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文

研究秦城监狱的历史，首先就得从功德林监狱说起，它是秦城监狱的前身。功德林监狱曾经作为北京战犯管理所，关押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批战犯，即国民党战犯。

说秦城监狱是特殊监狱，源于1960年。首批特殊犯人由功德林迁往秦城，成为秦城的第一批囚徒。自此，秦城监狱作为中国第一个监狱开始了它的特殊使命。

功德林监狱

功德林监狱是秦城监狱的前身，它位于北京城北的德胜门外。据说之所以叫“功德林”，是因为当地曾有一座叫做“功德林”的庙宇。光绪年间，功德林古刹里设立了京师习艺所，名为“习艺”，实际上是收容罪犯，令其习艺的场所。此后，功德林第一劳改机关的地位开始确立。

模范监狱功德林

北洋军阀段祺瑞执政时，在功德林庙宇的基础上兴建了一所“模范监狱”，又称“京师第二模范监狱”，1913年改名为宛平监狱。1914年，由监狱中的囚犯对监狱进行重建，竣工于1928年，蒋介石把“功德林”变成关押“政治犯”的“模范监狱”，许多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和共产党员在这里被捕、杀害，此时，功德林已经改名为“北平第二模范监狱”。

北平和平解放后，中国共产党接管了“功德林”。人民政府用这个旧式监狱改造了数以百计的国民党战犯，取得了令世人称道的人间奇迹。

监狱的特殊布局和设置给人阴森恐怖的感觉。据说，这里的监房是按照日本监狱的模式设计的。进入监狱，首先看到的是一个广场，南面有三幢房子，前两幢是二层楼房，后一幢是平房，三幢房屋之间有两个花园。大门东面是一排排平房，共16栋，呈放射形围绕在一幢几十公尺高的八角楼四周。这座八角楼实际上是一个十六面亭，每面都对着一栋监房，亭上的哨兵可以把八条胡同、十六个监房的情况尽收眼底。十六面亭下有两个小八角楼，它们的大门都正对着胡同，每个胡同都有一个铁栏，打开铁栏，便是一个个由两壁胡同围成的三角形地带。每个胡同都按甲、乙、丙、丁、戊、己、庚、辛的顺序编名。三角形地带是专门供犯人放风的地方，上面光秃秃的，什么也没有，为的是便于监视犯人的活动情况。

功德林的16栋监房共有350多间房间，能容纳犯人一千人以上，内部设施厕所、浴室、放风庭院等一应俱全。监狱的周围还有一道高高的带电网的围墙，围墙的四个角落各有一个角楼，在角楼中，昼夜都有持枪的狱警在警戒放哨。

1955年年底，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公安部联合下发了指示，要求将羁押在全国各地的国民党战犯集中起来，统一移交公安机关教育和管理，这一工作在1956年1月完成，功德林集中了分散在全国各地的近两百余名战犯。具体负责管理这些战犯的是公安部十三局，秦城监狱从成立到今天，始终都是由这个局分管，而局长则陆续换了数任。

1949年，中共公布战犯名单。到1956年，战犯这一名称，扩充到被俘的高级军政人员。最初公布的两批战犯，均为国民党内的上层决策人员：文官是省长、部长以上，武官是中将级以上。1956年成立北京、西南、西北、抚顺等战俘管理所的时候，便把被俘的文官降到行政督察专员和厅长级以上，武官降到少将级以上，个别上校一级的也“提升”，为战争罪犯进行集中学习改造。这些人中有的是地方大吏，有的握有军权可以指挥大批军队的高级指挥官，有的是杀人不眨眼、对人民犯下累累血债的特务头子。

最初到功德林的战犯是康泽和董益三。康泽是中华复兴社和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创始人，是国民党特务系统的代表人物；而董益三是国民党少将，也是国民党特务系统的代表。后来集中到此的文官有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天津直辖市市长杜建时、山东省代理主席牟中珩、国民党山东省主任委员庞镜塘和极少数的厅长等人。战犯中武官人数最多，但上将级的只有王陵基、金汉鼎俩人。王陵基在抗战时任过第三十集团军总司令，在任四川、江西省主席时，曾兼省保安司令，一直保持上将军衔。金汉鼎是原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军风纪视察团上将团长，他和朱德是云南讲武堂第一期同班同学。

中将级的有几十名，如国民党徐州“剿总”副总司令、统率大军几十万的杜聿明，国民党川、湘、鄂三省边区绥靖主任宋希濂，山东绥靖主任兼山东省主席王耀武，兵团司令黄维、廖耀湘、陈金城等：特务系统中，除了与戴笠齐名的康泽外，还有军统局副主任秘书张严佛和将官级的大特务文强、沈醉、郭旭、成希超、董益三等人。

就监狱而言，功德林的条件是不错的。尽管监狱明确规定了作息时间，但在院墙内管理相对来说比较松，白天夜晚房门都不关，上厕所时也没有人站在窗口盯着，国民党第九兵团司令廖耀湘对此常说：“这才算是解放了！”战犯们可以在花园庭院里做各种体育活动，如打太极拳、做操等。在娱乐方面，战犯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玩围棋、扑克牌、乒乓球等。每逢重大节日，他们还举行文艺联欢会，表演自编自导的节目。此外，他们每个星期都有一次洗澡的机会。

战犯们对监狱内的设施也很满意。监狱中有一个图书室，除了将战犯们的私人图书集中到图书室外，狱方还为战犯们购置了大量书籍和报纸，其中最主要的自然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著作，其次是社会科学、各种传记及文艺小说等。战犯还可以请示购买自己喜欢阅读的书籍，廖耀湘就买了一些法文书，津津有味地一看就是一两个小时，许多人为此取笑他是“一本正经”。

功德林内的生活

1956年1月10日，战犯管理所的领导在大集中后的第一次集会上强调：大集中的目的，是为了加速改造。这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亲自拟定的促进改造的具体措施。对于人民有罪的人的改造，有一个由强迫改造到自觉改造的过程。如果没有这个过程，是不可能真正改造好的。现在强迫改造的阶段已经过去，自觉改造的阶段已经到来。今后的学习、劳动和生活管理由在犯人中间经民主选举产生的学习委员会承担。并宣布：从现在起，可以与家属自由通信，可以接待亲友访问……彼此间称呼，一律称同学。这决定了战犯日常生活的主要基调。

对战犯的生活管理，管理所采取既严肃认真又合情合理的原则。管理人员一开始就向战犯们公开宣布了“三保证”的政策，即保证人格，保证生活，保证健康，严禁打骂体罚和侮辱人格的行为。对于饮食、卫生、生活必需品、文娱活动以及体育锻炼等，都保证搞好。对其身体进行定期检查，有病及时治疗。这样，从各方面给予战犯们人道主义的待遇，保证其身体健康，使他们深受感动，同时也有效地促进了他们的思想改造。endprint

◎沈醉领做广播体操

战犯们一般年纪都比较大，而且身体也不太好，有些人大腹便便，走几步路都会喘；有些人弱不禁风，整日没精打采；还有的人身患多种疾病，长期经受病魔的折磨。因此，锻炼身体就显得更为重要，甚至成了战犯管理所的一件大事。刚到北京战犯管理所时，众人都是各自搞一些运动项目，如杜聿明经常带领大家打桥牌，黄维总是一个人在散步，李仙洲偶尔打打太极拳，王陵基则喜欢盘腿打坐……总而言之，都是各做各的。后来在全国大举推行广播操的热潮中，管理员将大家组织到一起做广播操，而领操的人，则是国民党保密局云南站少将站长沈醉。

