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俊明

“世界是一个舞台，

我的青春已逝，现在已轮到你们。”

看，他又变了一个腔调

他那哭声让周围的人愤怒。

——柏桦：《谢幕》

四川先锋诗歌和1980年代的关系是一个宏大而值得开掘的话题。无论如何这一时期的诗歌风向已经转到了四川，这是不争的事实——尽管这一过程过于短暂而喧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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轰动一时的1986年的现代诗歌群落大展中列出的诗歌团体和流派计64家，而来自四川的竟然多达11个，占到了17%。这不能不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

四川特有的地理环境、阴郁湿热的天气和文化环境可能更容易使爱摆龙门阵的四川人在诗歌中找到合适的说话方式。而在象征和隐喻的层面1980年代，有些四川诗人的写作不是作为“方言”的母语写作，而是一定程度上对北方以“朦胧诗”和普通话为代表的仿写，如“整体主义”和“新历史主义”。当时的廖亦武、欧阳江河、石光华、宋渠、宋炜等人更多是步北方以及全国“寻根文化”的热尘，说着脱离“本土”和个体生命体验的杂糅的语言。而“整体主义”和“新历史主义”的短暂命运和微弱的影响显然有着这方面的原因。作为四川诗歌的代表诗人，欧阳江河最初的史诗建构和野心直接来自于北方的杨炼，正如当年的柏桦所回忆的在重庆兵站欧阳江河的家里，欧阳江河高昂着头、走来走去地朗诵杨炼的诗歌……[1]。而按照钟鸣的看法则是，欧阳江河“受北方的影响，喜欢抒情的气氛和强烈的观念，意象支离破碎，随意朝任何方向发展。就技巧形式而言，明显在柏桦等人之下。”[2]

除了成都之外，山城重庆对先锋诗歌的推动作用同样特殊而巨大。

重庆地处巴蜀盆地东部，其北部、东部及南部分别有大巴山、巫山、武陵山、大娄山环绕。地貌以丘陵和山地为主，坡地面积大，故有“山城”之称。又因为有长江和嘉陵江在此交汇，故重庆又别名“江城”。而李商隐的“巴山夜雨”则成为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深刻印象。曾因写出《寻路中国》而闻名的美国人海斯勒在涪陵师专从事外语教学的时候也对中西在地理和文化上的差异深有心得。海勒斯的中国同事尚老师尽管没有去过涪陵，但是认为涪陵应该是出美女的地方，理由很简单，因为涪陵“有山有水”所以“出美女”，“在成都我碰到过一位涪陵人，她也给我讲了同样的事情。‘但那儿的人有时候脾气不好，她提醒我说，‘因为那儿天气太热，而且山很多。我经常听到类似的说法，这表明中国人对待自然环境的态度与外国人截然不同。当我看到那些呈梯状的小山包，注意的是人如何改变土地，把它变成了缀满令人炫目的石阶的水稻梯田；而中国人看到的是，关注的是土地怎样改变了人。刚到学校那几天，我总在想这个问题，尤其是因为我所有学生的成长都与这片土地紧密联系。我很想知道，四川这种地势崎岖不平的自然环境怎样影响了他们。同时，我也不知道未来的两年里，这会对我有什么样的影响”[3]。

