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杜梨

导语：无论是为了什么目制作的，这些人体模型吸引我们去观看，移开目光，然后，禁不住又回头看。

在1865年和1866年间，英国拉斐尔前派画家约翰·埃弗雷特·米莱斯多次从从查尔斯·罗伯逊事务所租用“98号儿童”，这家伦敦公司也为画家提供各种颜料，98号儿童一看就让人不喜欢，他眼窝深陷，眼神无光，皮肤就像饮酒过量一样发红，他的身体又与脑袋很不搭调。儿童的脑袋搭配的是经验丰富的摔跤手的小腿和狭窄的腰身，这一切让98号儿童同时有小丑和打手的姿态。

98号儿童并非例外，多年来米莱斯一直租用人体模型，这多少有点怪异，毕竟他是19世纪中叶那些大力宣扬要实践现实主义画风的艺术家中的一员。现实主义意味着风景画家要描绘真的山水，而人物画家要以恋人，朋友和家人为模特作画，而不是面对寒冷的石膏模型创造。因此，当你发现米莱斯，或者拉斐尔前派的其他成员罗塞蒂，马多克斯·布朗，弗雷德里克·莱顿和法国同时代的画家，比如库尔贝，经常选择以人体模型，而不是真正的人体为模特是多么震惊。这意味着那些闻名遐迩的艺术家的作品涉嫌欺骗世人。

如今，98号儿童出现在了英国剑桥的菲茨威廉博物馆的展览：沉默的合作伙伴上，该展览并非为了从故纸堆里挖掘出手指已经僵化，鼻子已经失踪的艺术家的人造模特，而是为了探索，人体模型以最直接最可靠的途径为艺术家提供了达到逼真视觉效果的方式。然后揭示出为什么这种途径会让我们如此心烦意乱。

现实主义艺术家的完美模特

98号儿童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菲茨威廉博物馆的展览上同时还有米莱斯的两幅作品，《睡眠》（1865年）：画家的小女儿嘉莉头枕羽绒枕头，手边散落干花，睡得正香。而在《醒来》（1865）中，画家的另一个女儿玛丽掀开被子，坐在床上。能够用画笔呈现白色亚麻布的褶皱几个世纪以来一直都是对艺术家精湛技艺的考验，米莱斯也热衷于在这一点上建立自己的声誉。然而，很显然，这两幅画是不可能是以三岁和五岁的孩子为模特画的，你甚至不能让这么小的孩子安静的待上5分钟。于是98号儿童就出现了。他可以像一个真正的孩子一样上床睡觉和醒来坐起，而且可以保持一个姿势一直不变，直到让米莱斯对刻意捕捉的皱巴巴的织物所营造的阴影效果感到满意为止。很显然嘉莉和玛丽的红润面孔是后来加上去的。

不仅仅顽皮的孩子需要替身，成年的模特也需要有个后补，因为给画家做模特的人，无论是专业的还是业余的，很少能指望他们能够按照要求丝毫不差，他们会抱怨腿抽筋，坚持要停下来吃午餐，还容易打瞌睡。即便是著名的唯美画家罗塞蒂（们传说他善于在街上发现尤物，并带其回到工作室做模特），有时也会发现用真人做模特太麻烦了，偶尔也会用人体模型代替。最起码，人体模型不会对苛刻的要求说不。

罗塞蒂不想让人知道他有时用秸秆和木屑的填充物，而不是温暖的肉体，做模特，这与他极力宣扬的自己就是拿画笔的拜伦的形象不符。但是也有些画家，却唯恐大家不知道，他们使用的是人体模型，而不是活色生香的人体。英国画家威廉·埃蒂生活在19世纪初，他热衷于画躶体美女，但是当时躶体画越来越受到质疑，认为有点下流，大多数艺术家已经放弃了这种形式。为了保护自己的好名声，威廉·埃蒂从巴黎订购了当时最好的真人大小的模型，这位娇媚的小姐有着羞涩的微笑和活动的四肢关节，凹凸有致的身材上穿着丝绸衣服。她的价格是48英镑，当时算是天文数字，而且花了一年时间才交付使用，但是这让威廉·埃蒂可以保证，为了他的艺术没有真正的淑女被脱去衣服。

