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飞+乐楚

粮食抢购风蔓延

粮食问题一直是我国面临的重大问题。新中国成立伊始，虽然农业有所发展，但远没有摆脱靠天吃饭的落后状态，粮食增产幅度远远赶不上需求增长的速度。尤其是时间跨进1953年后，我国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全面移植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优先发展重工业，导致吃商品粮的城市人口急剧增加，1953年光城镇人口就增加了600多万。与此同时，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有所扩大，不但挤占了一部分粮食种植面积，还使吃商品粮的农民增加到1亿。此外还有军粮供应和出口一些粮食换机器、换外汇。我国粮食供需矛盾因此变得十分突出。

从1952年下半年起，许多地区开始出现抢购粮食的现象，到1953年春，粮食危机愈演愈烈，抢购风由局部迅速向全国蔓延。河南南阳市各粮食供应点出现了上千人聚集排队争购的局面，江苏如东县白蒲镇则出现了上万人集会请愿，要求卖掉棉花、生猪来购买粮食。投机商乘机囤积粮食，一些农民也惜售待沽。

加上从1949年到1953年，先是撤退到台湾的国民党搞海上封锁，继而因朝鲜战争引发国际禁运，中国很难从国外进口粮食。

既不能进口，又征购不到更多的粮食，城市粮食供给告急，北京、天津的面粉甚至到了不得不配售的地步，在一些灾区和小城镇甚至出现购买场面混乱现象。

如果任由“市场调节”，自然将引起物价飞涨，这是刚刚稳定城市经济形势的新生政权所不能接受的。而民以食为天，如何解决新生政权面临的粮食紧张问题，成了摆在毛泽东和党中央面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让中央财经委员会（简称中财委）拿出办法。1953年9月，中财委负责人陈云连续十几天召集中财委有关人员开会，商讨解决问题的办法。

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反复权衡，最后陈云认为，在中财委提出的八种方案中，最理想的是第八种“又征又配。在农村实行征购，在城市实行配给”。

1953年10月1日国庆之夜，在天安门城楼会见厅里，陈云将中财委提出的八种方案以及实行粮食征购和配给办法的想法，向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做了汇报，“看来只能实行第八种，又征又配，就是农村征购，城市配给。其他的办法都不行”。1981年陈云回忆这段经历时说：“我下决心搞统购统销，钻了两个礼拜。那时候许多同志不赞成……到了10月1号，在天安门城楼上，我跟毛主席讲，不搞这个我们没有出路。”

毛泽东、周恩来等听了陈云的汇报后，同意了他的意见。毛泽东还让陈云负责起草《关于召开全国粮食紧急会议的通知》，邓小平负责起草决议。

稍后，在讨论过程中，毛泽东觉得，征购和配售的名称不好听，希望改一个名称，当时的粮食部部长章乃器（1897-1977，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政务院政务委员，中财委委员，第一、二届全国政协常委等）想了一个名称，把在农村实行征购叫“计划收购”，大家觉得这个名称比较好，于是征购被定名为“计划收购”，配售也相应地被称为“计划供应”，两者简称“统购统销”。

10月10日，在全国粮食会议上，陈云提出，在粮食问题上，有四种关系要处理好：国家跟农民的关系；国家跟消费者的关系；国家跟商人的关系；中央跟地方、地方跟地方的关系。处理这些关系所要采取的基本办法就是：在农村实行征购；在城市实行定量配给，严格管制私商，以及调整内部关系。

为什么提出征购？陈云表示：“如果继续采取自由购买的办法，我看中央人民政府就要天天做 ‘叫花子，天天过‘年三十。那可不可以采取自由购买的办法把粮食买齐呢？如果能够买到的话，那当然是求之不得。”

其实，对于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陈云当时心里是没底的，正如他自己所说：“我现在是挑着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办法，农民又可能反对。两个中间要选择一个，都是危险家伙。现在的问题是要确实把粮食买到，如果办法不可行，落空了，我可以肯定地讲，粮食市场一定要混乱。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情。”

10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扩大会议，通过经全国粮食会议讨论、邓小平修改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决议》等文件，规定：“所有收购量和供应量，收购标准和供应标准，收购价格和供应价格等都必须由中央统一规定或经中央批准。”

11月19日，政务院通过《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粮食市场管理暂行办法》，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正式出台。12月初开始，除西藏和台湾外，全国城乡开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