即使重庆和成都同属巴蜀文化圈，但是相距1000华里的距离还是让它们之间有了差异。即使是像柏桦（1956年1月出生于重庆）这样的重庆诗人在1984年第一次走进成都的时候仍然被它强大的“异样”氛围所感染，“是如此地令人乐而忘返。凉爽代替了酷热，秩序代替了混乱，时间本能地在此放慢了下来，甚至静止不动。哦，时间在这里养尊处优并信步于茶肆、酒馆、竹林或鸟笼。”[4]钟鸣把柏桦誉为“共和国的三个颧骨”之一（另两个是北岛和黄翔）。1986年，柏桦考取四川大学中文系研究生。也是在这一年，他的成名作《在清朝》在成都诞生。按照柏桦自己的说法，《在清朝》是他献给成都的“情诗”——“安闲和理想越来越深/牛羊无事，百姓下棋/科举也大公无私/货币两地不同有时还用谷物兑换/茶叶、丝、瓷器//在清朝/山水画臻于完美/纸张泛滥，风筝遍地/灯笼得了要领/一座座庙宇向南/财富似乎过分//在清朝/诗人不事营生、爱面子饮酒落花，风和日丽/池塘的水很肥/二只鸭子迎风游泳/风马牛不相及//在清朝/一个人梦见一个人/夜读太史公，清晨扫地/而朝廷增设军机处/每年选拔长指甲的官吏//在清朝/多胡须和无胡须的人/严于身教，不苟言谈/农村人不愿认字/孩子们敬老/母亲屈从于儿子//在清朝/用款税激励人民/办水利、办学校、办祠堂/编印书籍、整理地方志/建筑弄得古香古色//在清朝/哲学如雨，科学不能适应/有一个人朝三暮四/无端端的着急/愤怒成为他毕生的事业/他于一八四〇年死去”。80年代先锋诗歌热潮中的这首代表作竟然是来自于成都对一个重庆诗人的激发。实际上柏桦这首名为《在清朝》的诗更确切地说应该叫《在成都》。是成都这个特殊之地以其特有的精神气息和文化根性唤起了一个年轻人闲适的“前朝”般的旧梦以及由此造就的“阴凄幻美”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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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桦曾把自己的性格归结为典型的“下午性格”。他在毛泽东时代所形成的带有母亲情结的心理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暗合了南方文化和诗歌精神的阴性气质。而在我看来这种烦乱、敏感、神经质的绝望、不安、恐惧、亢奋、尖锐刺耳的抗议以及缓慢而无事生非的表达欲、怀疑心理以及极左的冲动都更符合我要论述的西南的诗歌精神。80年代柏桦于重庆完成的很多诗歌都非常典型地呈现了柔软、古典、温润的南方“阴性”诗学，“就一般而言，我有些怀疑真正的男性是否真正读得懂诗歌，但我从不怀疑女性或带有女性气质的男性（按：男诗人多有女性气质，这一点是众所周知的，布罗茨基就说过这样的话：“我甚至比茨维塔耶娃更像一个女性。”）。她们寂寞、懒散、体弱和敏感的气质使得她们天生不自觉地沉湎于诗的旋律。”[5]

六七十年代，那时的诗人对一座城市的记忆仍然是红色革命所制造的宏大而单一的印象。比如钟鸣在谈到对重庆印象的时候，只有小说《红岩》和文革时期的一些传闻，仅此而已。红岩，无论是在文学里还是在革命记忆中都成了人们对重庆这座城市的重要标识。红岩位于重庆西北郊的嘉陵江南岸，原名红岩嘴，因其地表由红色的页岩以及地形酷似延伸到江边的鹰嘴而得名。红岩在国共战争的时候因为地下党组织和《挺进报》以及大批革命者的牺牲而成为圣地。红岩这个名字最为形象地体现了烈士的鲜血和革命的红色记忆。起于秦岭的嘉陵江由北向南流入四川盆地，在重庆汇合于长江。1997年之前，嘉陵江上只有两座高耸的大桥。特殊的地形给重庆人尤其是苦力们制造了难以想象的障碍和痛苦。正如当地民谚所唱——“好耍不过重庆城，山高路不平。口吃两江人，造孽多少下力人”。嘉陵江使人想到的是1938年逃难到重庆的东北作家端木蕻良所写的歌词《嘉陵江上》：“那一天/敌人打到了我的村庄/我便失去了我的田舍、家人和牛羊/如今我徘徊在嘉陵江上/我仿佛闻到了故乡泥土的芳香/一样的流水/一样的月亮/我已失去了一切欢笑和梦想/江水每夜呜咽的流过/都仿佛流在我的心上”。endprint

