而相对于同质的一般性资源，多样化的区位限制性资产更能够“锁定”外资企业。从实际情况看，进一步改进本国供给资源的质量、效率，为跨国公司打造独具特色的多样化、互补性中间品比单纯提供一般性资源更有助于提高区位限制性资产的议价能力。

2.大力改进制度性基础设施的运行效率，不断降低经济活动中的交易成本

尽管中国早在1992年就已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地位，但时至今日，国内市场上依然存在着一系列的制度缺陷，如市场准入壁垒、产权保护不力、社会信用体系缺失、合同执行力度不足、行政效率低下、权力寻租盛行、贪污腐败日趋严重等等问题。这一低效率的制度框架体系严重阻碍了中国引进高质量外资以及本土优势企业的成长。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尤其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通过制度套利获益的空间越来越小，制度质量差异将成为影响区位吸引力的至关重要的因素。当大多数企业与某些生产要素越来越具有流动性时，正式与非正式的制度则更趋于植根于当地环境而不易流动，而制度本身就是一种区位优势。制度的优势(或劣势)可以形成本国企业利用跨国公司外部性与技术溢出的能力(或弱势)。大量经验证据显示，一个制度上更加高效、透明和具有激励机制的竞争环境为企业学习新技术、服务于差异化的消费者需求，进而有效抵御外国对手竞争创造了机会。正如Meyer和Nguyen(2005)所言，落后的国家正在开始有选择性地努力仿效成功国家的制度，这既是为了吸引更多的跨国公司，也是为了加快经济增长。

3.高度重视母国产业集群的内、外关联与互动发展，逐步提升母国本土可配置资源和能力的竞争优势

在一个高度开放的网络化时代，一国产业集群的内部与外部关联成为促成国际资本双向对流的关键。当一个全球生产网络中的“旗舰”企业进入某一区位时，这一区位对于提供配套的供应商而言则具有了极大的吸引力，因而构成一种可配置性区位优势。可配置性区位优势主要来源于与某些特定企业空间距离接近时所产生的优势，比如同一区位中存在着诸多的供应商、竞争者以及消费者，表现为区位内的供应商网络、消费者网络、产业内竞争程度、市场集中度、市场规模与潜力、支持性产业的集中所形成的空间集聚与外部经济性。当某一区位中存在着先进的外来者企业时，本土企业通过产业关联(产业前后向关联效应与互动作用机制)、技术外溢、“干中学”等渠道可以获得丰富的经验与知识，从而提高了组织技能与生产效率，改进了人力资本的质量，这也增强了本土可配置资源与能力的竞争优势。尤其是，跨国公司子公司自身具有双重根植性，既根植于跨国公司一体化网络之中，同时又根植于东道国当地环境之中，可以成为沟通产业集群内、外部联系的纽带。一般来说，在某一区位中跨国公司子公司的范围和能力越大，其在东道国区位中的根植程度就越深，而它与这一区位中其他企业的互动作用也就越强(Holm and Pedersen,2000)。当母国产业集群能够演变为“旗舰”企业全球一体化网络中的一个结点时，不仅集群内的企业之间可以通过前、后向关联形成高密度的内部化连接，而且借助于网络这些集群也能够与其他全球网络结点或集群建立高密度的外部化联系，这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外部技术知识和信息资源的流入与互动发展。因此，产业集群的网络化优势既促进了跨国公司与当地企业的交流与合作，也推动了当地企业借助于全球网络连接快速实施国际化。

4.积极培育不同区域的专业化能力，适时推动区域内产业集群的动态演化

母国每个区域都具有各自不同的技术专长与能力。一个区域的技术能力是其内部企业先进技术知识长期累积、集成的结果，每个企业都拥有自身独特的资源与能力，这些企业集聚在一个区域内，又促进了这一区域异质性技术能力的发展、扩张。成功的产业集群往往具有技术上的路径依赖性，是其内在的技术专长与能力长期发展演进的必然产物，这不仅构成了一个区域专业化分工的基础，而且也是区域吸引外来者企业的必要条件与内在优势。更为重要的是，区域技术能力上的异质性既为外来者企业提供了多样化的区位资产组合，同时也避免了同质区域之间的恶性竞争。当企业进入一个专业化区域并且能够及时抓住国际市场机遇时，企业不仅可以实现自身发展，而且反过来又进一步改善、增强了这个区域独特的技术专长与能力。从这一方面看，区域的专业化分工主要源自于不断累积、演进的技术能力以及企业之间与企业内部各种特定资源的组合，它们奠定了区域和企业专业化的基础。需要指出的是，区域产业集聚也有静态与动态之分，静态的产业集群缺乏内部与外部增长的活力，虽然这种产业集群也能够享有马歇尔式的区域集聚效应，但是它们往往导致区域内部产业的固化，难以实现区域内部产业链条的优化升级(如第三意大利等产业集群)。相反，动态的产业集群则可以持续地提升、重构、重组生产链条，推动区域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尤其是在区域之间的竞争中，动态产业集群较高的生产效率更能够创造出不断增强的区域竞争优势。研究表明，一个动态的产业集群能够不断创造出区域特定的有价值资产，保持区位的竞争活力，增强区位吸引和留住各种流动性资源的粘度，从而使产业集群具备持久的吸引力。

