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当亡国奴 艰难流亡路

1937年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仅三个月，上海沦陷，南京告急。叔父带领全家回安徽老家避难。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后，传来日军大屠杀的惨闻，我家虽有幸避过，但我小学同学及家人就有遇难被害的，我听了心里非常难过。此后，日本兵舰常游弋到长江安徽段，炮击两岸村庄，我家住在长江边，深受其害和威胁。日本人要打到安徽来了，叔父说：“我们不当亡国奴，绝不给日本人做事。”

1938年5月，叔父带领我和家人开始西行流亡。我们辗转到了长沙，找到搬迁到长沙郊区丝茅冲的遗族学校奶牛场。这些奶牛原是宋美龄从美国引进的，以供学生喝牛奶，保证营养的。在奶牛场住了五个月，其间日军飞机多次来长沙轰炸，我目睹了许多平民百姓被炸得血肉横飞，死者面目难辨，有的还缺手或缺脚，有些残肢被炸飞挂到树枝上，地上还有一堆堆的碎肉，分不清人形。

红十字会的救援人员抬来木板钉的棺材，用扫帚将碎肉扫到一起，用铁锹铲到棺材里，装满了就作为一具尸体，运到山上埋起来。看到这样的惨状，人们都流泪了，我一连几天都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噩梦连连。仇恨的种子埋在每个人的心里。

武汉失守，长沙危在旦夕。遗族学校奶牛场全体工作人员及教工家属，还有八九十头奶牛，雇小轮及木驳船20余艘，从长沙经洞庭湖、沙市，抵达宜昌，共行驶了20多天。

当时的宜昌到处都是难民，晚间屋檐下、走廊里都睡着难民。奶牛场工人不得已，在东门外郊区的天主堂旁坟场上搭起了帐篷，人与奶牛一起住，过了20多天，才在招商局登记排到了轮船，逆流而上，经多日航程到达山城重庆，住在上清寺巴蜀中学内，在中学操场搭起了奶牛棚。当时日军飞机不断来重庆轰炸，有时警报几天都不能解除，还发生了万人隧道里闷死人的惨案。

叔父被金陵大学聘任，此时的金陵大学已搬迁到成都华西坝。我们全家乘木炭汽车又流亡到成都，租房住在大红土地庙巷，此地离黄忠墓很近。流亡期间，叔父叔母一直抓紧指导我学习，在成都住下后我插班建本小学六年级下学期。小学毕业后，因成都学费昂贵，家庭难以支付，叔父和我商量决定投考搬迁到江津的原安徽二中（已改为国立九中），这是所经教育部批准的免费专招安徽流亡青少年的中学。

从成都到江津，如乘汽车，用时少，但费用太高。我就从成都西门外乘木船到宜宾，再换乘轮船到江津德感坝。因为是免费，国立九中特别难考，初中只招110人，可报名者多达1000多人，最后我有幸被录取。

读到初中三年级时，叔父作为教育部特聘教授，受聘到西迁湘西辰溪县龙头垴的湖南大学任教。我于是就读辰溪乡村师范，后考入湖南大学附属云麓中学插班高二年级。云麓中学是为湖南大学教工子弟办的，许多教师都是湖大的教授或讲师兼任，教学质量很高。

我在读高中的1942-1943年，叔父正忙于写书《台湾郡县建置志》，他是文史学者，查找大量史料，论证了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叔父选此题时日本霸占台湾已近50年了，日本的侵略势头正劲，不可一世。叔父太忙，我便帮他整理卡片，抄写书稿。该书1944年5月在正中书局出版，为二战胜利后中国收复台湾提供了历史依据，这也算文化抗日吧。1946年该书获教育部社会科学一等奖，这是湖南大学历史上没有过的荣誉。到1947年该书三次再版，此乃后话。

我在念完高二后即投考湖南大学电机系，被录取。

投笔从戎 湘西会战

1943年，就在我考取了湖南大学时，国民政府大张旗鼓地宣传抗日救国，号召“一寸河山一滴血，十万青年十万军”，征召青年军。我在长沙、重庆等地所见日军暴行，历历在目，对日军恨之入骨。我知道，不消灭日本法西斯，学业、家业都无从谈起，于是决定放弃学业，报名参加青年军。经过体检和考试，我因考试成绩较好，被分到设在芷江的空军通信学校第九电信训练班，同批参军的有的分到青年军，有的分到远征军出国，有的分到宪兵营。

