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土地_参考网

父亲的土地

2014-12-01刘斌

文学教育下半月 2014年11期

关键词：鱼池

清明时节，春雨潇潇。父亲在这个节气的黄昏，从几百里开外的乡下，颠簸了一整天的汽车，来到了城里。父亲像只落汤鸡，雨水将他那黑色脑门上稀疏斑驳的为数不多的几缕头发粘连在一起，像笨拙的学徒手中那砣怎么也拉不抻透的兰州拉面。

脚上两只被雨水浸泡湿透的布鞋还未及进屋，父亲就开门见山：快！快点想办法！家门口的池塘要被分掉了！

我一惊：什么？鱼池子要分掉？这么快？

是的。今天晚上，村里的干部和墩台上的人，正在隔壁的憨伢子屋里扎堆，商量全墩重新分田的事情！父亲的语速像在拉肚子打标枪，哗啦啦啦，急速且愤怒。

父亲和我的担心，终于变成了现实。

老家在一个四面环水的叫做“柳家墩”的地方。朝南的大门对着长江与洞庭湖，后门枕着洪湖。小时候，因为作文的需要，我常常用“鱼米水乡”来赞美我的家乡。当然，这四个字，并不是我的发明与创造，这也是我从书上抄袭得来。直到1998年的夏天，那场发生在家门口的载入史册的“98荆江抗洪”的大水，我才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水乡人民对脚下这片土地的爱恨交织与去留两难——“得水独优惟水忧”的“穷窝子”与“水袋子”呵！

接二连三的大水，淹没了乡亲们的生计与盼望。隔壁三家，左邻右舍，纷纷携家带口，弃田抛荒，掩门而去，南下长沙株洲，深圳广州，擦皮鞋，捡破烂，进工厂，摆地摊，在漂泊的他乡，继续寻找生活的希望。

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父亲没走。父亲一辈子也没有离开过他的土地。

那时候，种地的税赋很重，每亩的公粮水费，加起来要交350多块钱给集体。即便是遇到丰收的年成，亩产千斤稻子，扣除化肥农药种子灌溉费，每亩下来，能赚到两百块钱，那已是人喜神欢，捧到后脑壳喜。假如是遭遇到灾荒年成，那就是颗粒无收，生计都成大问题。所以，弃田抛荒，在老家已是一种极其普遍的现象。2000年的3月，老家一位叫做李昌平的乡党委书记，大着胆儿，给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同志写了一封《我向总理说实话》的信，痛陈“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昔日富庶丰饶的鱼米水乡，竟至凋敝零落如此。

出于对祖业故土与生俱来的感激，父亲终于没有出走。眼见得屋前屋后大片的良田抛荒，杂草疯长，父亲心疼不已。如家大口阔不堪重负的好心妇人不忍弃婴抛掷荒郊一般，将河套内荒芜的近四十亩良田承接下来。（需要特别加以说明的是：其时，抛田抛荒现象在家乡农村极其普遍。田地可以荒芜无主，但谁要承包耕种，又必须缴纳高昂的公粮水费。——“当官只管有廉耻的百姓”，这是父亲一辈子念叨重复得最多的一句话。）

老实说：父亲做过靠土地发家致富的美梦，当然，理想很丰满，现实很残酷。屋前的一大片地，乡里号召说，要鼓励多种经营，发展湖区立体经济。县上号召：“兴工兴农又兴商，稳粮抓钱奔小康”。父亲于是就和母亲从镇上买了300只鸭子，准备养鸭下蛋。300只雏鸭，夭折过半，能下蛋的，不过百余只。因为鸭子喜欢跑，就经常发生跑到隔壁农人庄稼地里觅食的事情。一个脾气急躁的邻居，将搅拌了毒药“呋喃丹”的稻谷，洒在自家地里。鸭群经过，误食之后，死了大几十只。母亲擦干眼泪，将其余老鸭便宜卖掉，自此不再养鸭。

镇上又新来了一位书记，号召全乡村民要广植经济林，种小白杨，三五年长成后，卖给镇上造纸厂。父亲闻风而动，拉着我，坐着手扶拖拉机，到镇上买来小白杨种苗百余株，遍栽房前屋后。小白杨长得又快又好，碧绿一片，真如阎维文的歌儿唱过的：“微风吹/吹得绿叶沙沙响（罗喂）/太阳照得绿叶闪银光//”，煞是惹人爱怜。眼见得碗口粗的小白杨已经到了砍伐季节，却始终没有木材商上门。父亲跑到镇上一打听：原来镇上的造纸厂，是乡镇书记任上招商引资忽悠游说而来。可造纸厂工艺设备简陋，环保不达标，将工业污水直接排入长江，年后被省报的记者曝了光，镇造纸厂只得关了门。还又听说，镇上的书记，因为得了造纸厂长的几七几八，被县检察院捉起来了。

父亲怏怏而回。几个看戏不怕台高的邻居怂恿父亲：柳师傅，这个小白杨是乡里怂着你栽的。这3年的土地承包费加起来都要两三万。他们说要你栽你就栽，现在栽了，又不收，真是不像话！说不要，就不要，那你绝对不得依他的符！干脆，把这些树跟我全部都砍落，用一个大车子，拖到乡里去，把乡政府的门堵起来！看他们那些当官的究竟有好大的一个狠！

父亲淡淡一笑：堵？堵一个鬼！人都捉起来了。老百姓的日子不好过，当官的更作孽！

前任县委书记，因为经济问题，被省里抓起来了。市里新派来一个书记。新来的县委书记，雄心勃勃，新官上任三把火，誓言要改变老区贫穷落后面貌，花大气力，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全县经济发展方式。老区不是湖多水多么，那就大力发展水产业，以水兴县，以水富民。县上的精神，马上传到乡里。父亲临机而动，按县乡两级政府要求，多方筹措，花了1万多块钱，找来几台挖掘机，将屋前一块6亩多田的水田，挖成了回形鱼池。又东挪西借，凑了2万多块钱，开始买网箱，引种苗，学技术，挨家挨户到方圆几十里的邻近乡村收鱼苗，进行黄鳝养殖。

父亲领着我，在鱼池旁边用茅草盖起了一间简易的茅棚，起早贪黑，1天24小时，吃住在茅棚，像抚育婴儿一般，悉心养殖黄鳝。什么东西，散养起来，生命力都挺顽强。一旦集中圈养，问题就马上来了。一个网箱，一般投入种苗是30到40斤，只要有1条黄鳝感染病毒，如发现迟缓，不出一周，全部的种苗就都会死光。令人担心的事情，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盛夏的一个午后，父子俩照常巡视鱼塘，隐隐约约发现一股刺鼻的异味从鱼塘的左侧飘来。父亲领着我，找到了怪味的源头。我和父亲费了老鼻子劲，终于将一口网箱从水中拽出。果然，春天投下去的钢笔粗细的30多斤黄鳝种苗，现在已经长得如大拇脚趾般粗了，少说也长重了两倍。令人痛惜的是：网箱内的鳝鱼早已死亡，一条条堆码在一起，如冬日老树上吹落的枯树枝。有了这个教训，父亲和我就更加不敢再有丝毫的怠慢了，几乎隔三差五就将另外的三十余口网箱一一拽起，逐一检查，生怕再有半点的疏忽。endprint

春节快到了，正是黄鳝的收购旺季。可往年骑着自行车挨家挨户收购黄鳝的殷勤的小贩们，一个个都不见了踪影。找人从镇上银行贷的2万块钱的养殖款，按贷款协议，必须要赶在春节之前如期还清，否则，银行就要将担保人告上法庭。父亲不得已，于是，就请母亲去找我的二姑妈，拿了两万块钱的高利贷，挖东墙，补西墙，将银行的贷款如期还清。

第二年的正月十五，很快到来。两千多斤黄鳝，早已抢在年前腊月大雪之前，全部回收上岸，养在家中上十口大水缸之中，只等鱼贩子前来收购。眼见着水缸中的鳝鱼，饿得越来越瘦，而且每天都会有好几斤抵抗力差的鳝鱼出现死亡的情况，父亲便越发地焦急。可左等右盼，从头年腊月，熬到第二年的正月末，也少有人来问津。父亲多方打听，说是头年里全县的黄鳝养殖泛滥成灾，说是连最爱吃黄鳝的江浙沪老乡，平均每人每天吃三斤，也吃不完咱们县里去年一年养殖的鳝鱼。这似乎印证了父亲多年种地摸索出来的一个经验：什么东西，都不能多养。越少越值钱，越多价越贱。父亲没有学过经济学，搞不懂“价格杠杆”、“市场之手”、“供需平衡”那些大道理，他只晓得用自己的血汗与辛劳，反复验证着“丰产未必丰收”这个朴素的道理。

