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鹤

一

张幼仪（1900-1988年）的四哥张嘉璈（公权）任浙江都督的秘书时，有—项公务是视察当地的学校。1913年，他在杭州府中学堂的一大堆作文里，读到文质俱佳、出类拔萃的一篇，得知这学生徐志摩是一位富裕人家的独生子，他当晚就修书一封，替自己的妹妹求亲。徐父立即回信答允，这桩婚事就这么定了下来。

张幼仪生于诗书世家，但七岁时家里遭遇变故，经济状况一度急转直下。家里有一群男孩的学业足够父母操心，她作为女孩，在最需要接受教育的年龄，自然就被忽视了，只跟着私塾先生读了点《小学》《孝经》之类，粗通文墨。1912年，渴望去新式学堂念书的张幼仪，看到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的招生广告，费用非常低廉，才求得父母准许并考入此校。三年后，她因结婚而退学。

俩人结婚时，张幼仪15岁，徐志摩18岁，这对新人确实太年轻了。他俩婚前相互只看过照片，他跟她原本陌生，她的容貌气质又极端不合他心意。她既有初为人妇的紧张，又有受丈夫冷遇的不快活，更不具备改善处境、调节气氛的弹性或技巧，是个沉默枯燥的小媳妇。

后来，据徐家佣人回忆，徐志摩当初第一眼看到张幼仪的照片时，只撇嘴嫌弃道：“乡下土包子。”任何女人听了丈夫的这种恶评，心里都会梗着一个比“土包子”硬得多的包块吧。

1920年冬，张幼仪征得公婆同意，去欧洲与徐志摩团聚。她明显看出，在接船的所有人里，他是唯—不情不愿的那位。她并不迟钝，对他自始至终的嫌弃和厌烦心知肚明，他是那么忧郁和焦躁于跟她厮守的命运。他每天回家，看到她还待在那儿，就无比失望。张幼仪回忆道：“说不定他以为每次丢下我不管，就可以凭意志力让我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住在离剑桥不远的小镇沙士顿时，他已狂热地爱上林徽因。每天早上他心急火燎地跑出去理发，其实是去等待林徽因的伦敦来信。

哥哥们都说徐志摩才气纵横，前途无量。他从小就有神童之誉，张幼仪的资质，当然逊色于他。何况，她出嫁后便囿于家庭，虽然也曾努力读书，但与一路升学、留学，在北平、美国、英国沐浴新风新知的徐志摩，在学问上的落差、观念与趣味上的分歧，不可以道里计。而越是觉得她索然乏味，她也就愈发显得呆板无趣。张幼仪痛恨于这种局面，却又无计可施——她知道自己陈旧、贫乏，她愿意改变、追赶，她不愚笨也不顽固，但他对她唯有不耐烦，从不正眼瞧她。这段姻缘，先天不足后天失调。

张幼仪回忆，七年婚姻里，徐志摩跟自己从未有过深切交谈，她的父兄同样是有学问的男人，却从来没有人像徐志摩那样漠然冷傲地待她。

徐志摩跟朋友在一起，总是兴致盎然，眉飞色舞。张幼仪承认，他在任何社交场合都受人喜爱，个性迷人。然而，他对她确实薄情：她怀孕了，他不假思索，让她立刻打胎；此后他不辞而别，杳无音讯，只是让朋友去知会她，他要离婚。幸而张幼仪可以求助兄弟，不至于在异国孤苦伶仃地生孩子；她刚刚产子，他就急不可耐地让她签下离婚协议。

徐志摩与张幼仪的兄弟们，反而相处甚欢，无话不谈。张家兄弟后来都是民国时期掷地有声的人物，二哥张君劢（嘉森）曾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和德国柏林大学获政治学学士与博士学位，后为北大、燕大教授，中国民主社会党主席，曾主导起草《中华民国宪法》；四哥张公权（嘉璈）为中国银行总经理，1949年后赴美，任教于斯坦福大学。

张家人都说，张幼仪八弟张嘉铸那种幽默、谐趣的性情，颇似徐志摩。而她则偏向于端方严肃、正经八板。张幼仪并未缠脚，但在徐志摩眼里，思想守旧、性情拘谨又没什么学识的她，跟小脚女人并无二致。而小脚与西装，当然是不搭调的——他按捺不住非得跟她离婚，这便是理由。

徐志摩不辞而别，张幼仪前往法国乡下，在二哥的朋友家待产时反省，自己保守、僵硬的思维与行为方式，跟缠过脚确实没什么两样。

二

《小脚与西服——张幼仪与徐志摩的家变》（黄山书社2011年9月版），由张幼仪讲述，其侄孙女（张嘉铸孙女）张邦梅撰写。张幼仪不仅回顾了她在婚姻里的备受冷落和离婚前后的痛不欲生，更讲述了她如何从泥泞、酷寒的绝境里挣扎着站稳，艰难跋涉——徐志摩的逃离让她下定决心，不再只凭过去的价值观行事，要拥有自我，做“未来新式女子中的一员”。她也自我激励，作为一个没有缠脚的女人，一定要有张家人能够摆脱耻辱、重振旗鼓的志气，自立自强。

