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杜 波 李白咏

一般来说，社交媒体是区别于传统媒体的一种新型在线媒体，它基于互联网而生，通过给予用户巨大的参与空间和主动性，以撰写、分享、评论等多种形式来实现自我表达、传播信息、话题讨论等。现在的社交媒体，已不仅是新兴媒介形态的简单集合，与传统媒体一样，逐渐成为收集、整合和发布信息的平台。在它的发展过程中涌现出了许多的社交媒体样态，如论坛、博客、即时通讯、社交网站、百科、微博等。

社交网络发展

2008年到2013年的五年，是中国社交媒体和网络急速发展和完善的五年。与传统社会网络对于地震救助的作用不同，大量新兴社交媒体构筑而成的社交网络为地震救援提供了更高、更快、更广的助力，也为传统社会应对突发灾难性事件提供了良好的补充。

2008年的汶川地震发生时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微救援手段尚未诞生，人们只能通过论坛、贴吧、博客等社交平台进行信息搜集与传播，受限于熟人关系及PC网页访问模式的缺陷，地震灾情很难得到快速有效地发布。即使是这样，人们依然通过手机、数码相机、DV等记录载体，及时将灾情、救援等信息借助网络传播出去。比如，百度贴吧IP为61.161.76.*的网民，在震后六分钟就发布了“四川地区发生地震”的消息，比官方媒体新华网快了11分钟；5月14日，大二学生张琪在网吧写下“我是汶川人，直升机可从这里降落！”的帖子，发在QQ群和百度“汶川吧”里，随即便在网上迅速传播开。翌日，救援部队通过与张琪的联系顺利降落在汶川县城附近，终于开通了汶川的空中救援通道。随着地震救援工作的全面开展，互联网还成为了领养地震遗孤的主要渠道，以“汶川地震寻人吧”为主要平台的互联网寻亲通道，也迅速蔓延开来。中国的移动社交网络那时还不成熟，灾情信息传达的话语权仍然掌握在传统媒体手里，但以论坛、贴吧、QQ空间、校园网等为主要力量的新型媒体仍第一次在重大自然性灾难事件中集体发声，以其相对以往无以伦比的全面性、及时性和服务性，为汶川地震的救援和灾后重建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如果说2008年汶川地震是中国社交网络大规模救助的第一次试水，那2010年玉树地震则无疑是对社交网络的深度考验。早在地震前的2009年，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微博就已由新浪网推出，而伴随着以智能手机为核心的移动终端的快速普及，基于网页浏览模式的社交网站大规模转向移动应用。再加上SNS逐步扩大受众范围、个性化社交平台大量涌现、即时通讯工具迅猛发展等，新型社交网络在玉树地震当中所发挥的作用，无论是传达灾情、通报救援、网上募捐等等方面，都已经显现出超越传统社会网络的巨大优势。相比2008年社交网络刚刚起步，玉树地震救助当中折射出来的社交媒体不仅在技术形态上逐步实现移动化、融合化，在传播属性上也具有了更强烈的社交化特征。中国的社交网络在短短两年时间内，已逐渐形成强大的信息交流场。

2013年雅安地震中，伴随着微博、微信的出现与成熟，大量社交媒体在市场冲击下的潮起潮落，中国社交网络的结构逐渐趋于稳定。而其愈加明显的社交化特点在此次地震援助中已由初露峥嵘变得显露无遗，比如，雅安地震发生仅仅一分钟后，“@中国地震台网速报”就通过新浪微博发布了地震自动测定信息；地震六分钟后，芦山县网民即通过手机发出“…震中肯定在芦山县！”的微博内容，遭到疯狂转发和评论，引起巨大关注；4月20日下午四点，谷歌率先为此次地震上线“谷歌寻人”，至20日晚，百度、腾讯、搜狐等国内主要网站也纷纷开通寻人平台，腾讯还开通“雅安地震救助”的微信公众号作为地震救助信息集散平台，使得寻人平台的渠道越来越宽。除了各公益、慈善组织利用微博、微信发布捐助信息外，新浪微博、腾讯微博与微信还分别推出捐助项目，大众点评等社交平台也纷纷开通“团捐”通道，通过各种形式发布捐助信息，在短期内募集了大量的钱财和物资。

