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

1947年2月15日的南京，已过了知天命之年的傅斯年（字孟真）在《世纪评论》周刊第七期发表《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炮轰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开篇即指出：“古今中外有一个公例，凡是一个朝代，一个政权，要垮台，并不由于革命的势力，而由于他自己的崩溃！”直言国民党政治上的失败。

宋子文初上台时，傅斯年曾寄予希望，还在《大公报》发表评论说过宋的好话，以为他和孔祥熙不一样。事隔不久，宋的真面目就露出来了，傅斯年无法容忍孔宋这些“侵蚀国家的势力”，不愿看到政府的垮台。他从宋子文的黄金政策、工业政策、对外信用、办事作风、中国文化修养和态度等五个方面进行批判，最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我真愤慨极了，一如当年我在参政会要与孔祥熙在法院见面一样，国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了，不走一切就要垮了。”

一个学者如此直截了当地抨击政府首脑，在中国是罕见的，一文既出，“各地报章纷纷转载，举国注目”。据那天的胡适日记，成舍我主办的《世界日报》当日甚至用了“傅斯年要革命”这样耸动视听的标题。

《世纪评论》是由担任过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的经济学家何廉1947年1月筹款创办的，由留美政治学博士张纯明主编，撰稿人包括萧公权、吴景超、潘光旦、蒋廷黻、翁文灏等，他们批评时政，倡导民主，言论大胆，很快得到社会公认。

何廉回忆：“1947年春季的一天，我收到傅斯年赞扬《世纪评论》的一封信……我回信约他给《世纪评论》写稿子。不久，我在南京遇到他，他告诉我说，他要给《世纪评论》写稿子，但有一个条件，就是按原文发表，不能有一字改动，我立刻表示同意。过了两天，他把稿子交给总编辑张纯明。”《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一发表，“不到半天时间，这一期《世纪评论》在上海市面上就见不到了。这并不是说《世纪评论》的发行量空前地突然增加，而是一定有人从报贩手里全部收买去了。我立刻到《大公报》馆找到经理胡霖（字政之，民国著名记者，报人，《大公报》创办人之一），把我自己手里的一份登有傅斯年文章的《世纪评论》给他看。我告诉他说这一期在市面上谁也买不到了，问他能否在《大公报》上发表，他立刻同意了。就在第二天早晨，这篇文章在《大公报》上发表了”。将刊载傅斯年文章的刊物“搜买一空”，《观察》周刊称之为“颇有‘寓买于禁的味道”。

一周后，傅斯年在《世纪评论》第八期发表《宋子文的失败》一文，直言：“自抗战以后，所有发国难财者，究竟是哪些人？照客观观察去，套购外（汇）和黄金最多的人，即发财最多的人。……（孔、宋）二人虽不睦，但祸国的事，却也‘萧规曹随。”他列举事实指出孔宋代表的权贵势力“断送中国的经济命脉”，“简直把中国葬送在十八层地狱下了”。说到工商贷款，他痛心地说：“今天的工贷都成了商贷，而且都成了投机贷。……惟有权门、霸户、豪势，或与这些人有关系的，才能得到贷款。”“孔、宋二氏这样一贯的做法，简直是彻底毁坏中国经济，彻底扫荡中国工业，彻底使人失业，彻底使全国财富集于私门，流于国外！”

储安平（时任《观察》周刊社长和主编）在2月16日给傅斯年的信中说：“先生在参政会慷慨陈辞，主张清查宋、孔产业，举国共鸣。国事如此，忧心如焚，顷闻先生将为《世纪评论》连写两文，促宋下台，谠论一出，行见全国响应。不知先生拟写之两文中，能否分赐一篇惠交敝刊？”

3月1日，傅斯年在《观察》周刊（第二卷第一期）发表第三篇檄文《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从国家资本、官僚资本、权门资本出发，条分缕析，将当时中国的状况讲得清清楚楚。

同一期 《观察》周刊的“观察文摘”栏即摘载了他在《世纪评论》首发的另两文。储安平在《编辑后记》中说：“傅孟真先生一连写了三篇抨击孔宋豪门资本的文章。他的文章是爆炸性的。”

在1947年的中国，这不是傅斯年一个人孤立的声音，经济学家马寅初等硬骨头的知识分子也一直在大声疾呼，抨击豪门资本，陈云阁主持的重庆《世界日报》就发出过同样的声音。2月16日（即《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首发的第二天）刊出社评《罢免宋子文！》和傅斯年的文章异曲同工，直接发出了罢免政府首脑的呼号——

“总之从政治责任讲，宋氏自任行政院以来，对大大小小的问题，不是无政策便是乱干蛮干，以致措施乖方、贻害无穷。当前的金融风潮既已经威胁到整个国计民生，追究责任，宋氏万难脱逃。从政治纲纪讲，一国的行政院长，在客观事实上如已表现出凭借权势以操纵市场，扰乱金融，垄断工商，吞食国计的违法败纪行径，则除罢免其官职外，自可没收其财产，惩治其罪尤。我们本此正义的认识，敢代表全国最大多数善良人民，吁请政府最高当局，当机立断，迅采立法院与参政会的主张，立即罢免宋子文以谢国人。”

1947年3月1日，宋子文在黄金风潮中被迫辞职下台，离《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发表仅半个月。

莫道书生空议论，当年3月8日的《观察》周刊通讯《宋子文下台前夕的南京》曾对“傅斯年在参政会和各刊物上抨击孔宋的怒吼”大为赞许。亲历过那个时代的何廉也说过，傅斯年的文章和宋子文的辞职“是有很大关系的”。

在1947年的言论界，傅斯年无疑是个执牛耳的人物，但如果不是何廉、张纯明他们的《世纪评论》不改动一字刊登他的宏文，如果不是胡政之的《大公报》无所顾忌地发表他的文章，如果没有储安平的《观察》周刊一口气刊载他的三篇文章，傅斯年的言论再大胆也只能胎死腹中，根本不可能影响社会。此外，如1947年2月27日发表马寅初《有黄金美钞的不要卖出来》的《文汇报》等，正是他们共同构成了1947年中国的言论界，他们是那个黑暗岁月中的一道道闪电，他们书写了民族言论史上一个有声有色的章节。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