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福康

在国家文物局、故宫博物院、上海有关部门及福寿园的领导的英明决定和大力支持下，在郑振铎先生诞辰115周年、为国牺牲55周年之际，在我们上海，终于树立了一座郑先生的铜像。郑先生和同机殉难的烈士们的集体陵墓，半个世纪前由国家设立在首都八宝山革命公墓；现在，在上海又建造了郑先生的衣冠冢。这样的安排非常好，非常令人欣慰！可以让我们上海人来凭吊，来纪念和缅怀郑先生。作为一个郑先生的崇敬者和研究者，我非常感谢国家文物局领导、故宫博物院领导、上海有关部门领导和福寿园的领导。我也非常感谢郑先生的家人让我以一个郑先生的研究者、崇敬者的代表在这个庄重的场合讲几句话。

郑振铎先生为我们国家、民族，为中华文化，也为我们上海，作出的贡献实在太多了，在这里我要用三言两语来讲述，是很难的。我就简单说说郑先生与我们上海的关系。郑先生原籍福建长乐，出生于浙江永嘉（今温州）。他在北京读大学，参加五四运动，毕业后1921年春到上海工作，直至1949年春上海解放前夕离沪，其间除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被迫出国避难约一年，1931年9月后去北平工作约三年半以外，基本上都是生活和工作在上海的。他一生中住的时间最长的地方，就是我们上海。他是真正的老上海，与上海有不解之缘。

1921年到1931年，郑先生主要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是“文学研究会”的领军，与沈雁冰（茅盾）、叶圣陶、胡愈之等人一起，开创了文学研究会一段生气勃勃的历史。他主编当时最核心的文学刊物《小说月报》、最有名的文学报《文学旬刊》和数量最多、内容最丰富全面的《文学研究会丛书》等，成为全国文坛祭酒人物。他提出“血和泪的文学”等进步文学口号，影响巨大。他还在共产党主持的上海大学任教。五卅反帝运动时，他主编了《公理日报》，随即配合中共第一份日报（瞿秋白主编的《热血日报》）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大革命时期，他是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工会领袖之一，并发起组织“上海著作人公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大无畏地领衔公开发表致国民党的抗议信。周恩来总理后来对此作过高度的评价。他被迫出国避难时，仍然遥领着上海《小说月报》的主编名义。一年后回国，他发起成立“中国著作者协会”，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前身组织。1930年代，他是以鲁迅为旗手的左翼文艺队伍中的一员大将，在上海创刊主编了全国最核心的文学刊物《文学》月刊和影响巨大的《世界文库》等，还在上海复旦大学等校任教授，并担任上海暨南大学的文学院院长。他在北平创办主编的《文学季刊》，后来也转到上海出版；他即使人在北平，也仍遥领着上海《文学》月刊的主编。

抗日战争时期，包括上海沦陷后，他一直坚守在上海。上海“孤岛时期”，他是“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领导人之一，参与主编《救亡日报》。他在党的领导下，与胡愈之、王任叔等创办“社会科学讲习所”，并亲自上课。该讲习所当时被称为“上海的抗大”，为地下党和新四军培养了一批干部。他是编辑出版《鲁迅全集》的最主要的负责人之一，在最危急的年头创造了出版史上最伟大的奇迹！他还主编了《大时代文艺丛书》等。“孤岛”后期，他还与沪上著名老学者张元济、张寿镛、何炳松等人，秘密发起组织“文献保存同志会”。他冒着生命危险，在第一线主持抢救和保护在侵略战火中极其危险的我国珍本古籍的秘密工作，为中华民族立下殊勋。

抗战胜利后，他因抗战时期抢救文献成绩异常卓著，被国民政府教育部任命为“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上海办事处”和“京沪区教育复员辅导委员会”委员，及“教育部京沪区特派员办公处”秘书。他与著名老学者徐森玉等，负责接收日伪在上海及周边地区的文化机构、资财、档案、图书等工作。同时，他是“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上海分会”的主持人，并是该全国文协的负责人之一。他在上海创刊主编了全国最大的文学核心刊物《文艺复兴》月刊。在国共内战中，他坚定地站在共产党和人民的一边，还在党的领导下主编革命刊物《民主》周刊等，英勇无畏地参加了民主运动，并参与发起成立民主党派“中国民主促进会”。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听从党中央的安排，到北平（北京）工作，任全国政协文教组组长、文物局局长、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考古研究所两个所的所长、文化部副部长等重要职务。他人在北京，仍然非常关心上海的文化建设事业。建国初，他是中央人民政府华东工作团文教组组长，到上海负责接收国民党政府各文化单位、人员、资财、档案、图书等工作。后来，他经常到上海来视察文化工作，并作出过重要指示和贡献。例如，上海鲁迅纪念馆、上海图书馆和上海博物馆的创建，他都是最重要的推动者和决策者之一；上海著名文学刊物《收获》的创刊，他也是发起人和编委。