这还得感谢郑庭笈，事情是这样的：当时全国十分流行做广播体操，有一天，沈醉问郑庭笈：“为什么不做做广播操而各搞一套？”郑回答：“虽有不少人看到报上介绍做广播操有种种好处，希望也每天做做，但找不到教操的人。”沈醉听了十分诧异，因为当时在改造所里，仅黄埔一期生就有杜聿明、宋希濂、黄维、李仙洲、范汉杰、曾扩情、刘嘉树、马励武、周振强、郭一予等十多人，而统率过几万、十几万乃至几十万大军的军长、兵团司令等，超过百余人之多，怎么会连教广播操的人都找不出来？这使沈醉感到纳闷。

沈醉告知郑庭笈，他以前在重庆战犯管理所时，每天做三次广播操，而且领操的人正是他这个既不是黄埔军校，也不是什么其他军校毕业的军统特务。见郑庭笈半信半疑，沈醉接着说，他在军统局任总务处长时，戴笠为了防止有人利用当总值日的权力背叛他，便让沈醉长期兼任总值日，并不准换人。这样，沈醉便每天在吃饭时都得喊“立正”“坐下”等命令，甚至后来在蒋介石视察时，都喊过口令和整顿队伍，常年累月下来，沈醉便练就了一套喊口令的本领。

听完沈醉的话，郑庭笈十分佩服地说：这一百多位将军中，除绝大部分是黄埔毕业的外，还有毕业于东北讲武堂、云南讲武堂的，以及留学日本、美国、德国、法国等国军事院校的。这些将军们官越做越大，对过去连长、排长喊口令那一套早已忘了，再加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谁也不想找那个麻烦。所以尽管管理所一再征求大家的意见，但结果却是没有一个人愿意领操。

沈醉听后，表示他可以考虑一下担任领操。郑庭笈事后就向管理所的领导反映了这件事，几位管理干部非常高兴，立即找到沈醉，让他领操，并再三叮嘱他，对这些人不要操之过急，更不可要求过严，只要他们比划比划就可以了，动作不准确，要慢慢纠正，不要批评，要把他们的兴趣提起来，一定要耐心，等等。

第二天，管理所的领导亲自集合全体战犯到平日里大家活动的操场内，并郑重宣布：政府为了关心大家身体健康，能更好地学习，从今天起，由沈醉辅导大家先学会第一套广播体操。在出操时，除有病的可以不参加外，希望都要去，玩牌、下棋等其他的文娱活动，可以在晚上进行。

宣布完毕，由沈醉先做示范动作。沈醉比划了几下，当即引起了许多人的兴趣。他果真有当老师的天赋，做完一系列动作后，又编出一套鼓励他们的话，说他自己以前没有做广播操时，饭也吃得少，觉也睡不好，特别要命的是还有一些诸如腰酸腿痛等毛病经常折磨着他，做操不到一个月，每餐能吃七八两饭，而且再也不失眠、腰痛了。其实这只是沈醉胡诌而已，他的身体一直十分健壮，即使是在重庆战犯管理所那几年，他也是一直坚持洗冷水澡，打太极拳，与做不做操没太大的关系，但他这个活标本，对战犯们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

从开始教广播操起，那些战犯们的笑话就层出不穷，洋相迭出，他们做起操来，一个个反应迟钝，动作蠢笨。

有几次在集合之后，沈醉让他们取好间隔、距离，免得彼此妨碍，这一点他们都会做，虽然动作慢些，也都能找好位置。但在做踢腿运动时，竟多次发生可笑的事，本来做各种动作，最后都应该回归到原来的位置，尤其是腿踢出去，收回之后，仍应站在原地上。有几位大腹便便的将军，不但只能踢到一两尺高，而且一踢出去，便像新兵学正步走一样，不能把腿收回原地，而是向前稍微迈出了一步，等到再踢另一只脚时，往往踢到前面的人的屁股上或腿上，被踢的人一定会回过头去质问，这样沈醉就得停下来，先去劝架，让踢人的退回到原位置。有时刚调解完，再继续做的时候，他还是向前迈一步，被踢过的怕再被踢，立刻回过头去吵起来。为踢腿而发生的争吵，不下数十次。虽然沈醉总是在开始前先做示范，并一再提醒不能朝前迈去踢前面的人，但有几位不知是故意还是笨，老是记不住，一犯再犯，弄得领操的沈醉满头大汗，舌干唇焦，几次想放弃教操。

踢腿动作尚且如此，弯腰运动就更没个样子了。按说，弯腰动作，起码得把腰向前弯一点点，有些人却只把背向前略微弯曲一下，两只手伸下去还不到膝盖，沈醉见实在不合要求便大声叫：“这是弯腰运动，要把腰部弯下去！”有几个还是无动于衷，沈醉加大了分贝，大喊：“把腰弯一点！再弯一点！”

这一喊不要紧，最后一个人一紧张，动作幅度加大了点，结果一个趔趄，撞在前面的人身上，前面一个又撞在更前面的人身上，一行人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接一个倒了下去。这可把沈醉急坏了，他连忙叫旁边的人把倒下去的人扶起来，幸好都是穿着厚厚的棉衣，有的只是两手着地把手掌擦伤，最严重的是把鼻尖碰出了血，有惊无险。若真有人伤筋动骨，那可就是严重事故了。

尽管这样，还是引起了管理员的重视。沈醉为此挨了批评：“早就告诉你，不要对他们要求太严，随便动一下就行了！你看，今天这么多人跌伤，要是头破血流，损筋断骨，不用说你，我们都担不起责任！”此后，沈醉每次喊操的时候，便眼睛一闭，随他们怎样做，都不再去纠正了。直到1958年春天，战犯们由德胜门外功德林转到公安部秦城农场去体验农业劳动时，才停止了做广播操。

领操一事也成为沈醉改造生活中难忘的一幕，多年后，许多同学见到沈醉时还夸他在战犯管理所“有两套”，这“两套”是什么呢？沈醉总是自我嘲讽道：“有两套广播体操。”

◎“财主”和“拾烟族”

国民党将领在战败后逃跑途中，大都随身携带不少钱财。监狱中有“不搜俘虏腰包”的规定，所以他们的钱是不用缴公的。这样，管理所犯人的“财产”状况就大相径庭。有的“腰缠万贯”，有的“一贫如洗”。但也不乏“财主”硬充“穷鬼”者，腰里鼓鼓的，还专去揩别人的油。这类人，被杜聿明称为“九百九”。所谓“九百九”是指那些有钱不舍得花，老是去揩别人油的吝啬鬼。endprint

说起“九百九”的来历，还有一段故事呢，不知是杜聿明杜撰的，还是真有其事，他曾在管理所当众讲了这个故事：

从前有个土财主，专门重利盘剥别人。有一天他收账回家，天快黑了，过河时，河边只有一条船了。他正想上船，驾船的人却说，今天过河不给1000文不给渡。他一听大怒，说平日只要10文钱，今天怎么要这许多？驾船的说，少一文也不让上船。

此人一听便卷起裤子，把鞋袜脱下提在手中，准备涉水过去。因为背着几千文钱，走起来很吃力，走了几步，就软了下来，自愿加一倍。驾船的理也不理，他一边走一边加，船夫还是坚持非1000文不可。快到河心，水都淹到财主的胸部了，钱也加到了900文，船夫还是一动不动，再走时，水已到颈部，他10文一加，加到980，船夫仍是不理，最后，他一脚踩进了没顶的深水中，并用力向上一蹿，叫了一声：“九百九！”快要死时，他还舍不得那10文钱。后来人们把吝啬鬼就叫做“九百九”。

故事不论真假，监狱中还真有“九百九”这种人。如有的人本来很有钱，却连邮票都舍不得买，专向别人“借”，却根本就不还。

不过，话又说回来，成为改造所中的“财主”，也得有一定的心机，懂得怎样处理身上的钱。在这方面，原保密局总务处长成希超就很有一套。

成希超被俘后，显然比别人都有经验，他把被褥、洗漱用品等都带在身边。进入牢房后，他很老练地告诉大家，一会儿肯定要进行大搜查，然后匆匆忙忙从袜子里、鞋内掏出几叠美钞，塞进墙壁的老鼠洞里。果不出他所料，就在战犯们准备入睡时，管理员带了一大批人走进来，说是要进行检查。这次检查很彻底，不但将每个人从头到脚全身搜遍，就连被子、枕头等都细细地摸了一遍。第二天起床后，成希超说：现在不会再检查了，除非再搬动，才会搜一次。话音刚落，他就去掏藏在老鼠洞内的美钞，谁知摸了半天也没摸到，这可把他急坏了。

