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立华

导语：法国当地时间的10月9日，加利马尔出版社总裁安东尼·加利马尔先生坐在他的扶手椅里，和全球文学界同行一样，屏住呼吸，等候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的消息。就在宣布前3分钟，他的电话响了。在这静悄悄的屋子里，这一串铃声显得格外清脆。他精神一振，迫不及待地拿起听筒，那一头传来的正是他日亱等待的喜讯。

正文：

得到消息后，加利马尔立即打电话给帕特里克·莫廸亚诺，祝贺他荣获2014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后者正和他的太太，在一个饭店里用餐。随后，加利马尔出版社把他拉到巴黎第六区匆匆忙忙地举行了一个即席记者招待会。当晩，莫廸亚诺又接受了电视台的采访。

和许多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便签约作家的出版商一样，安东尼·加利马尔乐这下子可乐坏了。莫廸亚诺是该出版社的第四位作家得此殊荣，这将给他的出版社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2008年，已有勒·克莱基奥刚刚得过诺奖，本来他以为还要再等上30年呢，没有想到这么快又来了。他坦率地说，他压根儿也没有想到莫廸亚诺会得此奖，一直以为后者会与诺奖无缘，因为瑞典皇家文学院的评委会是有政治倾向的，而莫廸亚诺只是写啊写啊，有他自己独特的风格，在他的作品中没有给意识形态留下任何的空间。安东尼·加利马尔说，这一次他被瑞典皇家文学院评委会“骗了”。他还说，莫迪亚诺和勒·克莱基奥一样，都视文学高于一切，给他们颁奖是理所当然的，这样的奖项是非常珍贵的。

消息公布后，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发了新闻公报，对莫廸亚诺的作品做了高度的评价。法国文化及传播部长福乐尔·佩勒兰——这是一位年轻的亚裔女性，也向莫廸亚诺表示了热烈的祝贺，说这一天对于法国文学，甚至对于法国公民，都是幸福的一天。法国的各个媒体和文艺界的名人，特别是《解放报》从头版开始用了好几个版面，都对这一幸事作了专题报道。老实说，法国现在社会问题多多，公众要关心的问题不是文学，何况莫廸亚诺已经是第15位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了，因此已不算什么“新鲜”的事了，热闹了那么一下子也就无人再谈论了。

莫廸亚诺今年69岁，22岁就发表了第一部小说，至今已发表了30部作品（被翻译成36种文字），囊括了法国全部重要的文学奖，现在又拿下了诺奖。记者问他：你一路走下来，如今得了诺奖，是结了正果了。他急切地说：“我还要写下去呢......”但是，他为人非常低调，腼腆得叫人难以想象，从来不愿意公开露面。笔者来法国后，曾经给他写过一封信，没有收到回信。我当时还以为他摆架子，以后才知道他不愿意见客。这次诺奖公布以后，他不得不会见记者。那天，他汗流满面（如果你在台下，定要为他你捏一把汗的），与其说是出于喜悦，不如说是紧张所致。这么大的一作家，嘀嘀咕咕，语不成句。我听下来，他几乎没有讲一句完整的句子。所以，大家从现在就开始担心他12月9日怎么到瑞典皇家文学院去演说啊。安东尼·加利马尔说，他将全程陪同，那一天会坐在莫迪亚诺的旁边护驾。上届政府的文化部长、法国前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的侄子弗雷德里克·密特朗说：“他会唸稿子的”。

这次当他听到瑞典把文学奖颁发给他时，他居然说：“这太奇怪了！”（此外，在公共场合为数可数的几次露面时，他在窘廹的情况下，还常常用“困难”、“复杂”、“古怪”等词语）他实在是太谦虚了，接着说：“我觉得这太不现实了”，“我倒急于要看看他们为什么要选上我”。

法国有个法兰西学士院，专门纯洁法语，规范其语法，编纂法语大辞典。共有40个座位，只有顶尖的人能进去，去世一个，?上一个，选上去以后享有极高的荣誉，而且是终身的。他被选上了，但却推辞不去。从这个事情也可看出，他是多么的低调。

