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瑞红

(河南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郑州451191)

随着国家新一轮医疗体系改革的启动，国家开始“加大医学教育投入，大力发展面向农村的高等医学本专科教育，采取定向免费培养等多种方式，为贫困地区农村培养实用型卫生人才，造就大批扎根农村、服务农民的合格医生。”高职医学院校在这一政策背景下得到了蓬勃发展。高职医学生毕业后能不能服务基层，尤其是到最需要医务工作者的农村去? 能不能成为合格的基层医务工作者? 这与高职医学生的职业认同状况直接相关，是值得关注和研究的问题。

1 问题表现

职业认同是个体选择用“未来想从事的职业”或“现在正在从事的职业”来回答“我是谁”这个问题［1］。高职医学生的职业认同就是高职医学生从职业发展的角度如何定位自己的状态和过程，它是对自己未来将要从事职业的认知和评价。

为了全面地了解高职医学生职业认同状况，笔者采用了调查问卷与访谈相结合的方式，选择了三所高职医学院校，派发了380 份问卷，收回367 份，剔除无效问卷31 份，有效回收率88.42%，采样数量基本能够反映高职医学生职业认同现状。根据调查问卷得分情况综合分析显示，高职医学生的职业认同状况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1 专业认同较为积极 在调查中，大部分学生对自己所选择的医护专业表现出积极认同，并在专业学习中较为努力、认真。在对问题“你所选择的专业将是一生最有意义的决定，你对这一说法的态度是?”的回答中，46.43%的学生“非常赞同”、“比较赞同”自己的专业选择，仅有6.55%的学生表现出对所学专业的“不赞同”。专业认同是职业认同的基础，专业认同表现出来的积极趋势为将来就业后建构积极职业认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见表1。

表1 专业认同操作化指标

表2 学习认同操作化正向指标

同时，在对专业学习态度的调查中，78.65%的学生认为自己学习“非常努力”或“比较努力”，83.04%的学生认为“逃课”、“挂科”是非常不好的行为。这说明，高职医学生对于专业课程的学习非常认真，能够以较好的成绩完成学业，达到国家要求能专业水平。由此可见，高职医学生将来如果能够进入医务工作岗位，其专业技术能力和水平应该是合格甚至是优秀的，见表2－表3。

表3 学习认同操作化反向指标

1.2 “高职生”身份认同消极 虽然高职医学生对专业学习还较为努力，但他们似乎并不喜欢自己的“高职”学生身份。在“你最喜欢别人对你的称呼是什么?”这一问题的回答中81.84%的被调查者选择了“大学生”，仅有6.85%的学生选择了“高职生”。可见，尽管他们喜欢自己所选择的医学专业，但对“高职生”的学历层次并不满意。就我国目前高校招生情况，“本科生”的分数线要高于“高职生”，因此，在社会大众的认知中“本科生”的学习成绩更加优秀，职业发展空间也更为宽广。这种社会大环境造成的“身份等级”使他们更愿意被定位为“大学生”，尽可能淡化与医学本科学生的差别、缩短与本科医学生的距离。实际上，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是多方面的，“高职生”特有的专长并不是“本科生”所能替代和超越的，这仅仅是职业分工的不同，并非“身份等级”的差别，见表4。

表4 职业身份认同操作化指标

1.3 就业观呈多元化 尽管高职医学生专业学习很努力，但在就业意向的调查中，他们并不坚定自己的专业方向。调查中，对“在未来的职业活动中你将优先选择什么?”这一问题的回答呈现分散状态，23.71%的学生将“工作环境好”作为择业的首要标准、22.49%的学生将“保障性高”作为择业的首要标准、20.97%的学生将“收入高”作为择业的首要标准、15.20%的学生将“自己喜欢”作为择业的首要标准，仅有17.63%的学生将“专业对口”作为将来择业的首要标准，而是更多地考虑到职业的收入、环境、保障性等生活实际问题，见表5。

表5 就业观操作化指标

1.4 城市就业意向突出 “高职医学生就业主要是面向基层，对此你的看法是?”45.45%的学生表示“赞同”或“比较赞同”，但有44. 55%的学生对“就业基层”的看法持“中立”态度。应该说，这是一个很“暧昧”的现象。众所周知，当前我国高职医学教育“面向基层”是非常明确的目标，高职医学生自进入高职院校学习之日起就已经十分清楚、明了。但仍然有50%以上的高职医学生持“中立”甚至“反对”的态度，说明其职业认同度并不乐观。