重庆这座山城给我们留下的诗歌记忆还有毛泽东在1945年9月6日到重庆沙坪坝南开中学津南村寓所拜访南社诗人柳亚子的情形。在寓所，毛泽东将手书在第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信笺上的《沁园春·雪》（该诗写作于1936年）赠送给柳亚子，轰动一时。而重庆留给人们的另一个深刻印象是发生在建国前夕即1949年9月2日的朝天门地区的震惊中外的罕见火灾……。

曾经的“陪都”一直为重庆人津津乐道还是难掩的悲凉和落寞？重庆占地8.1万平方公里，虽然从1930年代开始这里的城市化进程中交通得以发展，但是重庆特殊的地形还是导致了交通的极大不便。重庆市区属于半岛形地势，半岛的中端和后端又为崎岖山脉，从长江到嘉陵江要绕过半岛的大半部分。作为“第三代”诗歌的重镇和策源地之一（1997年化为直辖市），山城重庆的狭窄、曲折、逼仄、潮湿、火辣、封闭、憋闷呈现在重庆人身上就是火辣、洒脱、粗糙、自信和幻觉，“重庆就这样在热中拼出性命，腾空而起，重叠、挤压、喘着粗气。它的惊心动魄激发了我们的视线，也抹杀了我们的视线。在那些错综复杂的黑暗小巷和险要的石砌阶梯的曲折里，这城市塞满了咳嗽的空气、抽筋的金属、喧嚣的潮湿、狭路相逢的尴尬、可笑而绝望的公共汽车，以及汽车里易于勃起的热情性器、红色的冲锋的迷宫，难以上青天的疯狂，重庆的本质就是赤裸！诗歌也赤裸着它那密密麻麻的神经和无比尖锐的触觉”，“崇山峻岭腰斩了这座城市的鸿篇巨制，将它分割成互不关怀的八块或九块（现在更多，应是几十块，因为重庆已成为直辖市）。传统中国应有的串连品质及人情轻抚与这个城市彻底绝缘，形成了另一种面目全非的中国生活：寂寞的自我囚徒、孤僻的怪人、狂热的抒情志士、胆大妄为的梦想家、甚至希特勒崇拜者”[6]。从80年代初期起，柏桦和那些重庆诗人就是在当年文革时期武斗最严酷的城市里，在解放碑、歌乐山、雪田湾、石板坡、十八梯、观音岩、大田湾、陈家湾、猪市坝、沙坪坝、李子坝、渣滓洞、洪崖洞、七星岗、烈士墓和各种各样的水桥、旱桥以及中国科技情报所重庆分所这座老式的灰色办公楼等一系列城市地图上从事着诗歌的交往和串连。而当地生动的方言和“黑话”——扁挂、脏班子、操哥、锤子、牙刷、洗白——正像当时的重庆诗歌一样充满了粗糙的活力和异常生猛的想象力。1980年代以四川为首的“第三代”诗歌运动更像是极端的左翼抒情诗人的青春期冲动和斗争情结对当时诗歌秩序的否定和狂热而激动的尖声叫喊。柏桦在《海的夏天》中有这样的诗句——“愤慨的夏天/有着娟洁的狂躁和敏感/愁绪若高山、若钟楼”。这不仅是一个人青年记忆的表述，更表达了1980年代的诗歌症候和精神状态。就是在这种愤慨、狂躁、敏感、焦虑、偏执和愁绪中打开了以西南为核心的先锋诗歌的大门。在这一时期的四川诗歌中我们看到的诗歌精神是激进的、暴躁的，而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成都曾经体现出的柔静的诗歌性格似乎早已成为诗坛绝响和前朝旧梦。1937年秋天的一个清晨，陈敬容在成都的一个院子里写下这样的诗句：“我爱长长的静静的日子，/白昼的阳光，夜晚的灯；/我爱单色纸笔，单色衣履，/我爱单色的和寥落的生”（《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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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的先锋诗歌运动不能不带有典型的毛泽东时代运动精神的余绪。这从当时诗人们频繁的聚会、集结、饮酒、打架、印刷“地下”刊物、传单、闲游、串联的集体性方式中得以淋漓尽致地呈现。尽管此时的青年诗人对极权政治怀有一种天生的不满和反抗，但是吊诡的是这种不满和反抗的方式却同样是政治运动化的。这不能不是中国诗歌的一种惯性的发展轨迹，甚至也是一种思维的牢笼，“瞧，政治多么美/夏天穿上了军装/生活啊！欢乐啊！/那最后一枚像章/那自由与怀乡之歌”（柏桦：《1966年夏天》）。政治和生活，自由和禁锢，诗歌和运动就是如此复杂地集结在五六十年代出生的那代诗人身上。这多像“最后一枚像章”！此后，中国的先锋诗歌运动基本结束，而是呈现为更为嘈杂的形形色色的诗歌活动。而对于在重庆西南师范大学上过学的诗人钟鸣而言，由于其典型的南方性格和对南方诗歌的倾心，从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钟鸣的很多诗歌，比如《历史歌谣与疏》具有代表性地呈现了这位诗人的精神气质和西南地方之间的高度契合。实际上，按照柏桦的说法钟鸣是很早就钟情和迷恋地方诗歌尤其是南方诗歌的诗人，“为了追寻‘南方或‘外省这个概念，他逆流而上独自一人大量研究有关‘南社的各种文献，从柳亚子、苏曼殊等人身上找到近代中国文人的‘南方传统。”[7]