原保密局处长郭旭半开玩笑地说：“我会念咒，可以求神保佑帮你找到美钞，不过找到后大家都得有点好处才行。”

“只要找到，”成希超许诺道，“在场的人都有份。”

郭旭不紧不慢，还真念了起来：“希超美金两千一，老鼠拖到洞隔壁。请求菩萨来保佑，找到大家都得益。”

果然被他言中，在隔壁的几个洞内找到了美钞。看起来是郭旭神机妙算，其实是郭旭根据当时老鼠多的特点，认为美钞被老鼠拖走的可能性较大。因有言在先，成希超只有与别人分美金了。

战犯管理所不仅新鲜事多，怪事也不少。有骗酒喝的，也有拾烟抽的。当你无事站在草坪四处观望时，便可发现有人弯腰在地上拣着什么，但又不是大大方方地拣，拣了以后，迅速放进一个信封里，接着赶紧把信封塞进口袋。到再拣时，又重复上述动作。原来他们是在拣拾昨天夜晚别人在散步时丢下来的烟头。这就是“拾烟族”。

按说这次集中到北京战犯管理所来的，都是各地被俘的国民党党政军特人员中职位最高的一部分。这些人被俘虏时，除有个别因害怕钱财带在身上暴露身份外，大都带有不少黄金、美钞。对于那些挥金如土、一掷千金连眼都不眨一下的人来说，绝不会吝啬到连根烟都不肯接济别人。况且，在改造所中，有烟者帮助无烟的瘾君子，大有其人，怎么也不会穷到拾烟头而无人周济的地步。那究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拾烟头现象？这还得从“拾烟族”的组成说起。

“拾烟族”大致有两类：一类是以董益三为代表；一类是以汤尧为代表。董益三属于穷困类型的，他原是军统电讯处副处长，在军统局很有名气。抗战胜利后，戴笠为了培植他接替电讯处处长魏大铭，把他送往美国去学习电讯管理工作。不承想两年学成回国，戴笠早已死去，毛人凤不想用他。

董益三在美国时，认识了与戴笠齐名的特务头子康泽。康泽是国民党中央常委，在国外学习回国后，蒋介石不让他再搞特务工作，任命他为十五绥靖区司令，负责指挥襄樊地区的军事工作。他便邀请董益三去担任他的第二处处长，负责搞军事情报。后来，董益三与康泽均被俘。董益三这个人，个性十分强，他工作的那个处，又是清水衙门，所以他也就没有什么积蓄。至于沦落到拾烟头的窘境，还有另一个原因：董益三被俘后，态度比较合作，表现比较积极，集中后被选为学习组长。此时他的脾气一点没改，一是一，二是二，从不与任何人套近乎、拉关系，生怕“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影响自己的改造和“工作”，以至于他宁愿自己捡烟头抽，也不愿接受他人的接济。

“拾烟族”的另一类人是以原陆军副总司令汤尧为代表的。汤尧在被俘时，除了一块表和一支派克笔没有丢掉外，其余都在逃跑时丢得精光，他一向是吸“伸手牌”烟的人。当然，有时由于面子问题，他不好意思老向人伸手，烟瘾来了，也和董益三一样拾别人丢下的烟头。捡的烟头并不能立刻点燃就抽，今非昔比，大家抽烟太吝啬了，全不像过去，吸到还剩五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就向下一丢，现在都吸到快烧到手指，还要狠狠地吸上一口才丢掉。

所以捡起来的烟头，需重新拆开再卷成烟。这种烟抽时，一股焦味直刺喉咙，但要过瘾，也得吸。“捡烟族”们常常偷偷地捡了烟头到室外去吸，有时利用打乒乓球的机会，在乒乓球台上把烟头抖散，用废纸一支支卷好，留着慢慢抽。甚至有人风趣地为这种烟起了个名字——“自造牌”。说来很是让人感慨，这些人过去的生活那么奢侈，谁会料到今天竟要去捡香烟头抽。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改造这些战犯，不仅要改造他们的旧思想，还要改造他们的旧习惯，教育他们抛弃过去奢侈的生活，重新过上积极健康的生活。

改造之初，战犯们很不以为然，毕竟以前奢侈腐化已成习惯，一下子纠正过来不是那么容易，经常会出现扔馒头、倒饭菜的现象。经过长期的教育改造，多数战犯已能体会到广大人民的疾苦，认识到勤俭节约是一种美德。

◎学习组长难当

1956年集中改造后，战犯的学习、劳动和生活便由在犯人中间经民主选举产生的学习委员会负责管理。具体执行者，就是由犯人担任的学习组长。在改造所中，当好学习组长是相当不容易的。表现太积极，经常被人攻击为靠拢政府；工作不负责，则没法向管理所领导交待，夹在中间，很难做。endprint

梁培璜，国民党第六兵团中将副司令，是最早来到功德林的战犯之一，除了王陵基（1886年生）、孙楚（1889年生）外，就数他和王泽浚年纪大了，他是1892年生人。此公心直口快，无论对谁都一视同仁，成了阶下囚后，身上军人气质丝毫未减。也正是因为他耿直的性格，在战犯中有较高的威信，被选为学习组长。不当则已，既然当了组长，就得尽职尽责，事必躬亲，这是他的观点。为此，有人说他讨好政府，假装进步，想以这些换来好的处理结果。对此，他并不介意，只是说了一句：“扯淡，什么讨好假装，还能讨出去？”而且，他还很有气度，不把这些刺耳的话放在心上，事情该怎么做还怎么做，情绪丝毫不受影响。

黄维是梁培璜这组的。黄维是个顽固分子，被俘后，不认输、不服气，死不认账，企图以搞永动机试验，寻找新的出路。针对这些，有人提出要开黄维的批斗会。监狱的领导也觉得应该让大家帮助一下黄维，加快他的改造。于是，就把开批斗会的任务交给组长梁培璜。

梁培璜工作态度十分认真，尽管感到很为难，但上面一布置下来，他立刻着手做准备工作。他事先了解到对黄维意见大的一个人早掌握有材料，就要他做主要发言人。黄维知道后，认为是梁培璜要整他，不然为什么非找平常对他有意见的人为主要发言人呢？梁培璜听到风言风语，说了句“扯淡”，会议照样开。

黄维有一绝招，他能控制放屁的时间。开会过程中，针对别人的发言内容，他能乘发言的间隙，放几个响屁，放完后态度严肃，别人则想笑不敢笑，但谁都知道黄维是在对发言者说：“放屁！”

会议主席梁培璜很为难，不制止吧，继续下去怕难以控制；制止吧，这是生理现象，管天管地管不了人家拉屎放屁。他选择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假装漫不经心地说：“黄维，你注意听发言。”说者无意，听者有心，黄维以为他与自己过不去，在偏向发言者，便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后，使劲地又放了一屁，意思是：你梁培璜也是在放屁。梁培璜无可奈何，又不愿与他计较，便对发言者说：“你快点讲！”发言者本来想借机再骂黄维几句的，结果没有骂出口，继续念他的发言稿，一场批评会就这样草草收场。会后，黄维写了几句打油诗并加注：

龙游浅水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势也。

韩信受胯下之辱，张良有纳履之羞。忍也。

在改造过程中明势利尤有必要。

黄维把写有打油诗的小本子放在床上，本子照原样翻开着，显然是有意让人看，梁培璜看后立即报告了管理科长刘福印。第二天，刘福印按规定检查违禁物品时，果然发现了这个本子，而且本子还是没有合上就放在枕头边。他看了没有当回事，放回原处就走了。

