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女学的建立和女学事业圈的形成，赋予了女性新的社会身份，造就了新女性群体。晚清广州女性群体的产生有着具体的历史动因和发展脉络，女性群体的组织化过程体现了其社会网络的建构和地方社会的影响。变革图存的社会现实、女性主体意识和群体意识的觉醒、社会新兴阶层的崛起等因素都影响了由女学到女界的进程。

[关键词]晚清；广州；女学；女界

一、女学的建立

中国新式女学的创办，发轫于教会女学。西方教会很早就进人广州，并建立女学，以致“各省女学堂未兴，惟上海、广东有之”。[1]清末教会在广州创办的女学主要有：“其省会城西一隅，则有公益女师（1）、道根女师、国维女师、协和女师及路得学校、夏葛医学等校，其他如复礼女师、曹范女师、培道女中、真光女中等布于省城区域内。……其于城郊外者，尚有东山培贤女校，南关增沙之淑正女校，东较场之圣西里达女校，白米巷之圣神女校等，皆为当时广州女校概况。”[2]

在教会女学的刺激和示范下，广州民间自办女学也逐步兴起。1907年，清廷颁布女子学堂章程，第一次用学制的形式肯定了女学的合法地位。同年，广东官立女子初级师范学堂成立。20世纪初，广州女学形成了由教会、官府和民间不同办学主体举办的格局，在办学层次提高，规模扩大的基础上，形成包括幼儿园、小学、中学、乃至高等学校以及专科学校如医科学校、师范学校、工艺学校、纯神学教育等的完整教育体系。女学的制度化和体系化为新式女性群体的产生提供了前提和基础。

（一）女性办女学

广州民间自办女学最初是由一些接受西方思想的女性推动的。这些女学先驱大都出身于士绅官宦之家，受过良好的传统教育，同时得风气之先，主动吸取西方新思想，成为新式女性。创办育贤女学的张竹君就是教会学校培养的高材生，1900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夏葛医学堂后，开始关注女性自身的命运，倡导新学，提倡女权，成为广州新女性的代表。

另一些女学先驱则为闺秀名媛，因家庭开明，主动吸取西方新思想成为新女性。刘佩箴、杜清持等人，“刘为宦家女，余有汪孝廉千仞之室。杜亦世家女，余有曹履冰之室也。”[3]汪千仞为刘佩箴之夫，时任南洋视学专员，刘佩箴曾随其夫前往南洋。刘佩箴颇具新思想，她与杜清持公开宣扬男女平等，反对夫为妻纲，先后参与创办公益女学和坤维女学。杜清持幼年“读书粤西，比长喜阅日报及新译西书，得以稍解时事，哀神州之陆沈，慨女流之禁锢，热血所发，间见诗词。因思开智必先阅报，阅报必先兴学，而尤必先兴蒙学。”她认为只有兴女学，才能树女子自立之精神，“深慨女学不讲，无以开其黑暗。”[4]

马励芸出生世家，名儒马朴卿孙女，其夫是华侨巨商黄景棠。受祖父熏陶，精通书史，长于诗文。又因久居南洋，亦富新知，颇受康梁影响。马励芸经常与男子公开交往，在其荔湾所居“小画舫斋”，常与诗人、名流聚集酬唱。而其夫黄景棠是晚清从南洋归国的开明绅商，粤商自治会的领袖，广州时敏和述善学堂的创办者。马励芸、刘佩箴以当时社会重男轻女，感慨女子与男子不平等，决定创办女学。

（二）女学的支持力量

具有维新思想的人士和革命派是女学的积极支持者。黄景棠和汪千仞都是具有新思想的士绅。黄景棠，字诏平，从南洋回广州后参与创办了时敏学堂、述善学堂，捐资支持妻子创办女学。汪千仞，名凤翔，桂林人，康有为弟子。1897年，康有为赴桂讲学，组建维新组织圣学会。汪凤翔为该会成员，在粤省“本其师承，相机传布”。[5]1906年，汪凤翔视学南洋，得黄景棠陪同巡视各埠，鼓励侨民集资兴学。黄、汪系同年中式的举人，交谊甚密。马励芸、刘佩箴倡办女学，得到了黄、汪支持。汪千仞回广州后，办妥坤维女学各项章则，呈请立案，获学务公所批准备案。黄景棠也大力支持其他女学发展，杜清持创办女学初期，“社会间乃频散蜚语诋毁之，直至呈报学务处，亦不奉批准，且直斥杜氏无教员之资格。”述善学堂校长黄景棠从该校抽调教员义务教授，才得以延续。[6]