威廉·埃蒂的“完美模特”是策展人简·蒙罗为菲茨威廉博物馆的展览《沉默的合作伙伴》收集的展品之一。要收集画家的人体模型可不容易。因为它在艺术创作上所扮演的角色一直受到怀疑，虽然人们对伟大的艺术家的画架，画笔，调色板精心保存，好让其散发出浪漫的微光，但是人体模型可没受到保护。所以蒙罗不得不去杂货室和花棚，而不是去博物馆里，寻找她的藏品。

艺术伙伴变身性玩偶

蒙罗最耀眼的发现属于艺术家阿兰·比顿，这位画家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画了一系列画作来探索人体模型的古怪姿势。在比顿的画作中，人体模型摆出了怪异的姿势，看上去既非人也非物。蒙罗在比顿后代的一间闲屋里发现了这个人体模型，她懒洋洋地躺在安乐椅上手里玩弄着老小姐的假发。

蒙罗追查的人体模型，有些还在站好最后一班岗。拥有荷兰和丹麦血统，在德国出生，在英国发展的艺术家华特·席格的木质人体模型乔治还是巴斯泉大学的教具。有些人体模型已经迁出了艺术家的工作室走进了普通人家，被当做衣帽架使用。无论这些人体模型是否已经光荣退休，都面临着寄生虫和害虫侵害的问题。要想让这些人体模型进入菲茨威廉博物馆，有大量工作需要做。

一旦通过检疫，这些模型就成了博物馆最尊贵的客人。工作人员打开乔治的包装箱的虔诚样子，仿佛他是来自古埃及的木乃伊。在此之前乔治在著名的阿登布鲁克医院做了全身扫描，以确定他的制作方式。其建造模式表明，他是18世纪的文物。华特·席格常说乔治曾经属于霍加斯，对此乔治尚未出言证实。

谁又能说这些沉默的伙伴有一天不会揉揉僵硬的脸颊开始说话呢？对于模型复活的神话开始于古罗马诗人奥维德讲述的皮格马利翁的故事。19世纪后期随着摄影技术的发展，让人体模型有些过时了。但是就是在这个时候，人体模型有了另外的含义。美国画家约翰·弗格森·威尔最先抓住了这一单，在《他最喜欢的模型（1880年）》油画中，一个艺术家和女人体模型手拉着手。言下之意是不明身份的艺术家与有血有肉的女人相比更喜欢真人大小的人体模型。在这里，人体模型变成了性玩偶。

在《画架前的自画像（1922年）》中，奥地利表现主义画家奥斯卡·柯克西卡描述了一个几乎下流的自我，他正在调戏旁边的人体模型。如果这只是一个幻想，那柯克西卡还真的做过一个玩偶。1918年被钢琴家、作曲家阿尔玛·马勒抛弃后。他定制了一个与阿尔玛等身的娃娃。柯克西卡不仅对娃娃的相貌有着详细说明，还对娃娃的肌肤触感提出要求。不过研究者对这个玩偶的下场有不同的说法。

20世纪30年代德国艺术家汉斯·贝尔默开始制作人偶娃娃，他把十几岁时候的梦中情人和母亲给的一箱旧娃娃进行了混合组装。这些臀部和胸部丰满，大腿如火腿般粗壮的球形娃娃在某种意义上抗议着正在崛起的纳粹政权，贝尔默的玩偶被德国官方宣布为堕落，不能在德国展出，于是他逃亡巴黎和超现实主义。

贝尔默的艺术并不广为人知，而查普曼兄弟则以其“悲惨的人体” 的作品引起了很多争议，这一作品采用了不寻常的手法对儿童模型进行了变形。在展览中你可以看到他们的《Tinkerbellend（2002年）》，这是一个金发芭比的模型，除了脚上的耐克鞋什么都没穿，但该长鼻子的地方长着阴茎。

乍一看，《Tinkerbellend》和米莱斯用来代替他沉睡的女儿的98号儿童毫无共同之处。尽管有着巨大的差异，但是它们都是人类为了达到某种效果的虚拟人像。无论是为了什么目制作的，这些人体模型吸引我们去观看，移开目光，然后，禁不住又回头看。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