那个对黄维有意见的人见刘福印就这么走了，便当着梁培璜的面质问黄维：“你到底在骂谁？你是龙，你是虎？谁是虾，谁是犬？”黄维平静地说：“谁愿意当虾就当虾，谁愿意当犬就当犬！”

那个人气急败坏，随手就打了黄维一耳光。愤怒至极的黄维抓住他的衣领正要一拳打下去的时候，被同房间的林伟俦拦住了，梁培璜也上来拉架，几个人扭成一团。

这场武力冲突立即惊动了狱方。监狱负责人姚伦问清事发过程后，首先强调了打人不对，批评了那个人，同时又指出黄维对改造持抵触情绪，应认真学习、改造，梁培璜偏袒动手打人者，也应当引起注意。

事后，这几个人都作了检查。梁培璜态度诚恳地接受了批评。他的组长照样当下去，直到1965年得到第五批特赦才自动“卸职”。梁培璜得到特赦后回到了原籍河南，任省政协文史专员，1971年病逝，终年80岁。

学习文件是战犯改造的一项重要内容，改造所经常组织战犯针对当时的某些文件进行学习。战犯们大半都有相当的文化程度，所以许多文件拿来一看，不但能看懂，也能抓住文件的精神发挥一通。有时为了消磨时间，总爱推几个人轮流来“初读”“精读”，读的人大声朗诵，其余人便闭目养神。

当然，战犯中也有文化程度不高者，例如周振强，他劳动突出，成为典型，在学习上，却是麻绳拎豆腐——提不起来。他的文化程度较低，据说他当中下级军官时，很得力于他的夫人楼亚隽，她是杭州一所中学的教师。北伐后，周振强衣锦还乡，楼亚隽对这位年轻英俊、身材魁梧的革命军官，一见倾心，而周振强对这位温柔贤惠、善于理家的知识女性也一往情深。俩人结为夫妇后，楼亚隽帮助周振强学文化，代他看信写回信，几乎可以算是周振强的半个秘书。

后来周振强的官越做越大，便自己配了个秘书，不再需要这位结发夫人代劳，另外娶了一位年轻貌美的如夫人。谁知等到周振强被俘后，这位备受周振强宠爱的如夫人竟然另找出路，他的几个子女，还是靠发妻抚养成人。每次提起发妻，周振强都深感愧疚，而一提起那个小老婆就恨得咬牙切齿。

有人嫌学习气氛沉闷，知道周振强的文化程度低，便故意推举他出来读。周振强脾气犟，越说他不行，他越要干。读文件时，有些缺德鬼为了要拿他来开心，便用激将法来激他，让他自己抢着读，看他闹笑话。不知道是他真的念错字，还是故意来逗这些想取笑他的人，他往往把贪官污吏读成贪官污“史”，如火如荼读成如火如“茶”，有人便问：“什么茶？”“龙井茶！”他回答得也很利索。

◎杨文瑔仍爱粉面油头

改造所成立之初，上级领导已预料到，必须一步步来。改造所的工作人员采取了自愿接受教育与强制改造相结合的手段，对战犯集中进行改造。经过多年的思想教育与劳动锻炼相结合的改造方式，大部分战犯已能改过自新，弃恶从善，但也有个别恶习难改、顽同不化分子。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按常规，进了监狱的犯人，由于失去了自由，没有与外人接触的机会，再加上在狱中，心情不佳，大都是不讲究仪表的，一般形容狱中人总愿意使用“蓬头垢面”这个词。而在无奇不有的战犯管理所内，就有这么一位爱收拾头面的中将师长——杨文瑔。

杨文瑔，四川人，黄埔二期生，当过蒋介石的侍从参谋，部队参谋长，以及师、军长等要职。他看上去不像个军人，满身香气扑鼻，头发油光铮亮，有些“顾影自怜”的酸劲儿。endprint

在北京战犯所，早、中、晚要各挑一次开水，早挑的开水是洗脸用，中午挑的是饮用的，晚上则是挑洗脚水。早晚的洗脸、洗脚水是由挑水的人来分配的，每人每次两大杯，加点凉水，也可以痛痛快快洗一下了。但对于杨文瑔来说，两大杯热水是不够用的，他经常向分水人多要点。

杨文瑔要那么多热水干什么？据说他洗脸是很考究的，先把肥皂盒拿出来，把毛巾放在旁边，先用手捧着水，把脸洗过一遍后，才用香皂把手洗干净，再往脸上搓香皂，那个细致劲儿绝不逊色于爱打扮的女人。

杨文瑔洗脸一向是可以慢腾腾地洗上20来分钟，洗完还得在脸上涂点雪花膏之类的东西，最后是在头发上抹点油脂，大功告成了，他才有心思干别的事。在管理所不可以买发油，他就买变相的油。如冬天用来防皮肤皴裂的蛤蜊油、甘油、凡士林等，他统统留下来当成头油慢慢使用。

杨文瑔对头发的保养也十分讲究。每次劳动时，他怕弄脏头发，总是要戴上帽子。每次劳动回来后，大部分人累得往床上一躺，什么也不想干，而他直到和早上一样把脸洗得干干净净才肯休息。每次理发时，他也十分挑剔，理掉头发，好像用刀子捅他的心似的。

究其思想根源，据他自己说是为了能讨得漂亮女人的欢喜。尽管现在已成为战犯，他还沉迷于过去的罪恶之中。

当年，杨文瑔也算得上是风流倜傥、一表人才。每到一个地方，他都要极力追求当地的交际花、校花、名媛闺秀等社会上有名的美人儿。追到后，就与其结婚；不合胃口了，便抛弃不要，再换新的。在这方面，他还总结了一套“杨氏理论”。他认为：一般人讨老婆是易讨难丢，大凡有点地位的男人要结婚，总会有女人愿意来当太太的。这种女人到手容易，但一旦结婚，就像狗皮膏药一样，贴上去容易取下来难，要丢掉很困难。而像那种“花”一类的女子，却与此相反，是难讨易丢。因为这种女人追求的人多，而且骄气很重，架子大，追到手的确不容易，但是一旦到手，玩腻了想换换口味，只要几番争吵，一记耳光，马上就会同意离婚。因为外面还有人排队等着哩！

在改造所里相当长的时期内，他的思想都没有转过来，依旧活在对过去花天酒地、莺歌燕舞的回忆之中。直到1975年，他才达到“改恶从善”的标准，随着特赦全部在押战犯的春风，被释放出来。

◎战犯依然“惹不起”

改造所里也有霸主，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四个“惹不起”，他们横行霸道，蛮不讲理，一般人不愿惹，也不敢惹他们，所以给他们取了个绰号叫“惹不起”。

话说排行第三的“惹不起”是原国民党五十一军军长，这是按资排辈的。因为强中更有强中手，还有两个比他更蛮横的，连他也不敢轻易去惹。

名为“惹不起”，当然有它的涵义。这主要表现在他在什么事上都不肯吃亏。拿分菜的事为例，他先去数一数自己菜碗内分到的肉有多少或看鱼有多大，再去和分菜的同学比较，如果他少分一片肉或鱼比较小，那他就要大闹一场，对分菜的同学大喊大叫，一顿批评，几乎什么帽子都给人扣上，直到那人认错给他添足或调换之后，他还要喋喋不休一阵子，才肯罢休。其实，按当时的伙食标准，每餐有荤有素，菜量也绰绰有余。定量的饭菜许多人都吃不完，可他宁愿将饭菜剩了倒掉，也要争争多少。

第三号“惹不起”也有碰壁的时候。北京战犯所的寝室和学习室外面，有一片很大的空地，四周有几条粗铅丝，供战犯们晾晒衣服被褥用。有一条向着正南，冬天有太阳的日子，几乎大半天都有太阳照射，人人都喜欢在这条铅丝上晒被子，为此常有纷争。