革命派是女学的积极实践者和赞助者。南武学堂、洁芳女学、壶德女学等都是革命党人所创办。革命党人也对女学先驱大加赞扬，胡汉民在《岭海报》上撰文大力赞扬张竹君，另一同盟会领导人马君武也对张竹君“举扬备至”。1903年，《羊城报》记者莫任衡发表《驳女权论》，胡汉民和亦拥护女权的谢英伯起来反驳。潘达微是女学事业的积极推动者和实践者，他不仅联合同志创办南武学堂、洁芳女学，而且于1908年创办缤华女子习艺院，“专攻刺绣、手织、图画”，教授“图画与词章”，力求“博综古今，并包中外，”[7]成绩甚大。民初潘达微与陈景华创办女子教养院，收容婢妾、雏妓、幼尼等下层弱势女子，分班受教习艺。

二、女学事业圈的构成

女学的建立、拓展及延伸，形成了一体化的女学事业圈，主要包括女学教育圈、女医事业圈两大系统，辐射到慈善界、基督教教友界都形成了聚合中心。这些女性也涉足更多领域，衍生出教师、校长、学生、医生、院长、基督徒、慈善人士等众多社会身份，在此过程中，女性群体也建构了自身的社会关系网络。

（一）女学教育圈

女学的建立、拓展及逐步体系化，使女学具有了一种自我发展的趋向和能力。女学在内部及外部都发生了广泛的联系，创办者、教师、学生之间都建立了联系。很多女学有多名创办者，或是一人参与创办多所女学。1902年，张竹君创办了被誉为“全粤女学之先声”的育贤女学，又与刘佩箴、马励芸、杜清持等人创办了公益女学，1904年创立了以职业教育为特色的广州女子工艺学校，聘请专业人士给学生传授纺织、刺绣等技艺。1905年，曾创办公益女学的马励芸出资在西关创办坤维女学，自任校长，聘杜清持为监学。杜清持也是开办女学的先锋，先后参与创办了移风、公益和坤维三所女学。

资金、师资、求学等现实需求使学校间的联系交流具有切实基础，女学日益融入学务系统，成为学务系统不可否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公益女学是广州最早设立的女学之一，后因经费支绌，接受基督教会的补助，1902年改名为路德小学堂。民初摆脱教会影响，改为公益女子师范学校。杨穉琴创办的尚德女学，因“军队驻集，图书校具，析为燃料，荡然无存。学生离散，校员无法维持，物力潜销，元气剥丧”，[8]女学合法化后，广州知府崔炳炎在原尚德女学的基础上，成立广东官立女子初级师范学堂，其妻程瑶华任监督，杨穉琴为监学。

师资共享的现实需要打破了男女大防旧观念。女学不便聘请男性教习，但数学一门在女界中难以觅选，官立女子师范学堂最终延聘西学堂毕业孔广燊担任。图画教员往往是一人兼任几间学校的课程。李耀屏同时兼任广东高等师范图工专科、省立女子师范、番禺中学的图画教员。潘达微在南武学校、述善学堂、洁芳女校、培淑女校等多所学校兼任美术教员。外国教师也被女校和男校聘为图画教员，日本画师山本海崖在述善学堂教授画科，“本年师范馆及时敏学堂、公益女学堂，争相延聘。”[9]

求学的需要逐步突破男女大防的观念，学生在不同类型的学校流动时有发生，这也促进了学校间的交流和学界的一体化。1879年，真光女学有两位女生进入南华医学堂学医，后不断有女生进入该校学习。[10]张竹君则在1897年南华医校肄业后转入夏葛女医学堂。真光小学生罗有节毕业后升入岭南学堂，于1911年毕业服务母校。岭南学校早在1903年就实行了男女同学，学校允许4名女学生与男生同班上课。1906年，南武学堂因女生增多，在河南跃龙里增设南武女学。