乡里的话，听不得；现在，事实证明：县上领导的话，也听不得。眼见着水缸中的鳝鱼越来越瘦，死亡率越来越高，终于，实在是坚持不下去了，二月二，龙抬头的日子，父亲在家门口，以每斤16元的价格，将1500多斤鳝鱼悉数卖掉，换得人民币2万4千多元。扣除挖鱼池与种苗、网箱、鱼饲料等养殖成本，一收一支，父亲净亏了3万多元！一个有意思的数字是：父亲收购种苗时，野生的鳝鱼苗价格是每斤18到20元，而现在这些家养的鳝鱼，一条条又肥又粗，卖出价却比收购价低了好几块钱！

母亲埋怨父亲，说种一年的地，也没有这么劳碌操心，早晚两季水稻，管它粗壳瘪壳，最起码也可以收一个上万斤谷吧？这下好，听了县里的“洋煽术”（柳家墩方言，忽悠、耍弄之意），亏了这么大一个窟窿眼，几时才能补得回来？

父亲有苦说不出，只是讪讪地笑：今年，今年再接着养一年！今年，有了经验，保证把去年亏的本，全部赶回来！

父亲的话，很明显的带有自欺欺人的味道。还是母亲看问题看得准。第二年，尽管父亲的黄鳝养殖大获丰收，却还是面临滞销的严峻现实。父亲和几个养殖大户，腊月底前将鳝鱼运到汉口与岳阳的鲜鱼批发市场，也没有卖出一个好价钱，仍是累积抬高了亏本的数字。

第三年，在母亲的百般干预下，父亲不再养殖鳝鱼。而是在洪湖渔场，买了上千尾草鱼、武昌鱼和野鲫鱼种苗，投放于自家鱼池之中——父亲不再对渔业养殖感兴趣，这些家鱼种苗的投放，完全不以赚钱为目的，只图自家过年时，能有几条新鲜的活鱼吃。——花了大价钱开挖的经济鱼池，最后变成了没有产出的家鱼池。6亩多田的水面，每年的公粮水费，都在2千元左右，而且，这个现状维持了十余个年头，一直至今。

这年的秋天，一个消息在全县传开：县委书记因为经济问题，被抓起来了。据说事情的起因是因为江苏老板向上面写了告状信。那个江苏老板，3年前，被县委书记招商引资过来，搞水产养殖。为吸引这位老板，县委书记许诺，将200亩靠近省道的高产农田低价承包给他，搞水产养殖，主要是喂养黄鳝，合同期限是20年。养殖老板先期投入了500多万。可市场行情不好，黄鳝销路不畅，无法兑现水产承包经费。承包地所在的村民很不满意，强烈要求乡里、县上终止合同，将原本属于他们的农田退还给村民。于是，亏了本的养殖老板就和上百位村民互相掐架，让养殖老板没法正常喂养，最后，相互还动了手。养殖老板雇请的保安队和村民发生肢体冲突，打伤了上十个村民。此事闹得沸沸扬扬。县委书记担心事情若进一步升级，势必会影响社会稳定，危及锦绣前程。不得已，只好反过来给外来的养殖老板做工作，答应补偿损失，提前终止养殖合同。但双方却为赔偿数额争执不下，心灰意冷的养殖老板忍无可忍，一纸信访，揭开彼此间的利益链条。上级纪检部门介入，春风得意的县委书记，美好前程，戛然而止。

县上的书记，走马灯似的，换了一茬又一茬。父亲是一个农民，和县上干部实在是隔得远，所以，来来往往、卸任上任的父母官，父亲一个也记不得。唯独这任喜好水产养殖的书记，父亲算是一辈子也忘不了。县委书记姓贾，叫贾福民。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时间过得可真是快！

随着党中央对“三农”问题的日益重视，更主要是国家繁荣了，富强了，党中央吹响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奋进号角，城乡之间，开始进入到“工业反哺农业”的新阶段，延续了几千年的农业税说免就免了，而且种粮还有了补贴，粮棉油实行国家收购保护价。更加利好的是：随着三峡大坝的建成，蓄洪调峰作用立竿见影，困扰江汉平原老百姓的最大心腹之患已基本解除，过去几乎是隔年就来的外洪内涝，随着内河的疏浚与全新的农田灌溉体系的建设到发挥作用，洪水天灾的威胁已经不复存在。还有就是当年离家出走在外闯荡世界多年的乡亲们，一方面是这些年在外多少积攒下了一部分辛苦钱，另一方面还是思乡情切，现在，眼见得国家的农村政策是越来越好，对农村的公共基础设施等基本建设的投入经费是越来越多，就前脚赶后脚，归心似箭，一个一个的，从那四面八方，从打工谋生地，回得家来。

见识了外面的世界，仰望过大城市里鳞次栉比节节攀高的高楼大厦，忽然见着了逃荒前撇下的残破的低矮的小屋，那个反差与落差之大，在心灵上所引起的强烈震撼，简直是无以言述。于是，一为遮雨挡风之生存必须，二为了面子，于是牙齿一咬，就开始在靠近村里泥巴公路的水田地里，抬高了地基，开始盖起了两层的红砖楼房。又过了几年，乡里出钱出力，将乡砖厂不合格的破砖一车一车地拉了过来，倾倒于村里的公路之上，又用铲车铲平，于是，泥巴路，就成了砖渣路，从此，家门口的这条砖渣土路，车来车往，风雨无阻。

柳家的先祖，从两百多年前的江西逃荒过来，在洪湖岸边居住，以打鱼为生。随着人丁兴旺，后来，几个柳家弟兄又从洪湖界牌逆流而上，到了现在的柳家墩。先祖们厌烦了逐水而居、随波逐流、漂泊无依的水上生活，于是，在水中觅得一处芦苇丰茂的高地，暂时安顿了下来。因为水患频仍，于是，一代又一代的先祖们，肩扛手提，从河套取土，垒高夯实自家的墩台的屋基，子子孙孙，无可穷匮。我非常清晰地记得，一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初，过完了正月初一的柳家墩台上的人们，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就会在家中主事人的吆喝与身体力行中，开始年复一年的洗塘取土、填高墩台的沉重而快乐的重度体力劳动。——永无休止的、沉重而且疲惫的挑土劳动，为的是抵抗不可预期、随之而来的江河溃堤与浪逐天高的内涝水荒。——那一场场惊心动魄不期而遇说来就来的水灾，该是冲走了柳家墩的先祖们多少的茅舍、生计、口粮，还有嗷嗷待哺的乳儿，以及那白发苍苍的老者啊！——水，以及水灾，那是柳家墩人生命中永远无法抹去的梦魇，它流进了一代又一代柳家墩人的血脉与基因之中！endprint

但，柳家墩人延续了几百年的沉重的挑墩台劳作，随着三峡大坝的建成，悄悄地停止了。

因为实在是受够了老墩台上逼仄的生存空间，闻够了邻舍之间房前屋后沆瀣一气、臭不忍闻的露天茅厕的臭味，到上世纪90年代初，墩台上就有两户人家率先从老墩上搬了下来，搬到了村北头旁边靠近土地庙与村泥巴公路的一片农田里，建起了一栋三间的红砖平房与一栋假两层的红砖楼房。

柳家墩台上这两户从高台迁往平地的人家难道真的是不惧水患的勇敢者么？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真实的情况是：随着家里人口日益增多，祖辈四面透风的泥巴屋已不能解决最基本的住宿之需，5口之家还拥挤在一个有着严重安全隐患的裂了大缝隙的泥瓦房之内。寒冷冬天里，歇冬的水牛、下了儿的母猪、下了崽的母狗与狗仔儿，以及房梁上长可盈尺的硕鼠肆无忌惮地往来穿梭……好多个狂风暴雨的夜里，睡梦中，屋顶上的破瓦朽楥被风雨卷了下来，直接砸在瑟瑟发抖的破被絮上；半夜里，酣梦中的小儿陡地发出惊恐万状的嚎哭，那是被饥饿的老鼠咬着了耳朵——实在是屎臊尿臭啊！实在是人满为患啊！实在是险象环生隐患重重啊！于是，不得已，只得搬迁祖上辛苦开创的基业，向着新的地基开拓。——新的地基与老墩台之间的落差有上十米，相当于城里的3层小楼之高！