因此，我们上海人民是不能忘记郑先生的，也是不应该忘记郑先生的！

然而，令我不解和悲愤的是，有些人就是忘了郑先生！举个例子来说，在上海某个区，近年就将郑先生的两个故居都拆除了（其中一个故居的拆除是我在报纸上作过介绍、并将报纸交给该区文化局领导以后），事先没有做过什么调查和论证。不仅如此，仍是这个区，离郑先生故居不远的地方，该区却一连两次为抗战后期在敌占区出名的不洁文人、附逆文人张爱玲修整了两处“故居”（其中一处根本就谈不上“故居”），以政府的名义为“张爱玲故居”两次挂牌，有关单位在国家举办世博会的时候还试图将“张爱玲故居”傍到八竿子打不着的世博会上去，有关干部还在未报文物部门批准之前就在报纸上傲然宣布要列为“文物保护单位”！这是何等鲜明的对照！这也是对“文物”的莫大的讽刺和侮辱！我们知道，“文物保护单位”这个专有名词，就是郑先生提出来的，或者说，是他领导的国家文物局最早提出来的。郑先生的故居没有被作为文物保护单位保护下来是极大的遗憾，而张爱玲的所谓“故居”却曾由区政府的名义挂牌，还有官员在媒体上公然声称要成为“文物保护单位”——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处的特殊的文化背景之一。想到这些，我们就可以更加深切地体会，今天在这里为郑先生铜像揭幕，是多么有意义的正能量的一种体现！

我又很想强调一下，今天我们在这里为郑先生立铜像的时机。最大的时机，当然就是在我们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刚刚开好以后。是我们中国人民认清目标，重整步伐，继续前进的关键时刻。国际上，最近美国媒体公然讨论如何向中国人赖账，并借用小孩子的口表达了“杀光中国人”的罪恶愿望，在美华人愤怒抗议，而中国国内却没有什么反应。国内，我再举一个小的例子，与我所在的单位相类的北京外国语大学，有十几个女生用她们的照片和宣传牌发表所谓“阴道独白”。我是研究文学史的，此前我唯一看到过张爱玲在新中国建国后在域外发表的污蔑抗日烈士的小说《色戒》中，出现过“阴道”这个词；没想到现在的女大学生，可以公然举着写着“阴道”的牌子出现在网上，而她们学校的领导竟说没什么问题。至今，教育部对这样“惊世骇俗”的事情也没有任何表态。这真是体现了教育改革的伟大“成果”啊（加引号的）！我们的高等教育居然教育出了这样一批“新时代的张爱玲”，真是“可喜可贺”啊（加引号的）！网上说，这一事件可能是美国大使馆策划的。由此，我们也就可以更加深切地体会到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为郑先生铜像揭幕，缅怀郑先生，是多么有意义的正能量的一种体现！

伟大与卑鄙从来就是相对立而存在的，由卑鄙而更显出伟大。郑先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我们崇敬和热爱郑先生的人，当然也都是爱国者，革命的理想主义者。今天，我特别深为感动的是，国家文物局元老、九旬高龄的谢辰生老同志，老党员，抗美援朝志愿军老战士，千里迢迢扶病赶来参加这个仪式。谢老就是一个革命的理想主义者，近年来，他与一些破坏、倒卖文物的恶势力作着坚决的斗争。他挺身而出，慷慨激昂，勇于讲真话，讲捍卫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的话，铁骨铮铮，影响巨大，令人钦佩！谢老不愧为郑先生的学生和部下！我们从他身上看到了郑先生的精神的闪光！

今天，我们站在郑先生铜像前，心里立下誓言，就是要继承和发扬郑先生的爱国精神，为国家，为民族，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来告慰郑先生等前辈！

（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研究员）

（标题书法 杨建臣）

责任编辑 周峥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