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国

(镇江市博物馆，江苏镇江 212000)

1 出土的北宋大市碑刻

民国年间，在镇江大市口筑路及建塔过程中，曾两次出土北宋时期碑刻。下面则以碑刻年代的早晚分别予以介绍:

1.1 淳化碑

1931年，在镇江大市口建造中山塔时，曾出土宋初淳化三年(992年)两方碑刻，即《朱方新砌十字市街》碑和《润州砌大市砖街》碑，出土时对合在一起。碑皆系青石质地，方形，边长约57、厚约10厘米①此两方碑中，《润州砌大市砖街》碑现藏镇江博物馆;《朱方新砌十字市街》碑久佚，只存拓片。。

其中碑一，《朱方新砌十字市街》碑文:

“朱方新砌十字市街起初井记

江左雄藩，南徐②南徐，即南徐州，南朝州治京口(今镇江市)。佳地。山川秀满，风景清虚。车马四来，闤闠大壮。廓落衢路，经淫雨而不能清通;绵历古今，孰扬言而填整?爰有桑门高士道澄者，本秦地人也。龆龀之年，志气不群。弱冠之岁，戒律斯禀。始启弘愿，遍适诸方，凡遇街衢，鼎新兴砌。届兹润浦③润浦，河名，位于京口城东。，俄遂前心募缘，而自旦至昏无倦，而经寒度暑，复召劝首，言于豪彦，共备丰财，益斯聚敛，确乎不拔，告厥成功。甃数百丈之青烟，东西相贯，破二百五十万之世宝，南北一如。使履涉者免高下之泥途，遣往还者得平正之歧道。但取坚牢，不务华饰，寒暑任迁，此善弥积虑忘后来，特标铭实。

时大宋淳化三年岁在壬辰月当伸吕十六日记。泰州常乐寺寄润州慈和寺发愿砌街僧道澄。慈和寺院主住持悟空、禅大德惠朗。”

碑二，《润州砌大市砖街》碑文:

“润州砌大市砖街会首施主姓名如后:勾当僧道澄 黄大翔 赵美 张玮 何美 孟俨华朗 唐逊 蔡祚 李郁 殷□□ 会首葛□昇 刘延福 羡敬福 张承海 江尔诚 陈延遇 张匡禄 吴仁□ 葛延朗 徐德澄 朱德钦 刘彦诚 严祚 曹匡禧 唐延福 尹承嗣史文昶 □志坚 葛延祚 纪裕 谭延寿 张□诚 张承翊 朱匡祐 邢谦 李京 □□葛延福 陆承祚 薛匡辅 陈匡福 董文祐王令训 潘承勋 游赟 米承祚 周匡惠 朱皓 满皓原 郁诠 蒋令郏 潘弘朗 魏弘智杨延英 施岳 张令权 雷守宾 常僎 刘延玉 夏承後 王仁矩 朱延肇 范文兴 莫仁宰 朱延朗 王承实 韦匡福 王从谦 甘承裕 邓遇 王元绪 王延德 陈进诚 周知浩曹进儒 唐德昇 霍令悦 宫旺 储彦殊 管文朗 刘顺 施延福 聂延朗 聂延祚 刘延嗣 陈旺 徐彦 赵祐 管朗 林旺张 沈仁祐 王延祐 吴延寿 成延祚 邓承福 曹元吉 曹德升 王延皓 李文顺 陈文德 夏宝汤祚 谢和福 赵昕 班实 吕仁旺 于遂夏承裕 张承祐 周德遇 徐匡甘 吕祚王德安 潘玄义 潘元袭 周福迁 傅勍 刘雅 葛仁福 李进 唐泽 王延寿 谢延矩潘重胤 僧宗隽 吴仁禄 李延福 王知进高知进 陆承福 王令勋 周延祚 孙兴 王洪 吕仁旺 许福 杨明 孙延昭 李藏用葛弘稔 尹承寿 吴延寿 周延福 娄怀恭曹四娘 周三娘 王一娘 李二娘 朱七娘王十一娘 羡德兴 沈从让 玄仁义 夏十娘夏二娘 莫大娘 莫六娘 石十二娘 张五娘陈三娘孩子梅女 李三娘

淳化三年太岁壬辰四月十六己卯日建 后来施主别立铭纪徐行□”