有一天早饭后，这位第三号“惹不起”，抱着被子去晒，一看这条铅丝中间日照最长的那一段晒着两条被子。他是“惹不起”，当然容不下这个，便径直走过去，把两条被子向左右一推，将自己的搭在中间。他很得意地拍了拍手，转身正要走时，见在附近散步的同学中有两个人气势汹汹地朝他跑过来，还没等他明白怎么回事，那两个人便一边一个拉住他的胳膊，另一只手指着他的鼻子又叫又骂。一顿狂骂之后，两个人才松开手。

第三号“惹不起”也不是省油的灯，冲着他们毫不示弱地回敬了几句。那两个人对他又是披头盖脸的一顿骂，直到骂得他哑口无言为止。那两个人又毫不客气地把他的被子从铅丝上拖下来向地上一摔，把自己的被子拖回原处，正准备就此休战时，忽然发现被子上面有一道黑色的痕迹。一定是刚才被子被推动时，将铅丝上的灰尘擦在上面。两个人顿时怒火冲天，交换了一下眼色，怒气冲冲地走过去。

三号“惹不起”把摔在地上的被子拾起来，一边用手拍去沾在上面的泥土，一边小声嘀咕那两位太凶。那两位一走近，便揪住他让他看两条被子上的灰尘，不仅让他把黑印拍掉，还从他手上把抱着的被子抢过来，再次摔到地上。这还不算，他俩每人还在他的被子上踩了一脚。按常理他一定会大发雷霆，好好发作一顿的。出人意料的是他并不作声，而是抱起被子，到旁边去拍打灰尘和脚印，原来今天算他倒霉，正遇上比他更加厉害的第一号和第二号“惹不起”，否则他是绝不会让步的。

三号“惹不起”还有一个特点，以批评别人来显示自己思想进步，态度积极。在批评会上，一般采取犯人彼此教育的方法，通过摆事实、讲道理，使被批评者认识错误。三号“惹不起”最喜欢开别人的批评会，每到这时，他都认为是自己表现的大好机会，而他每每采取的方式就是大吵大叫，连喊带骂。

这位“惹不起”在批评别人时表现得那么积极，而他对自己的许多坏思想，却从来不检查。别人只要指出一星半点，他就吵个不停，甚至能无休止地胡搅蛮缠几天、十几天不罢休。往往要等待管理所的干部出来制止，他才在“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掩护下，表示要“加勉加勉”！

当然，他也有胡搅蛮缠不灵的时候。有一次，他在学习发言中，说他在解放前“对国民党的仇恨比对共产党胜过十倍！”

“此话当真？”这话立即引起别人的怀疑。

“一点没有错！”“再说一遍！”他又大声地重复一次。

那人当即质问他，既然那时就有这种思想，为什么不投降起义，而要顽抗到底化装逃走？被自己的部下打了一枪，被解放军活捉了，为什么不敢立即承认自己是五十一军的军长？endprint

这些话，问得他哑口无言，实在找不着合适的辩解理由。他只好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与人吵闹不休。但是，他毕竟没有道理，最后，还是以他“太不老实”的结论而告终。

经过一昼夜的深思熟虑，他终于又编出一套恨国民党胜过恨共产党的所谓理由，说来令人发笑。第二天，他突然一改往日暴戾的常态，变得像饱受委屈的小媳妇一样，居然挤出几滴泪来，不知是真情所致，还是有其他什么原因。他为自己辩解道：由于他带的部队是“杂牌子”，一向受中央军嫡系的歧视，打仗挡头阵，驻防却是最差的地方，说着说着竟泣不成声。他说他恨国民党，也骂过国民党。但事实却远非他所说的那样。

据知情人士介绍，当年他被调到上海时，是满心欢喜，原以为到了上海可以发横财。因为那时国民党发行“金圆券”，曾在上海强制收兑了大量黄金白银，加上上海资本家手中还有大批美钞、黄金和贵重物品，可以大大捞上一把。他哪里料到，到上海后，上海防守司令石觉和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却命令他率领残部去浦东川沙方面，接替三十七军罗泽闿部在白龙港与三九港间的防务。他心凉了半截，那里除了海水和沙滩，什么油水都没有，但军令如山，他又不敢违背。

谁知该军驻防白龙港等地才4天，解放军便从左右两侧和背后包围过来，两个师长都不约而同地先溜走了。部队没人指挥，他也匆匆换上早准备好的便衣，天黑下来，便向上海市区跑去。

由于他当时换了便衣，没有立即被发现，当他的部下全部投降后，他也被俘，并被自己的部下指认出来。值得庆幸的是，被俘后他并没有被处死，反而受到了优待，被送到了上海。到上海后，他与几个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军官住在一起，有人告诉他，不但汤恩伯、石觉跑了，连三十七军军长罗泽闿也弄了不少钱，逃到台湾去了。听到这些，他不由得勃然大怒，的确骂过石觉、汤恩伯等人，骂他们派他去驻守，结果没有发财，反而当了俘虏。

这几句话，竟然被他当作救命稻草。谁都知道怎么回事，结果当场就有人指出：他是为了个人利益而恨这几个人，不等于他恨国民党，这只是自欺欺人，态度不老实。就这样，他被一连批了三天。最后，还是管理员替他解了围，宣布结束他的批斗会，让他自己好好反省一下。他说：“开始我说我恨国民党胜过恨共产党，你们批斗我三天，说我不老实。今天事实证明了我的话不但是对的，而且应当提高一步，因为批斗我的人，都是你们这些国民党人；而帮我解围的，却是共产党人。我今后应当说，我永远恨国民党，永远爱共产党！”

秦城监狱

战犯们初次接触秦城，是到秦城农场参加劳动。在那里，他们享受到了在功德林监狱里难以想象的自由空间，呼吸到了功德林监狱所没有的大自然的空气。再入秦城，战犯们本以为又回到那朝思暮想的农场，结果来到了以前管理员向他们解释为“体育学院”的秦城监狱。

“秦城”这个名字，一听起来就让人有一种神秘的感觉。“秦”字，恰好与中国第一个封建王朝秦朝相联系。在人们的印象里，这个“秦”字包含了一种威严、一种铁腕、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也许是偶然的巧合，“秦人”服饰“尚黑”，秦城监狱囚犯的服装也是黑色的。

秦城原是一座小山村，位于北京市北部的燕山东麓，西面靠着重叠的群山，北、东、南面则是一望无际的原野。其实，在秦城监狱建立之前，秦城只是一个小小的地名，自古就有百姓居住。在朝阳的山坡上，依稀可见古战场的遗迹，它显示着这一带自古就是战场和边防重地。西山的半山麓，有一座龙泉古寺，碑碣犹在，但庙宇已不知毁于何时。从败瓦颓垣来看，原先是一处颇具规模的建筑。山间有一道清泉，据说是自燕山一个天然石湖中冒出，涓涓溪流，汇流成湖成渠，直下小汤山，温泉由此而得名。后来，小汤山建为温泉胜地，苍松翠柏掩映，亭台楼阁簇立，成了历代帝王、达官贵人娱乐休闲的场所。

由秦城农场到秦城监狱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国务院各部委沿着燕山山麓划定了许多绿化植树基地。公安部则以龙泉古寺遗迹为核心，沿龙泉水汇成的东去溪流建立了自己的绿化植树基地。在龙泉古寺遗址上，公安部建立了由数十间平房构成的场部。1958年10月，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开始组织身体强壮、有劳动能力的战犯陆续到公安部绿化基地——秦城农场参加体力劳动。后来的秦城监狱就坐落在这个农场之中。

秦城农场相对于功德林监狱而言，虽然条件不是十分优越，但管理却要宽松得多。犯人们住的是干部们劳动时住的宿舍，宿舍前面是一片空地，对面是厨房。住在那里，不但没有围墙，就连大门都没有，窗上也没有铁条，只是把房子后面朝北那面的窗子临时用砖封起来。