那个年代的青年诗人对电影《列宁在1918》和舞剧《红色娘子军》是非常的熟悉。这甚至无形中成了他们的集体意识：狂热的政治运动和暧昧的个体欲望。

无论是程度不同的认同还是最终的反抗，运动心理成为他们思考生活和诗歌的一种方式。而禁忌年代里舞台上那些“南方”女战士的的身体，尤其是是那些罕见的大腿和裸露的半截雪白的胳膊是如此强烈地刺激着这些青年对身体、女性和欲望的观察与想象方式。而钟鸣和欧阳江河都曾在文工团和文革时期的文艺巡演中有着扮演革命样板戏和现代芭蕾舞剧《白毛女》、《红色娘子军》的经历。欧阳江河在现代革命芭蕾舞剧《白毛女》中扮演“大春”，钟鸣在《红色娘子军》中扮演“小庞”。基于极其相似的政治环境和文化场域，苏联的文学传统与中国当代文学的紧密程度是人所共知的。而那个时代所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他们是如此天然地认识了政治和斗争，也是如此富有意味地在政治运动的尾声中以特殊的方式从政治运动中发现乐趣，甚至是从政治中发现欲望和异性的想象，“色情图画皆能成为导致勃起的无生命的客体，这并没有什么奇怪之处，我这里所要指出的是，在斯大林俄国那种清教徒式的氛围中，人们会因为一幅百分之百社会主义现实主风格的、题为《入团》的画而情欲勃发，这幅画的印数很大，几乎每间教室里都有张贴。画上的诸多人物中间，有一位年轻的金发女子坐在椅子上，她两腿交叉，露出了两三英寸宽的大腿。使我疯狂、让我魂牵梦绕的，倒不是她的这一小段大腿，而是她的大腿与她身上那件深褐色的裙子所构成的对比。就在那个时候，我学会了不再相信所有那些关于潜意识的噪音。我认为，我从不用象征来幻想——我看到的永远是真实的东西：乳房，屁股，女人的内裤”[8]。像少年时代的布罗茨基偷看舅舅的四大卷的《男人和女人》一样，文革时期成长起来的诗人和作家大多具有这种身体的“窥视”欲望。这在王朔的小说《动物凶猛》中有生动的展示。而就诗歌而言，情感、欲望、身体、青春和力比多冲动更是代表了80年代诗人整体的精神氛围。endprint