后来，统购统销的范围又继续扩大到棉花、纱布和食油等，原有的农产品自由市场被取消。

对于推行粮食统购统销这个办法，陈云也不是没有顾虑。因为就在1953年夏季的财经会议上，中财委副主任薄一波刚刚因为新税制问题挨了批，但那只涉及国家和大批发商的关系，影响有限。而粮食问题跟谁都有关系，万一出娄子，那后果不知比新税制要严重多少。陈云后来说：“我这个人胆子小，有一点怕。我跟毛主席讲，我怕开除党籍，二十几年了，搞不好就搞翻了。”但是舍此以外，别无他法。在当时的现实情况下，粮食不实施统购统销，国家工业化的大局就没法保证，第一个五年计划就难以顺利进行，新中国成立后粮食供销严重不平衡的矛盾就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剪刀差”使中国农村一贫如洗

只是自从实行统购统销以后，国家工业化的发展得到了保证，但生活在中国广大农村的农民却一直处于半饥半饱状态。刘少奇就曾坦率地承认了这一点，他在1962年的一次讲话中说：“现在国家对粮食的需要量，同农民愿意交售的数量之间，是有矛盾的，而且矛盾相当尖锐。如果按农民的意愿，他只愿意在自己吃饱了以后才把多余的粮食卖给国家。如果让农民统统吃饱了，然后国家征购，那末，我们这些人就没有饭吃了。工人、教员、科学家以及其他的城里人都没有饭吃了。这些人没有饭吃，工业化也搞不成了，军队也要缩小，国防建设也不能搞了。”endprint

自己饿着肚子却要把粮食卖给国家，农民当然不乐意。因此，为了完成征购指标，有些地方开始施以政治压力，对没有完成任务的农民随便扣上种种“帽子”进行斗争。如安徽凤阳，“很多社、队成立了‘查粮小组‘调粮突击队，翻箱倒柜戳地凿壁，逐户搜查，吊打群众，结果不仅将社员自留地收的少量粮食和留下的一点杂粮、种籽没收，就连山芋叶子、鸡蛋、藕粉、现金等亦被以‘反资本主义为名搜走”。

据1955年4月22日，国务院第一办公室提供的《关于农村粮食紧张情况的调查》中反映，山东郓城县按实际产量只能购余粮2022万斤，上级却下达了3300万斤任务，结果实际完成2900万斤。由于任务过重，干部强迫命令，对群众捆打游街比较普遍。三区一副区长在彭庄乡陈庄领导秋购中，造成自杀3起。区干部在杨庄集逼粮，打8人，扒衣服挨冻16人，吓跑3人，一些群众不敢在家里睡觉。……

中共华南分局1955年2月2日《华南分局关于目前农村紧张情况与措施的报告》反映，实行粮食统购以后，农民对党和政府普遍流露出一种不满情绪。“辛苦一年没得吃”，“共产党好是好，但是现在整死了”；“共产党把我们当鱼鹰，脖子一压，大鱼小鱼都吐出来了”等，就曾在当时广泛流传。

还有一些地方的农民开始“闹粮”。如山东惠民地区的利津、广饶两县，1957年5月12日至18日，连续发生群众抢粮13起，其中已抢者8起，劝阻回去者5起，涉及两个县的3个区、8个乡和37个村，参加抢粮的群众有4800余人，共抢去粮食92000余斤。利津、广饶部分乡镇发生抢粮事件，也主要是群众缺粮。

尽管各地有不少抵制征购的事件发生，但总体上，统购统销并没有引起很大的波折。

统购统销制度在实施的过程中，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形式，农业积累迅速向工业领域转移，从而保证了工业资本的快速积累。

所谓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就是在优先发展工业，积累工业资金的过程中，农民低价卖出农产品，高价买进工业品，这样就形成了“剪刀差”。这种“剪刀差”，被农民形象地称为“暗税”。也就是说，农民向国家除了缴“明税”，即公粮以外，在销售粮食等农产品的同时，还上交了“暗税”。 正是中国农民的“牺牲”，为中国工业建设、城市发展提供了原始积累，从而建立了初步的工业基础。

那么，从实行统购统销到改革开放期间，国家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到底从农村拿走了多少财富？

专家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计算。据学者王锋在其《中国农村税费改革分析研究》一文中统计，从1950年到1978年，国家从农业取得了5100亿元收入（相当于现在的49万亿人民币），平均每年176亿元；1979年到1994年，国家从农业提取了15000 亿元收入，平均每年937.5亿元。20世纪90 年代以来每年“剪刀差”的绝对额都在1000亿元以上。而1978年中国全部国有工业固定资产也只有9600亿元。“剪刀差”就这样使中国农村一贫如洗。

在统购统销政策实施的第二年度，即1954年，政策执行中的各种问题就暴露出来——在农村，由于统购中强迫命令严重，从农民手中征粮过多，任务过重，很多农民被迫卖掉“过头粮”（即国家收购农民余粮后超出余粮部分的粮食，包括饲料粮、种子粮、口粮等），导致农民口粮严重不足，即便农业大丰收，农民仍吃不饱肚子，这样，国家又不得不把征购上来的粮食再“返销”给农村。这些粮食在城乡之间往返运输，造成了很大的浪费。尽管浪费，“过头粮”还是年年征，且返销给农民的粮食比“过头粮”要少很多。

