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篱

[摘 要]潘汉年是临危受命于中央特科情报科长的。他创造性地把党的情报工作与统一战线工作有机结合，建立了广泛的情报网；把专门性重要情报力量与一般性普通辅助性情报力量结合，开辟了新的情报渠道。此外，他把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严加区别同时正确结合，利用公开合法的法律和社会惯例，与敌人周旋，并取得对敌斗争的胜利。

[关键词]潘汉年；中央特科；伍豪事件

潘汉年是中共老一代的情报特工专家，曾担任中共中央特科，社会部等部门的主要领导人。他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是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久经考验的优秀共产党员。他对党忠诚、原则坚定、机智果敢，具有卓越的组织才能，并始终战斗在革命斗争的第一线。

正如1982年中共中央对他一生所作的高度评价：“潘汉年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他忠实地执行并多次出色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对党的文化工作、统一战线工作，特别是在开展对敌隐蔽斗争方面，曾经做出了重要贡献，是有很大功劳的。”

潘汉年在中央特科的经历是他初次在党的隐蔽战线上工作。他取得的非凡成绩为他在抗日战争，乃至解放战争担负更重要、更严酷的情报工作奠定基础。

一、潘汉年出任中央特科情报科长的时代背景是复杂严酷的。

其一、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是中国城市革命的中心。中共中央在上海指导着全国的革命运动。但是，上海蛇龙混杂。英、法、美、日等帝国主义国家在上海划割租界，又在租界上设置“工部局”和“巡捕房”，使租界成为“孤岛”，实行殖民统治。国民党则把军队、警察、宪兵和特务机关派布上海，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流氓、地痞等黑帮势力与帝国主义、国民党相勾结，触角伸向上海每个角落。还有，英、法、美、日等帝国主义国家，国民党和中共的特工在上海，尤其在上海租界互相渗透，获取情报或进行着潜伏与反潜伏的斗争。

其二、1930年12月，中共六界三中全会产生了比李立三路线更左的被称为王明冒险主义的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错误领导。该路线倡导的是“冒险主义”（即不管能不能取胜，只要一个“敢”字，谁要不敢打、不硬拼，谁就是右倾。而隐蔽战线的斗争只有把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结合，有理、有利、有节地进行，才能取得成功）及“关门主义”（即在吸收新的革命力量时，总是怕混进敌特分子，不敢放手壮大革命队伍。而情报工作只有与统一战线工作灵活机动地结合，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才能打开局面，取得情报工作的胜利。）该路线竟统治中共党内4年之久，给中共和中国革命造成重大损失。

其三、1931年4月24日，具体负责党的保卫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被捕。他被捕后立即变节投降。他是为数不多熟知中共中央所在地和中共领导住址及中共秘密工作方法的人之一。他除出卖狱中的恽代英外，还把中共中央机关及其重要负责人在上海的地址全盘透露给国民党，致使上海中共领导人面临被一网打尽的危险。幸好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的机要秘书钱壮飞及时破译该情报的电文，并转报中央，使中央秘密机关和其领导人全部安全转移。

顾顺章的叛变事件沉重打击上海的中共中央，一些最重要、最有力的关系因顾顺章的叛变而撤退、转移，致使中央特科进行彻底改组。正是在中共这一艰难、危机跌起的严峻时刻，中共中央任命潘汉年为情报科科长。

二、潘汉年在中央特科取得重要贡献。

其一、潘汉年在中央特科取得的非凡成绩在于他把情报工作与统一战线的工作有机地结合。他充分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裂痕，敌人的特点和弱点，抓住时机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哪怕“这些同盟者可能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不可靠的、有条件的”（1）。正是通过这些同盟者，潘汉年神通广大地在敌人内部收买耳目，为获取情报打开缺口，不拘一格地建立了广泛的情报网。

顾顺章叛变投敌后，上海中共历尽艰辛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无法继续潜伏，在敌人内部逐渐建立起来的力量大部遭到破坏。上海中共情报网几乎处于瘫痪状态。因此，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在上海敌对营垒中，即上海租界的巡捕房、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政府系统的社会局，以及上海警备司令部，建立内线关系成了潘汉年的重要使命。

