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俐

摘要：西安事变是时任西北剿总副总司令张学良、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第17路军总指挥杨虎城为了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合国内力量一致抗日而发动的。当时共产国际并不同意中共反蒋，而是认为不应该把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与日本侵略者相提并论。中共中央从审蒋、除蒋到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是从国际环境和国内实际情况的双重影响下，最终采取联蒋共同抗日的方针，共同对抗外来侵略。

关键词：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共中央；共产国际

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在西安事变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结束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是中国历史发展的转折点。

一、 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其影响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三省沦陷，外敌压迫空前严重。面对骤然迫切的攘外任务，蒋介石依然坚持 “攘外必先安内”方针。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在张学良的陪同下抵达西安，斥责张学良、杨虎城不全力围剿陕甘红军。张学良和杨虎城在多次“哭谏”劝蒋抗日未果的情况下，于12月12日在西安华清池扣押了蒋介石以及国民党的一些军政要员。随后，张、杨通电全国，说明了发动“兵谏”的原因，并且提出了八项政治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将领；（四）、释放各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1]（P.141）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的爆发，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它对于当时中国政局的震动，不啻是在沉寂中引爆了一枚重磅炸弹，震惊了全国，也震惊了全世界。时局中的各个政治势力均对这一事件迅速作出了反应。数月之后，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成为中国现代革命史的重大转折，影响极为深远。

二、共产国际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作用

中共中央本来早在1935年的《八一宣言》和同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决议》，确定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但那时仍把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与日本侵略者相提并论，实行的是“反蒋抗日”策略。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期间，回国传达会议精神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张浩后来说：“那时，抗日讨蒋是我带来的，是国际通过了的，是斯大林同志看过了的。”直到1936年6、7月，共产国际才指示中共改变对蒋的策略。8月15日它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指出：“把蒋介石与日本侵略者相提并论是不对的”，“因为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主要的敌人，在现阶段，一切都应服从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共产国际要求中共“停止红军与蒋介石军队间的军事行动，同蒋军达成联合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具体协议”。 [2]（P.266-169）正如后来张闻天在9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所说：“现在我们抗日反蒋的口号修改过来。我们应该根据八月十六日中央局的决定和共产国际指示来决定，根据致国民党书来实现联合国民党抗日。”毛泽东对此也说：“在（1936年）5月还是渐渐在变，彻底转变是国际指示以后。”[3]（P.270）

西安事变发生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对事变性质的判断上，存在着原则性的分歧。中共中央得知西安事变发生后是欢欣鼓舞的，认为西安事变是革命的行动，可以促成抗日统一战线的产生。而共产国际认为西安事变是为日本帝国主义效劳的，是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同时觉得只有国民党有实力统一中国各派力量进行抗日，中国各派力量应当团结在国民党政府周围。所以，他们认为西安事变是破坏了现在中国正在进行的完成团结各族力量致力国家统一的过程。在得知西安事变发生后，共产国际第一时间在《真理报》、《消息报》上发表社论，明确表态、毫不犹豫地谴责了张、杨，表示了愤怒。12月14日在《真理报》上发表社论说：“毫无疑问，张学良部队举行兵变的原因，应当从不惜利用一切手段帮助日本帝国主义推行奴役中国的事业的那些亲日分子的阴谋活动中去找。臭名昭著的日本走狗汪精卫的名字同陕西省发生的张学良部兵变紧密相联，这也绝非偶然。”苏联政府机关报《消息报》认为张学良的行为“足以破坏中国抗日力量的团结。不独为南京政府之危险，抑且威胁全国”。 [4]并且希望能用和平的方式解决这个危机。12月14日，共产国际召开关于中国工作的会议，确定了“反对内讧，坚持和平解决冲突，争取和解和协同行动”的方针。[5]（P.49）12月15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与国民政府驻苏联大使蒋廷黻谈话时说：“我们极为目前形势担忧，并认为张学良的举动是很大的不幸。我不认为张学良与日本人有关系，我认为他上了心怀叵测别有用心的建议的当。”他还说：“我们一贯主张中国统一，从不同情中国将军内战。我们对最近南京政府为扩大根据地做出的努力和给予亲日的满蒙分子的打击特别感到高兴。”[6]（P.32）

共产国际的态度，对拥护张学良的中共中央来说是一个打击，也给党内的一些人带来了困惑。然而此时的中共已经逐渐走向成熟，并没有盲目听从共产国际的指示，与他们保持一致。而是审时度势，从当时国内情况出发采取了不同的态度。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分歧，很大程度上是共产国际方面对蒋介石作出了误判。他们认为蒋介石在12月以后不会在西北“追剿”红军。事实上，蒋介石依然是坚持剿灭红军的，并多次拒绝了张学良、杨虎城的苦谏。共产国际在此时给张学良加上“叛徒”、“强盗”、受日本奸细挑拨等等罪名都是毫无依据的。虽然共产国际坚持和平解决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12月16日，共产国际与斯大林及苏共中央领导人磋商后，明确了苏联、共产国际对西安事变的立场并决定向中共中央发出有共产国际主席季米特洛夫签署的电报。共产国际的立场是：一、不管张学良的意图如何，他发动的事变在客观上只能对团结中国人民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其破坏作用，并刺激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二、中国共产党要坚决宣布和平解决。苏联、共产国际提出了国民党政府改组、提案取消红军等和平解决四项条件。共产国际还提醒中共不要提出“与苏联结盟”的口号。[7]（P.11）这封电报和另一封发到陕北中共中央却因密码差错译不出来。于是关于共产国际的指示在20日才重新发送至中共中央。但是，12月19日，也就是共产国际对西安事变的处理方针到达中共中央的前一天，中共中央也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当然，《真理报》《消息报》反应共产国际立场的关于西安事变的评论，对中共中央确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有所启发和帮助。但是这些电报也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特别是收到共产国际的指示以后，中共中央的态度更加缓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