在城市，粮食供应的方法则比较粗放，城镇居民用粮一般都是自定，所谓的审批大多流于形式，“有组织的群众，可通过其组织，对一般市民，可暂凭户口簿来购买”，不少居民都会超出自己需要去购买粮食，因此，粮食在城市的销量大大超过规定指标。

农民由于被过度征购，虽然劳作更加辛苦，收入却明显减少，生存状况持续恶化，加上部分地区严重的自然灾害之后，从1954年春开始，许多农民纷纷背井离乡，外出谋生。1954年的迁移人数为2200万人，1955年上升为2500万人，1956年又继续加大，达到了3000万人。许多农民流入城市后，有的生活无着流浪街头，沦为乞丐，有的甚至走上偷盗犯罪的道路。

问题暴露后，国家开始采取紧急措施，对统购统销政策进行整顿。1955年8月，国务院颁布了《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暂行办法》和《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规定，在农村，实行粮食定产、定购、定销（简称 “三定”）的办法；在城市，在“按户核实”供应的基础上，一律实行居民口粮分等级的定量供应。各城市结合粮食供应，严格控制迁入人口，并清理了没有城市户口的外流人员。

从此，粮食的计划供应指标就与城镇户口直接联系起来，统购统销开始制度化。

为贯彻上述两个“办法”，不久，粮食部制定了《市镇粮食定量供应凭证印制使用暂行办法》和《农村粮食统购统销凭证表格使用管理暂行办法》，人民生活自此进入票证化时代。

在整顿统购统销政策的同时，国家也改进了户口管理的办法。在此之前，我国的户籍建设重点在农村。大量农民开始涌入城市这一情况出现后，中央加快了户籍制度建设的步伐。

1958年1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除了详细规定公民应进行各项基本情况的户口登记外，其中第十条规定，“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的证明，向常驻地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迁出手续”。这一方面加强了对迁徙人口的管制，明确由公安机关控制迁徙证的发放；另一方面加紧了城乡户籍管理制度的建设，把“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在人口统计指标上划分开来。

有学者曾指出，统购统销一实行，社会即分为吃“商品粮”与吃“农业粮”两个等级，又因为二元户籍制度，农民和城市人口都是“世袭”的，吃“农业粮”的农民若想“农转非”成为吃“商品粮”的“城里人”几乎“难于上青天”。吃“农业粮”者实际成为“二等公民”。endprint

因此，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统购统销加剧了城乡分割，拉大了城乡差距，形成了僵硬的城乡二元结构。从此，城市人口和农业人口的区别不仅仅是居住地和职业的不同，而是一种难以更改的、世袭的身份不同。

日常生活“走后门”

当时不仅是粮食，统购统销还扩大到棉布、食品等日常生活用品，百姓个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均被纳入计划经济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内。在这种情况下，粮票、肉票、布票等各种票证应运而生。

粮票代表着政府对每个城市居民粮食配给的数量。当时在城市，尤其是大中城市，如果没有粮票，无法买到一碗粥、一个馒头、一两点心……农民进城，只能准备充足的干粮。若要出省，“含油”的全国粮票更是一两难求，城镇居民想要领取全国粮票必须单位开出“出差证明”，农民更是连想都不敢想，这使得他们的活动范围受到严格限制。

“文革”十年间，票证的种类更是达到顶点。从鸡、鸭、鱼、肉到烟、酒、糖、瓜子、花生、粉丝……从自行车、缝纫机、座钟、大立柜到线袜、尼龙袜、卫生纸、打火石、火柴、肥皂、灯泡、线团……许多东西只有在年节才有供应，不仅限量，而且“限时，过期作废”；即便是票证规定的东西，有的也只有北京、天津、上海才能保证供应，其他许多城镇连票证规定的东西都不能保证供应。

生活本是丰富多彩纷繁复杂的，这种简单的“一刀切”所造成的生活的荒诞是一代人难以抹去的记忆——

《票证旧事》一书曾辑录了一些人的亲身经历：市民宁宗一当时小孩才出生几十天，家中唯一的一把暖瓶被打破，生活极不方便。而买一把暖瓶必须要一年所发全部“工业券”，否则根本无法购买，他只好硬着头皮向邻居借用（邻居也只有一把），以渡过难关。此后，暖瓶成了他的一块心病，生怕打破，“夜里睡觉都变成了大喜、大悲和大惊的梦”，不是梦见买到新暖瓶，就是梦到暖瓶被打。