当时芷江是抗日的第二道防线，空军第九总站设在此。芷江机场当时是全国最大的机场，美国的飞虎队和中国空军第五大队都以第九总站为基地。第五大队配备有先进的P-51型战斗机和B-24型轰炸机。空军通信学校第九电信训练班设在郊区柳树坪张家祠堂内，一墙之隔的是第五大队飞行员与工作人员宿舍。

我们训练班同学，湖南人居多，安徽、上海、江苏、浙江、湖北、江西、广东等地的都有。大家都是经过考试（英语占的分数较多）与体检择优分配来的，只有两位湖南邵阳籍同学朱克剑、刘拔萃是由第九总站高站长保送来的，当时号召所有青年人学习他俩的事迹，他俩是沦陷区邵阳高三学生。

有一天，日军派出战斗机护航轰炸机，到我后方来轰炸，第五大队P-51型战斗机和飞虎队P-51型战斗机由芷江机场起飞，在邵阳上空与敌机激战，一架飞虎队战机不幸中弹，飞行员司潘斯跳伞降落在一个小湖里，游泳到湖边山石处躲藏，日军满山搜索未果。

朱、刘两同学目睹了这一幕。日军走后，他俩找到飞行员，用英语与其交谈，经过一番解释，飞行员相信了他俩，跟他俩回家。到家后将飞行员头发、胡子都剃光，换上了他们父亲穿的长袍子，用白围腰大布巾扎上腰，再戴上帽子，化装成当地农民，带他连夜偷越敌岗哨，来到国军驻地。他们向驻军首长说明情况，驻军首长与空军第九总站核实情况后，派车将他们三人送到芷江，飞虎队队长要给奖金，被谢绝。

他俩要求给介绍工作，飞虎队将他俩介绍给第九总站，第九总站高站长兼任训练班主任，于是就保送他俩进训练班学习。飞行员司潘斯归队后经常来训练班玩，与我们班同学交谈，玩得很好。

我们训练班分机务与通信两组，我被分在通信组。教材都是通信学校统一编印的，军训教官是总站派来的，技术理论（如发动机、气象、译电等）教官都是通信学校的。endprint

通信技术教官吴洵漾是浙江人，从轰炸机上调来的，业务水平高。他除讲授陆空、空空、平面通信外，还整天在教室里用蜂鸣器按电键手把手地教我们发报，由每分钟英文和中文字母几个字开始，逐渐进步到数十字，要求在教室里每分钟发中文120字、英文140字，到机子上每分钟发中文100字、英文120字才能毕业。毕业后分到第九总站下属站的各飞机场电台见习，再正式上机工作。我毕业后被分到贵州施南塘坨镇的一个小飞机场的六十二电台见习、工作。

1945年4 - 6月，日军发动“雪峰山战役”（即湘西会战），向芷江发动全面攻势，企图攻占芷江，打开大西南通道。

中国陆军在雪峰山一线阻敌，中、美空军从芷江机场出动战机2500多架次参战，击毙日军12000多人，击伤15000多人，使敌人始终未能逾越雪峰山，遭到了惨败。湘西会战的胜利，加速了日本侵略者的灭亡，为芷江受降奠定了基础。会战期间，我昼夜守机值班，接收信息，传达命令。受前方胜利消息鼓舞，两个多月虽睡眠不足，却总是精神亢奋。

芷江受降 南京接收

1945年8月15 日，日本天皇向同盟国宣布接受波茨坦宣言的各项规定，无条件投降。我们六十二电台全体官兵调回芷江待命。

当时南京为前方受降地，芷江为后方受降地。

位于芷江七里桥村的中美空军联队俱乐部大礼堂定为受降会场，我参加了会场布置，会场正面孙中山像，像上方是“天下为公”四字，像两侧分别是“革命尚未成功”和“同志仍需努力”字联。像前摆放长桌，上面铺着白桌布，犹如法官案台，正中是陆军总参谋长萧毅肃中将的座位，左边是陆军副总参谋长冷欣的座位，右边是中国战区美军作战司令部参谋长柏德诺的座位，侧面是译员和记录员坐席。对面摆着一张桌子，桌后四把椅子作为投降代表坐席，日军首席投降代表是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大礼堂前扎有松柏牌楼，芷江无城墙，在东西南北街道出口处也都扎了松柏牌楼，大街小巷都贴了不少标语，军、宪、警人员全部换穿呢制军服，并全部换了新式武器，经强化训练，走在街上雄赳赳，威风凛凛。