张幼仪的父母循例以传统淑女的标准教养她，她是浸泡在三纲五常的观念中长大的，后来却恰巧遭逢狂飙突进的“五四”新潮，陈规旧俗开始瓦解，徐志摩因时顺势，慷慨激昂地宣称：中国正在经历的变局将使个人获得自由，他要成为中国第一个离婚的男人。张幼仪当初听到这话，虽然吃惊却不以为意：自己循规蹈矩做媳妇，孝敬公婆，服侍丈夫，也生了儿子，并未触犯“七出”中任何一条，绝无可能被休。后来，他们的离婚，果然被称为“中国第一桩现代离婚案”。这个“第一”，她避之犹恐不及，何尝想要？

在德国离婚后，张幼仪独自在那里待了三年，学习幼儿教育。她将自己的一生分成德国前、德国后两个阶段，“去德国以前，我凡事都怕；去德国以后，我一无所惧。”她对张邦梅说，感谢徐志摩，如果不是离婚，她可能永远没法找到自我，没法成长，也不可能变成另外一个人。

张幼仪回国后，在东吴大学教了一个学期的德文，后来出任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副总裁，同时担任云裳制衣公司（张幼仪的八弟与几个朋友，包括徐志摩合办的）总经理。起初固然得益于哥哥的人脉与帮扶，而张幼仪的独立、要强，也助她成为干练而有担当的职业女性。她不乏自豪地跟张邦梅忆起，自己甚至在世道颠簸时，投资股票和染料、棉花、黄金等，还赚了大钱。

张幼仪一直气馁于自己没能像徐志摩迷恋的林徽因、陆小曼那样，念一流学校，接受良好的教育，虽然她俩只比她小三四岁。她任职银行时，请了一位教师，每天下班后来办公室给自己上课一小时，讲授国学经典。

张幼仪精心栽培儿子阿欢，她很满意儿子跟父亲和舅舅们一样，中西学兼备。阿欢21岁时，她问他想娶一个怎样的太太，儿子说他只对漂亮姑娘感兴趣。那一刻，张幼仪没法不想到阿欢的父亲。借助于长大成人的儿子，她也再一次宽容、透彻地明白：徐志摩想要的，既是有学养的女人，也是比她自己更女性化、更有魅力的女人。endprint

张幼仪果然帮儿子物色到令他—见钟情的漂亮姑娘，并在他们婚后，供媳妇学习英、法、德、中等国的文学课程，希望媳妇“不只能够满足阿欢的审美眼光，也可以满足他的知识品味”。这番稳妥、周详也略显刻意的举措背后，既潜藏着张幼仪自己年轻时惨遭鄙弃的沉痛往事，更有她身为母亲、婆母的深思熟虑和良苦用心。

兄弟们无比器重徐志摩，这让张幼仪既满足又愧疚——未能留住徐志摩，似乎不仅有碍自己，还有点辜负了他们。当年，张幼仪写信给在巴黎研究哲学的二哥，报告徐志摩要跟她离婚的消息时，张君劢劈头就是一句：“张家失徐志摩之痛，如丧考妣。”那时候，徐志摩只是负笈欧洲的学子，还未声誉鹊起。张幼仪的八弟张嘉铸，对徐志摩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觉得这位前姐夫以超凡才华，给张家带来了极大荣光，他要求孙子将来在自己的丧礼中朗诵一首徐志摩的诗。他还让孙女在研究和写书时，对徐志摩要落笔仁慈，生怕姐姐回溯往事时难抑怨忿，会影响徐志摩身后的形象。事实上，张幼仪虽然有怨有痛，但在讲述与徐志摩的过往时一直很有分寸。

三

因为林徽因是徐志摩离婚的导火索，所以张幼仪很难对她有丝毫好感。尤其是，徐志摩飞机失事遇难，是为了赶赴北平为林徽因的建筑讲座捧场。张幼仪私下觉得，徐志摩深爱的那两个女人，其实待他并不够好。1947年，卧病多年的林徽因托人捎话，想与赴北京参加一场婚礼的张幼仪见面。张幼仪虽对其有些芥蒂，还是带着儿子、孙子去了。后来她揣测，林徽因尽管嫁给了梁思成，却也是爱徐志摩的，所以多年后仍然想看看他的孩子。当然，张幼仪觉得林徽因对他爱得也有限，否则“为什么她在他离婚以后，还任由他晃来晃去？那是爱吗”？

同样，陆小曼如果足够爱徐志摩，为何会让他婚后的日子，那么凌乱不堪？张幼仪心情复杂、沉痛至极地觉得，无论徐志摩的思想多么西化或多么进步，他终究是中国人，“他所追求的西式爱情最后并没有救他一命”；到了晚年，她读到他后期的生活情形——为了维持陆小曼的庞大开销，忙乱得焦头烂额——仍然非常难过。徐志摩那时候的确拮据，经常向朋友告贷，也找张幼仪借钱。她掏钱给他时会说：这是你爹的钱。她不想让他为此发窘，足见体贴。