莫廸亚诺公开表示，不知道他为什么瑞典皇家文学院选上他，弗雷德里克·密特朗进一步补充说，他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来到这个世界上，他的大部分作品都以二战中法国被德国占领的时期作背景，但是他不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多好的人当了徳奸，又有那么多的混蛋成了抵抗德国法西斯的英雄。

有趣的是，对于中国读者而言，关于这位优秀作家的身边，还有另一则“不知道”的趣事。细想起来，笔者是在1985年的圣诞节，12月24日晚登上飞机，12月25日抵达法国巴黎的。我当时已近50岁了，来到巴黎后，就此定居了下来。来法国以前，我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工作。具体说，是社科院主办的《外国文学报道》编辑部的法国文学编辑。

那时中国还没有现在开放，外国的书进去的还不多。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得到了《暗店街》。我一下子就被这位法国作家与众不同的风格吸引住了。看来，他不属于任何流派，你不能给戴上什么派的帽子。我们每个人都有个经验，当早上醒来时，要从头到尾回忆起昨天晚上做的梦，是非常困难的。但就像这些无法捉摸的东西，零散片段的回忆，莫迪亚诺却能“捕风捉影”，生动地描绘出来。他把这种描写变成了艺术，他的笔就像外科医生的手术刀一样准确。

《暗店街》是个中篇，不长，文笔如行云流水，非常流畅，我一口气就把它读完了。经过一番考虑，我决定把它介绍给中国读者，公诸同好。书稿译成以后，我寄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过了一段时期，稿子被退了回来，附上一封很有礼貌的退稿信，说我的译文很好，但是选题不适合他们的出版社。那时，我已经在准备行装自费来法国了。有天恰巧碰到一位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的编辑在上海组稿，他对我的书稿很感兴趣，说他们正在出版《外国中篇小说译丛》。于是，我就把这本沉甸甸的东西从背包里取出来给他拿走了，我自己轻装地上了飞机。

时间过得很快，1986年的2月份，这本书已经和读者见面了。

但是当我在法国看到书以后，大吃一惊。译文除了排错的以外，一个字也没有动。但是，书的封面上译者是我，翻开以后，扉页上的译者却变成了另一个人：“黄雨石”，真是莫名其妙，这是从哪里掉下来一块石头？我随即和百花文艺出版社联系。那时的通讯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发达。我只能苦苦地跑去邮局发信，一封又一封，发了大半年，石沉大海，没有得到一个字的回答。（顺便说一下，这次诺贝尔文学奖公布以后，国内很多媒体和我联系。我及时又主动用“急件”给百花文艺出版社发去电子邮件，但是到此文发稿时，已经过了好几天，我没有收到一个字的回答）鞭长莫及，我写累了，我发累了，只能作罢。那个时代，也不像现在这样，时髦采取法律行动，进行维权。

又过了几年，我偶然在互联网上，发现有些读者在问，《暗店街》到底是谁翻译的？！我的译本是在中国最早出版的，流传很广，甚至影响了一些中国当代有名的作家。有些人在引用我的译文时，弄不清楚，并非有意地写上了“黄雨石”或者其他的什么名字，我的劳动成果被记在别人的名下，心里感到很不是滋味！2010年，我再次和百花联系。比起1986年，现在方便多了，可以用电子邮件，可以用国际电话。我要求百花给我“正名”。

我提出，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再版，把“黄雨石”这个从天外飞来的的名字拿掉。百花说：由于听我讲在我的译本出来以后，中国又出了几个译本，百花如果再版，书会压在仓库里，卖不出去，领导是不会同意的。后来我在法国又了解到，在我向中囯读者介绍莫迪亚诺以后，上海三联买了他一些作品的版权（我不知是否包括《喑店街》。应该说，上海三联书店是比百花文艺出版社更有眼光的），但是我的译本是首先在中国出版的，而当时中国还没有加入世界版权公约，我不知道是不是受此约束。现在想来，此时真为彼时中国出版业的一个侧写，也希望，我国今时今日的出版业，会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下，更加公正，透明。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