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铁川

倪征推荐杨兆龙任

东吴法学院院长

1950年，担任东吴法学院院长24年之久的盛振为被免职后，有人推荐时任该院教务长兼法律系主任倪征来担任此职，但倪征婉辞而积极推荐杨兆龙。倪征在《淡泊从容莅海牙》一书中说：“杨兆龙学业高超，且擅长行政。那时我推荐他任院长，获得全体教师赞同。”倪征何以推荐杨兆龙？他对杨为何了解？

倪征（1906—2003），中国第一位国际大法官，我国著名的法学家。1906年，出生于江苏省苏州府吴江县（今江苏苏州吴江）。1928年，毕业于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苏州东吴大学的一个分部），获法学士学位。1929年，获美国斯坦福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30—1931年，任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法学研究所荣誉研究员。1931—1945年，先后在上海东吴大学、大夏大学、持志大学讲授国际法、国际私法、比较民法、法理学等课程。1946—1948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参加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工作，对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松井石根等甲级战犯提出了控诉。1948—1954年，任上海东吴大学教授兼法律系主任，1949年上海解放后，兼任该校教务长。1954—1956年 ，任同济大学图书馆主任兼俄语教师。1956—1981年，任外交部条约委员会专门委员和条约法律司法律顾问。1981年，在联合国第36届大会上当选为国际法委员会委员，任期5年。其后也一直从事法律工作。可以说，倪征是与中国20世纪法制史同行一生的人，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我的一生没有离开过一个‘法字。”

倪征和杨兆龙有两层关系。第一，他们是学兄和学弟。两人都毕业于东吴法学院，杨兆龙1927年毕业，早于倪征一年；第二，他们曾是上级和下级。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成立“战犯罪证调查室”，杨兆龙担任主任，倪征为副主任。他们带领700余名工作人员，收集日寇侵华罪行材料30余万件。所以，倪征推荐杨兆龙担任东吴法学院院长时说杨“学业高超，且擅长行政”。

杨兆龙平时和著名法学家孙晓楼教授来往较多，而和倪征私下没有什么来往，杨家对倪征的评价是此人“为人随和，头脑灵活”。以倪征头脑之“灵活”，推荐杨兆龙不能不考虑杨的政治立场。在政治观点上，两人可谓“不约而同”，倪征对此心知肚明。

原来，杨兆龙担任的民国末任最高检察长一职，当局曾经想让倪征担任。倪在《淡泊从容莅海牙》一书中忆述，1948年倪征参加完东京审判之后回到南京，见到司法行政部部长谢冠生后，他要“论功行赏”，“当场发落”。当时全国最高检察长郑烈和上海高院检察长杜保祺都辞职，据说包了专机已带家眷飞往台湾。这两个检察官职位崇高，是全国数一数二的。谢要向哲浚继任郑烈，要倪征继任杜保祺。向以年老体弱，早已逾退休年龄为借口，对谢说这次东京审判下来，心力交瘁，只愿退休回家。倪征则以已接受母校东吴法学院之聘，从事教学工作为借口，对谢婉辞。谢冠生对倪征和向哲浚的执意婉拒，未有进一步挽留。当倪征辞别后受邀去参加司法行政部一些旧同事的宴请时，谢又派他的同乡秘书王介亭来餐馆找倪。王对倪说，谢冠生要他转告倪，向先生既因年迈求退，不能坚留，而倪正值盛年，希望倪考虑继任郑烈职位，即原来想请向哲浚担任的职位。倪仍婉言解释说，既已答应东吴法学院，现在如因接受高官而出尔反尔，会对不起培育自己的母校。王介亭本来和倪很熟，深知事情不能勉强，只得颔首回去复命。

杨、倪为何均曾拒任

最高检之职

倪征之所以拒绝担任最高检察长，和杨兆龙起初不愿出任该职的理由是相同的，即：国民党气数将尽，没有必要把自己的命运绑到腐败专制的战车上。他在《淡泊从容莅海牙》回忆道，我和向哲浚于1948年底从东京回国后，即去南京司法行政部冠生部长报告东京国际审判的全部过程和最后结果。当时宁沪等地情况混乱，抗战胜利后不久，重庆派出到以前沦陷区的“接收大员”，大部分是贪官污吏，气焰嚣张，到处掠夺，当时上海人对此恨之入骨，又不敢得罪他们，背后称他们为“重庆人”，带着浓厚的讽刺味道。对这种无法无天的现象，人们称之为“五子登科”，指的是“金子”、“票子”、“房子”、“车子”和“女子”。1948年开始，当时的通货“法币”降值，物价飞涨，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元券”每1元折合“法币”300万元。市民普遍排长队去银行买黄金、美钞。不到几时，金元券又贬值，市民怨声载道。稍有积蓄的市民尚且如此，一般劳动人民更无法生活下去。沪宁情况如此，其他地方可能更甚。