5.妥善处理好母国政府与外来者企业二者之间的关系，寻求各方利益交织的耦合点，加快外来者所有权优势向母国区位优势的转化

当前，新兴市场政府与外来者企业之间呈现为一种竞合关系，即在双方相互依存度不断增强的前提下竞争与合作并存的格局。其中，竞争表现为双方为实现各自的经济目标争夺并且控制重要的战略性资源，借以提升各自的议价能力；而合作则体现在母国政府需要借助于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与外部世界建立起必要的经济关联，进而改善自身的经济结构，而外来者经营也必须依赖于母国提供的高水平教育、技术、产业与金融结构才能获得最佳的企业绩效。在这一过程中，竞争与合作之所以能够共存，主要是因为双方都离不开对方所提供的独一无二的资源，资源的互补性、协同性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各方机会主义的冒险行为，使得母国与外来者都能够在利益最大化的均衡点上实现双赢。认清了这一点，中国政府就应当从一国的国际化环境、产业的竞争力以及企业的生产效率三个层面上入手，统筹兼顾，妥善处理好母国与外来者企业二者之间的关系，寻求双方利益交织的耦合点，避免相互之间的对立与冲突。需要指出的是，一国的比较优势与其企业的竞争优势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路径依赖性和相互依存性，只有在“正和博弈”的格局下，外来者企业才能够长久根植于一国之内，也才能够与当地政府、企业建立起优势互动、协同发展、利益共享的良性循环机制，任何单个企业的所有权优势才有可能从企业特定、专有性资产“溢出”为同一区位内每个企业都能够获取的一般性、公共产品，从而进一步增强母国区位的动态比较优势与竞争能力。

注：

①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2. Geneva. United Nations. 2012.

②⑦联合国贸发会议：《2008世界投资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9年版。

③Narula,R.(2012)Do we need different frameworks to explain infant MNEs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GlobalStrategyJournal, 2(3):188-204.

④Dunning J,H.and S.M.Lundan(2008).Institutions and the OLI paradigmof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AsiaPacificJournalofManagement,25:573-593.

⑤Rugman,A.M.& A.Verbeke (2001).Subsidiary-specific advantages in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StrategicManagementJournal,22(3): 237-250.

⑥Sun,S.L,Peng,M.W,Ren,B,&Yan,D.(2012).Acomparative ownershipadvantage framework for cross-border M&As:The rise of chinese and indian MNEs.JournalofWorldBusiness,47(1), 4-16.

⑧Khanna,T.& Palepu, K.(2006).Emerging giants: Building world-class companies inemerging markets.HarvardBusinessReview. 84(10):60-69.

⑨Rugman A.M.and A.Verbeke (2003).A perspective on regional and globalstrategies of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JournalofInternationalBusinessStudies.34:125-137.

⑩Dunning,J.H. (2006).Comment on Dragon multinationals: New players in 21stcentury globalization.AsiaPacificJournalofManagement,23(2): 139-141.

〔责任编辑：清菡〕

AnAnalysisoftheHomeFactorsinCompetitiveAdvantagesoftheEmergingMarket’sMNEs

ChaiZhongdong&LiuHongjun

MNEs from the emerging market have grown increasingly active in FDI in recent years. Compared with the “first-movers” in developed countries, these “late-comers” have, though still in an absence of necessary monopoly advantages, carried out internal operations earlier and faster than they are supposed, resorting to their “non-traditional competence.” Such factors as home-specific resources, economy and institutions have played a decisive role in their formation of ownership assets. Due to their monopoly and control over some non-market resources at home, plus governmental intervention, the firms from the emerging market have acquired initial competitiveness in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The scale advantage of a big market has encouraged the rapid growth of the local firms in no time. Therefore, the ownership assets of the emerging market firms exist in the form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s derived from their home environment, and they are likely to turn such advantages into competitive ones in their subsequent internationalization.

emerging market’s MNEs；non-market resources；non-traditional competence； home-specific environment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多样化、异质性与跨国公司竞争优势”(09BJL046)的阶段性成果。

柴忠东，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博士 南京 210093；刘厚俊，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澳门科技大学特聘教授 南京 210093

F2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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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8263(2014)08-0024-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