——柳家墩的墩台屋基变迁史，不应忘记这一前一后率先从老墩上搬迁至新址的人家！

——这两户人家，最先搬下来的是我的堂叔柳上飞；还有一户，是我的父亲。

眼见着我们与堂叔家的房子在新址相安无事，门前养鸡，屋后种菜，春有油菜花，夏有荷花芝麻花，秋有棉花，冬有雪花，简直就是神仙一般的好日子。更主要的是，即便是发生了较为严重的内涝，新址上的房屋，也不至于被水灌堂屋。柳家墩人祖祖辈辈最为当惊受怕的水淹房舍的灾难，似乎在新址上再难重演。于是，接二连三的，老墩上的人家就开始往我们所居住的这块地上搬。

宗法制下的中国乡村，千年流淌的是血脉亲情。虽然同为一个姓氏，共同拥有一个祖先，但随着家族人丁繁衍的兴旺凋零，慢慢地，渐渐地，五十年，一百年之后，家族间的亲疏远近就越来越明显了，随着妯娣婶母等外姓女人的加入，因为了求生的本能，因为了资源的贫乏，因为了土地的贫瘠，因为了利益的纷争，家族间的矛盾，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同国际地缘政治一样的，在左邻右舍的选择上，千年不变的乡村，还是严格遵循着血脉浓疏的亲情法则：子孙房舍的修建，必定是围绕着父辈、祖上的繁衍之地这个圆心，如水中的涟漪一般，一圈一圈，渐渐扩散、荡漾开来的，千年如此，亘古不变。倘有搬离祖屋，背井离乡，那一定是遭受了人生无法抗拒的重大变故，否则，定会落下个“数典忘祖、抛弃祖宗江山的不肖子孙”的骂名——千年封建制的精华糟粕，早已根深蒂固，融进了农人的血脉，成为华夏农耕文明的基因元代码。

最开始，新址上，父亲与堂叔在自家的农田上，并排做屋，右手边的一大片，都是堂叔的；左边一大溜，都是咱家的。父亲曾有过美好的蓝图，说是这回把地基留够，等将来有钱了，就在屋旁边并排再做上一长溜上十间屋子，那该是有多么的气派呀！柳家祖上高楼大瓦屋连排成行的昔日荣光，似乎又可在父亲的手上得以重现！——父亲一想到这些，心底就涌起一股原野般辽阔旷远的豪情！父亲是这样想的，估计堂叔也是这么想的哩。是的啊，他们是亲叔伯的堂兄堂弟，他们各自的祖父，乃是一母同胞的亲兄弟。

可是好景不长，随着墩台上的人们的陆续下迁，父亲与堂叔预留的宅基地不保。本来，靠近村公路边的农田，大家都不是很喜欢要。为什么呢？因为路边农田里的庄稼，走路的牛会吃，棉花、豆荚会有人随手抓上几把，成熟的稻子会吸引成群的觅食的鸡鸭——对于一代又一代的柳家墩人来说，饿饭的记忆，刻骨铭心。庄稼人最是爱惜粮食的，不忍糟蹋一粒半颗，所以，对路边的田地，自然是避之唯恐不及，生怕被自家背时的手，抽到了坏彩头，分做了自家的责任田。

可现在，善变的、务实的、斤斤计较的柳家墩的人，迫于现实的需要，忽然又开始争抢起了新的宅基地来。毫无疑问的是：村干部一定是得了后来成为了父亲邻舍的老乡的好处的，一定要父亲拿出隔壁所有的土地，给急需建房的邻居。父亲实在是抗不住村干部的威逼，忍住满腔的怒火，将其余的墩基拿了出来。父亲曾哀求过村干部，希望能在自家屋子旁边留出哪怕上十米的面积，用来增盖一间厨房。村干部说为了房舍规划的整齐划一，多留一间空地，又不能马上盖房，那就好比是一个人缺了门牙，豁着嘴，那样晓得有几难看？于是，断然拒绝了父亲的苦苦哀求。

邻人当然也姓柳，叫柳鳡鱼。论辈分，是父亲的爷爷辈。他的祖上与父亲的祖上，最起码隔着了上十代人，血脉亲情早已稀释如水。鳡鱼生了6个儿子，世世代代，都是穷苦出身。按父亲的想法，这新址上多余的宅基地，给到墩台上的任何人，也不能给到鳡鱼。为什么？因为父亲的父亲，与鳡鱼的父亲，一辈子都是结死的冤仇！这个道理很简单：父亲的父亲，会识文断字，在柳家墩方圆几十里，都是响当当的人物。解放前，当过门族护长。因为精通捕鱼技术，所以，在历次的水灾中，当柳家墩的人们还在为求生讨饭而颠沛流离之时，父亲的父亲就已经熟练地驾驭着他的小船，在洞庭湖的波峰浪谷间跌宕起伏，撒网捕鱼。尽管鱼多价贱，几十年的光景里，父亲的父亲，还是积攒了一笔相当可观的财富。钱多了，肯定不能埋进土里。父亲的父亲，于是就从湖南的深山老林里，买来无数船几人方能合抱的上等樟树木，又请了几十号人，以巴掌大的祖居地为圆心，向着低洼的湖面，挑土升墩，前后忙碌了个把月，将墩台扩展到了近两亩地，盖起了6间高轩亮敞的木质连排大屋。解放后，运动接二连三。父亲的父亲，被打成了“四类分子”。幸亏祖母精通世故人情，将家中的银元与金银首饰悉数打点送光，方才保住爷爷的性命。

“四类分子”的命虽然保住了，可剥削阶级豪华气派的连排大木屋却不能继续存在。那天的早晨，炊烟还没升起，柳家墩上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上百口人，就被公社工作组的干部召集到了爷爷的墩台土场。工作组的干部慷慨激昂，数落了爷爷的罪状，号召在场的人，马上开始拆屋。或许是对戴着高帽、五花大绑的爷爷心存怜悯，想到往日的他也并不是那么的“罪大恶极”；也许是心存忌惮，怕日后遭到打击报复，所以，人群中虽然交头接耳窃窃私语，却没有谁从人群中站了出来。endprint

工作组的干部，站在门口土场上的那棵无花果树下的用碾槽做成的月牙形磨刀石上，挺胸腆肚，满脸胀红，手臂忽高忽低，上下挥舞，居高临下，扫视着人群，眼中充满了失望与愤怒。见仍无响应，工作组干部又大声宣布：有谁第一个上瓦拆屋，我就奖励他十根最粗的檩子，增加20个工分，今年冬天不到长江干堤上去做堤挖河！

工作组干部的话音未落，一个腰板壮实得赛过石磙与甲鱼背的中年汉子就从人群后面冲了出来。他快速地登上早已侧立于墙壁的长长的木梯，三越两跨，如轻猿跃涧，登上了屋顶。“轰隆”一声巨响，屋顶正中间那个半米高的石雕的凤凰图腾，就折成几截，扑腾翻滚，砸向土场，溅起簸箕大的土尘。人们争先恐后，揭瓦拆榫，卸门掀梁，大半个上午，便将连排木屋拆毁一空，徒剩几堆已断成碎片的燕子瓦砾，实在是派不上用场。工作组的干部，兑现了承诺。鳡鱼的父亲，如愿以偿。自此，父辈们的冤仇便已深深结下。

“冤家路窄”，父亲对这个词语有着切肤的体会。父辈们的冤孽，加上这眼前的抢地风波，经年累积，邻里之间的矛盾，便愈发升级。父亲好像是得理不饶人，口口声声声称自己是这块土地开疆拓土的功臣，鳡鱼是用极不光彩的手段进行的攫取与霸占；而鳡鱼也是针锋相对，寸步不让，反驳父亲：这地又不是你的，地本来就是国家的，是集体的，是村里的。当初我找你求地，你要是答应，莫说是给你留一间，就是留三间，也好打商量；现在，这个地是村里分给我的，有狠你找村干部说理去，莫在这里找我扯斜皮！

这种邻里之间的不愉快、不和睦，伴随着争争吵吵，闹了十好几年！今天母亲说你又占了我一脚板长的菜园，明天邻居说你的界桩树越长越粗，已经越界，树叶子的影子挡住了日头，辣椒秧子长不高，黄瓜藤子蔓不开，再不砍掉，我就踹断了算了的！——婆婆妈妈，鸡毛蒜皮的事情，在斤斤计较、得理不饶人的农村妇人那里，俨然是天大地大的事情，谁也不服输，谁也不服软，你不让我，我不让你，以邻为壑，嗔目怨怒，简直是鸡飞狗跳，水火不容！女人间的争吵，吵得当家主事的男人们心烦气躁。吵着吵着，两边的男人就出来了，就又开始翻出了上辈人拆屋子抢檩子的历史过节来——这种邻里之间的剑拔弩张的紧张关系，一直到母亲2009年的春天率先退下战场，告别人世而终止。