在秦城农场，这些国民党将领又投入了另一个战场：劳动。他们按体力强弱组成了5个小组，劳动是在离住地不远的山坡附近，基本上是半天劳动，半天学习。这就可以经常到外面走走，让他们多少呼吸到了自由的空气。此外，他们还定时到小汤山洗澡，享受昔日达官贵人们的特权。

刚开始劳动时，这些曾经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的高级将领们在田地中却束手无策，不过战犯管理所本来也不指望他们创造出什么劳动成果和经济价值，只是让这些过惯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生活的战犯们体验生活，促进改造，增进同劳动人民的感情罢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能积极劳动，体验劳动人民的生活，珍惜农民的劳动成果和汗水，甚至有的人还在劳动中用汗水洗涤了心灵，驱除了污垢，体会到了劳动人民“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辛苦。这对于改造来说也就足够了。

当战犯们正在秦城农场劳动时，一座监狱在他们身边悄悄地兴建，虽然狱方不会向战犯们坦告实情，只是说那是一个“体育学院”，但还是引起了敏感的战犯们的注意。

曾任国民党将级军统特务的文强回忆说：在我们劳动经过的地方，有一片地围起了高墙，里面正在盖房子，而且看起来很讲究。我们曾向管理人员询问其用途，回答说是一座很先进的体育学院。不久后，这座“体育学院”的高墙上又架起了电网，再次引起战犯们的议论。得到的答案是现在一切都在学苏联，搞正规化，而且这里地处山区，必须加强保卫，等等。endprint

即使当时的战犯们猜出这里修建的是一座监狱，也很难将其与自己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因为他们已经有了功德林，况且当局正对他们采取越来越宽松的管理方式。

1959年11月底，在秦城农场劳动的全部战犯回到功德林。在这之前，他们已经知道政府将特赦一批“确已改恶从善”的战犯。这一消息，令每个人都兴奋不已，因为“改恶从善”的标准很难把握，在每个人的心目中，都觉得自己合乎条件，应获特赦。在最初回到功德林的日子里，狱方没有安排学习和劳动，只是让犯人们洗衣、理发，把个人卫生搞好，准备首批特赦，这就更增加了他们的信心。

但是，特赦的结果令大多数人失望。只有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郑庭笈、曾扩情、陈长捷、杨伯涛、邱行湘、周振强、卢俊泉十名战犯获得第一批特赦。功德林只送走了十名“改恶从善”的先进分子。真是少人欢喜多人忧啊！毕竟大多数人还留在功德林，互相比较一下，很容易找到心理平衡。喧闹了一阵后，功德林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再入秦城

第一批战犯获特赦后，1960年春天的一天，狱方突然宣布全体战犯集合，管理员说：“明天，全体搬往秦城，所有的东西都带走，老弱病残全部都去，望大家赶快准备好。”话音刚落，院子里立刻骚动起来，曾在秦城农场劳动的人都十分高兴，他们以为又要回到那个曾经住过的农场干部宿舍，既有好的伙食，又有相当范围的自由。有人高喊：“别了！功德林！”“别了！监狱！”有几位佛教信徒双手合十：“阿弥陀佛！这回总算是功德圆满了！”

第二天吃过早饭，战犯们便整理好行李，眼巴巴地等着汽车的到来。但直至吃过午饭也没有消息，急得廖耀湘站在门口不停地张望，不时用手拍着大腿。

下午3时，大巴和卡车终于出现在监狱大门口，管理员打开通向八角亭胡同的第二道铁门，大喊一声：各组按顺序带好行李准备上车。虽然没有任何告别仪式，但每一名战犯都不由地最后看了功德林一眼，沈醉默默地说：“永别了！这辈子我决不愿意再光顾你了！”

汽车经过小汤山温泉转弯向秦城驶去时，看到小汤山温泉浴室流出的水在空中冒出的热气，战犯们都高兴地谈论着上次到秦城农场劳动时，用温泉洗澡的乐趣。过去在功德林留守没有去农场劳动过的人听了更是乐不可支，相信将来也会每星期来享受一下温泉的滋味。

战犯们正兴高采烈地议论温泉浴，汽车已开到了公共汽车的终点站——秦城站的小桥上了。经过这座小桥向右转，便是他们曾经劳动过的葡萄园，再往前走不远就是农场宿舍。但汽车没有右转，而是直接向前驶去，进入一个由庞大楼群组成的大院，四面高墙上布满电网。这就是去年他们在农场劳动时日夜施工、颇具神秘色彩的“体育学院”。

正当许多人对此充满疑虑时，管理人员宣布：这里是秦城监狱，有四座楼房，你们住在最后一座的楼下。休息时可以在楼前后空地上活动，但不能到别的院子里去，也不准上楼……希望大家遵守狱规！这时，战犯们犹如被当头泼了一瓢凉水，除了沮丧，就是无奈。

作为一座新建的监狱，秦城的设施比功德林好得多，每个房间都很大，玻璃是白色的，只能透光而室内的人看不到外面；室内设有卫生间，有洗脸盆和抽水马桶。不过，水龙头的开关是用脚踩的那一种。每层楼都有淋浴设备，并配有洗衣机。上述设备按照当时的条件，可称得上是第一流的。更为特殊的是，少将以上军衔者，还有专人为他们洗衣。

与秦城监狱的其他犯人相比，国民党的战犯们享有较大的行动自由。他们不仅可以在一些监区内行走，如遇需要，如劳动等，还可以到监狱外活动。由于监狱大门到牢门，前后需要通过九个大大小小的铁门，对此，有战犯戏称自己是“九门提督”。可能是由于新建监狱的缘故，监狱中竟没有监规，而是由战犯学习组长自己制定。

当时，身处秦城监狱的战犯们可能不知道，建立于1958年的秦城监狱，是20世纪50年代苏联在同中国处于“蜜月”关系时，援助新中国经济与国防建设的产物。当时，苏联与中国订立的援助项目共有157个，其中之一便是秦城监狱。但因秦城监狱属秘密工程，对外不便公开，所以外人一般只知道官方公开的156个。

当时的秦城监狱，是由苏联专家设计的，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冯基平是工程负责人之一。富有戏剧性的是，冯基平在“文化大革命”中也被投入这座他亲自主持修建的监狱，而且是同批犯人中最迟一个被释放的。

去过秦城监狱的人，对它的描绘莫衷一是：有人把它描绘成一个美丽的花园式院落，有人把它比作县城里的二三流招待所；有人说它阴森，有人说它明媚。

秦城监狱的规模甚大，远远望去，监狱围墙一丈多高，东西绵延约1华里，南北约半华里。步入监狱，监狱的布局和设施就会给人阴森、恐怖的感觉。“文革”前监狱盖有4幢带审讯室的白色楼房，作为战犯们学习、娱乐的场所，这4幢楼的排号为甲、乙、丙、丁。楼房一律三层，砖结构，坡顶。每幢楼房单独成一个院落，楼前有一大片用墙围起来专供犯人放风的空地。每间监室有20平方米，内有单独的洗手间，其中设有坐式马桶和脚踏式冲水，并配有当时十分先进的洗衣机。这些条件对于刚成立不久的新中国而言，可以说是十分优越和舒适的了。

牢门是用铁皮包着的木门，房门上方与厕所马桶齐腰部有“窥孔”，供哨兵对犯人24小时监视之用：房内的常置设施只有一张距地面一尺左右的矮床。需要写材料时，管理人员才会送进一张小学生式的单人课桌供临时使用。但凳子是永远没有的，床铺就是犯人平日坐的地方。重犯囚室内的墙壁是特制的，即使囚犯撞墙也不会有生命危险。