柏桦在文革中到重庆巴县农村当过知青，而那时乡下的劳动尤其是美妙的自然景象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此后柏桦从重庆到广州、成都、到南京，再回到重庆、成都的不断漫游似乎在精神禀赋上暗合了中国古代诗歌尤其是南方诗人漫游的传统。尽管不同时期柏桦的“出走”有着复杂的原因，甚至可能有着难以排遣的个人痛苦，但是不停的地理场景的变更尤其是南京和后来的江南漫游给柏桦的诗歌写作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这种南方气象的濡染和浸润打开了柏桦江南式的诗歌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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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春天，22岁的柏桦由重庆赴广州外语学院读书。期间柏桦手抄了30多本的诗歌，抄下记忆终生的北岛的《回答》、《雨夜》、《习惯》、《黄昏·丁家滩》等诗。1981年春天，姚学正、李克坚、柏桦、黄念祖等人成立广州青年文学协会并以工人的名义创办刊物《五月》。这种方式与北岛的《今天》竟然如此相似。有时，诗歌的历史会以惊人的方式重演。1973年北方的水乡白洋淀正上演年轻的诗人芒克和多多的一年一度的“诗歌决斗”，而10年之后这在西南的“第三代”诗人张枣和柏桦这里得以重现。1983年10月柏桦起身到西南农业大学教书，不久之后与从长沙来川外读研究生的张枣相遇，一段深厚的诗歌友谊从此开始。确切地说在此之前两个人曾经有过一次极其短暂的见面。而柏桦的匆匆离去正是因为他看到了张枣与自己极其相似的诗歌品质，这让他既惊讶又有些不满。而从1984年开始，随着张枣和柏桦的深入交往，他们像前辈诗人芒克和多多一样继续着一场新的诗歌决斗。当两个人开始诗歌“决斗”的“绝对之夜”（张枣语）开始的时候，在2010年的一个早春英年早逝的张枣都不会想到他们和当年白洋淀以及“今天”诗人一样成为二十世纪中国诗歌史尾声中不多的诗歌传奇之一，“我和谐的伴侣/急躁的性格，像今天傍晚的西风/一路风尘仆仆，只为了一句忘却的话/贫困而又生动，是夜半星星的密谈者/是的，东西比我们更富于果敢/在这个坚韧的世界上来来往往/你，连同你的书，都会磨成芬芳的尘埃”（张枣：《秋天的戏剧》）。张枣的早逝多像他自己所说的“芬芳的尘埃”，而这是否印证了80年代初的那个夜晚张枣在柏桦那里写下的两个简短而宿命性的字：“诗谶”？

在重庆，张枣写了一些诗歌。1984年12月5日深夜，张枣一口气写下了《题辞》和《等待》两首诗。这些诗歌的完成既呈现了一个湖南来的诗人对重庆的观感，同时也是在这个城市里张枣和柏桦诗歌交往和友谊的见证。1985年1月21日，重庆。张枣给即将过生日的柏桦写下了兄弟情谊般的诗《故园——柏桦兄生日留存》：“春天在周遭耳语/向着某一个断桥般的含义/有人正顶着风，冒雨前进/也许那是池塘青草/典故中偶尔的动静//新燕才闻一两声/燃烧的东西真像你/你以为我会回来/（河流解着冻），穿着白衬衣/我梦见你抵达/马匹啸鸣不已//或许要洒扫一下门阶/背后的瓜果如水滴（像从前约定过）/阳光一露面，我们便一齐沐浴”。随着柏桦和张枣的诗歌交往，在他们身边又集结了付维、郑单衣、杨伟、王凡、李伟、文林、付显舟、刘大成、王洪志、陈康平等校园诗人。随着张枣诗歌写作的渐入佳境，柏桦认为张枣的诗歌最终要达到的目的地是——北京，“张枣的声音那时已通过重庆的上空传出去了，成都是他诗歌的第二片晴空，接着这只鸟儿飞向北京”[9]。可见在这些南方诗人看来，北京仍然是诗歌神圣殿堂的象征。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后来围绕着“今天”和先锋诗歌在北京诗歌圈有一个重要的神秘人物——赵一凡（1935～1988）。赵一凡对当时北京“地下”诗歌的资料收集起到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而当时四川的“第三代”诗歌运动中在西南农业大学校园后面山坡的一个平常的农舍里一个叫周中陵的人开了一个打印室。这在当时手抄和油印诗歌十分流行的年代是非常稀有的。就是这个以打字为生的周中陵，竟然在繁重的生存压力面前狂热地自学美学，狂热地喜欢诗歌。在他的周围无一例外都是诗人朋友，柏桦、张枣、李亚伟、廖亦武等诗人都曾在这间农舍里聚集、喝酒、吟诗。而在“第三代”诗歌运动中一份重要的民间刊物绿色封面的《日日新》就是1985年春天在这里诞生的。而历史是如此地巧合和不可思议！周中陵因自小小儿麻痹导致左腿残疾，这与北京的坐在轮椅上的赵一凡的命运是如此相似！赵一凡自幼因病致残，两度卧病在床达15年，常年在轮椅上生活。略微不同的是赵一凡因为诗歌成了痛苦的受难者，而周中陵则因为诗歌成了欢乐的鼓动者。

