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乐民

中国与西欧交流史一瞥

东方的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西方的欧洲也有自己的古老文化财富。

几千年来，人类繁衍，物换星移；随着时光的流走，历史的不断演进，世界各个地区在运动中发展着；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它们之间的沟通，成为历史的必然。

中国和欧洲之间的交通，由于地理的距离，山川阻隔，是需要一定的物质文明的条件的。所以直到15世纪末航海术有了发展，东西之交才有了较大的开展；葡萄牙人到中国来的时候，大约相当于明武帝朱厚照的正德年间（1506—1521），以后西班牙、荷兰、意大利便陆续有传教士到中国来。

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继续把空间压缩，把时间加快，地球日益变小了。一百多年来近代史上东西交通的密度，是以往数千年难以比拟的。由于世界上出现了帝国主义，欧洲列强对旧中国施加了强权和暴力；但中国与欧洲国家的交往却比以往更加密切了。

当历史行进到20世纪四五十年代时，中国和西欧的关系开始步入一个新的时期。在尔后的几十年当中，包括西欧在内的欧洲国家和中国之间建立起了体现新型国家关系准则的国家关系。

根据以上粗线条的一瞥，可以看出中国与西欧的交流可分为如下三个阶段：19世纪中叶以前；19世纪中叶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结束以来。

从隔绝到接触

第一个时期，指的是从远古到19世纪中叶以前的漫长的几千年。在这期间，中国在世界上基本上是一个封闭的社会。

当然与外界的隔绝并不是绝缘状态。从汉朝的张骞以来，还是有些人跨出了当时帝国的边界，为同外界接触作了长期的艰苦努力，他们的足迹到达了小亚细亚，最远到了中东。在汉朝，罗马帝国已以“大秦”的名字见于中国的史籍。如公元67年，汉和帝时，班超曾派遣甘英出使“大秦”，抵海（大约是阿拉伯海）受阻而返。公元166年，汉桓帝时期，罗马国王安敦尼遣使向汉奉献贡物。其后在3世纪晋武帝时，大秦又遣使通好。

到北宋时期，大约公元11世纪时，中国和东罗马有过一些接触，西方的基督教还曾流传到了中国的西北地区。当时的蒙古汗国已有人同意大利、法国、英国有过接触。最著称于世的，要算忽必烈建立元朝以后马可·波罗的旅华，这位意大利旅行家在元朝滞留17年之久，还在扬州做了中国的官，他的游记至今仍在西方广为流传，被视为介绍中华帝国风物的第一部著作。以后不断有罗马教士来传教，带来“贡物”。

到我国晚明时期，即16、17世纪，葡、西、荷、意等国传教士接踵而来，中西交流出现了一次“高潮”。此时的欧洲刚走出了神权一统天下局面，资本主义文明正在发芽、生长。比较知名的如意大利人利玛窦（Ricci Macteo）、龙华民（Nicolaus Longsbardi）、日耳曼人汤若望（J. Adam Schall von Bell）等来到了明王朝统治下的中国，一面传教，一面把西方科学文化带进一些。

欧洲对于中华帝国的文明也已不限于风俗习惯方面的猎奇故事。例如德国大哲学家、大数学家莱布尼茨（Gottfried Wdhelm Leibniz）在1697年出版的《中国近事》文集中就提出了欧中在文化科学领域里相互学习和交流的重要观点。

中国和欧洲，有如两座相距遥远的大厦，已在朦胧之中打开了几扇门扉，互相看到了大厦内部的一鳞半爪。这在漫长历史中自是令人鼓舞的现象，它预示着地球上的两大文明地区必然地要相互接近、相互了解。

历史上的不平等关系

到19世纪中叶，中国和欧洲的关系发生了较大的改变。

1840年，英国对清王朝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的大炮“破坏了中国皇帝的威权，迫使王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其后，其他列强起而效尤：有英国和法国联合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法国发动的侵略战争、日本和沙俄在中国土地上进行的战争、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以及八国联军对中国进行的联合侵略战争……每次战争之后，清王朝都被迫签订一项或几项不平等条约，被迫割地、赔款。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相当一部分领土被列强分割为各自的“势力范围”。在这种条件下，欧洲列强同旧中国的关系只能是侵略与被侵略的不平等关系。

这段历史的另一面则是中华民族的猛醒。抵抗英国侵略的民族英雄林则徐以其切身体会提出，中国应该“开眼看世界”，要“师夷之长”；愈来愈多的志士仁人、先进的知识分子，纷纷向西方寻求强国富民之道。中国要走向世界，已是势不可遏的必然趋势。

辛亥革命以后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战后德国成为战败国，从而丧失了它在中国掠夺的“权益”，美国和日本在中国的影响加大，英法势力相对有所削弱。20世纪20年代中国兴起了到欧洲勤工俭学的热潮，先进人士进一步寻求救国之道，这极大地推动了中西交流。当然，这只是中西关系中一个重要方面，不平等的国家关系并未改观，中国的命运继续受到列强的支配。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脆弱的和平时期的世界秩序受到剧烈的震撼，世界大多数国家在这场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的战争中站在了同一阵营；中国和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的欧洲国家成为战争中的盟国。

战争打破了以往的世界格局，战后的中国和欧洲国家各自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而使它们之间的关系步入一个新的时期。

中国与西欧关系的新时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欧洲分成了东欧和西欧，分属两个对立的阵营。西欧在战后时局的严峻考验下，很快形成了既不同于苏联，也不完全与美国相同的对世界局势的看法，并在与美国结成盟国关系的前提下对战后冷战时期的政策进行了调整，使之适应局势的发展和自身的安全利益。今日西欧在“同一性”中有“多样性”，在“多样性”中有“同一性”，努力在世界重大问题上“用一个声音说话”，成为促进世界和平的稳定因素，为实现一个“多极化”的世界而努力。

中国在战后更是带有根本性质的变化。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国近代史的极为重要的转折点，从此结束了百多年来被侵略、受屈辱的痛史，中国人民第一次站起来了。在国内，新中国有条件开始全面的国家建設，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对外，新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在成立前夕，1949年9月29日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便昭告世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原则，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提出，新中国将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世界一切国家发展正常的政治和经济关系。后来，这些原则进一步发展成为有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正是由于这种战后的客观形势，尤其是由于中国和西欧在世界上的地位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新中国和战后西欧各国才有可能建立起历史上从来有过的新型的、主权国家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

中国和西欧在世界舞台上所起的作用，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举足轻重。东方的中国和西方的欧洲在国际事务中的政策和行动，日益具有制约和抵消战争因素的分量。中国领导人在各种场合经常强调：“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的、一个联合起来的、团结的欧洲，同奉行独立自主政策的中国，将是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1983年6月西欧联盟议会第29届例会关于“中国与欧洲安全”的报告也说：“欧洲既不希望这种世界平衡由一个大陆霸权统治着，也不希望它仅仅由目前的两极来确定。在亚洲一支独立力量的发展只能使欧洲更具有分量，如果欧洲能足以联合起自己的力量来确定一项政策的话。”这两段话措辞不同，但精神是相符的。

在经济领域里，中国和西欧也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结成了合作关系。中国和西欧各有优势，可以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在经济贸易和科技交流等方面，新的合作领域正在开拓，多样化的合作方式正在探索。

中国和西欧各国具有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但丝毫不妨碍国家关系的发展；相反，本着相互尊重的原则，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完全可以成为很好的朋友。

（选自《欧洲与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有删节。作者为国际政治与欧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