从经历试水、遭遇考验到雅安的华丽表演，社交媒体全面反戈传统媒体的深刻转变，已经预示着传统媒体一家独大的局面一去不复返。日趋完善的社交网络在雅安地震中的表现，以其快速传达、广泛渗透、自由交互等特点，宣告着信息传递的游戏规则已悄然改变。由新兴社交媒体连接而起的中国社交网络，在这五年逐渐走上了媒介社交化、应用移动化、形式多样化、内容真实化的道路。难怪有媒体人在目睹了雅安地震救助中社交媒体所发挥的作用时感叹：“9·11，凤凰；5·12，央视；4·20，微博”。

社交网络传播变迁

五年内的三次地震，是中国社交网络传播变迁的一面镜子，从当初作为传统媒体的补充而辅助救援，到如今羽翼已丰，独自成为地震救援工作的重要力量，其蜕变历程可谓清晰而深刻。

从汶川到雅安，社交媒体无法阻挡的移动化和融合化趋势，就像当初BBS以点对面取代了E－mail点对点的交流方式一样，堪称历史性跨越。这种媒介属性的变迁当然不仅仅是社交媒体之间相互竞争的结果，从2004年跨入Web2.0时代到如今逐渐迎来Web3.0时代，互联网技术的进步是社交网络逐渐塑形最重要的推手。移动化意味着人们逐渐告别对PC网页浏览模式的依赖，人们可以把一个强大的信息交流平台自由携带在身，无论是智能手机、平板电脑还是其它移动终端，都成为这种移动信息的完美载体。而融合化，一方面意味着新兴社交媒体已逐渐整合了传统媒体的媒介形态；另一方面也昭示着多种社交媒体之间的内容也逐渐向聚合化靠拢。

除了移动化、融合化，中国社交网络的塑形还表现在其越来越强烈的开放性和自由性。在新媒体时代，受传的界限逐渐被消解，任何人只要拥有互联网接入和可操作终端这两者，都可以成为信息传播的发起者。UGC的自由化和普遍化，使专业新闻事业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个人、媒体、政府三者以前相对严格的等级关系也因社交网络的低门槛和易接触变得松弛起来，而今三者相互监督和制衡，营造出一个更加透明和高效的传播环境。

当然，高度的交互性和广泛的渗透性从来都是社交网络的立身之本。相比传统媒体自上而下的刚性传播，新型社交网络旨在建立一个自由的舆论场，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信息的传播者和议题的设置者。在此舆论场中，软性传播成为主导，它强调主动和民主，摒弃强制和阶级。它通过为陌生人建立一种弱关系，并为曾经被动的受众贴上节点的标签，成为社交网络结构洞的中间人，而赋予了社交网络不同以往的新面貌。当某个结构洞中间人发出信息，其他与它有着弱关系的节点接收该信息并将其再次发出，这种由点至点和由点而面的复合传播形式，造就了信息病毒式的扩散。

在中国社交网络的建构中，社交媒体承担着一种谓之“关系桥”的角色，它每一点细微的变化，都对整个社交网络的塑形产生着直接而明显的作用。从E－mail到SNS再到移动应用，每一次媒介形态的跳跃都迎来了社交网络的新阶段。而汶川、玉树和雅安地震中社交网络表现的变化，正是其这几年历史性蜕变的最好证明，它证明了由媒介形态导致的社交网络传播特性的变迁正空前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

1.闵庆飞，王彦博：《社会化媒体的影响与应用》，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

2.王秀丽：《微行大益——社会化媒体时代的公益变革与实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3.吴保来：《基于互联网的社交网络研究——一种技术与社会互动的视角》，中共中央党校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