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大新

“会计与人文，哪里谈得上一丝一毫的关系呢？”那些秉持“会计工具论”的先生们，恐怕不会轻易放弃这一“立场”。我们的观点是：会计之于人文，犹如植被之于土壤—没有人文土壤的滋养，现代会计就不会破土而出；离开了会计这一特殊“植被”，人文土壤就有可能退化为无边的荒漠。

“人文”，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无论人们对“人文”有多少种不同的理解，谁都不能否认的是，人文精神，在任何时候，都是指向真、善、美的，都是要促使人们去自觉地探寻人的意义的。人文主义是欧洲文艺复兴的产物，其主要贡献是促成了“人的发现”和“世界的发现”。觉醒了的人睁眼看世界，重新认识自己，满怀信心地要去主宰他自己的生活—有尊严的、富足的生活。一个新时代到来了。

如果说文艺复兴传播了摇曳在中世纪的理性的微弱火种，那么，新教改革的意义即在于，它使得社会迅速世俗化，使得普通人追求并保护自己的物质财富成为一项重要的人权。经济逐渐发达起来，这又反过来进一步刺激着人的智能。及至启蒙渐成燎原之势，理性之光开始变得耀眼。无论是在意大利、中北欧还是苏格兰，人的面貌焕然一新。思想的解放、科学的进步、新航路的开辟、地理上的大发现、城市的崛起、信用的扩大、市民社会的勃兴，所有这一切的结果就是，过去那高高在上的神权和王权不断地为人权所逼退。财富还是那么诱人，但此时，谁也无法再通过掠夺或欺骗获得长久的“成功”。

正是这样一种社会精神气质，滋养着现代会计的胚胎。“时势造英雄”。卢卡·帕乔利，这位“十五世纪意大利最杰出的数学家”，就在这种形势下登上了历史舞台。他先是来到威尼斯，后又遍游意大利和城邦各大学，演讲和推广商业数学。在1494年出版的《算术、几何、比及比例概要》（即《数学大全》）中，他总结了复式簿记的基本原理，并断言：通晓簿记是成功商人的必备条件。从人文的角度看，在帕氏总结的复式簿记中，最重要的也许就是，它同时记录了对企业出资人和债权人的受托责任，因之体现着对最重要的人权之一—私有财产—的尊重。

《会计思想史》的作者查特菲尔德（M. Chatfield）曾准确地概括说，意大利式簿记是应商人兼金融家反映债权和债务之关系而产生的。这种受托责任关系，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市场经济中的契约精神的体现。借贷记账法中矛盾平衡的哲学意蕴，就连冯友兰先生都激赏不已。今天，当我们走进海事博物馆，就不难发现，大航海时代的船长，总是离不开这几样东西—罗盘和战刀、日志和账簿。我们不应对此感到惊讶：他需要账簿记录他的受托责任，也要用战刀保护他和他的合伙人的私有财产。

人文精神孕育了意大利复式簿记，复式簿记的推广又反过来成为摧毁欧洲封建经济、促进远距离匿名交易兴起的一支重要力量。马克斯·韦伯强调说，“理性的商业簿记”促进了家庭与商业的分离，使非血缘关系的重要性得以凸显，因此，如果缺少了“理性的商业簿记制度”这个重要条件，资本主义就不能发展起来。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韦伯意义上的资本主义，是一种利用交易机会获取预期利润的行为，它需要依赖（形式上）和平的获利机会，而不是强取豪夺的获利方法；韦伯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精神，是实现个人自由的精神，是与勤劳、简朴、坚忍、克己等美德共生的，因此，它就不能不首先反抗神权和王权对经济权力的垄断，同时与挥霍和浪费划清界限。

弗赖堡经济学派的领袖瓦尔特·欧肯也毫不吝惜对复式簿记的赞美。他说：“复式簿记知识，乃是16世纪初叶德国南部发展的先决条件。什么地方（如汉萨同盟城邦）缺乏这种知识或普及得缓慢，那里的经济就发展缓慢。可见，只有对经济核算方法进行改良，才能够完全改变人们对经济生活的姿态。”查特菲尔德认为，复式簿记存在实践上的和学术上的两大来源。但显然，它还应有一个思想上或观念上的来源。社会变革需先有一个“思想基础”，我们何曾见过哪一个大的社会变革，不是从观念的变革开始的呢？