母亲死了，好斗的冤家，没有了对头。往日里摔盆掼碗、吵囔不休的邻里之间，忽然陷入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寂静。又过了三四个年头，世世代代都是贫农篼子出身的鳡鱼家族，到了鳡鱼的儿子这一辈，开始有了出息。鳡鱼的大儿子靠贩卖鳝鱼龙虾，积攒了一些辛苦钱，在去年的冬天，自立门户，从鳡鱼的家中搬走了。很明显，鳡鱼的儿子，是带着气搬走的。他在靠近另外一个墩台的水田里落下了高高的地基，建起了一栋高大敞亮的三层小楼。小楼的高度、气派与贴的瓷砖档次，在方圆几十里的农村，都可算得上是中等偏上的房屋。这栋高楼，离我家的老屋，足足超过了2里路的距离。——眼不见为净，鳡鱼高兴，我的父亲更是有种说不出的轻松。

新屋上梁的那天下午，鳡鱼的儿子，风风火火地来了一趟他的老家，收捡一番过后，将朽破不堪的老木门“吱吱呀呀”勉强关上。他又精神抖擞地来到了我家的土场。土场上，父亲正在费劲地搓着粗壮的水牛革头的麻绳。

“老柳，咱们邻里一场，过去，我爹和你的烧伙的（柳家墩方言，指做饭的妻子、婆娘），争争吵吵了一辈子，哪个都没占着好。从现在起，咱们‘做牛的不共杠，做猪的不共槽，这辈子，再也不会做邻居了！不，下辈子，也不会再做邻居了！”

话锋裹刺，明显带着挑衅。父亲正要发作，却见邻人儿子已扬长而去。300步路远的地方，有“噼里啪啦”稀稀松松的一串爆竹传来。父亲看见，那是鳡鱼的儿子在土地庙前给土地爹爹敬香燃炮。

父亲被鳡鱼儿子一连串的炫耀与刻薄，呛得差点背过气去。

就因为这个墩台地基被人抢占的事情，父亲认为是他人生无数个失败的战役中，输得最为惨败的一次。父亲发誓：一定要在他的有生之年，重新寻觅一块新的风水宝地，为父辈增光添彩，为自己挽回颜面，为子孙留够地基！

老谋深算的父亲，早早地为儿孙们相中了地盘。这个地盘，就是这块面积有6亩之多的回形鱼池。

到处都是抛田抛荒，种地已经成为了沉重的负担与巨大的累赘。您要说咱父亲当时思想有多么的高尚，那也未必。只不过，他是抱着故土难离、祖宗家业不可抛的朴素的、甚至是有些迂腐的、落后的封建思想，默默在守护着一个农民应有的良心，这就是：祖业不可抛，良田不可芜！

有了先前邻人横刀夺爱的惨痛教训，父亲这回学了乖。他学着紫禁城内开挖护城河的搞法，将村砖渣公路西侧这一大片低洼的水田挖成了一个形状似“山”的鱼池，先养黄鳝，后又养家鱼，赔本赚吆喝。事实上，真实的意图是：趁早抢占宅基地的地盘。父亲确信，不久的将来，柳家墩台上的人们，一定会进行第三次大规模的搬迁，而搬迁地一定就是村级公路西侧的这排延长线！——坦白地讲，我一直对父亲有着很深的成见，比如他的脾气暴躁，比如他的好装面子，比如他的迂腐贫穷，比如他的固执倔犟，比如他那根深蒂固的封建地主思想……，可在墩台屋基选址这件事上，我不得不佩服父亲是一个高瞻远瞩、引墩台风气之先的活神仙！我常常在想，要是父亲当年不是因为他的“四类分子”子女的身份，如果他能有机会多读一点书，如果他能有机会参军到部队，以他的天赋异禀，一定是可以干出一番轰天动地的大事来的，他的人生一定是不会像现在这样：一辈子守在这个贫穷落后、你争我夺、尔虞我诈的湖边村落，郁郁不得志窝窝囊囊一辈子的——至少，在看房选屋找地基这件事儿上，在国内房地产连续几十年持续火爆的市场，他要么就成了房地产业的资深操盘手，要么就到粤港澳地区当起了腰缠亿万的风水大师！

我的大哥柳大胖，显然是很好地遗传了父亲急躁的脾气。所以，他们父子俩，一直互相不买账，长期相互攻击。别看大胖在外人五人六指手画脚牛皮哄哄，只要他会着了父亲，三招五式，一定会乖乖地败下阵来。他说又说不赢父亲，打也打不赢父亲，所以，只有装缩头乌龟，躲着父亲。每次，父亲和柳大胖之间就某个事情，比如说为父亲非得要当村干部的事，比如说为父亲抢占宅基地的事情，他们就会各执一词，互相较劲。似乎柳大胖好像政策理论哲学法学历史等大道理讲得头头是道，好像是占尽了上风。往往就在这个关键时候，父亲忽然就提高声调，声色俱厉，使出最后的杀手锏，当面或者在电话那头对着柳大胖咆哮：“你不是号称文武双全、学术两科么？你不是还是博士博士后么？我老子小学都还没毕业呢！我要是赶上你这好的时代，我要是哪怕只读了个中学，你的这点本事，我连眼睛角都不会瞄你一下！胳膊肘子朝外拐！最恨你这种数典忘祖的人：别人死了爹，你在那里抱起灵牌子哭！反眼贼！”可怜的柳胖子，不晓得是修养好一些，还是理屈词穷，他安静地对着电话那头声浪一浪高过一浪的父亲说：“好好好，行行行。您郎说得对。我还要去上班呢。”然后，慢慢地挂掉了电话。endprint

在抢占宅基地这件事儿上，不得不佩服父亲的远见卓识。

国家的农村政策越来越好了。离乡打工的邻舍纷纷回来了。土地庙前的那条黄泥巴公路已经变成了砖渣路了，前两年，又终于变成了一条3.5米宽的水泥公路了。高速公路马上开建，已经在征收村里农田了。父亲鱼池南北两头延长线上的水稻田，已被高家墩、柳家墩的乡邻们悉数分尽。富裕后的柳家墩上的人们，已在公路的西侧次第盖起了一幢又一幢高大气派的楼房。特别好面子的柳家墩的人们，你的新屋，修了两层，我肯定会高你半层；你若修了3层，我就会修建4层。钱不够，怎么办？那就发动所有的亲戚，你借两千，他借一万，大帮小凑，连买带赊，一定要将房子建了起来，一定要将高楼树了起来。在柳家墩，辨别哪家房子的新旧，啥都不看，你只需站在一个高的开阔的田埂之上，远远地望去，将房子的高矮尽收眼底，即可辨识出房舍修建年代的远近：最高的是新房，最矮的是旧房，顺次递减，百分之百的准确，绝对没得错的。

楚人崇凤，楚国尚巫。作为楚人的后代，柳家墩的人，笃信风水。新修的屋子，哪怕是近在咫尺，也绝不会将屋檐修在同一条中轴线上，而是好烟好酒好打发，请来乡下看风水的师傅，捧着罗盘，仰望天象，围着房前屋后，掐指龇牙，念念有词，一副煞有介事的样子。最后，有意将门帘左右车上一个几度几十度的角，势必会将屋子的地基提前盖上一个半尺一米，总之，就是不和你在一条线上，就是要故意超过你的门楣线，所谓的“左青龙，右白虎”，非得是要盖住你的风头的！

就这个将来的新屋究竟如何一个盖法，特别是对柳家墩人喜好将新屋地基故意前挪、有意车向、后来者居上的阴损做法，号称是喝过了洋墨水、浸染过城市文明的柳大胖，就会显得不屑一顾，就会义正词严地斥责此举为“陋习！封建陋习！”父亲就会提高声调，嘲笑这个吃里扒外、酸腐迂朽、中看不中用、如寡鸡蛋般“冒得一卵用”的书呆子儿子，斥责他“什么都不懂！读书害人啦！”

日益富裕的人们与有限的宅基地之间的矛盾，已经上升为柳家墩近几年的主要矛盾。眼看着公路西侧（隔着一条河的东侧的田地，属于高家墩）的宅基地已被瓜分殆尽，有几家建房心切的墩台上的人家，已经将目光投向了父亲的这块鱼池。