以上二碑就内容而言，前者的刻文记述修路事迹，后者则是镌以集资者名录，它们其实分别与一座立碑的碑面和碑阴的作用相似。但因为需要埋在地下，出于对石面刻文的保护，便仿效墓志的格式分刻为二石，再使之对合放置。

图1 朱方新砌十字市街碑

图2 润州砌大市砖街碑

此外，如果对照两碑的文字，还会发现一个不同寻常的现象，即它们的题名并不一致:一碑题为“朱方新砌十字市街”，另一碑题为“润州砌大市砖街”，两者看似不同，其实所指内容一样。《读史方舆纪要》记曰:镇江府，“丹徒县附郭。本(春秋)吴之朱方邑。”“开皇十五年(595年)，置润州以州东润浦为名。”［1］朱方和润州都同是镇江的古域名。至于大市与十字街，则是同一地点的不同表达方式，前者是指大市场地，后者是指周边地形，但都是代表同一地理位置。因此，两碑的题名可谓是文有异而实相同。(为了叙述方便，将两碑一合简称为“淳化碑”。)

1.2 崇宁砖

1915年夏，镇江创筑马路。“仲秋开大市口路心石，石启得北宋崇宁刻文砖一、崇宁钱二。砖长八寸五分，广四寸，正书四行，首行九字，二行十字，三行十一字，四行十二字，共四十二字。”刻文砖的文字为:“洪寿、徐珫募众缘，重新砌换大市心石，并砌南街十余丈。所用五万余钱。时崇宁四年乙酉(1105年)岁九月二十七日记。”［2］(为了叙述方便，将此刻文砖简称为“崇宁砖”。)

2 唐宋时期的大市史迹

今镇江城区中心大市口，即“泛指中山东路与解放路交会处一带地域”［3］，古称“大市”。从出土的淳化碑刻中还可以看到，大市又称“十字街”，这表明在千年之前此处即是十字交叉的街区格局。

而宋初还远不是大市起始之时。史料记载，早在唐代润州已有大市。在《唐语林》中即有一则关于大市的纪闻:“宝历中(825—827年)，亳州云出圣水，服之愈宿疾，亦无差者。自洛以来及江西数十郡，人争施金货、衣服以饮焉，获利千万，人转相惑。李德裕在浙西，命于大市集人，置釜取其水，设司取猪肉五斤煮，云:‘若圣水也，肉当如故。’逡巡熟烂。自此人心稍定，妖者寻而败露。”［4］李德裕通过在大市煮肉的实证，揭穿了所谓亳州“圣水”的骗人鬼话。同时，此事亦使润州大市闻名于世。

无独有偶。史籍中还见有唐代路随任润州知市令的记载:路隋原为润州参军，性格刚直不阿，被当时的润州刺史李錡“欲困辱之，使知市事。隋怡然坐市中，一不介意，不以为屈”［5］。路隋当年所坐“市中”的地方，即是润州大市。其时当李錡润州任上，即贞元十五年至元和二年之间(799—807年)［6］。后来，路隋官至丞相兼润州刺史、镇海军节度使、浙江西道观察使［5］。路随再次重返润州，并且身份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这在历史上传为佳话。

知市事，即市令。唐朝规定“中都督府、上州皆有市令一人，从九品上，掌市廛交易、通判市事。”［7］唐时润州属上州［8］，故设有市令。但由于市令官微阶小，在志书中几乎不见著录，而能够见有路随一例，实属极为难得。

而《淳化碑》的历史价值还体现在另一方面，即它记录了我国古代城市道路设施改革的一次早期范例。古代城市及至唐代为止，城区道路仍然是以土路为主。有学者考证隋唐五代的道路:“隋唐五代的陆上道路，除去宫中有砖道外，其他多为土路，下雨就成了泥路。道路太泥泞时，简直不能行走，以致朝廷常常放假三日，免去百官上朝的苦处。好一点的路，是在土路上铺上沙子，称‘沙堤’。唐朝制度，凡拜相时要从被拜相者的家里用沙铺一条路，以示尊崇。”［9］