然而，对于建立内线，用最可靠的办法：派遣自己的同志打入敌人的阵营不是立竿见影的事情，往往需要长时间的潜伏，稳步发展，最终进入核心部位获取重要情报。因此，在时间紧、任务急的情况下，潘汉年采取“拉出来”的策略，即在敌营中物色和策反有可能为中共服务的人或者利诱、收买合适的耳目。

租借的巡捕房是潘汉年的一个工作重点。租界的巡捕房是由各帝国主义国家直接控制的警察机构。在租界被捕的中共党人，必须首先送到巡捕房，再办理引渡到国民党警察特务机关的手续。为了利用这一程序上的空隙，解救中共党人，潘汉年必须把触角伸向巡捕房。为此，他扫瞄了该机构的有关人士，希望从进步人士中打开缺口，通过进步人士结识巡捕房的头面人物。律师陈志臬走入他的视线。陈律师曾为中共领导的中国经济互济会担任过不少被难者的辩护任务。同时，他又了解到，陈律师与中国互济会干部、中共党员黄慕兰相熟。于是，他把黄慕兰调入情报系统，负责在巡捕房建立内线的工作。黄慕兰以互济会的营救工作为由，向陈律师提出要在巡捕房结交一个朋友。陈律师马上答应介绍他的熟人、法租界巡捕房的华人探长赵子柏与黄慕兰。

潘汉年得悉后，在黄慕兰每次与赵子柏的试探性交往后，都与黄慕兰一起分析赵子柏的特点和弱点，以及争取他的策略。赵子柏是个重利轻义、循私舞弊、贪赃枉法的人。这种人是不可能直接为中共情报机关效力的。他的弱点是贪婪和色迷。恰好黄慕兰美丽高雅。潘汉年指示黄慕兰在不出卖自己的前提下，冷热适度地若隐若现、一张一弛，和他保持朋友关系。在需要他办事时，用重金，由黄慕兰出面收买。

例如，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在法租界被捕事件，在黄慕兰的收买下，赵子柏就答应尽力阻止引渡。不幸的是，后因淞沪警备司令部强行要人，并以通过外交途径交涉作威胁，才使在法租界的营救行动未遂。

有了巡捕房的探长赵子柏，潘汉年领导的中央特科不仅获得了很多情报，还办成了一些特科本身办不到的事。例如，全国总工会的一个会计携全部预算经费潜逃。在茫茫人海中，潘汉年决定首先虚构一个商业公司的名字，然后通过黄慕兰让赵子柏用悬赏缉拿偷盗犯的办法，将该会计的照片翻印多份，分送有关侦缉单位及他手下的密探，同时出动侦缉队，结果成功抓获此人，并缴回大部分赃款。

这些都足以说明在租界巡捕房安插内线的重要作用。

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是潘汉年工作的另一重点。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是专司调查、搜捕、策反和镇压共产党人及其革命积极分子活动的机构，是以CC派重要骨干吴开先为首的组织部。而吴开先是一个坚决反共的人物。他手下的负责干部也都是清一色的反共分子。潘汉年和情报科的同志决定从他们的普通下属，即市党部的文书或干事中入手，把他争取过来，让他“隐蔽精干”，逐渐接近吴开先的核心工作。他们的目光锁定了在大革命时代与革命左派有过关系的沈某人。潘汉年与其同志分析了沈某人的特点：他无决心跟共产党继续革命，也不坚决真心反共。在市党部工作仅仅是为了谋生，养家糊口。显然，把他策反过来是短时间内在市党部建立内线的突破口。

沈某人在潘汉年的指示下，认真工作，逐渐被上司认为是忠实可靠的分子。不久就被提升到组织部的一个科里做登记工作。后又参加了组织部门专门登记秘密自首分子的工作，后来甚至参加与秘密自首分子直接见面办理登记的手续。这就使他掌握到叛徒自首、登记的具体情况和照片，为潘汉年领导下的中共特科惩处叛徒，保卫中共党组织提供重要情报。

