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苏

1945年8月15日中午，日本天皇发布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有人却似乎并不情愿和平降临人间。当天下午，在已经弹痕累累的九州大分航空基地，一名日军将领登上一架彗星轰炸机，带着11架日机直扑在外海狂欢战争结束的盟军舰只。他的部分部下起飞后幡然醒悟，紧急迫降，最终，只有7架飞机追随他而去，发动了日本军队最后一次自杀性攻击。

这名将领叫做宇垣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军“自杀战”创始人之一，日本第五航空舰队司令官。此前的一年中，成千上万的日本青年被驱使着，成为没有坟墓的幽魂。

今天，在日本九州的原日军航空兵基地知览，有一座“特攻队员”纪念馆。里面保留了大量当年自杀队员的遗物、遗书和照片等展品，处处渲染着自杀队员们的“忠贞”“勇敢”“纯洁”和“一机换一舰”的豪情。甚至，日本还有人借此以挂羊头卖狗肉的“和平目的”试图在联合国将其申遗。

然而，这是当年自杀队员们的真实写照吗？

服从命令的“人形机器”

1944年秋天，曾经猖獗一时的日本海陆军在太平洋战争中早已威风不再，盟军成功地将战场推进到日本在中太平洋的最后堡垒——菲律宾。

两年的残酷消耗战，已经打断了日本航空兵的脊梁骨，在珍珠港曾令盟军胆战心惊的日军优秀飞行员们此时大多已长眠在太平洋海底。新手们由于极端缺乏训练和飞行经验，战斗力大幅下滑。日本海军中将大西泷治郎这个顽固的武士道徒提出，在战斗素质短期内无法提高的情况下，与其把希望寄托在渺茫的运气上，不如组织飞行员驾机对盟军舰只进行撞击，这将大大提高命中率，而且，飞机撞击命中后不但其载弹量远远大于普通炸弹，而且残存的机内燃油会同时引发火灾，造成更大的杀伤。

大西泷治郎是日本海军宿将，曾指挥对重庆的战略轰炸，制造了大隧道惨案。他建议实施自杀攻击的灵感可能来自于中国战场。在轰炸重庆的战斗中，被称为日本海军航空兵“轰炸之王”的奥田喜久司大佐被中国飞行员击落，连随身携带的天皇赐剑都被缴获。但为了维护他的名誉，归还的部下形容这位大佐是在飞机负伤的情况下撞击中方战略目标而死，使其被渲染为日军的英雄，并给大西留下深刻印象。

战斗中的确有少数日本飞行员于飞机损坏等情况下以绝望的心态进行过自杀性攻击，但是，组织自杀作战在一支正常的军队中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常规的敢死队和以死亡为目的的自杀攻击完全是两回事。

并不情愿的“神风”

对于已经输红了眼的日军上层来说，任何救命稻草都是要去抓的，人道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内。此时，盟军已经发起了对菲律宾要地莱特岛的大规模登陆作战。10月19日，大西从霞浦的海军航空兵学校召集了一批学员作为第一支自杀部队，并为他们选择了一名有经验的老手带队。为此，大西亲自动员曾担任航空教官的关行男大尉带队。

在后世日本右翼分子的描述中，神风队员个个都是自觉自愿，毫不犹豫地为天皇效死，但事实并非如此。第一个被选中的关行男大尉，也不是轻易就接受进行自杀攻击的命运。在场人员回忆，当大西向他提出要求的时候，关行男闭上了眼睛，并没有马上同意。他是独生子，而且在1944年5月刚刚结婚，与青梅竹马的妻子新婚仅四个月。关行男是一名技术出色的老飞行员，他并不认为自己会在战斗中被轻易击落，还有着能够活过战争、与家人团聚的期望。

不过，经过一夜之后，关行男最终接受了自己的命运。10月25日，关行男率领被编入“敷岛队”的5架零式战机，每架携载250公斤炸弹，在萨马岛海域袭击了美军航空母舰编队，措手不及的美军看到这5架日军飞机流星般飞撞而来，目瞪口呆。结果，万吨级护航航空母舰“圣洛”号当即被撞沉，另外两艘航空母舰“白平原”号和“基特孔贝”号重伤起火。在战后的日子里，对关行男参加第一次自杀攻击的过程进行研究的人们认为，他当时很可能受到了日军上层的压力和胁迫，祸及家人的危险，因而他不得不选择投入自杀攻击的道路。这一点，关行男曾在出击前对采访的记者有所透露。他说：“我有即使不冲撞敌舰也能用炸弹命中的自信。如果让我们这些优秀的驾驶员去白白送死，日本的未来很灰暗。我不是为了天皇也不是为了帝国，而是为了妻子和最爱的人去死。”

关行男似乎不符合逻辑的话语，暗示着难以言喻的悲伤。

然而，对于日军上层来说，这一切都是不值一提的，他们看到的，仅仅是战绩。在菲律宾航渡作战中，麦克阿瑟的“旗舰纳什维尔”号被撞中，麦克阿瑟本人险些丧命；战列舰“新墨西哥”号舰桥被撞，许多高级将领阵亡……

把自杀攻击当做常规战术

大批日本飞行员和飞行学校的学员被组织起来，组成一个个名称华丽的自杀攻击部队，以“集体加入特攻”的方式投入对盟军的作战。他们被统一称为“神风特攻队”。

这一名称来自于联合舰队参谋猪口力平，含义是期望这些自杀部队如忽必烈时代佑护日本的“神风”一样挽回战局。1274年和1281年，蒙元大军曾两次试图登陆日本岛。但因台风而惨败，日本人将这两次台风称为“神风”。