这种现象在宋初开始发生变化，而《淳化碑》历史性地记载了润州城中发生这一变化的过程:早先城中是“廓落衢路，经淫雨而不能清通;绵历古今，孰扬言而堪整?”但通过道澄的倡导和劝募，集资二百五十万钱，并率众在大市十字街“甃数百丈之青烟，东西相贯，南北一如。使履涉者免高下之泥途，遣往还者得平正之歧道。”这堪称是一次创举，极大地改善了城市交通条件和景观面貌。

润州不但是在新砌城中砖路上有着领先的作为，而且在保护砖路上也采取有力的措施。志载，仅时隔十余年的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年)，润州已设有“廻车院，在西北一里。”［10］此处为廻车院官厅所在，负责管理城区车辆事宜。并且，在三座城门外侧设置车院，即“仁和门车院，在东鸿鹤桥南。登云门车院，在程道桥西。鹤林门车院，在朝真桥南。”［11］562志载，“东鸿鹤桥，在仁和门外。”“程道桥，在登云门外。”“朝真桥，在鹤林门外。”［11］31其设置车院的原因，是由于“城中街衢，悉用砖甃，往往为车辙所坏。而仁和、登云、鹤林三门，俱无水路。乡村之民，必以鹿车①古代用人力推挽的独轮小车。任重。故于三门各置车院数十楹，俾民载物至城下，寄居于院，而肩入城，出则给之。”［11］562

润州在城市道路设施方面的创新以及采取保护砖路的制度建设，既具有领先性的开创意义，又是北宋初期全国性变革的一个缩影。

3 古代民间参与大市建设

我国古代有着民间参与社会各项建设的传统，而出钱出力修桥铺路便是其典型的善举美德。碑刻记载，北宋润州大市的道路、桥梁建设项目多是民间作为，大致可分僧人劝募、市民募集和个人独资三种:

3.1 发愿僧道澄创举

道澄，“桑(沙)门高士”，本秦地(今甘肃天水一带)人。碑文述及，“龆龀之年，志气不群。弱冠之岁，戒律斯禀。”即少年之时，就志向不凡;二十岁便在佛门受戒，后来成为泰州常乐寺僧人。其间立下宏愿:“遍适诸方，凡遇街衢，鼎新兴砌。”他的愿望就是要到各个城市去，将原来街衢的土路改砌成砖街，方便行人交通，改善城区环境，并且自号为“发愿砌街僧”。他到了润州以后，寄居于慈和寺。慈和寺为润州名刹，“在寿邱山巅，宋高祖(刘裕)故宅也，至陈，立寺名慈和。”［11］361

而将城市中的土路改为砖街，其关键是要得到民众的响应，并能够募集必需的资金。为此，道澄不畏艰难，“自旦至昏无倦，而经寒度暑，复召劝首，言于豪彦，共备丰财，益斯聚敛，确乎不拔，告厥成功。”即每天从早到晚，不知疲倦;又从寒天一直到酷暑，坚持劝募。而在这一过程中，先是邀请适合者担任劝募的会首，又结缘社会上贤达人士，并且还得到慈和寺院主住持悟空、禅大德惠朗等的鼎力支持。之后，经过反复动员、劝说，吸引众人参加，广为募集资金，慷慨捐钱者达160余人，共募得二百五十万钱(二千五百贯)。然后，正式开工新砌大市十字砖街，东南西北共计数百丈之遥。当然，润州的大市砖街还只是道澄实现愿望中的一个节点，此后他又将踏上奔赴其他城市的征途。应该说，道澄当是北宋初期城市街衢道路变革中的领先人物，他的事迹也因《淳化碑》的出土而传之后世。

3.2 洪寿、徐珫募众缘

1915年在大市口出土的《崇宁砖》，记载了北宋崇宁年间市民洪寿、徐珫二人，向民间募得五万余钱，“重新砌换大市心石，并砌南街十余丈。”他们用以修缮的工程包括两部分:一是“砌换大市心石”，是指将大市街心(十字街交会处的方形地块)的石块重新铺砌;二是“砌南街十余丈”，即是将南街的一段重新铺砌砖块。

自淳化年间新砌大市砖街以后，砖街的维护和修缮就成了一项经常性的任务，而时隔100余年洪寿、徐珫的修建，只是其中的一例而已。从中可以推知，北宋时期大市十字街道路的维修事宜，多是由民间人士采取募缘的方式，针对性地予以修补、更新。