刚开始，父亲还觉得无所谓，心想，想在我这鱼池之上建房，那可不比平地垒屋，光是水中打桩，就是一道几乎不可能克服的技术瓶颈。谁知，城里的建筑技术一下子就传到了乡下，水中打桩已不再是难以逾越的技术难题。

吸取了多年前宅基地被占的教训，父亲对所有前来试探着想瓜分鱼池的人们予以了最为坚决的回绝。父亲说：我3个儿子，一人修一栋楼房，一人盖一个厨房，现有的地基都还不够呢！哪里还有多的地基？这鱼池子又不是只挖了一年两年，都挖了十好几年了！当年，种地亏本，你们一个二个，说跑就跑，抛田撂荒！哦，现在农村的形势好了，就全部都跑回来了？想走的时候是草，想要的时候是宝，阳世间哪有这好的事？莫打错了算盘！

想做屋的邻居，在父亲这儿碰了一鼻子灰，他们于是又想到了找村干部。父亲早已不是当年那个见到村干部就哆嗦筛糠的农夫了；如今的村干部，也早已不复当年那些个动辄就可号令派出所抓人上铐子的威风与霸道了。父亲对前来试图说情的村干部不予理会，一口回绝！

于是，墩台上的人们，开始联合起来，决定对全墩的土地，进行再调整，重新分田。——汹汹然的分田暗流，翻滚涌动；四伏的危机，让父亲脊背阵阵发凉！

实话实说：每一次，父亲都是提前别人好多年，抢占到有利的地形。可到最后，迫于无奈，又总是在宅基地的问题上陷于重重危险境地之中。问题的根源出在哪里？1个字管总：“穷”啊！

现如今，在农村做一个三间两层的房子，建筑材料、工钱加装修费，加起来，没有三、五十万，那是绝对拿不下来的！

兄弟们，在城里买房付首付的二、三十万，都是东挪西凑，才勉强筹措到位。莫说没有半个多的闲钱到乡下去建房，就是有钱，那也不得建呀？农村的房子，建好了，在城里工作的弟兄们，哪个去住？建了也是白建，简直就是浪费！有这个几十万，还不如趁早把银行的贷款多还一些呢；还不如在城里再买一个新房，等着房价看涨升值，坐收红利呢。

可现在，乡下的形势越来越紧迫了。墩台上的人们，要么就是猜度父亲穷，在鱼池上盖不起房子；要么就是觉得父亲几个儿子懒得在农村里盖房，怕糟蹋钱。所以就认定了父亲的鱼池一定是迟早都要被别人占了去的！

是啊，要是在这鱼池之上，哪怕建起几间低矮的平房，那也表示有建筑物建于其上，也可以名正言顺地断了人家觊觎的眼光呀！——父亲很生气！父亲很着急！父亲很无奈！

恰逢其时，母亲因为高血压诱发急性心脏病发作，在五年前那个油菜花怒放盛开的早晨溘然长逝！

顶着柳家墩上一墩人剧烈的对抗甚至是最为恶毒的诅咒，按照母亲的遗愿，父亲将母亲葬于鱼池中央的高地。母亲下葬的那天，墩台上的人们集体阻挠未果。若不是仗着我们父子亲友人多势众，为母亲下葬选址事，没准儿就会和带头起哄的人，干上一大架！吵得最凶的人，是鳡鱼的儿子。鳡鱼的儿子叫骂咆哮：死人的碑亭，有8只角，其中朝西北的3只，从不同的方位，全部都射向他的老屋，影响了风水。如果不把这几只角车向，他们父子就会把母亲的亭子掀翻！

父亲和我听了这个话，觉得无礼至极，简直是欺人太甚，完全不遵从“死者为大”的千年古训，于是，冲上前去，抓住了鳡鱼儿子破旧的衣领。火药信子已经引燃，一场大架，千钧一发。幸好是我的外祖母与二姑妈呼天抢地的滂沱泪水与动地哀哭，浇灭了看戏不怕台高的柳家墩人喧嚣起哄的热情，一场后果无以估量的家族群架争斗，才暂时得以平息。

是我的大哥，反复劝慰父亲，将母亲的八角亭子改成了圆柱型，无棱无角，对谁也没有影射，碑亭风波，才得以渐渐消弭。

母亲下葬鱼池后的那阵子，几乎是一墩的人，都在背后恶毒地诅咒父亲缺德，死人与活人争地！endprint

父亲怒曰：我的地，我想用来干什么就干什么，你们管不着！你不就是想抢我的地吗？休想！

将母亲葬于鱼池之上，念及母亲毕生劳苦功高，含辛茹苦将我们兄弟3人抚育成人，好容易吃尽了人世间的苦头，刚好到了享福的年岁，却是熬不过花甲，倏尔离去，心情不免哀伤沉重。于是，我又陆续花了好几万块钱，从城里运来大理石，将母亲的碑亭四周平整镶嵌，倒也使母亲多少享受了些许哀荣。而觊觎鱼池宅基地一事，也因了邻舍们怕犯忌讳，不再继续算打鱼池的主意。

相安无事的日子，一晃过去了5个年头。今年春节刚过，鱼池宅基地的问题，又再次暴露了出来。

“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是的，这个话说得的确是有道理。事情的起因是因为一条高速公路，从墩台上的集体责任田中穿田而过。3家墩台上的住户，因为房屋正好在高速公路路基的红线范围之内，经过友好协商，就房屋拆迁赔偿款一事基本达成协议之后，3栋头年腊月刚刚竣工装修完毕的框架楼房，就纷纷开始拆除。于是，这3家住户必须要重新选址，再次建房。他们左思右想，一定是克服了诸多的思想障碍，又开始打起了母亲墓地广场两旁的鱼池水面起来。

——这3户需要重新选址建房的人家，其中就有鳡鱼的儿子。是的，鳡鱼的儿子需要重新选址建房。

以鳡鱼的儿子为首，3家需要重新确定宅基地的乡邻，吆喝聚集了各自的家族势力，搅合在一起，密谋商议，故伎重演，别开父亲，互相合计，最后决定利用集体的力量，一致提议：要对全墩土地，重新分配！理所当然地，父亲的鱼池也必须要纳入新的全盘土地的调整范围之内。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那时的地多，父亲分得了近二十亩的旱地与水田；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起，农民种地的税赋已越来越重，到本世纪初，农民种地的成本已经达到峰值，加上连年的水灾，外洪内涝，减产歉收，种地实在是太不划算，于是，墩台上的人们开始弃田撂荒，致使成片的良田生疏荒芜。父亲于心不忍，于是又承包了近40亩无主的良田，总耕种面积达到了近60亩之多——这是我的农民父亲这辈子耕种灌溉土地最多的时期；后来，农村的形势越来越好了，种地有补贴了，千年农业税也免掉了，外出打工的人们又纷纷返回到柳家墩，加上农村这几年的农业机械化程度大大提高，插秧种地、灌溉收割已不复从前的沉重劳碌。有据于此，柳家墩的人们于是态度忽然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反而是不嫌地少，多多益善。

为缓解人多地少的矛盾，2009年，村里又开始了第二轮农村土地延包工作，重新确权确地。按照人头，在母亲去世的前半个月，家中再次分得责任田共14.5亩，扣除改造成鱼塘的6亩多地，实际可用于耕种的面积，加上田埂与自留地，已不足10亩。——刚刚确权的土地，这才过去了几个年头，就又要再一次进行重新分配？大家心知肚明：重新分田是假，哄抢鱼池是真。很明显，这一波儿的分田，就是冲着父亲的鱼池而来！