表6 就业去向操作化指标

调查显示，82.03%的学生未来就业地点将优先选择城市，其次是县城，而对于乡镇、农村基本不考虑。高职医学生绝大部分喜欢就业于城市，因为城市就业机制相对完善，更能满足他们对就业环境、工资待遇等要求，见表6。

2 原因分析

综上所述，高职医学生职业认同并不乐观，其存在的突出问题并非不认同医学专业，而在于不认同就业地域、不认同面向基层、面向乡镇( 农村) 的就业方向。通过调查访谈发现促使这一问题形成的主要原因有四个方面的因素。

2.1 职业理想与职业现实的距离 职业理想是个体对自己未来所从事职业的向往与追求，是个人理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科学的职业理想是在对职业现实全面了解基础上，对自己未来所从事的职业做出的合理想象和设计。科学的职业理想只有建立在“了解自己”、“了解职业”和“了解社会需求”三方面的基础之上，才能与职业现实最大限度达到一致。

美国著名职业指导专家金斯伯格( Eli Ginzberg)在研究中指出青少年的职业发展是一个连续的、长期的发展过程，大体为空想阶段、尝试阶段和现实阶段三个时期。科学的职业理想其实是一个不成熟到成熟的发展过程，“空想阶段”、“尝试阶段”是个体职业发展的一般性规律，也是职业成长必须付出的代价。在这个过程中通过“了解自己”、“了解职业”和“了解社会需求”，修正个体的职业目标、培养个体的职业精神、训练个体的职业技能，最终获得职业认同，达成职业现实［2］。

从调查访谈中发现，高职医学生在专业选择之前并未形成科学的职业理想。相反，追求美好、追求流行、追求时尚是年轻人的共性特征，即使在职业领域也不例外。基础教育阶段职业指导的缺位，使高职医学生在已经作出了专业选择的情况后，才开始萌发对职业发展的“空想”、“尝试”的过程，专业的选择不是源于专业兴趣或专业爱好，而是个人模糊的“判断”或“家长建议”。而正是这种模糊的专业倾向，使他们形成了“高职教育——城市就业”的一个错误的逻辑观念。这究竟是认知错误还是“选择性忽略”，不愿意面对高职医学教育面向基层的社会现实? 职业认同的问题自然也就应运而生。

2.2 选择性职业认同的必然趋势 我国基础教育阶段的“应试”特征使高职医学生在专业选择之前，并未真正了解自己的专业爱好，也未进行相应的专业兴趣培养，调查数据显示出47.02%的学生对专业兴趣持“中立”态度，既不喜欢也不讨厌。从职业认同的角度，对专业态度的“中立”，表现出来的是专业兴趣的淡漠和缺失，其实是对专业的一种怀疑和不确定性的情感因素。假设高职医学生在专业学习和职业发展中一切顺利，这种“怀疑”和“不确定性”因素或将减弱，相反，高职医学生在专业学习和职业发展中遭遇挫折则容易态度消极。

高职医学生在基础教阶段对专业认知教育的空白和专业兴趣发掘的缺失，使他们在专业选择之前不能够对专业和个体兴趣做全面的了解，到了大学阶段才能时间和机会去思考个体的专业兴趣和职业发展。而职业认同的可选择性使任何人都可以在不同的时空上对自己的职业进行调整，那么，高职医学生进入专业学习的高等教育阶段后，在专业学习和职业了解的过程中，根据对自身的爱好、兴趣、发展前途、利益关系的判断作出取舍选择，也在情理之中。