1945年3月16日，太平洋战争最后一次决定性战役——冲绳战役打响，深知此战含义的日军调来了大批飞机，以“菊水”为代号，发动了人类战争史上空前绝后的大规模自杀攻击战。日本陆海军中一时掀起了一股自杀战的狂潮。日本海军开发了人操鱼雷“回天”，陆军则把汽艇装上炸药命名“震洋”；积极支持进行自杀攻击的宇垣缠中将除了不断督促部下出击送死之外，还全力推动专门自杀飞机——“樱花”的开发和使用，这种日本第一型喷气式飞机竟然被用于自杀，令人哭笑不得；连日本海军旗舰，世界最大的战列舰大和号也携带单程燃料出击冲绳，进行自杀攻击。

一阵于事无补的忧伤之风

没有返航的油料，没有降落伞，“樱花”那样的专门自杀飞机一起飞起落架就会脱落……在当时，自杀队员们只是无法反抗自己的命运而已。他们的平均年龄只有17岁，在青春刚刚开始绽放的时候，他们便和罗马斗兽场中的角斗士一样成了祭坛上的牺牲品。那些幸存到战后的人员，在回忆文章中没有一个用正面的眼光看待这种残酷的战术。甚至，战后日方的报道还披露，日军普遍给年轻的自杀队员服用兴奋型药物甲基苯丙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冰毒”。用毒品使他们在作战中消除对死亡的恐惧，陷入疯狂。日军生产的这种毒品如此之多，以至于战后流入社会，造成大量犯罪，这就是曾令日本社会谈虎色变的“觉醒剂”。endprint

盟军很快找到了对抗自杀飞机的手段。他们一面在舰群外围配置舰只，组成早期预警雷达圈，以便尽量远地派出截击战斗机，将训练不足的自杀机“菜鸟”截杀在空中；一面大量使用刚刚研制成功的无线电近炸引信，使高射炮的威力倍增。随着战损的下降，盟军官兵们也能够对原来感到恐惧的自杀战打趣了，他们把日军寄予厚望的“樱花”自杀飞机戏称为“八嘎弹”，即日语中的“混蛋”。

日军内部也有人悄然进行研究，发现自杀飞机的攻击力并不像想象的那样大。这是因为那些被作为一次性消耗品的新飞行员训练不足，在撞击的最后时刻通常会因人体本能实施闪避，造成失的或仅撞中盟军军舰的次要部位。军舰本身是一个浮箱，只要不是正中要害，对大多数撞击都能起到一定缓冲作用。能在最后一刻笔直插入战舰甲板的多半是心理素质过硬的老飞行员，他们在日军中本就是凤毛麟角，数量极其有限。在冲绳战役中，尽管日军先后出动将近1500架自杀飞机，但他们没能击沉任何一艘战列舰和正规航空母舰，除了那些改装而成的护航航空母舰。特别是参战的英国航空母舰，其第一层甲板即飞行甲板都是带装甲的，自杀飞机撞中后通常只能造成一个凹坑（这也使战后所有新造航空母舰，包括我国的辽宁舰全部采用了这种设计）。实战中，一条名为“拉菲”号的美军小型驱逐舰遭到22架自杀飞机的攻击，被撞中6次，仍得以安然返航；宇垣缠组织“樱花”自杀机队的第一次出击还没有进入攻击距离就全军覆没；进行最后突击的“大和”号刚出丰后水道即被击沉。大多数自杀队员只是白白送掉了性命。

日本战后幸存战绩最高的王牌飞行员坂井三郎，在出击中依靠经验做出了自己的判断，以他们驾驶的轻型零式飞机，即便撞中敌舰也不过是“烧一阵就完了”，根本无从改变战局。想到随自己出击的不过是一群孩子，坂井最终选择了当时被认为十分屈辱的率队返航。落地之后，站成两行的地面人员个个板着面孔，没有一个人和曾经的空战英雄说话，但坂井始终认为自己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日本以自杀队员为主题的“申遗”没有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持。一名曾在冲绳美国军舰上服役的军医詹姆斯·金的回忆或许是对这些年轻人命运的最贴切注脚。战斗中，一架日本自杀飞机没有撞中目标而直冲向海面，美军救起了已经折断了双臂、只有一丝气息的日本少年飞行员。面对那张稚嫩的东方面孔，金忍不住俯下身子，将少年的残躯抱在怀中，作为对他最后的安慰。少年大口吐着鲜血，喃喃地重复念着几个单音节的字：“奥——卡——桑，奥——卡——桑，奥——卡——桑……”终至声不可闻，离世而去。

金记住了这几个字，却无法明白它的含义，他想，“桑”是英语中“太阳”的意思，而“太阳”是日本国旗上的标志，这个日本飞行员，或许是念着他民族的图腾而死。直到几十年后他到日本访问，听到当地孩子大声地叫着“奥卡桑”，他才终于明白，“‘奥卡桑，在日语中，是‘妈妈的意思。原来，那个孩子在最后时刻，是呼唤着自己的母亲。”

呼唤着妈妈死去的少年，如果能够复活，我想他会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去清算那些让他们送死的恶魔。

〔本刊责任编辑 柳婷婷〕

〔原载《国家人文历史》

2014年7月（下）〕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