女学教育圈是女界群体形成的基础和起点，因而一直是广州女界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女学系统的运行和自身的再生产，为女学教育界不断地输送新成员，女学教育队伍不断壮大。1909年，坤维女校已培养了第一期女子师范生毕业，共4人。公益女子师范“历届毕业生出就外埠及省外各埠当教习者大不乏人”。[11]先进女性是兴办女学的主力，一些曾经的学习者也逐渐成为新的办学者，女学教育在空间上不断扩展，延伸到基层地方社会。

（二）女医事业圈

广州是西医东渐的前沿，女子医学教育较为发达，1879年，前身为博济医校的南华医学校，开始招收女生。当时应“真光女学校学生之请求乃许其两女学生入学，是为本院教授女生之始，亦中国训练女医生及男女同学之始”。[12]南华医校为广州培养了第一批女医人才。1899年，美国长老会委派富玛利医生在广州西关主持创办了广东女医学堂，后改称夏葛女医学堂，1904年建立了附属端纳看护学校。夏葛女医学校和端拿护士学校是专门培养女性医护人才的专门学校，成为女医人才输出的主要来源。在外国女子医学教育的影响下，国人自办的女子医学校也建立起来。1907年，梁培基、郑豪、陈衍芬等人建立了光华医学校。1909年，绅商潘佩如、钟宰基等在西关创办广东公医医学专门学校，后因女生增多，在河南鳌洲分设公医医学专门学校女校。

清末民初，南华、夏葛、光华三校已培养出100多名女医师和护士。作为一个群体，应有一定数量的存在。虽然数量有限，但它已经作为一个新兴的群体诞生了。这些女医人才形成了自身的医疗卫生圈，是晚清广州社会一支重要的新兴力量。她们以精湛的医术、崇高的医德赢得了广泛赞誉，为广州医疗卫生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张竹君是女医群体的杰出代表，1901年，集资创办褆福医院自任院长，开国内女界创办医院之先。不久又创办南福医院，这两所医院都为平民治病。1902年，张竹君前往新加坡考察，并受聘为“新加坡中国医院”监院。当时张竹君已经是广州医界的著名医生、多家医院院长。1904年赴沪后，张竹君在富商支持下创办了育贤女校、女子中西医学院。1909年设立上海医院，被推为监院。

开办医院投身医疗卫生事业是这些女医生的普遍选择，服务女性健康，积极保生保育，实行医教结合是其中的显著特征。张竹君办南福医院时就“收女弟子十余人，自教之，医学外并极普通格致学。”后“改南福医院为小女学堂”。[13]1908年，谢爱琼创办妇孺医院，这是广东最早的妇女儿童医院，专司妇女助产接生。翌年，该院附设妇孺产科学校。1907年，梁焕真与梁培基等发起创办光华医社，筹办医校和医院。黄玉英在广州汝南洲开办保生医所，1913年与其夫创办保生产科学校，并设产科医病房，自任校长。

医疗事业是一项社会公众事业，为救济大量贫困病患者，广州士绅举办了许多慈善医疗机构，水藤如春善社、中国改良会、保育善会都有女医生的身影。女医生也积极服务于公共卫生防疫事业。1904年广州霍乱流行，九大善堂董事会会同官绅共商救济办法，特邀张竹君参加。1907年广州时疫流行，广仁善堂“延内科医生三位，外科医生一位，女医生一位，驻局专医内外时症，有请外科医生三位，女医生三位，挑药箱三名。”[14]

三、女性群体的组织化

学校教育提供了女性走向社会的机会和能力，促进了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团体意识逐渐萌生。这些新女性以教育为起点，以“女性”为身份基础，团结各界女性共同行动。女性独立意识的成熟与群体力量的信赖相结合，使晚清女性更多地以集体的声音对社会发言。

