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平

他眯着眼，张嘴皱鼻，半晌终于闭上眼，嘴张得更大，一股气流，携带大大小小的唾沫星儿和惊天动地的“啊——嚏”喷薄而出。

他举起右手，伸出拇指和食指，在鼻根处揉捏一番。然后顺手一挥，手中用过的纸巾悄无声息地落在路旁的几茎草上。

“又来了，不怕50元飞走吗？”她看着他从裤袋内抽出一块手帕，使劲地挖鼻孔，微愠地说。

“有警察吗？”他像个闯了祸的小孩，头做360度转，心中怦然。

“有警察，早就把你捉了！”她突然激动起来，一迭声数落，“叫你步步为营，多加小心，你总不听。昨天在‘八佰伴门口，又把空香烟盒顺手扔在地上，要是附近有个警察，不是又要花钱了吗？”

“嗯，嗯。”他唯唯诺诺，下意识地紧攥手指，仿佛怪罪那十根不听话的手指头老给他惹麻烦。

“还有呀！”她越说越气愤，不觉提高了声调，“昨晚在蒙巴登和丹戎加东十字路口，你又闯了红灯。”她住了口，候车亭内人可不少。

“太太，我的车冲过白线时交通灯是什么色？”

“我怎么知道，车是你驾的。”她没好气地说。

“可是，你坐在我旁边，你要帮我看呀！”

“我早就叫你要小心了。”

“唉，我是处处小心，可处处是陷阱。就比如早上吧，我去坡底买药，停车场全满了，路边尽是双黄线，你叫我把车停在哪儿呢？”

“算了，算了，反正生米已煮成熟饭，听天由命好了……”

晚上他躺在床上辗转反侧，直到下半夜，仍在回忆信号灯到底是什么颜色。突然，眼前的信号灯变成一张带着暧昧笑意的男人面孔，他觉得这人很面熟，细细一想，才记起这是上个星期天看戏时，坐在他的座位旁的那个年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