2.3 职业精神培养缺位 如果说基础教育阶段职业指导缺失已经成为既定事实的话，那么，高职教育阶段的对高职医学生职业精神培养就显得尤其重要。在调查中发现高职医学教育更注重的是专业技能，而对职业精神的培养是远远不够的。其原因在于:第一，专业课程设置过多，职业精神培养缺时间。职业精神培养的最佳选择是融入专业教学中，以润物无声的方式引导学生。目前，高职医学生学制三年，其中一年的医院实习，在校学习的时间只有两年时间，在两年的在校学习中又分解为理论课和实践课两大部分。这一教授方式对于培养熟练的医学技术型人才是最直接、最有效方式。实践证明，通过这种模式培养出的学生专业技术过硬，毕业后能够较快进入职业角色。但是，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这种教授方式，使学生在校学习期间，专业课程设置过于集中，学生专业学习压力很大，根本没有时间去顾及其他，对于职业的相关认知也就被忽略掉了。其次，职业精神培养缺内容。职业精神培养的第二途径是公共政治理论课。高职医学院校开设公共政治理论课，就是为了提高学生的综合人文素质，坚定政治信仰、明确政治方向，在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指导下实现职业理想。在调研中发现，高职医学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教材全国统一指定，本(专) 科及所有专业通用，教材内容过于宏观、笼统、原则、务虚，缺乏有效的针对性。比如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中，虽然也涉及了理想及职业理想教育、职业道德教育的内容，但是主要是强调“马克思主义信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等基本的政治方向，即使职业道德也缺乏针对性，只是要求大学生做到“爱岗敬业、办事公道、诚实守信、服务群众、奉献社会”［3］。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授课中，也做出了很大的努力，试图在授课中更多体现职业特色，但毕竟受限于教材和课时，而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2.4 制度对接不完善，政策显效滞后 为什么在高职教育阶段，学校教育“忽略”职业精神培养，不主动帮助学生建构积极的职业认同? 通过调查发现:制度对接不完善、医改政策显效滞后是高职医学生职业认同度低的重要原因。

通过查询近几年有关医疗改革的相关文件，虽然在2009年国务院的新医改《意见》中明确要“大力发展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以县级医院为龙头、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为基础的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网络”。要“加大医学教育投入，大力发展面向农村的高等医学本专科教育，采取定向免费培养等多种方式，为贫困地区农村培养实用的卫生人才，造就大批扎根农村、服务农民的合格医生［4］”。但这仅仅是我国医疗改革的宏观政策，有待于更详细的具体制度和措施配套。尤其是高职医学生毕业后如何实现到基层就业的制度对接，尚没有具体的措施，而依然靠市场自发调节。在调查中，高职医学生认为现行医改政策对其就业的影响十分有限，69.35%的学生感受不到“新医改”政策对其未来就业可能产生的影响。

究其原因，高职医学生毕业后的流向主要由市场来调节，而“新医改”则是一系列的国家在医疗改革方面的宏观政策。政策是宏观的、指导性的，市场就业是现实的、具体的。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由于高职医学生就业具体政策不得力，所以在高职阶段的学校教育中在鼓励学生去“基层”的问题上“含混”、“晦涩”、“底气不足”，而面对严峻的就业压力只能加强学生专业技术的培训，使他们“身有所长”，而不至于“毕业即失业”。同时，基层虽然缺少医务工作者，但乡镇卫生院作为国家的事业单位其引进人才受到严格的人员编制控制，即缺人员但没有“编制”，这无疑使高职医学生基层就业流向“雪上加霜”。工作环境差、收入待遇低、再没有基本的“编制”保障，使高职医学生就业基层看不到职业发展的前景和希望。

3 结语

泰菲尔和特纳社会认同理论认为，如果个体所生活的社会是有弹性的和可渗透的，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只要他们对其所避短的社会群体和社会范畴的成员身份所带给他们的生活状况不满意，他们就能个体性地转移到更适合他们的群体中，无论通过天赋、努力、运气或其他方式［6］。同样，高职医学生对自身所属的“高职生”群体并不十分满意，在未来的职业选择中，他们也感觉不到基层工作的职业自豪感和价值感。尽管他们对专业学习很认真，但并非基于他们对职业的认同，恰恰相反，他们是想通过知识和能力的获得，通过社会流动而进入“更高”层次的职业群体。在这一过程中，也许他们并不清楚自己的职业发展方向，但至少他们认为未来他们从事的职业应该有更高的收入、更好的环境、更健全的社会保障。

实际上，我国大学生最终从事职业与其在学校期间所修专业“不对口”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从提高高等教育的社会效益角度看，只有学生在学校所接受的专业教育与未来所从事职业相一致才是社会教育资源效益最大化的表现，也是我国新一轮医疗改革取得成效的重要基础，因此，高职医学生职业认同的调查研究也突显其意义。

［1］Fugate，mel，etal. employability: apsycho－ social construct，its dimensions，and application. ［J］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2004，65(1):14.

［2］童 天. 职业生涯发展与规划［M］. 修订版. 北京: 知识出版社，2006，31－34.

［3］罗国杰.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M］.修订版.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147.

［4］周晓红.现代社会心理学名著菁华［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4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