《数学大全》出版之后，簿记方法不断得到升华和普及。在这几百年中，新财富不断地涌现，资本的集中态势越来越明显，公司制也逐渐发展完善起来。然而，簿记在此间的巨大贡献往往遭到无视。1923年，哈特菲尔德（H. R. Hatfield）为簿记作了“历史性辩护”，痛斥那种“极端的无知”。他说：“会计的职能，是明确责任、是防止舞弊、是引导工业、是确定股权、是解决‘利润是什么这个商业中的最基本难题；它为政府的财政运行提供便利、让企业管理者确保效率。”躬行践履的会计人，绝不是机械的誊写员。遗憾的是，直到现在，人们还都不愿正视这一点。正是由于存在这样一种社会心理，人们才会在历次金融危机中，屡屡把会计当作“替罪羊”。

比如，18世纪最初20年里，西欧一些国家发生了空前绝后的大投机，“南海公司泡沫”即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例。对南海公司的账目审查拉开了民间审计史的序幕。由于审计中发现了该公司的账目存在着虚假记录，人们想当然地把会计舞弊与投机欺诈联系在一起，似乎会计人员应对此负全责。其实，“南海公司事件”只不过是一桩官商勾结、腐败贿赂、用特权排斥竞争者的卑劣勾当而已。当时的英国财政大臣甚至也成为主谋之一。尽管审计师查尔斯·斯内尔查出了账目问题，但他并没有说明出现问题的原因。真相是什么？是会计师道德沦丧，还是他们在重压下不得已而为之呢？实际上，回顾历史就不难发现，在失灵的“无形之手”背后，往往少不了那只为所欲为的“有形之手”。亚当·斯密晚年最担忧的，就是政治权力与市场权力的勾结，以及由此导致的整个社会的德性的沉沦。

托尼·朱特曾经说，市场有一种自然倾向，它将优先满足那些能够被简化成商业标准或经济计量标准的需求。还有哪一个经济指标比“利润”更符合市场的要求呢？诺奖得主弗里德曼视利润的增加为企业的社会责任，这是不难理解的。一部公司发展史，恐怕也就是一部利润追逐史。为核算利润，人们把公司“人格化”，把它当作一个可以长期存在的“实体”。进一步地，由于会计承担着对股东的受托责任，需要定期（每年或每两年等）对企业的收益进行核算，会计分期的概念应运而生，利润的计算方法就成为当时会计理论最关心的问题。但是，会计分期的重大的缺陷即在于，它倾向于促成短期行为；而权责发生制的运用又使得虚构利润成为可能。会计承担了利润核算的职能，但会计中大量存在的主观因素（如多种多样的会计政策及其选择）又必然影响利润的大小，因此，在利润成了“指挥棒”这一前提下、在科层制这一“命令—服从”式的等级关系中，如果管理层更多地为自己打算的话，“公允反映”的会计目标就很容易受到干预。如今，有多少舞弊正赤裸裸地肆意践踏着会计规则，又有多少人不得不屈服于科层制下的“世俗权威”呢？

“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人性历来如此。物质世界日新月异地变化着，精神世界必然与之同步吗？活生生的现实告诉我们，人的德行，并不必然随着物质进步而完善；相反，有时，物质条件越是先进，人就往往变得越丑陋，人性的阴暗面所造成的灾难往往就越大。然而，正直的人，对真、善、美的向往和追求、对假、恶、丑揭露与鞭挞，永不停歇。伏尔泰“铲除卑鄙”的呐喊，至今余音不绝。人类文明就是在这矛盾斗争中一点一滴进步的。无疑，在物质发达的世界里，在信仰迷失的时代中，这样一种抗争的精神，越发显得弥足珍贵。这种精神，就是坚守底线、争取尊严，就是把人当目的而非手段的精神。可以说，启蒙先哲们（如康德和马克思）毕生的努力，就是为了让人们认识到这一点。

毋庸置疑，复兴会计的人文精神的重任，已经历史地落到了现时代的会计人肩上。由于会计人这一群体承担着维护经济秩序的天职，因此，合格的会计人一定是与市场经济相匹配的“人的类型”。在会计教育中，教员和学生对会计学历史地位的再认识、对会计史的不休止的发掘、对会计真相的无止境的探索；在会计实践中，1200万会计人员对“群己权界”的清楚划分、对自身正当权利的争取与维护、对不良社会风气的自觉抵制，难道就不能会汇成一股潮流吗？会计人“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会计人尊严的树立，不正闪耀着人文精神的光辉吗？显然，面对“会计工具论”者的诘难，我们完全可以正色驳之：凭什么说，会计没有人文精神？凭什么说，会计没有启蒙价值？

作者单位：山东财经大学会计学院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