（一）“女界”的出现

女界一词在晚清广州的报刊上并不鲜见，说明作为一个群体，女界已经得到社会的认可。“顺德容奇乡某大绅之女纠合同志创办纺织传习所。”时报评论“当为顺德女界造福不少也”。[15]高剑父、何剑士等发起图画展览会，“准期本月二十日开会。逢星期日女界，资助入场参观券每人二仙。”[16]从社会公众的视角，“女界”也都在实际中产生了。1904，南海女界自组阅书报社，翌年佛山创办《女界灯学报》。德育女学校长李撷薇曾言：“所以毁家兴学者，诚以中国存亡，女界应负责任。”[17]无论社会公众还是新女性都接受了“女界”的概念，这说明社会公众心理发生了新的变化。女界的基本构成是受过新式教育或受新思想影响的知识女性，包括女教师、女学生、女医生等新型职业身份及受其影响的亲友群体。从政治倾向看，女界主要包括维新派和革命派女性，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女界的政治倾向并未被强化，都统一包含于女界之中。在晚清广州反美拒约、反对英国攫取西江缉捕权等重大政治事件中，“女界”更是屡见报端，女界主要作为一个社会政治意象，笔者已有专文探讨。

女界首先是与男界相对应、相区别的一个概念，体现了女性的主体性，甚至优越性。真光报记载“广东西女教友，有多数不但有名，而且有字有号，并有名片，很在行，男界且远不及。”随着“女界”逐渐被大众接受变为公共语词，其衍生词汇也不断产生，如“南海女界”、“顺德女界”、“粤女界”、“两粤女界”，在统一的“女界”内部细化出更多具体的地方“女界”。这直接促使女界这一语词群不断丰富，其实质意义则体现了地方社会女性主体意识及团体意识的增强，反映了晚清广州女性整体素质的提升及整体力量的壮大。

（二）女性团体的建立

女学的自身发展促成了女性团体的出现。女性团体的建立与女学的出现有着密切的关系。共同的价值目标使女学创办者们成为“同志”。广东“程瑶华女士纠合同志设女学校一所，名曰慕兰，以志景仰罗兰夫人之意。”[18]邹竹居等联合同志于大石街地方设一英才两等女学校，又杨女士穉琴等亦合办一尚德女学校。”[19]

女学刚一出现就遭到保守势力的阻挠与破坏，守旧势力动辄以“擅设女学”罪名，打击诋毁女学，将女校长、女教员“饬其夫家、母家严厉管束，不准冒充女教员，以清女界而端风化”。[20]1907年，民立铁铮女学堂甚至被广东提学司下令封闭，理由是该校女校陈翰华、女教员张蕙贞等“妄语自由，凌乱大防，败坏礼教”，并要求“该学堂人等一体遵照”。[21]为维护女学的发展，女学创办者们开始联合起来，以集体的面貌发出声音。1906年，粤东女学界李仪卿、谢宝灵等发起成立保学会，“假座小东门外邹园，开办茶会”，“谢宝灵等登台演说……众人均鼓掌称善”。”[22]

随着西方思想的输入，群学理论成为维新人士组建团体的重要指导思想。群学理论和社团思想也为女子社团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增强了新式女性组建团体的自觉性。张竹君曾“欲立一广东女学会，经营尚未成。”[23]1904年，张竹君在上海发起成立女子兴学保险会时说，女界之所以衰而不振，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女子“不知学”、“不能群”，为此，她呼吁“联合海内女子为一大群”，以“提倡女学，激发患难相救之情、合力实行”为宗旨。[33]黄韵玉、杜清持组建的女子阅书组织也以爱群为名。

女性团体的建立首先是从一些非正式的聚会开始的。一些地点成为女界经常聚会的场所，如张竹君的南福医院、马励芸的坤维女学，这些女界先锋人物成为聚会的召集者和组织者。张竹君“闲时召集广东绅宦之眷属，及其所知之志士，集名园大演说。”[24]而在南武学堂、述善学堂、赞育善社这些广州学界医界的活动基地，女界也是积极的与会者。1905年，时事画报在述善学堂举行茶话会，“到者200余人，画家学界人居其多数，内有女美术家三人”。[25]兴亚学堂举行图画展览会也邀请女界参加。

女性团体的形成表现出业缘地缘、非正式化到正式化以及与男界交叉的特点。基于同业发展的需要是女界团体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女学、女报、女医等行业都组织了同业团体。1906年，顺德成立了女子教育会，广州成立了女界保学会。女报的兴办也成为女界聚集的一个中心，晚清广州出现了一批女报。这些女性报刊由新式知识女性参与创办和编辑，集中了一批新式女性群体。

本表依据乔素玲《教育与女性：近代中国女子教育与知识女性觉醒1840-1921》，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