形势危急的父亲，于是就赶紧进城，找我商量如何阻止鱼池被瓜分的事情！

我们三兄弟，相比较而言，好像只有我与父亲同心同德一些。柳大胖虽说也热爱农村，可他这几年形势混得不好，虽说喊的是调到了北京，好像说起来还挺风光，实际上是穷得很。每月那几个微薄的工资，仅仅只能支付北京繁华地段高昂的房租费用，连吃饭的钱都不够。所以他就只有尽量少吃，美其名曰是减肥。据说还真的是减了有好几斤，肚子上的肥肉，还赶不上我的多；小弟老三我就不说了，或者说是说多了还得罪人。本来，清明节前他和我回去给母亲插清明的时候，说得好好的，准备两兄弟一起合伙，在鱼池上建楼房盖别墅的。咱家的老三兄弟，简直就是一个特别有表演天赋的演员：那天，在给母亲插上领带大小的清明白幡，烧完黄裱纸，燃起香烛之后，在“噼里啪啦”的热烈爆竹燃尽过后所腾起的团团烟雾之中，老三一脸哀容，欲哭无泪，虔诚地匍匐在母亲的碑亭前信誓旦旦，祷告连声，说请母亲原谅三个不孝的儿子：一个个只顾自己在外面快活潇洒，撇下母亲孤苦伶仃，生也孤单，死也凄凉。说是兄弟们一定要想方设法，克服困难，马上建起一栋高级楼房，日夜守护在妈妈的身旁，以此告慰母亲的在天之灵。老三喃喃自语热泪纵横的样子，特别具有感染力，简直是把我的泪花儿都催出来了。说句实在话：母亲去世的时候，我都没有掉过一滴泪。当然，不掉泪，并不表示我对母亲没有感情。而是母亲死得太过突然，父亲与兄弟们一个个六神无主，乱成了一锅粥。所以，我必须要保持足够的镇定，用以处理好母亲的身后事情。遗憾的是：兄弟老三说一套，做一套。他一到上班的地方，就忘记了在老家鱼池之上母亲碑亭之前允诺过的合伙建房这件大事。或者说老三是故意装聋作哑。我觉得他是一个拈不上筷子的人，不想多说。说多了，怕伤了兄弟们日益疏远的手足之情。是啊，人大分家，树大分丫，兄弟们各家有各家的难处，这也是莫可奈何的事情。

我马上从衣柜的角落，翻出了两张银行卡。那卡里，是我的私房钱，加起来，正好是十万。那是我给儿子积攒预留的准备上外国语学校的学费。

我和父亲快步下楼。天色这时已完全黑了下来。春雨还在淅淅沥沥地下着，映着小区跑道上昏黄的路灯光，眯着眼瞅去，让人昏昏沉沉。小区的门口，银行一家挨着一家。五家银行的自动柜员机，每家只能取2万。

父亲将10万块钱的现金装入他随身拎着的帆布手袋之中，父子们快速躬身，先后钻进了泊在马路边上的我的白色小面包车，朝着返回乡下的高速公路疾驰而去。

为了本篇故事叙述链条的清晰，现在，有必要将我的身份来历做一个简要的介绍。当然，能说的尽量说，好的方面也尽量详细一点地说。不好的方面么？还是少说或者是遮遮掩掩象征性地提一下，一带而过了算了。

我叫柳二，顾名思义，就是在三兄弟中排行老二。我有个哥哥，读了博士，据说后来还混了个什么博士后，好像是把天底下的学历教育内该读的书都读完了。我还有个弟弟，叫柳老三。弟弟跟我一样的，也不喜欢读书。父母亲好话说尽，连哄带劝，他才勉强读完了高中。到了高三，他却不愿意参加高考。他说考也考不上，莫浪费了考试费。于是，就跟着墩台上的一男一伙，到深圳广州进工厂、摆地摊，混了几年。后来，认识了一个年龄相仿佛的湖南姑娘，于是，就做了上门女婿。现在，他在株洲的一家私人皮鞋厂，做皮鞋推销的生意。岳父家只有这么一个独生的姑娘，家在市郊。前几年，岳父家的宅基地，被一个民营企业家征收了过去，搞房地产开发，一下子补助了200多万的征地拆迁费。所以，老三一家的日子，现在是过得兴旺得很。endprint

我实在是不喜欢读书。初中没有毕业，我就不读了。我和两个兄弟不一样。他们天生的好逸恶劳，不喜欢种地。我呢？说来也怪，好像前世里就是牯牛儿投胎，我从裤裆里那玩意儿在地上拖灰起，就喜欢上了搞鱼摸虾种庄稼的活计。所以，我辍学在家后，马上就成了父亲的得力助手。不出3年，犁耙磙锵、栽秧割谷、育种保苗、打药施肥、做堤挖河的十八般农活手艺，我已样样精通。

别人都说种地辛苦，我倒不这么认为。这可比中学课堂里那些把脑壳都能想破的代数几何要轻松多了。唯一觉得有些划不来的就是：种地的收成不好。特别是遇着了水灾，眼睁睁地看着抽穗扬花、丰收在望的庄稼被雨水连天浸泡，减产绝收，那种锥心的疼痛与绝望无助，简直是让人想死的心都有！

种了一辈子地的老乡们都不愿意再接着种地了。春节前，出去了有大半年的墩台上的一起长大的小伙伴回到了柳家墩。小伙子在南方的工厂里打工。去的时候，一身黄棉袄，足踏解放鞋。回来的时候，一身夹克衫，脚着黑皮鞋，腕带电子表，镶嵌金牙齿，头烫红卷毛，偶尔还夹带几句南方腔，据说是粤语，简直是山中驴子学马叫，莫把人笑死了——小伙伴那副行头装扮，还有举手投足间显摆出来的那份十分夸张的优越感，的确是让我羡慕不已，甚至是有些无地自容。于是，第二年的正月初九的早晨，我就和小伙伴一起坐轮渡过江，爬上了一趟岳阳开往南方的火车。

在家千日好，出门时时难。我发现，在外面，想赚到一分钱，都不是一般的难。出门时，母亲塞给我的1千块钱的盘缠，不到两个月，就被我全部用光了。我于是就只好在火车站的站前广场，当起了背包客。后来，我又捡到了一个破旧的三轮车，开始了收破烂。后来，认识了一个擦皮鞋的宜昌姑娘。一来二去，宜昌姑娘就成了我的老婆。再到后来，我忽然就发财了，成了一个有钱人。

关于我的发迹史，一直是最喜欢捕风捉影拨是弄非吃了饭没事做的柳家墩人所津津乐道的话题。

在柳家墩人口口相传的故事里，我的发迹史千差万别，甚至可以说是驴头不对马嘴，野棉花扯得几箩筐。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大概有三种版本。

一种版本说是我靠的哥哥。哥哥在北京当官，哥哥发财了，弟弟自然发财。这种说法，简直是好笑得很。别人的哥哥，读了大学，分到了省里、北京，毕业一二十年，要么就是混了个一官半职，要么就是发了大财小财。我的哥哥呢？总想通过提高学历，来改变在单位一直不得志不受重用的落寞现状。越穷就越读书，越读书就越穷。别人读博士，要么就去读专门当官的政治学或者法学专业，要么就去读最容易发财的经济学。我的哥哥呢？读来读去，读了一个哲学，每天就是研究什么“终极关怀”、“存在即是合理”、“从量变到质变”、“能量守恒”、“存在决定意识”等这些中看不中用、无油少盐的东西。哥哥最大的毛病就是不好好说话，喜欢装腔作势，啰里啰嗦，正话反说，夸大其词，大道理一大堆。哥哥特别胆小怕事，把任何问题的后果都想得十分地严重，解决起实际问题来毫无半点能力，即便是一根缝衣服的线，他也穿不到针孔里去。读完了博士后的哥哥，分到了北京的一家社会科学研究所。哥哥的日子，穷得叮当响，既摇不上北京的车牌号，也买不到北京的小轿车，更购不起北京的商品房，所以，每天就只有赶公交，挤地铁，花好多的钱租房子住。每天下班后或者是周末节假日，哥哥几乎是无所事事。多余的几个钱，全部跑去买了京剧票、歌剧票、舞剧票，还有话剧票。好像北京的梅兰芳大剧院、长安大戏院、国家大剧院专门就是为他一个人修建似的。看了戏还不打紧，还半夜里不睡，躺在床上，在那儿发些无聊的微博微信。除了我偶尔象征性地回复一下之外，没有哪一个粉丝为他那些无聊的文字图片点个赞或者发个评论。他居然对自己苦心经营的自媒体，社会反响如此地冷清惨淡而毫不在乎，依然不知疲倦地继续着他的“上班——写文章——看戏——手机照相——发微博”的生活方式，且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孜孜不倦，乐此不疲。说实话，我真的为他的这种生活状态而感到提心吊胆，生怕他在哪一天因为孤单寂寞而走火入魔，患上神经质，半夜里从出租屋的高楼上跳了下来。

而我呢？初中都没毕业，在这个城市里，要车有车，要房有房——尽管只是一台面包车，尽管只是三间二手房，可毕竟还是在城里有车有房呀！——哥哥的书，真的是白读了。哪怕当着他的面，我也敢于这么说！