政府系统的社会局和警备司令部亦是潘汉年的工作对象。政府系统的社会局同样是反共堡垒。社会局局长吴醒亚是由CC派直接扶植起来的坚决反共人物，手下有一批忠实反共分子。潘汉年通过关系对吴醒亚周围的人进行摸查。一个叫吴汉祺的人引起他的注意。潘汉年仔细分析了他的特点和弱点。此人在北伐军政治部工作过，但政治一向偏右，反共是坚决的。他是专职情报人员，靠收集情报谋生。他的弱点在于生活奢侈，单靠社会局的薪金无法满足其挥霍。他急需额外收入。

于是，潘汉年派遣曾在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先生手下做翻译工作，和吴汉祺见过几面，但吴并不知道他的真实政治背景的中共党员欧阳新以陈友仁领导下的社会民主党（该党既反对共产党，又反对第三国际）的身份与吴交往，透露了一些中国社会民主党的机密消息，利诱他提供有关特务机关在破获中共组织时搜查到的文件或审问被捕中共党员的供词的情报作交换，并暗示他若无能为力可以找与该工作有关的朋友帮忙。于是，吴汉祺介绍他的一个在法租界巡捕房做翻译的朋友徐某给欧阳新，而此人的长兄在警备司令部任总务处长。由此，潘汉年领导的特科顺藤摸瓜，把触角由社会局伸向了警备司令部。

向忠发被捕并被引渡关押在淞沪警备司令部后，中共特科就是利用徐某和他哥哥的关系，用重金拿到向忠发的全部供词，从而了解到向忠发已在狱中自首，并供出不少有关中共中央的机密，包括顾顺章叛变后，新改组的中央特科的情况。

这些都体现出中央特科卓有成效的功绩。

中国革命实践证明，没有一定的内线，单靠自己搜集或临时花钱收买是远远不够的。尤其是重要机密情报，没有特定内线关系，根本难以弄到。而在建立内线的过程中，潘汉年始终将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对于可策反的人，如沈某人，采取教育、说服的方式，把他争取到自己的革命队伍当中。对于敌人，抓住他们的弱点，如赵子柏的贪婪、色迷，吴汉祺的巨贪，利诱他们间接为中共服务。潘汉年同时做到有利、有节（有利即充分准备，待机而动，斗则必胜；有节即适可而止，见好就收，巩固胜利）。如面对赵子柏，黄慕兰撤出后，他再无心收集情报；又如吴汉祺，他坚决反共，欧阳新的身份迟早暴露，潘汉年就在必要时，当机立断，中止了和他们的联系。这体现出潘汉年的灵活、机警和睿智。总之，在这个时期，潘汉年面对现实，辛勤地播下内线的种子。

其二、潘汉年在建立内线的同时，积极开辟新的渠道，拓展情报网络，从社会各阶层中物色和争取了一批同情和支持革命的人，为党的情报工作做贡献。

具有社会地位和声望，在不同程度上同情或支持革命的上层人物走入潘汉年的视线。

潘汉年要求他们按其本身的环境和能力搜集一般性情报。这有助于党研究革命发展形势，及为党制定战略提供依据。例如，王绍鏊先生。他是老同盟会会员，当过北洋政府国会议员。他是中共真诚的朋友。潘汉年要求他以同盟会会员和革命老前辈的姿态，团结一批与他同时代的不满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政治活动人物，在与他们的接触、交往中，以闲谈的方式，广泛收集一般性情报。潘汉年在此基础上分析和寻找重要的机密情报的方向，从而“把专门性重要情报力量和一般性普通辅助性情报力量结合起来”（2）。

潘汉年还鼓励王绍鏊团结同情革命的人参加到革命情报活动中。由此扩大了普通情报网络。另外，在中共党的地下活动遇到严重困难时，王绍鏊还掩护了党的许多秘密活动，保护了情报组织的安全，起到了为党做贡献的作用。

此外，普通群众也是潘汉年的争取对象。

群众是革命成功的基础。潘汉年在扩大情报网络时，同样争取下层的普通群众为党的情报工作服务。例如，潘汉年就争取并利用上海一家百货公司钟表柜上的营业员，使其成为情报系统接关系的一个重要联络员。潘汉年就是依靠这种毫不引人注目的社会关系，完成了很多特定的秘密联络任务的。