而当南方正展开轰轰烈烈的“第三代”诗歌运动的时候北方的“今天”诗人却感受到了空前的落寞并陷入对当年白洋淀诗歌辉煌期的回忆和挽歌当中。这从另一个侧面显现出北方在一度的辉煌过后呈现出空前而少有的落寞和“边缘特征”。而后来的《现代汉诗》则成为北方诗歌的最后的理想闪光。

值得注意的是北方和南方诗人因为性格和地方文化上的差异在诗歌修改上的区别。无论是食指的诗歌写作还是不久发生于白洋淀的“地下”写作，后来受到洪子诚、程光炜等诗歌史家不信任的一个重要原因除了诗歌系年问题之外，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食指、北岛、多多等这些诗人曾在不同时期修改自己的诗作。而这些诗人包括北岛时至今日仍然对诗歌修改三缄其口，保持沉默。我在博士论文《当代诗歌史写作问题研究》中曾梳理过食指、北岛等诗人的不同诗歌版本和诗作的改动情况。而为什么这些北方诗人对诗歌的修改情况不置可否？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是觉得修改诗歌是诗人的权利，还是诗歌改动代表了不同时期的美学趣味，甚至还隐含了对前期诗歌写作的某种不满和补充？其中原因笔者无力作出判断，但至少这种集体性的修改行为应该有一定的地缘性格以及诗歌历史观在起作用。因为比照之下我们会发现南方的诗歌尤其是四川诗人对诗歌的修改、甚至是相互之间的修改从来都是“明目张胆”开诚布公地进行，而不是遮遮掩掩、忸怩作态。尽管历史语境不同，但是这其中至少应该包含了地方差异所导致的诗歌性格的不同。在1980年代四川诗人互相修改诗歌甚至形成了一种风气，比如张枣和柏桦在第一时间阅读到对方诗歌时都乐此不疲地予以修改。这既是相互的信任，也是对自己诗歌趣味和技艺的信任与炫耀。张枣曾改动过柏桦《名字》一首的最后一节，张枣曾为柏桦的一首诗起了一个非常贴切也让柏桦非常服气的名字《白头巾》。欧阳江河、张枣和付维一起改动过柏桦的《在清朝》。比如欧阳江河把《在清朝》的“安闲的理想越来越深”改为“安闲和理想越来越深”，付维把《在清朝》的“夜读太史公，清晨捕鱼”修改为“夜读太史公，清晨扫地”，付维还把《望气的人》中的“一个干枯的道士沉默”改为“一个干枯的导师沉默”。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版本《在清朝》、《望气的人》等都是这些朋友共同完成的杰作。

注 释：

[1] 柏桦：《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01页。

[2] 钟鸣：《旁观者》（第二卷），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861页。

[3] 彼得·海斯勒：《江城》，李雪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6页。

[4] 柏桦：《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西藏文学》，1996年第3期。

[5] 柏桦：《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92页。

[6] 柏桦：《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99-100页。

[7] 柏桦：《今天的激情：柏桦十年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77页。

[8] 布罗茨基：《小于一》，《文明的孩子》，刘文飞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16页。

[9] 柏桦：《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18页。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