1903年《岭南女学新报》由两广浸信会冯活泉创立，周蕙卿、余美德、施梅卿、张仪贞、杨慈新、陈秀琼、柳眉等先后担任编撰。这是由与基督教有联系的新女性创办的刊物，其中身份可考者如余美德、施梅卿均为夏葛毕业的女医生。1904年，南海女界自组阅书报社。不久，广州“黄女士韻玉亦纠合同志女士杜清持等十九人，在城西创设一女子阅书报社，以爱群阅书报社为定名”。[26]《女界灯学报》由佛山一妇女团体创办，办报成为该组织的一项事业。总理为何志新，总撰述李颖园，编辑有卓新民、何慕洁、苏恩海、吴雪卿、何慕新，撰稿人有邓竹青、王宝荷、余慕兰、邝屏玉等。该刊编辑及撰稿人大多为女性。

医学由于其特殊的专业性，同业同人性更强烈，因而医学团体更为正式和专业。同时由于医学对民众福祉影响巨大，辐射面更广，社会影响更大。晚清广州出现了以医学为基础的具有代表性的医学同人团体：红十字会、赞育善社和光华医社。这些团体已突破性别，由男界女界共同组成，很多女医生是这些团体的成员。1904年，广州医师马达臣、伍汉持等倡议组织粤东赤十字社，十字社接办张竹君的南福医院。这是晚清时期向广州普通居民提供医疗救助的重要群众性卫生慈善团体，女医生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也为女医生加强与医界人士的交流提供了平台。女界人士也参与红十字会组织的社会医疗救济活动。1909年，广州遭受水灾，伍汉持医师组织救护队，壶德女学校长刘守初在队中任护士。战争时期，一些先进女性联合同仁组建红十字组织性质的慈善团体，实行人道主义的战争救济。1911年武昌首义，张竹君在上海发起中国赤十字会，组建救护队奔赴武汉。夏葛之赵小姒亦“因效奈莺所为，组成十字队，随军出发，救护伤病之爱国健儿”。[27]

赞育善社是传播妇产科知识专门培养女子接生人才的慈善团体。1904年，梁培基、潘达微、崔詠秋、李度伟等在河南创立，梁培基兼任总理。“社中延聘精于产科之西医华女常驻局，以备产家延请，不取医资，将来并拟招选聪颖女子数人，资送西医院，专习一科，毕业后先充该会接生义务三年，然后出以应世。为推而广之。”[28]这些女医生及习医女子亦是西法接生同业团体的重要成员，组织参与宣讲先进接生育婴方法的演说会，“河南赞育善社假座洪德三巷郑府开会演说，来宾到会者不下千余人”。[29]1907年，为挽回医权自办医校，梁培基、郑豪、陈衍芬、伍汉持等发起创办光华医社。该社是集医、学、商、绅界人士为一体的高级专业医学综合组织，作为知名女医生梁焕真也参与发起创办医社和筹办医校医院。

女青年会是更正式组织化水平更高的社团组织，其成立的时间也相对更晚。教会女学在为晚清广州培养了第一批职业女性的同时，也培养了一批基督徒。真光女学、夏葛医学堂等很多教会女学的毕业生都是基督徒。张竹君在其创办的医院内设立福音堂及演说会，每逢星期六和星期日，她就召集亲友，在此宣传基督教福音。“自耶酥教传入中国以来，无中国妇人登讲台讲福音者。有之，自竹君始。”[30]

作为最早接触西方社会和思想的人，这些职业女性有着相同或相似的经历，共同的宗教信仰，彼此的认同，使其产生了建立自身组织的需求。在长期交往联系的基础上，1911年，广州基督教女青年会开始筹备。先借真光小学楼上为集合地点，后因人数增多，借源昌街梁焕真客厅继续进行工作。次年在仁济街租一小屋为办事处。筹备人员有梁焕真、罗有节、刘心慈、梁慕真、廖奉恩、陈瑞华等。梁焕真、陈瑞华为夏葛毕业的医生，梁慕贞为牙科医生。罗有节、刘心慈为真光中学教师，廖奉恩为岭南学校教师。发起者基本都受过教会学校教育，受此影响而信仰基督教。这些发起者在社会上有较大影响力，她们关心女性福祉，热心社会事业，希望在基督教的系统下，集中女界才干服务社会。