牢房的窗户约一平方米大，距地面两米多高，窗台向上倾斜，窗户向上向外开启。窗户共有三层：纱窗、铁栅和磨砂玻璃窗。室内所有永久性的设施都被去掉棱角，打磨成圆形。

铁丝、碎玻璃片、绳索，甚至布条，以及易燃、易爆物品——总之，一切可能被用来行凶、自杀、越狱的工具都在这里绝迹。在大约有3.5米高的天花板上，安有一个光源微弱的灯泡，那模样就像“一个倒挂的小人头”，它被磨砂灯罩罩住，而且灯罩外边包有铁丝网。如此层层包裹，灯光自然是十分暗淡。犯人没有控制这个昏暗光源的权力，因为它的开关在牢房外，由看守操纵。endprint

首批特赦战犯是在功德林被特赦的，而接下来的几批特赦人员则在秦城走向了新生。1960年11月28日，国民党第二绥靖区中将副司令李仙洲、东北“剿共”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岁历戎，以及胡临聪、陈金城、李以劻、宋瑞珂、庞镜塘、沈醉、夏建绩、董益三共11人成为第二批获特赦的战犯。此后，1961、1963、1964、1966年又先后特赦了四批战犯。由于特赦一批接一批，没获释放的战犯并不心急，认为早晚会轮到自己，谁知剩下的一等就是九年。

“文革”中的秦城

1966年“文革”开始后，全国陷入一片混乱，特赦战犯的工作陷于停顿。当时主管秦城监狱的公安部，专门向党中央写了一份《关于今年拟不特赦战犯的请示报告》，主要讲的是，当前全国上下都在开展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有必要利用这个大好形势加紧对战犯的改造和教育。在这一文件的指示下，特赦战犯的事自然无人过问。由于不是党内的“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秦城的战犯们开始还可以过一种颇为悠闲的生活。

“文革”席卷全国，秦城监狱也被实行“军事管制”。军管人员的到来，使原管理处的干部们都靠边站，他们被批判为执行了一条与国民党“和平共处”的投降主义路线和对“阶级敌人施行仁政”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中有的人成了“黑帮队”，有的人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都是要批臭打倒的对象。他们在反省、在写检查、在交待、在劳动改造，甚至受到了战犯未曾有过的审讯、批斗和拷打。军管人员所住的大门口，用白石块砌起一座大标语牌，“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字样赫然在目。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罡风恶浪之下，一时之间，秦城监狱的走资派纷纷“被发现”，这使得并不狭小的秦城监狱变得局促起来。于是，在1967年又调来一个工兵团，快马加鞭地加盖了六幢楼房，建成之后取名为“红楼”，以区别于原来的“白楼”。“红楼”是“走资派”们学习、改造的主要场所。它们分别依次取名为戊、己、庚、辛、壬、癸，加上原来的四幢白楼，正好是“十天干”。新建的“红楼”与“白楼”有所不同，其结构为钢筋水泥，监室的面积也由原来的20平方米缩小为5至10平方米，盥洗室和便池同处一室，便池改为蹲式，需要犯人自己舀水冲洗。所以，总体而言，红楼的条件有限。

就在这所模范监狱中，关押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宣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兼文化部长陆定一等大批党和国家高级干部，甚至为了关押和教育这些“大走资派”，林彪、“四人帮”集团决定把一批关押的国民党战犯，如黄维等人移交给抚顺战犯管理所，以便更方便地管理“走资派”。

秦城失去了往日的宁静和平和。战犯们经常可以听到军管人员粗暴地对待“走资派”，一阵怒吼，一阵拍桌摔凳，一阵怒骂，一阵拳打脚踢，令人不寒而栗。秦城在此之前堪称一座模范监狱，如今一切失去准绳，被乌云笼罩，变成一座愁城了。

军管后的新规定：战犯之间不准互称“同学”，要称“同犯”。一天，一名战犯外出挑水归来，痛心地告诉难友，战犯管理局苏局长、姚局长、孙副局长等老干部都靠边站被打倒了，他们住牛棚，做苦工，挂牌游街。他们被戴上脚镣手铐，昼夜遭受审讯。

战犯们听后非常难过，有的人低声哭泣。为什么好人被折磨？他们百思不得其解。他们怀念过去的政策，怀念过去的管教人员，然而，这一切谁又能改变呢？

军管人员找战犯们谈话，要求交待这个，揭发那个。作为战犯，自知要远离是非，环境迫使他们学会了一套避祸方法。在被问及对一些政治事件的看法时，战犯们便自称是一介武夫，只知在战场上拼命，不懂历史，不懂哲学，更不懂政治，和文盲差不多。无论军管人员怎么说方的是圆的，圆的是方的；或者把黑的说成白的，把白的说成黑的，战犯们既不反对，也不拥护。让学习就学习，无非是照本宣科。监狱中只能读到《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阅读下来，更是心乱如麻，彷徨终日。

随着被指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林彪“永远健康”的口号喊得愈响，被投入秦城的“走资派”也越来越多，最多时达500余人。战犯们住在白楼上，可以居高临下，四下眺望，可以看到“文革”中秦城监狱的一片混乱现象。人来人往，车水马龙，应接不暇。外调人员和审讯人员，忙忙乱乱，有时通宵达旦地提审，大吼大骂，拍桌瞪眼，声震屋瓦。不仅被审者胆战心惊，旁听者也是人人自危。在这场“浩劫”里，监狱的军管人员前后调换过多批。尽管粗暴无知者占多数，但其中也有明白事理者。有一位姓贾的指导员就很熟悉共产党的俘虏政策和改造政策，煞费苦心地暗中帮助一些遭难的“走资派”。

一次，他找一名战犯谈话，语重心长地说：“你希望早日特赦，你的心情容易理解。其实，你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你是在保险柜里，又何必急于出去？”这名战犯听了这两句有头无尾的话，不知如何回答。一个阶下囚还谈得上“福”么？争取新生怎么不必“急于出去”呢？为什么把监狱比作“保险柜”啊？

事后，另一名战犯劝解说：“我们确实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且不说在外面的‘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日子不好过，你看看在楼下各院里关押的‘走资派，每周只有一小时‘放风，剩下的时间就是受审、挨骂、挨打，受折磨。比起他们，我们不是生活在‘保险柜里吗？”

战犯们的确是生活在保险柜里，有时军管人员也对他们说：“你们不必担心，你们是历史罪犯，是‘名牌的，不同于党内‘走资派，他们是暗藏的。”

1968年5月，“文革”进入“清理阶级队伍”阶段，运动的组织者称，这场“斗争”是“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悠闲”了两年的战犯们意识到必将被卷入漩涡中。一些别有用心的专案人员，为了制造“走资派”的莫须有罪名，便在战犯身上打主意，希望他们出面证明这些“走资派”谁是叛徒、谁是特务。写吧，违背良心，捏造事实，等于助纣为虐；不写吧，大刑等候，大搞逼供。

一位年已八十高龄、姓卢的老战犯每次提审回来，都垂头丧气，两泪交流。他说：“提审的法官命令我三不准：一不准流泪；二不准倚老卖老，自称年过八十；三不准提‘走资派中任何一个人，只准提‘走资派。天啊！我泪不准流，我年过八十不准提，请问他们一开头就问我的姓名、籍贯、年龄……我该怎么回答呀？什么‘革命派‘走资派，我知道谁‘革命谁‘走资”啊……”不久，这位风烛残年的老人，与战犯们隔离，不知去向。endprint

贾指导员对这些乱七八糟的提审，也很不以为然。他担心战犯们受不了逼供，受不了疲劳轰炸，便轻声细语地对被提审者说：“实事求是，有啥说啥，前途总是光明的，要相信党。”

时光转入20世纪70年代，林彪题写的“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党的基本路线，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两个大标语牌不见了，大得出奇的林彪画像也不见了，墙壁上的语录也不见了。这立刻引起敏感的战犯们的议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军管干部虽然如同走马灯似的，换来换去，但这次换得彻底，而帽戴国徽、身着蓝色裤子的公安人员又多起来了。令战犯们万分安慰的是，战犯管理局的孙副局长、李处长和汪大夫、李护士相继复职了。