总之，潘汉年将党的情报工作与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有机结合。他的统战对象涉及社会各阶层，使得在社会的各方面都有他的关系，从而拓展了情报网。而当时党内部存在严重的左倾思潮，总担心革命队伍混入不良分子。由此体现出潘汉年的卓越见识。

其三、潘汉年出色化解伍豪事件。

潘汉年任中央特科情报科长期间，贯彻的是把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严加区别的同时，又正确地结合起来的方针。伍豪事件就体现了他的这一革命思想。

伍豪是中共领袖人物周恩来的化名之一。1932年2月16至21日，上海《时报》、《申报》等多家报刊登出所谓的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产党的启事。这是国民党特务机关蓄意制造的一起政治陷害事件，目的是败坏共产党声誉，离间共产党内部关系，制造共产党对周恩来的不信任。这一事件不仅关系到周恩来的个人名誉，而且影响到整个中共在国内国外的声望。国民党没料到的是周恩来此时已离开上海，正在苏区主持中央局的工作。中共仅凭苏区苏维埃政府的布告、上海地下党的刊物声明、秘密散发的传单等是不足以抵消国民党的恶劣影响的。为此，在报纸上刊登直接起辟谣效果启事的重任落在了潘汉年肩上。潘汉年通过黄慕兰找到著名律师陈志臬，请他帮忙。陈律师说到，直接出面办此事会冒被国民党特务机构追查的危险。考虑到外国律师在租界享有特权，国民党不敢轻易找麻烦，他提议由著名法国籍律师、《申报》常年法律顾问巴和解决。在中共的重金酬劳下，巴和在上海大报《申报》的显著位置刊登了一则《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

“兹据周少山君来所声称：渠撰投文稿曾用别名伍豪二字；近日报载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产党启事一则，辱劳国内外亲戚友好函电存问；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绝未用作对外活动，是该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所谓二百四十三人同时脱离共党之事，实与渠无关；事关个人名誉，多滋误会，更恐有不肖之徒，颠倒是非，藉端生事；特委请贵律师代为声明，并答谢亲友之函电存问者云云前来。据此，合行代为登报如左。”

周少山是周恩来的另一个化名。此启事一出，粉碎了国民党的卑劣阴谋，发挥了明显的反击效果。

此启事的策划折射出潘汉年在白区隐蔽战线上的斗争策略。然而，当时党的左倾思潮强调的是“冒险主义”，动辄硬打硬拼，甚至不惜在白区暴露自己，暴露党组织。正如后来毛泽东指出的，在白区，“领导人民对敌斗争的策略，必须是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公开合法的法律、命令和社会习惯所许可的范围，从有理、有利、有节的观点出发，一步一步地和稳扎稳打地去进行，决不是大唤大叫和横冲直撞的办法所能成功的。”潘汉年在伍豪事件中，正是利用了外国律师在租界享有特权这一公开合法的法律，用在大报登启事这一公开合法的形式，同敌人斗智斗法，并取得胜利。这是潘汉年的过人之处。

综上所述，潘汉年是在中共危急关头出任中央特科的情报科长的。在中央特科，他创造性地把党的情报工作与统一战线的工作有机地结合，建立了广泛的情报网；把专门性重要情报力量与一般性普通辅助性情报力量结合，开辟了新的情报渠道。此外，他把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严加区别的同时正确地结合，利用公开合法的法律和社会惯例，与敌人周旋。他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灵活、机警的工作成果得到党中央的赞赏和信赖，为他在日后担负更重要的任务奠定基础，积累经验和树立威信。

党的隐蔽战线工作要求革命者要有自我牺牲精神，保守党的秘密，在蒙受冤屈时要忍辱负重。而做到这一点，完全靠信仰来支撑。潘汉年接受中央特科情报科长职务时，中共就要求他以灰色、落伍的形象面对旧日的朋友、熟人。几十年后，潘汉年被蒙冤定罪，其中一条就是“国民党特务”。直至二十多年后，潘汉年才得到平反，得到中共中央的肯定和高度评价。潘汉年的一生是曲折的，又是光辉的。他树立了党的隐蔽战线工作的典范。

注释：

（1）列宁：《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0页。

（2）游国立：《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研究》，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第122页。

参考文献：

[1]尹骐：《潘汉年的情报生涯》，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

[2]张云：《潘汉年的一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