（三）女界精英的产生

在时代发展的大潮中，张竹君、杜清持、马励芸、黄展素等先进精英女性成为女界的中心人物。这些先进精英女性既反映了传统精英资源的影响，使其有一定经济实力及参与社会活动的精力，但更多体现了她们兴女学、倡女权的内在精神动力。这些女界精英的突出特征是矢志不渝的女性解放思想、多种社会身份以及媒介的传播与塑造。

在晚清风气未开的社会氛围中，张竹君、杜清持等新女性就表现出超前的思想和巨大的勇气。“近者吾粤中有二人曰张竹君、曰杜清持。二人者，女子中略具爱国心者也。张为教会中人，与洋人交往，为人毁誉。杜今年留学东洋不果，在上洋逗留数月，有所应酬，返粤后受人讥讽。”二人“不避忌讳，破除积习以提倡女学，固为吾粤女学界中铮铮占一席位者也。”[31]

张竹君是女界最杰出的代表，她敢于冲破封建传统观念的束缚，我行我素，坚持男女平等的新女性生活方式，表现出惊人的勇气和胆识，被视为社会改革的代表人物，赢得了“女界梁启超”的桂冠。在1904年赴沪之前，张竹君一直是广州女界的知名人物和核心人物，其独特身份和鲜明新潮的思想和行为使她凸显于公众视野之中。官宦之闺、西医优等生、女权运动者、多家西医院院长、辛亥革命健将，集于张竹君一身。创立医院、女学，发起演说会，展示了许多男性也难以具备的卓越才华。

由于张竹君的事业横跨教育医疗慈善等众多领域，因而很多女界人士都与她保持一定的联系，很多女性也成为她事业的支持者和同仁。在创办医院和学校的过程中，张竹君都得到了好友徐佩萱（即徐宗汉）的资金支持。1902年，张竹君博济医校同学史憬然一度受其邀请从澳门返回广州准备举办女学。张竹君“超凡脱俗”的胆识，由此衍生的感召力使她具有了一定的权威影响。1907年，当获悉广东各界组建“国权抢救会”，维护西江缉捕权，张竹君在上海发表演说，坚决主张力争西江缉捕权，与广东遥相呼应。随后，张竹君专程从上海返回广州，号召“全省人民齐心协力，所有西江各英船，一概不搭，又不附货。”[32]

杜清持是“名宦闺秀，积学有年。深慨女学不讲，无以开其黑暗。其时全广东未有女校，粤中士大夫多有梗其事者。”[33]但她不畏压力，毅然为之。杜清持与其妹杜月波创设广东女学堂于西关，杜氏姐妹经常向广州各报投稿，文名甚著。杜清持还在《女学报》《女子世界》等知名女报上发表文章，逐渐由投稿者变为固定撰稿人，1905年，《女子世界》第4期刊出首批3名调查员，杜氏是其中之一，成为基本作者队伍。由柳亚子、蒋维乔在《女子世界》发起的女权与女学的论辩中，杜清持发表《文明的奴隶》，成为支持柳亚子一方的女性发言人，这更加引起学界和社会的瞩目。杜清持频频在女报上发表主张，表明了作为先进女性的自觉反省和深刻见解，同时凭借媒体的宣传，其女学先驱的形象更加凸出。

马励芸也是女学先驱、知名女教育家。坤维女校建立时，“有司感其诚，即送铃印以资鼓励”。以黄景棠为董事长，马励芸自任校长，杜清持任监学，郑寿桐梁静青夫妇、叶王阶和陈柱廷等人担任教习。虽有家庭背景的助力，但当时“闻有女学之名，则私议而非之，甚至造作诽语，相互讪谤，在所不免，且该校草创伊始，办理间未完备，而排斥之者遂得有以乘之。”[34]学校开办近两年，因经费支绌而准备停办，幸得马励芸等大力维持，才得以延续。马励芸曾五次亲赴海外，募集兴学资金。马励芸“管理极严整，而学风亦极纯朴，于是声誉鹊起，不数年，学生至数百人，当时论者，咸谓诸女学在十年间，惟南武学会所办之洁芳女学，足与之似，诚为河南北女学之中坚。”[35]民初广东省政府以马励芸学行优良，殚心竭虑，请奖给七级嘉禾章。马励芸也是活跃的社会活动家，1905年广东水灾，广州女子卖物会就设在坤维女校，“推马励芸氏集闺秀备手工出任卖物”。[36]