作家梁晓声永远感激他们的街道票证员王姨，因为她的偷偷照顾，“那些年我们比别的城市居民吃到了更多的豆腐”。不是过来人大概很难想象，在当时能让人多吃些豆腐是一件多么令人感激涕零的事！

1988年，上海人申健筹办婚事。按上海人的规矩要准备“三大件”：缝纫机、自行车、彩电。经过充分沟通，第一件由女方家准备，第二件找了辆半成新的“凤凰”牌自行车凑合，而搞定一台彩电，却成了他完婚的一大难题。

几经周折，申健终于找到“有路子的人”，觥筹交错间对方拍胸脯保证“解决”。可是，就在婚期只剩下3天的时候，对方打来电话告知：对不起，没有弄到。申健不由沮丧万分，下班途中路过徐家汇新华书店时，看到“买书中彩电”的广告，于是咬牙拿出三分之二的工资买书。天遂人愿，果真中了奖——一张凯歌电视机票。“顿时感觉浑身来劲，当天就把电视机用我的老凤凰给运了回去。晚上，目不转睛看电视到深夜，直到出现满屏雪花。”申健后来回忆说。

当票证日益成为百姓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时，个人的消费选择自由变得极其有限。人们往往为多买半斤肉、一把粉丝、一块肥皂……而想方设法拉关系、“走后门”。当基本生活必需品都要“走后门”才能得到满足时，“走后门”就具有了某种“普遍性”和“合理性”。凡事“走后门”，其结果必然是社会道德水准的下降。

后来，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工业和农业迅速发展，粮食和其他日用品日益丰富，20世纪80年代初，禽蛋蔬菜的价格逐渐放开，一些工业品也逐步达到了供需平衡。于是，从1984年开始，以布票为首的各种票证逐渐离开中国的流通领域。到1992年，随着中国最后一种票证——粮票被取消，票证最终结束了它近40年之久的特殊身份。

改革打破计划体制

总的说来，统购统销制度从产生到调整再到终结，经历了一个从发挥正面作用到不合时宜的过程。

统购统销制度的产生，正如陈云所说：“只有采用这种办法，才能保证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才能制止投机活动，保证市场物价的稳定，才能使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得以顺利进行。”才从根本上解决了新中国成立后粮食供销严重不平衡的矛盾，保障了人民生活及社会秩序的稳定。

但也必须承认，在国家几十年统一价格的统购统销政策下，形成了高度集中的垄断的计划管理体制，忽略了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使得价值规律无法在价格调节和资源配置中发挥作用，切断了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以及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有机联系，致使农村经济形成结构单一的产品经济的封闭体系，从而严重影响了农民的积极性，进而影响了粮食产量，阻碍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同时该政策也强化了城乡二元的社会结构，进一步拉大了城乡之间的差距，造成许多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困扰着整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而且，这种制度安排使农民长期处于“一穷二白”的贫困状态，他们改变现状和体制的要求自然最为迫切，于是率先在农村开始了改革的步伐，从而引发和推动了中国当代改革开放的进程——

1978年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1983年人民公社解体。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提高后，粮食真正多了起来。1984年粮食产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其他农副产品也大幅度增长。

但是由于统购统销制度的安排，尽管农民生产的产品增加了，生活水平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改善，农民对此很不满，因此强烈要求取消统购统销。

这种情况下，国家在兼顾城乡利益的基础上，开始采取折中和逐步的方式对统购统销政策进行调整。

在农村，从1985年起，除个别品种外，国家不再下达指令性的收购计划，而是按照不同情况分别实行合同订购和市场收购 。粮食、棉花取消统购，改为合同订购，农副产品逐步取消派购，自由上市，自由交易，随行就市，按质论价。

在城市，引发了20世纪80年代当时改革的最大举措和争论：价格双轨制——在不彻底瘫痪计划经济的情况下发展市场经济，于是就有了计划内价格和市场价格的“双轨制”，就有了倒买倒卖各种指标的“倒爷”……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端于农村改革的市场经济逐渐取代计划经济而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经济模式。

此后，在市场经济大潮下，代代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了解外面世界的愿望变得愈加迫切，他们纷纷走出家门涌入城市，形成规模庞大的新的城市“生力军”。

1992年，市镇粮食定量供应制度被最终取消，全国844个县（市）开始着手放开粮食价格，粮食市场形成，统购统销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改革的步履并没有止于此，随着统购统销计划体制的被打破，农民走进城市，户籍的“含金量”也随之降低，城市的户籍管理逐步松动，人们要求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打破城乡二元经济格局的呼声也日益高涨。2014年7月30日，国务院下发《关于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标志着我国户籍制度改革进入全面实施阶段，影响人们生活方方面的统购统销制度和户籍制度对人们所产生的消极作用正在一步步被消除。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