关于我发迹的第二种说法是：我沾了老婆家的光。老婆家在宜昌，修建三峡大坝，移民搬迁，国家补助了岳父家150万。岳父给了我100万，在城里做建材生意，做发了。这种说法，完全是不了解我老婆家的实际人口状况。老婆的家，在宜昌，这是事实。移民搬迁，这也是事实。但没有补助那么多钱，最多也就补助了一个上十万块钱，用于在移民新村重新盖房，种柑橘，买种猪。老婆在家排行老大，下面还有4个妹妹，最小的一个是弟弟。弟弟嗷嗷待哺，吃奶粉的钱都没得，岳父家会分给我100万？简直是在说梦话吧？

第三种说法是：一栋公家的楼房拆迁后，我在建筑垃圾场里捡到了两个大蛇皮袋。蛇皮袋里面全部都是书。我拆开一看，发现有两本书挺吸引我的：一本是《官场厚黑学》，一本是《春宫图》。我虽说没有当过官，但和许多人一样的，有“官场情节”。对于官场发生的任何事情，我都时刻保持着浓厚的窥视欲望；至于那个《春宫图》，里面的各种姿势，夸张生动。只粗略地翻了一下，就让我脸红脖子粗，裤裆里面的那玩意儿就像刚出锅的鲜脆油条，又硬又脆，跃跃欲试。我心跳得厉害，怀着好奇的心情，接着将两个蛇皮袋翻了一个底朝天。我忽然发现，蛇皮袋里装的不全是书。破损的报纸角内，我看见了红颜色的纸。这个纸的颜色我是再为熟悉不过。待工地上的尘灰稍微收敛，我看见，里面有一扎一扎的百元大钞，捆在一起，足足有120万。这些钱，肯定是哪个当官的家伙，做了坏事后，留下来的。既不敢存进银行，又不敢随便买房买车，胡乱花掉。于是，就只好塞在旧书旧报当中，混作垃圾。估计是家里的钱太多了，忘记了蛇皮袋中还有这么一笔款子，于是，当做废旧物品扔下了。——这个故事，绘声绘色，编造得还真像是那么回事。这样的故事，在城市里的街头小报上，电脑里面，到处都是，无非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猎奇心理，通过对贪腐分子的辛辣嘲讽，满足一下无钱无势的下层人的心理平衡罢了。——不是说这样的事情，就真的没有。只是，这样的好事情，怎么会如此轻易地就被我赶上了呢？对于这种说法，我只有一笑而过。endprint

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我的老婆在擦皮鞋。事情的简要经过是这样的：我和老婆在乡下的柳家墩生下了大儿子以后，就不再到南方去打工了，而是转移战场，到我现在所在的这个本省的省会城市来打工。干的还是老本行：老婆在城里的一个加油站旁，给人擦皮鞋。来加油站加油的人，都是有车地人；有车的人，都是有钱的人；有钱的人都是讲体面的人。每回在车站加完油之后，车主或司机们通常都会在加油站旁边，将沾染了泥渍污垢的小车的里里外外清洗干净。洗车的时候，一般要等待一二十分钟。爱讲究的司机们，就会无事可干。无事可干的时候，就要擦皮鞋。以前的时候，和许多的擦皮鞋的乡下妇女们一样，我老婆也是背着擦鞋的工具，手拎着矮板凳，在这个城市的大马路沿，有气无力地操着浓重的家乡口音喊：“擦孩（鞋）不？擦皮孩（鞋）不？”一天下来，背得肩膀也疼，喊得喉咙冒烟，也不见得有几个人会擦一擦皮鞋。——行色匆匆、奔波劳碌的行人，莫说没有那个闲钱。即便是有钱，也没有那个闲工夫呀。

不是我吹牛。我一直非常自豪地认为：在这个大城市里，第一个发现加油站附近存在着巨大的擦皮鞋商机的人，就是我——一个专门靠收捡破烂为生的其貌不扬的乡下人！

这天的中午，太阳辣辣地悬在樟树顶上。一个大腹便便、头上打着摩丝的中年男人，将他的高级小车加完油后，接着洗车。洗车的时候，中年男人来到树荫底下，坐在我老婆的面前，伸出了他的高级皮鞋。皮鞋锃亮，照得见人的影子。那个人的肚子，真是大呀！他坐在我老婆面前的那把擦皮鞋专用的竹椅上时，不堪重负的竹椅，发出了两声惊恐的叫声。竹椅只能承载他四分之一的屁股，肚皮上的肉，晃晃悠悠地悬在两腿之间。

中年男人刚刚坐下，手机就响了，是个女人打来的。两人你一言我一语，说的尽是些打情骂俏的臊鸡子话。晚上回家的时候，老婆惟妙惟肖地学着他们的对话，把我听得简直是笑岔了气。我们模仿着胖子男人的电话，讲着讲着，我们就滚到了床上。我和老婆连脚和脸都来不及洗一下，因为我们实在是忍不住了。

“好！你等着！老子马上就来搞死你！”中年男人给电话中的女人无限骚情地说完这句话后，就挂掉了电话，站起身来，递给我老婆10块钱，说“不用找了。”然后，中年男人就如同鸭子踱步般，走到了他那洗得泛着金光的高级轿车旁边，拉开车门，费劲地钻进小车，离开了加油站。

中年男人从擦皮鞋的竹椅上离开时，一个镶着金色标志的钱包遗落在了老婆的面前。

老婆马上拾起钱包，朝我捡垃圾的方向寻来。老婆紧张，我也紧张。夫妻俩找了一处僻静的角落，颤抖着手，将钱包打开。钱包里，上十张银行卡与身份证插放齐整，连着号码的现金少说也有七、八千！里面还有两个高级安全套，什么牌子，我却认不出来，因为那上面写的都是英语。不像我平日在药店货架上见过的那些劣质的水货牌子，质量其实差得很，却还一个个都标注上了“伟哥”、“坚哥”、“久哥”之类的驰名商标，真是名不副实，真是大言不惭！当然，这年头，名不副实的东西多得去了，堂而皇之的东西都可以作假，更何况安全套一类的见不得人的玩意儿呢？管它进口还是国产，洋套子还是水货产品，不都是三下两下，用完了朝马桶里一甩一冲，谁还管得了那些？

我和老婆商量着该怎么办。莫说银行卡内的钱，单说这些现金，就抵得上我们两口子一年下来擦皮鞋捡破烂的总收入！

但我和老婆都是有良心的人。不是我们的钱，最好还是不要。经过一番剧烈的思想斗争，我和老婆重新回到了擦皮鞋的这棵大樟树树下。

果然，不到半个小时的工夫，中年男人开着小车，神色慌张地来到了加油站。他在加油站里仔细搜寻一遍过后，自是一无所获。怀着试试看的心情，大肚子男人来到了我和老婆的面前。

简单对过丢失物品的形状质地后，老婆从擦皮鞋的工具盒内掏出了钱包。

钱包失而复得，中年男人顿时喜形于色，连声感谢，将钱包内的一大沓现金全部抽出，递给老婆。老婆和我坚辞不受。

中年男人见实在是说服不了我们，就开始打量起我来。他试探着了解我的情况。我说完之后，中年男人用他那粗壮的手，在我单薄的汗渍斑驳的肩头不轻不重地拍了一下。又掏出他的名片，递给了我。要我明天上午10点钟，到他的办公室去一下。中年男人说：要搞一点事情给我搞搞。保证让我发点小财。

我朝名片上一看，原来眼前的中年男人是这个大城市里一家响当当的房地产公司的董事长。

于是，每每有一栋新拆迁的工地，董事长就会吩咐手下：拆迁后所有的钢筋、木材、废旧物资，全部都交由老柳来回收处理！

于是，很快地，我就脱了贫；

于是，很快地，我就致了富！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大概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这两句话，我少说也听了有百八十遍。那是我从高家墩上的高道士那里听来的。那是高道士为亡人做道场时所念诵的经文。香烛缭绕的灵堂内，墙壁上悬挂着门板大小的十八层地狱里各种令人恐怖的图画。图画颜色深黑暗红，如农人灶台上烟熏火燎过后的腊鱼腊肉。但只见画图上：牛鬼蛇神一个个披头散发，阎王判官俱都是咧嘴龇牙，小鬼夜叉全张着血盆大口——这些阴森恐怖的画面，皆是告诫活着的人要积德行善，否则死后，定会押解到地狱里遭受非刑。小时候，每每看过高道士为亡人做完道场，趁父亲不在家的时候，我和三弟就会折了杨柳枝，用报纸扎了道士帽，套上装过磷肥碳铵的空袋，敲着破脸盆粗瓷碗，在母亲歇工回家吃饭的晌午，为她表演道士做法场的好戏。绘声绘色的表演，往往逗得母亲捧腹大笑。笑得眼泪都挂满母亲她那沟壑爬满的脸。笑过之后，母亲似乎就忘记了“双抢”时节夜以继日的过度的疲劳，抖擞起精神，重又下地忙活去了。母亲一边欣赏着我们的表演，一边就着咸菜盐豌豆，吃着现饭，一边表扬我们：“你们只看啦，我的这两个搐蚌壳筋的短命儿哟！怎么这么会搞这些装神弄鬼的鬼打架的事哦！”