黄展素是与张竹君齐名的女学先驱，“其时女子号称开拓者，一为张竹君，一位黄展素。张育于博济，习医不嫁，黄则孝廉女儿孀居也。张善演说，尝自开演说会。黄与妹则初组家庭教养院。”[37]1905年，广州兴起反对美国苛待华工运动，学界在广州创办《美禁华工拒约报》，黃展素担任《拒约报》干事，承担编撰发行工作。黃展素还致力研究机器纺织技术，发起创办纺织工艺厂等企业，是一位有一定成就的女企业家。

四、小结

晚清广州女性群体的形成以女学为起点，在学界、医疗卫生界形成了主要聚合中心，这些界别之间存在着有机联系，其发展脉络表现为：女学的兴建与拓展、女性主体意识和群体意识的觉醒、精英女性的集聚倡领。女性团体的建立是女性群体组织化的重要标志，晚清广州女性团体的形成表现出业缘地缘、非正式化到正式化以及与男界交叉的特点。女性团体屈指可数，仅具萌芽形态，并未有完善的组织和明确的宗旨，活动开展也是不定期的，很多仅具临时性或出于某种特殊需要，这也是广州女性群体组织化的真实图景。

在女性群体形成过程中，女界也与官府绅商等社会各界建立了较为紧密的联系，形成了较为广泛的人际关系网络。广州女界与维新派、革命派及绅商阶层都保持较为紧密的联系，在与这些传统或新式社会精英的联系与合作中，女界的影响力得以维护和扩大。女医群体的崛起是晚清广州特殊的历史背景造就的，这也是广州女性群体中独具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官府的公共卫生防疫事业及士绅举办的医疗慈善事业中，女医生凭着高超医术和医疗善举，在广州的医疗卫生事业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她们是民众健康的维护者，官府公共医疗卫生政策的执行者和参赞者，士绅慈善医疗事业的实践者，因此也获得了公共权力。

女性群体是一个自然存在，而女界则是主体建构的概念。从历史角度看，广州女界主要由受过教育的女性群体组成的精英女性，并不包括没有受过教育的下层女工群体。广州缫丝业发达，聚集了规模可观的女工群体，但在晚清广州，受过教育的女性群体并没有与女工群体发生稳定双向和平等的联系，因而也没有联合的行动。历史记载中可见到的是反美拒约运动中，女界人士到各处工厂、机器丝厂，向女工宣传不购美货，时报界称为“女界光明”。显然女工并没有被纳入女界范畴，仅是宣传、呼吁和教育的对象。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女性解放的推进，更多的女性群体从角落走进社会公共话语，女界的范围也不断扩大。

（作者简介：夏坤（1981_），男，安徽长丰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晚清社会史。）

参考资料：

[1][20]女学报，1903，（2）.1899，（2）.

[2]周康燮.广东文征续编第四册.广东文徵编印委员会.1986.424.

[3][6][35][36][37]广东七十二行商报廿五周年纪念刊，1931，40，40，40，54，40.

[4]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911.

[5]钟文典.广西通史第二卷.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1391.

[7][15][16][22][25][29]时事画报.1908，（2）（13）（1）.1906，（12）.1905，（1）.1907，（11）.

[8]广东同乡会.广东文献季刊第2-3卷.1972，82.

[9]日本画士壮游.广东日报.1905-8-31.

[10]梁家麟.广东基督教教育（1807-1953），香港：建道神学院，1993，92.

[11][33]公益女子师范学校概要.1918.

[12]孙逸仙博士医学院筹备委员会.广州博济医院创立百周年纪念.广州岭南大学，1935.22-23.

[13][23][24][30]章开沅.马君武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1，2，2，1.

[14]两粤广仁善堂.邓雨生.全粤社会实录.广东学务公所印刷处，1908.

[17]西关德育两等兼师范女学堂.邓雨生.全粤社会实录.广东学务公所印刷处，1910.

[18][19][26]东方杂志.1906，（3）（6）.1904，（10）.