战犯们开始胡乱猜测，谜底终于在1971年10月5日被揭开。那天上午9时，管理处干部领着战犯们到电视室集合，连城里住院治病的也被接了回来。这次没有首长讲话，却是由一位管教干部拿起一张字条，一字一字地念起来：“林彪里通外国，坐飞机向苏联国境仓惶逃跑，于9月13日坠落于蒙古温都尔汗毙命。”

1973年6月9日，狱方又宣布“废除法西斯式监狱制度”，指示：不许虐待、不许辱骂、不许殴打犯人，如有违反者，准许犯人上诉，“保证下情一定能上达”。随之而来的是，学习恢复了，图书馆重新开放；象棋、围棋等娱乐活动重新被允许；温室花圃被恢复；也允许接见家属及通信。所有的战犯们都激动地感慨道：“党的政策又回来了。”

1975年3月，正值春暖花开的季节，监狱内的政治气氛也有些解冻。姚伦局长复职了，仍兼任全国战犯管理处处长。3月9日，监狱举行特赦典礼，293名战犯被全部特赦。其中，国民党战犯共有290名，而在秦城监狱特赦的，有文强等17人，黄维、陈士章、庄村夫、王秉钺、李久恩、周养浩等原来关押在秦城的国民党战犯则在抚顺战犯管理所被释放，至此，中国无在押战犯。秦城监狱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在这里，中国共产党创造了改造战犯的奇迹，秦城监狱“共和国第一监狱”的称誉由此而来。

最后一批被特赦的战犯，留在北京的大都被安排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担任文史专员，考虑到这些人都是七老八十的人了，政协每个星期都派汽车接他们去学习半天。在“爱国不分先后”的政策下，这些人成为全国知名的爱国人士，并被陆续安排成为全国政协委员。

秦城轶事

◎犯人待遇有高低之分

在秦城监狱，犯人的代号由数码组成。数码分为两个部分，前面的数字标志该人的入狱年份，以公元纪年表示。后面的数字表示该年份入狱的序号。如“6901”，前两位数代表1969年，后两位数代表此人收监的顺序是该年度的第一人。

犯人按“级别”不同有单独和集体囚禁两种。这种“级别”划分一般是根据犯人在入狱前的官职，有时则根据这名犯人在某一事件的涉及程度。

犯人每月的主食定量为16公斤，一日三餐（周日和节假日只有两餐）由管理员统一送到各监室门前。不过，在伙食标准上，又根据犯人的年龄、入狱前的地位，或是案情的不同进展程度等，分为高低两种。

高级囚犯20世纪70年代每月的伙食费为60元，到90年代随着物价的上涨，有所提高。高级囚犯伙食待遇较好，一般对那里的伙食比较满意。低级囚犯正餐为“一菜一汤”。主食一般是米、面、杂粮搭配，菜是最廉价的蔬菜，少有油水；早饭是玉米面窝窝头和一块拇指大的咸菜。

在高级监区，狱方备有统一的饭盒，不使用窗口，而是打开牢门将饭菜送入。菜有两素一荤，有“真正的汤”。每周一次配送牛奶、水果；特殊犯人或即将出狱的高级犯人则有更好的待遇。囚禁在低级监区的犯人需自己保管餐具，开饭时，食物通过一个离地面约一尺高的送饭窗口递入。

秦城监狱与普通监狱不同，实行单独放风制度，犯人初到秦城时并不能立即享受放风待遇。每次放风时间20分钟至1个小时不等，时间依当时狱中犯人的数目而定。放风地点为一块用砖墙围起的放风圈，一道高墙又将这个放风圈一分为二。两个放风圈可以同时使用，看守站在高高的中墙上，可一览无遗地观察两边围墙中的情况。犯人一个一个地被单独放出来，一人一格，隔着高高的墙，谁也看不到其他犯人。

至于秦城囚犯的最高刑罚和体罚，毛泽东曾在1956年说过这样的话：

什么样的人不杀呢？胡风、潘汉年、饶漱石这样的人不杀，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这样的人杀了一个，第二个、第三个就要来比，许多人头就要落地，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可以杀错人……第三条，消灭证据……第四条，杀了他们，一不能增加生产，二不能提高科学水平，三不能帮助除四害，四不能强大国防，五不能收复台湾。杀了他们，你得一个杀俘虏的名声……反革命是废物，是害虫，可是抓到手以后，却可以让他们给人民办点事情。

因为有了毛泽东的这段话，实际上废除了对这些人的死刑。但这些“废物”还是要利用，所以他们除写自己的检查外，还要协助调查其他案件（通称“外调”）。平时，除国民党战犯接触过重体力劳动外，犯人在秦城监狱也有轻微的劳动，如做火柴盒，用麦秸编织草帽，这类劳动一般在囚室内进行。

秦城监狱从收押国民党战犯起，至“文化大革命”爆发，总共释放了6批国民党战犯，基本上每年特赦释放一批。由于“文革”的爆发，特赦释放工作暂时停止，至1975年3月最后一批被特赦，秦城监狱已经没有国民党战犯。一批国民党高级将领，经过改造成为了新中国的公民，他们出狱后为新中国的建设以及祖国统一大业的实现作出了重要贡献。

◎审讯、接见与医疗

秦城监狱的犯人在接受审讯时，先由一名看守通知，然后将其带出囚室，前往审讯室。来到审讯室门前，将犯人送入室内，看守即完成了自己的工作，在室外等候。

进入审讯室后，犯人被带到一张凳子前。据国民党战犯沈醉回忆，这张凳子与一般的凳子相比，有些特殊。它的形状像一个腰粗、两头细的圆鼓。根据国民党审讯的经验，他认为，做成这种形状，是为了防止犯人拿它当武器，袭击审讯人员。

在犯人被允许坐下之前，提审员首先向他交待“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在“文革”期间，则代之以朗读墙上贴着的毛泽东语录：“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等等。

在犯人的对面，有个半圆形的平台，台上有几张由木桌拼起来，上面铺着白布的审讯桌，审讯员和记录员分别坐在桌子两边。在这里，犯人还可以在有靠背的椅子上就座。

犯人接见家属的地方设在同一幢监舍的接见室中。那是一个被一堵墙隔断的两个小房间，中间的墙上开有一个小窗口。在一般情况下，接见者和被接见者在窗口的两边交谈，犯人身后自然有管理人员监听。

犯人家属送给亲人的物品必须在审讯室内交给管理人员，在接见人送物单上登记。被审定不能交给犯人的东西，在会见结束后立即责令带回。接见完必须有管理人员在会见单上签字，否则就不能走出监狱的铁门。

秦城监狱设有专门的医务室，配备保健医生和护士。他们只是负责犯人的一般疾病：定期检查“高级犯人”的身体。内容有询问身体一般情况、量血压、抽取血样检查各种指标等。此外，还特别设立了一个小小的牙科诊所。

据称，秦城监狱的医生对医治因长期单独囚禁导致的“单身牢房综合症”最有经验。

秦城监狱的医护人员对这种病症了如指掌，他们只是听取犯人的简单介绍后，便知道其病根在哪里。因为只要把这名犯人放入人群中，病很快就会好起来。

如遇大病、疑难病，或需要动手术时，监狱医务室就把犯人送到秦城监狱犯人的专用医院——复兴医院。

复兴医院坐落在北京复兴门外大街上，是公安部的下属医院，虽然这家医院远离秦城，但在那里住院的犯人仍是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所以，它是秦城监狱牢房的延伸。复兴医院的犯人病房集中在一幢建筑的二楼，病区内有看守把守，每间病房都装有铁门，有监规，也实行放风制度，放风地点在医院大楼的楼顶上。每间病房约有十平方米，内有一张至两张病床、一个自来水龙头、一个马桶。窗户的玻璃不透明，窗外装着铁栏杆。

（本刊节选）

〔本刊责任编辑 柳婷婷〕

〔原载 台海出版社

《国民党首要战犯改造秘档》〕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