在张幼仪看来，“爱意味着善尽责任，履行义务。”所以，离婚后，她继续善待公婆，还回到徐志摩的硖石老家，妥帖、圆满地料理了婆婆的丧事。徐志摩去世后，徐父暮年的13年都由张幼仪照顾；1944年徐父去世，尽管陆小曼早已跟翁瑞午同居，张幼仪仍然每月继续存300元到陆小曼的户头，直到四五年后翁瑞午来跟她说，他的财力足以供养自己和陆小曼，她才未继续寄钱。张幼仪是伴随传统价值观长大的，无论环境或她自己变得比从前多么西化，总还是要守礼——儿子的爷爷奶奶和继母，她也有责任帮着照应周全。

胡适“不肯伤几个人的心”，又爱惜羽毛，说服自己与旧式女子结婚，而且总算有惊无险地过了下去。而徐志摩则不管不顾，忙不迭要扔掉蓝花布土包袱，去拥抱新生活。当年，签下离婚协议时，张幼仪曾心有不忿地对徐志摩说：“你去给自己找个更好的太太吧。”什么是好太太呢？若以传统的“贤妻良母”标准，张幼仪无疑相当合格。问题是，徐志摩对她无动于衷。要一个人动心或者不动心，真是没有办法的事。好比林徽因、陆小曼，各有各的才调、风情，追求起来却也各有各的障碍、险阻，但他甘愿那么神魂颠倒、奋不顾身。有时候，一言之投契，一举之熨帖，一瞥之心动，都可能滋生爱恋，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而张幼仪的所作所为，多么扎实、恒久，可是，对于轻灵、飘浮的诗人来说，又显得多么笨拙、无谓，真是千斤都拨不动四两。

有一次，胡适请了徐志摩夫妇和张幼仪等去他家做客，张幼仪注意到，陆小曼的确美艳动人。关键是，她讲话时有—股子能迷住所有男人的魔力。张幼仪听徐志摩跟陆小曼相互甜腻地“摩”“摩摩”“曼”“眉”地叫个不停，他待她那么亲昵、耐烦、尊重，想到他当年对自己的不屑—顾、敷衍潦草，不胜感慨。

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后，反倒与张幼仪相处不错，来往密切。他回到上海时，经常到云裳制衣去看她，或去定制衣裤，他们的关系松弛起来，她毕竟是他唯一儿子的母亲（幼子彼得夭折于德国）、他父母的媳妇。更重要的是，他们做成了朋友，而徐志摩对朋友，向来是友善而活泼的。假如没有离婚，她或许还是那个又局促又乏味、又碍眼又绊脚的原配。而曾经胆怯心虚的张幼仪，必须经历婚姻破裂，从阵痛中蜕变，在欧洲留学，拭去“小脚女人”的满面尘灰，才可能一身职业装，笃定地坐在办公桌前。

张邦梅问张幼仪爱不爱徐志摩，她说自己也很迷惑——“因为每个人总是告诉我，我为徐志摩做了这么多事，我一定是爱他的……如果照顾徐志摩和他的家人可以称为‘爱的话，那我大概是爱他的吧。在他一生当中遇到的几个女人里面，说不定我最爱他。”

张幼仪1949年4月从上海移居香港，1953年与一位医生结婚。1972年丧偶后，她定居美国，靠近儿孙。她活得很健康，每天看报，做早操，吃维生素，上老年课程，偶尔打打麻将，允许自己一年有200美金的输赢。张幼仪活到88岁，将理性、节制的生活态度贯穿一生。丧礼上，亲友、邻居、教友都感念她的果决、能干、开放与活力。

2013年11月20日，陆锡瑶发表于《晶报》的《我认识的张幼仪》，描绘了她近距离接触下的这位远房亲戚——陆曾经在香港张幼仪第二任丈夫的诊所工作，去美国后与张幼仪也有接触，她对张幼仪的印象不那么好：不按承诺发工资，对人有习惯性的不信任，讲究礼数却又盘算、小气……陆锡瑶委婉地说：“我不希望张幼仪的缺点让太多人知道，她是一个能干的人，也基本上是一个正直的人，只是太计较太精明了，精明过分，人情味就不够了。”

这个“人情味不够”的特征，不知在张幼仪的早年婚姻里，是否增添了她与诗人徐志摩的性格冲突？

无论如何，当“五四”新潮驱逐千年旧浪，个体生命不同程度地领略、承受了时代剧变带来的欢欣或惶惑、新生或衰飒。曾经不知所措的旧式媳妇张幼仪，也不幸被激流狂涛打懵、击溃。幸运的是，她有力量将一颗残碎的心缝合、修复，重塑自我。除了家族支撑、个性坚忍，她也受益于新风尚的滋养和妇女解放的时代机遇。

〔本刊责任编辑 袁小玲〕

〔原载《龙门阵》2014年第8期〕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