受降准备工作完毕后，我空军无线电台与日本空军电台联系，通知他们受降事宜：指定受降那天所用的波长，要求来芷江的飞机连飞行员与通信员不准超过7人，同时飞机尾后必须挂一丈以上长的白布，日方飞机无线电必须与我方对空无线电随时联系等。我方的通知是命令式的口吻，发报的是我的同学战友，我的任务是戴着耳机守在机器旁监听上述信号。随后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等总部官员、各战区长官、美军方人员及记者陆续飞抵芷江。

1945年8月21日早上8点，我方第五大队一个中队9架P-51型战斗机起飞，在芷江上空警戒。日机从汉口起飞，当发现日机到达常德上空时，我方9架战斗机加速迎上去，3架抢在日机前方，3架上升到日机上方，3架尾随其后。到达芷江机场上空，我方前3架首先着陆，日机随后着陆，我方其余6架战斗机继续在芷江上空实施警戒。

日机着陆后，所有人员全部走出机舱，双手上举，请求我方宪兵检查。经过仔细搜查，无可疑之处后，即令他们乘坐我方准备好的敞篷吉普车，车前插有一面小白旗。我方军、警、宪人员全副武装，手持上了刺刀的步枪。车队前面是开道警车，日方两辆降车随后，后面又是我方警车压阵。车队绕芷江城一周，芷江街道两旁站满了民众，口号声、鞭炮声不绝于耳。受降期间，我还承担了一些杂务工作，看到日军代表的狼狈相，我开心极了，心想：“小鬼子，你也有今天！”

第二天（8月22日）上午8时，受降仪式开始，会场周围站满军、宪、警人员，戒备森严。主席台上端坐着我方首长，对面的日方席上坐着投降代表日军副参谋长今井武夫等4人，他们的后面坐满了各界、各战区代表及第九总站工作人员。仪式由高站长主持并首先讲话，接着各界、各战区代表讲话，最后日方投降代表今井武夫宣读投降书。双方签字后，今井武夫手捧投降书，低头弯腰，双手递给我方首席受降代表萧毅肃中将。这时，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紧接着鞭炮齐鸣，欢呼声、口号声震天。

仪式结束后，日方代表又坐上插着白旗的吉普车，我方军、宪、警人员荷枪实弹押送，按头一天的乘车顺序，再加上我方代表及各界、各战区代表乘车随后，长长的车队又绕芷江城一周。我深深感到我们被侵略者蹂躏的时代结束了，中国人扬眉吐气了，此情此景我终生难忘，我为见证了芷江受降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而自豪。

当晚，何应钦总司令设庆功宴，芷江军民欢聚一堂，欢庆八年抗战的最后胜利。

芷江受降后，我方即准备去各沦陷区接收日本陆、海、空军工作。空军由航空委员会统一调动，必须先切断日方的耳目——设在南京的空军无线电总台。我被调往南京，一行20多人在芷江乘飞机，降落在南京明故宫机场，再乘汽车到中山东路原国民政府最高法院院址，接收日军空军总台。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住在对面的原司法部大楼，他的住处是由陆军去接收的。随后我方在南京小营梅园新村前院架设我们自己的空军无线电总台，航空委员会调来贡常怀任总台台长。架设完成后，总台开始与全国各地电台及飞行中的飞机联络。

1946年3月，我的叔父因轮船事故不幸去世，我请假奔丧，处理后事。因大大超时，更因当时国共谈判决裂，内战爆发，我不愿意打内战，故没有回空军，自动脱离。后被家乡的鹞石中学聘为数理教师，以后又应聘到四毅中学（枞阳一中的前身）任教，并于1948年春结婚。

1954年的肃反运动中，组织上认为我在国民党空军工作过，定我为“历史反革命”，开除公职，回家生产。以后20多年，我顶着“五类分子”帽子当农民，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每次政治运动都要受到冲击，我的前五个子女也失去了上学的机会，成了地道的农民。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组织上为我平了反，恢复公职，我又回到老洲区，在中学任教，直到1982年退休。

我从18岁起当了两年多的兵，从29岁起受了20多年的罪。一生虽然坎坷，对国家没有什么贡献，但我为自己在民族存亡之际没有当亡国奴，并为抗日做了一点事情而引以自慰。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