[21]刘巨才.中国近代妇女运动史.中国妇女出版社.1989.225.

[27]赵小姒.夏葛母校三十周年纪念盛典序.并祝.夏葛医科大学三十周年纪念录.1929.

[28][31]女子世界，1904（12）（4）.

[32]张竹君致国权抢救会函.神州日报.1907-12-15.

[34]黄炎培.清季各省兴学史.台北：文海出版有限公司，1989.161-162.

注释：

（1）公益女学原为民立女学，后受到教会资助，见注[11]。

（作者简介：夏坤（1981_），男，安徽长丰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晚清社会史。）

参考资料：

[1][20]女学报，1903，（2）.1899，（2）.

[2]周康燮.广东文征续编第四册.广东文徵编印委员会.1986.424.

[3][6][35][36][37]广东七十二行商报廿五周年纪念刊，1931，40，40，40，54，40.

[4]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911.

[5]钟文典.广西通史第二卷.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1391.

[7][15][16][22][25][29]时事画报.1908，（2）（13）（1）.1906，（12）.1905，（1）.1907，（11）.

[8]广东同乡会.广东文献季刊第2-3卷.1972，82.

[9]日本画士壮游.广东日报.1905-8-31.

[10]梁家麟.广东基督教教育（1807-1953），香港：建道神学院，1993，92.

[11][33]公益女子师范学校概要.1918.

[12]孙逸仙博士医学院筹备委员会.广州博济医院创立百周年纪念.广州岭南大学，1935.22-23.

[13][23][24][30]章开沅.马君武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1，2，2，1.

[14]两粤广仁善堂.邓雨生.全粤社会实录.广东学务公所印刷处，1908.

[17]西关德育两等兼师范女学堂.邓雨生.全粤社会实录.广东学务公所印刷处，1910.

[18][19][26]东方杂志.1906，（3）（6）.1904，（10）.

[21]刘巨才.中国近代妇女运动史.中国妇女出版社.1989.225.

[27]赵小姒.夏葛母校三十周年纪念盛典序.并祝.夏葛医科大学三十周年纪念录.1929.

[28][31]女子世界，1904（12）（4）.

[32]张竹君致国权抢救会函.神州日报.1907-12-15.

[34]黄炎培.清季各省兴学史.台北：文海出版有限公司，1989.161-162.

注释：

（1）公益女学原为民立女学，后受到教会资助，见注[11]。

（作者简介：夏坤（1981_），男，安徽长丰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晚清社会史。）

参考资料：

[1][20]女学报，1903，（2）.1899，（2）.

[2]周康燮.广东文征续编第四册.广东文徵编印委员会.1986.424.

[3][6][35][36][37]广东七十二行商报廿五周年纪念刊，1931，40，40，40，54，40.

[4]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911.

[5]钟文典.广西通史第二卷.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1391.

[7][15][16][22][25][29]时事画报.1908，（2）（13）（1）.1906，（12）.1905，（1）.1907，（11）.

[8]广东同乡会.广东文献季刊第2-3卷.1972，82.

[9]日本画士壮游.广东日报.1905-8-31.

[10]梁家麟.广东基督教教育（1807-1953），香港：建道神学院，1993，92.

[11][33]公益女子师范学校概要.1918.

[12]孙逸仙博士医学院筹备委员会.广州博济医院创立百周年纪念.广州岭南大学，1935.22-23.

[13][23][24][30]章开沅.马君武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1，2，2，1.

[14]两粤广仁善堂.邓雨生.全粤社会实录.广东学务公所印刷处，1908.

[17]西关德育两等兼师范女学堂.邓雨生.全粤社会实录.广东学务公所印刷处，1910.

[18][19][26]东方杂志.1906，（3）（6）.1904，（10）.

[21]刘巨才.中国近代妇女运动史.中国妇女出版社.1989.225.

[27]赵小姒.夏葛母校三十周年纪念盛典序.并祝.夏葛医科大学三十周年纪念录.1929.

[28][31]女子世界，1904（12）（4）.

[32]张竹君致国权抢救会函.神州日报.1907-12-15.

[34]黄炎培.清季各省兴学史.台北：文海出版有限公司，1989.161-162.

注释：

（1）公益女学原为民立女学，后受到教会资助，见注[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