3.3 吴文裕独资修桥

北宋时，丹徒县有一富户名吴文裕者，家产遍及丹徒、延陵二县，富甲一方。天圣五年(1027年)，他曾率家族捐钱八千万(八万贯)，重建规模宏大的明真观。并嗣后立有《大宋润州丹徒县明真观碑》，在碑阴中主要记述吴文裕捐钱建观的事迹，并另外记有在润州大市旁建桥的善举:“建造城内市心桥一座，上面栏楯，甃砌桥面、壁岸，约钱一千五百贯(一百五十万钱)。”［2］考之，大市附近有河流经过的街道当属东街，在其距市心数十丈处设有桥梁，“名嘉泰桥，宋嘉泰年间(1201—1204年)造，在市东紫金坊，俗称针子桥。”［11］31

以上只是北宋时期民间参与大市建设的少部分事例，但从中可以看出古代先民这种自觉投身于城市建设，出钱出力，为城市的延续和发展作贡献的精神和实践，值得后人敬仰和效法。

4 考古重现古代大市风采

近些年来，在大市的周边进行过考古，并且取得了丰富的收获，揭示了唐宋大市街衢、店铺、市井等遗存以及石像、银器、陶瓷等多批遗物［12］。

1984年，考古工作者曾在大市口道路拓宽工地的地下深约4米处发现呈“十”字形走向的唐代木构下水道遗迹，一条通向中山路东西，另一条通向解放路南北，并且在交会处上面还铺设有木板，可供行人、车辆通过，沟的一侧皆紧贴着街路，这大致勾勒出唐代大市的街衢格局。此外，还出有社神石像，应是砌于街巷墙上供人们所敬奉。

1994年，大市口西北角建设镇江商业城，而在考古探方内发现一处唐代房基，并清理出一座砖砌多眼灶遗迹，另在一坑内出有数十件青釉和酱釉瓷碗，它们型式单一、粗制，似为店铺经营所用。诸种迹象显示，这一唐代房基很可能是大市范围内一家餐饮店遗址。

古代大市有名井，称紫金泉。志载:“紫金山，正当市心，四旁民居。旧来犹隐隐见山脚，今不复存。而其泉固在，即严氏家井，形制甚古”［11］307。该井流传保存至今，近年在解放路拓宽时被妥为保护，并树碑为志。

而大市一带，除紫金泉外还有其他古井。1994年，在大市口国际饭店工地即发现一口宋代砖砌古井，深逾10米，井内堆积有宋、元、明三代文化地层，出土文物500余件，主要有汲水器、瓷器及杂件等。其中，单是宋代汲水器就出有200多件，以汲水陶罐为大宗，亦见木制吊桶。另有大量生活用瓷，多为各地名窑产品，器形有碗、碟、盘、壶、茶盏等。此外，还见有宋元铜镜、石砚、铜簪、铁权等。尤其可贵的是在井底壁龛内出有两尊井神坐像，为无釉紫胎陶塑。形态笑容可掬，栩栩如生。

在大市口周围，考古发现唐宋时期数量众多的遗存，它们与民国时期出土的北宋碑刻遥相呼应，这从多个侧面反映出唐宋大市的悠久历史、街衢建设以及曾经的繁荣景象。

［1］参考文献: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镇江府［M］.敷文阁，锦里龙万育變堂校刊本，1811(嘉庆十六年).

［2］陈庆年.横山乡人类稿［M］.镇江:横山草堂刊本，1934(民国二十三年).

［3］镇江市地名委员会.镇江市标准地名实用手册［G］.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1998:166.

［4］王谠.唐语林:政事上［M］.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28.

［5］刘昫.旧唐书:路隋传//［M］.二十五史:第五册.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832－833.

［6］卢宪.嘉定镇江志［M］//宋元方志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90:2434.

［7］卢宪.嘉定镇江志［M］//宋元方志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90:2487.

［8］李吉甫.元和郡县志:润州［G］//四库全书:第46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429.

［9］李斌城，李锦绣，张泽咸，等.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G］.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152.

［10］卢宪.嘉定镇江志［M］//宋元方志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90:2409.

［11］俞希鲁.至顺镇江志［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

［12］刘建国.名城地下的名城:镇江城市考古纪实［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99－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