母亲是一介农妇。母亲从来都不会用甜言蜜语来夸奖她的三个孩子。母亲从来都是用骂人的话语，来表达她对儿子们发自内心的疼爱与赞美！endprint

第二天，早上鸡子开始叫的时候，朦朦胧胧睁开眼睛，见天已大亮，春雨已暂时停歇。我拿起电话，给镇上负责拉砖的货车师傅打电话，要他帮我马上开始运砖。货车师傅正坐在家中，守着电话。一开门就接了桩好生意，自然是显得高兴非常，立即满口答应。

中午时分，货车师傅拖着第1车1万砖来到了鱼池边的公路之上。几乎一夜没有合眼的父亲，因为儿子即将要实现他梦寐已久的建房愿望，高兴得合不拢嘴，早已在鱼池边上守候拖砖大卡车的到来。

就在父亲在轰隆隆响的发动机声中，指挥卡车进档倒档的时候，吵吵嚷嚷中，墩台上几十号人已经迅速聚集到鱼池之上。他们大声质问父亲：为什么要抢在分田之前，拖砖抢地？！为首的那个带头起哄的人，又是鳡鱼的儿子。

新帐旧账，万恨千仇，霎那间催得父亲气血上涌。父亲气愤不过，质问骚动的人群：这本来就是我的地！哪个说了要同意分田？想分就分？还有没有半点的王法？哪个田都敢分，我老子挖了十几年的鱼池子，不是你们几个想分就分得了的！你们哪个敢分半指甲大的地方试试看？还搞邪完了！倒！师傅！继续给我倒砖！

人多势众，群起而攻之。人们快速弓腰，捡起刚刚倒下的一地的红砖，就朝鱼池之中接二连三地扔了下去。“咕咚咕咚”的红砖落水声此起彼伏，惊起鱼池中的鳊鱼、草鱼、鲢子鱼一蹦几尺高！

父亲和骚动的人群撕扭在了一起。

我听得炸锅的吵闹声从鱼池上传来，昏昏沉沉的脑筋顿时如雷炸响。脚下的皮鞋都还来不及拔上，就朝着鱼池的方向跑去。

父亲虽已年过花甲，却仍是力大如牛。身下，他已撂倒了几个大人小伙。这时，我忽然看见人群中，一个高大健壮的中年人，朝着父亲的后背，飞起一脚。父亲躲闪不及，踉踉跄跄，一头栽进了一池春水。

我来不及多想，捡起一块红砖，朝着那个将父亲踹入池塘的中年人的脑袋，就是一拍砖。那人便软软地趴跪在母亲碑亭右侧的那堆红砖之上，头上血流如注……我瞪着血红的大眼，看见那个跪着的家伙不是别人，正是鳡鱼的儿子。

骚动的人群，片刻的宁静之后，又开始了大呼小叫，抱的抱，扯的扯，哭的哭，喊的喊。他们显然是被我的腾腾杀气所镇住了，不再与我继续厮打。我于是赶紧跳入水中，救起呛够了春水的父亲。

救护车与警车的声音此起彼伏，警灯闪烁，交相辉映，在油菜花盛开的春日的乡间小路，显得格外的刺耳与炫目。

打破了头的鳡鱼的儿子被急救医生用担架抬进了救护车；我被两名警察架着，反铐着手，被推进了警车。

经过大哥与三弟的多方奔走呼号，哀告求人，反复说此次事件，不是寻衅滋事、打架斗殴，而是一墩的人欺人太甚，我们父子完全是属于正当防卫，不应以“故意伤害罪”批捕收监。奈何一墩的人，找不出一个愿意为我父子作证的证人。

是我大哥又转过头去求那个已被打成轻微脑震荡如今正在做着康复治疗的鳡鱼的儿子，请他多说好话，撤去诉状，我们兄弟父子，该赔钱的赔钱，该赔礼的赔礼，冤家易解不宜结，都是一个祖宗藤上结的瓜，何必陷人于牢狱，害人又害己，子子孙孙结仇？

鳡鱼的儿子，稍稍收敛了冲天的愤怒，见我大哥言辞恳切，多少有些于心不忍，也不想真的把事做得太绝，毕竟这事的起因在他。于是，在沉默半根烟久之后，将他的价码底牌和盘托出。我大哥认为救人要紧，其它一切都是身外之物，于是，把下嘴唇咬得滴血，勉强答应了鳡鱼儿子诸多无理的要求。

经高人指点，大哥又去找到法医，重新做了伤残鉴定，又跑了多个门道，花费巨资。3个月后，终于将我取保候审，从县看守所救得出来。

我又来到了鱼池边。母亲碑亭上的黑白遗像，依然是那样的慈祥，充满了无限的怜爱，似在安慰我连月来所遭受的满腹的委屈。夏日的池塘，荷叶连连，荷花幽香。荷塘水平如镜，映得身躯浮肿变形，有些头重脚轻。倒影中的我，胡子拉碴，光头上新长出的短发参差不齐，昔日的万丈雄心已无迹可觅，徒剩满腹的悲哀与叹息。

临出发时，怀揣的30万元巨款，买砖花去了2万多元，赔偿伤者的医药费、误工会、伤残费，花去了15万元，跑律师、人情，交纳取保候审金，花去了十六、七万，大哥、三弟还贴上了四、五万。最可气的是：鱼池上的地，最终还是被鳡鱼的儿子以及墩台上的人瓜分殆尽，而且，据说母亲的墓地，也要在来年的清明节前移到祖坟里去。

这个事情，是我走出看守所大门的那一刻，哥哥欲言又止，吞吞吐吐才告诉我的。哥哥说：我当时如果是不答应伤者的要求，他就坚决不撤诉，他就一定要让你牢底坐穿。哥哥还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墩上的人心太坏，嫉妒心太重，眼睛皮子太薄。咱们惹不起，还躲不起？你忘了我早就说过的话？这里，是农村；这里，不是城里。城里才是我们工作的地方，才是我们生活的地方。你说是不？好兄弟？

我无话可说，浊泪涌流。

毒辣辣的日头，很快将眼泪烤干。我用哥哥的手机，给家里打了一个电话。座机半天没有人接。于是，又往老婆的手机上打。老婆在电话那头声嘶力竭，大喊大叫，催促我赶紧回到城里来。说家里早已是鸡飞狗跳，乱七八糟！

我劝她不要急，有话慢慢说。

老婆说：儿子到市外国语学校读中学的事情彻底泡汤了。因为校长前前后后打了好几个电话，要我们做家长的赶紧到学校去一趟。说竞争激烈，要赶快想些办法。因为你关起来了，学校联系不上你。学校误以为我们做家长的，对孩子升学的事情，不积极，就把名额让给了别人！——我说学校怎么能这样？为孩子升学的事情，这几年，维护关系，逢年过年，该是花了多少的心思呀！

老婆在电话那头叹气：看来，孩子只有到市郊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去读书了。

老婆的电话里头，车流汹涌，喇叭声、叫卖声合在一起，尖利且嘈杂，我便问她是不是在菜场买菜？

老婆说：买菜？买鬼的菜！还有钱买菜？家里断钱断粮快个把星期了。实在是不得已，我于是又开始在加油站旁边擦皮鞋了！你还是快点回来吧，小儿子每天下午从幼儿园放学，也没得人接……

老婆还在电话那头喋喋不休。我实在听不下去，缓缓地挂掉了电话。

我请来了上飞堂叔的儿子柳小贵，请他用他的推土机，将堆码在母亲碑亭侧畔的五万多砖，一股脑地推铲进荷叶茂密的鱼池之中，一块不剩。

然后，我再次向母亲的碑亭跪拜，磕了3个响头，钻进了小车。

发动机卷起的漫天黄尘中，我依稀看见一个拄着单拐的老人，一瘸一跛地向着我的车轮驶过的方向，在蹒跚追赶。

我知道那是父亲。

但我没有将车停下。

别了，父亲！

别了，父亲的土地！

[注：本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请读者诸君切勿对号入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