倪征还说，我们从东京回国之前，曾用两大木箱装运数以百计的法庭审判记录本、书状稿件以及其他有关资料，收件人是上海高等法院。但这两箱珍贵资料，后来始终下落不明！① 如此腐败无能，令人痛心。曾在远东军事法庭任职过的人，几乎没有回到南京或去台湾的人。东京审判中的中国法官梅汝璈于东京审判事毕后，被任命为司法行政部长，他辞而不就，从东京前往香港，后到北京任新中国外交部顾问。他的秘书方福枢早已辞退，继任者杨寿林曾因参加乙、丙级战犯法庭的审判而留在东京，不久亦回上海担任外国语学院教授。检察组方面，向哲浚和我们后来去的4名顾问，已如前述，都先后返回国内宁、沪两地。检察组其他回国人员，如高文彬现任上海海运学院教授，周锡卿现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张培德回国后历任几处外国语学院教授。曾任中国检察官助理的裘劭恒，回国较早，曾任“文革”后的全国人大常委法律委员会顾问及上海外贸学院院长职务。刘子健后来从日本去美国任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和东亚研究所所长。其他还有几位早就离职他去。②

那么，杨兆龙和倪征他们毕竟曾在国民党政府任过职，难道他们不怕共产党对他们秋后算账吗？他们不是没有考虑过这一问题，因为他们都听说过当时苏北根据地土地改革中对一些人的镇压事情。杨的这一顾虑是被他的姨妹、地下党员沙轶因消除的。杨家专租的黄包车夫老韦实际上是从苏北根据地逃到南京的地主分子，当杨兆龙提出苏北土地改革很残酷的事情时，沙轶因说那是造谣，便把那位黄包车夫老韦拉来询问，车夫早就知道沙轶因积极追随共产党，因此当着杨兆龙和沙轶因的面，便说自己家虽然是地主，但也分田了，不是外面传说的扫地出门，苏北土地改革并非传说的那样残酷。

倪征在《淡泊从容莅海牙》一书中则是这样说道，有许多亲戚故旧，关心我的安全和前途，认为我在国民党执政期间，虽没有做过高官，受过厚禄，但毕竟有十五六年在旧司法界度过春秋，而且我的亲戚故旧中，不无位高爵显者，万一追查关系起来，亦难说得清楚，因此劝我早走为妙。同时宁、沪一带还有许多谣传，说苏北一带解放区内，因斗争土豪劣绅，好人也受连累等等。有些人还自告奋勇，主动提出可代为想法购买前往台湾的船票，因为当时沪宁一带准备去台湾的很多，尽管发生像“太平轮”因超载而在海上沉没的惨事，从而全家覆没、人物两空，但要去海外的人还是争先恐后，深恐落后了便被“抄”挨“斗”，从而船票供不应求。我对这些好心肠为我着想的亲友，表示了真诚的感谢。但是我自忖：我一向以“清官”自励，而且对中国收回领事裁判权，也尽过一份力量；最后几年在东京力控侵华日本战犯，几乎以自己的生命为“质”，难道全国解放后我将被作为一般贪官污吏处理？再则是，我虽然在国民党治权下做过一段时期的法律工作，但我不仅没有做过对不起共产党的事情，而且还出力拯救过革命妈妈陶承同志的女儿欧阳本纹，也还亲自出过庭，为与邓演达同案的任援道儿子辩护而使他获得释放。

倪征拯救过革命妈妈陶承同志的女儿是怎么一回事呢？陶承（1893—1986），女，湖南长沙人。少时进湖南湘绣馆学刺绣。1911年，与欧阳梅生结婚。1927年，在中共汉阳县委负责掩护机关、保管文件的工作。蒋介石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陶承转移至上海。1929年6月，担任上海工会联合会的机关掩护工作，一个月后，调至共青团中央秘书处掩护机关。该机关设在公共租界卡德路（今石门二路）树德里一幢小洋房内，陶承的对外身份是国民党第九军顾祝同手下副官的太太。平时负责收藏与分发文件工作，开会时担任警卫。当时中共领导存在“左”倾盲动主义，一味号召中心城市不断举行游行示威与飞行集会，造成大批积极分子被捕，秘密机关屡遭破坏。由于陶承的掩护工作十分巧妙，出入都有严格规定，因而在两年中共青团中央秘书处这个机关没有遭到敌人破坏。1931年11月，陶承被调至中共中央国际事务团去掩护机关，该机关设在公共租界麦特赫司脱路（今泰兴路）张家花园一幢三层洋房内，陶承的对外身份是商务印书馆林股东的太太。翌年初，因交通员被捕叛变，机关遭破坏，陶承与党失去联系。抗日战争爆发，得到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消息后，母子三人即随难民群辗转抵汉口，通过汉口八路军办事处将儿子欧阳稚鹤送到延安，陶承服从组织分配，只身奔赴重庆。1938年陶承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从事机要工作，后调第五保育院。1943年夏，组织决定她去延安。陶承经受了丈夫欧阳梅生、儿子欧阳立安、欧阳稚鹤先后为革命牺牲的严峻考验，强忍失去亲人的悲痛，坚持革命工作，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先后在政务院、内务部、最高人民法院西南分院工作。著有《我的一家》，发行六百多万册，该书成为进行革命传统、革命理想教育的优秀教材，后被北京电影制片厂改编成电影《革命家庭》。

陶承在《我的一家》中写道，她上个世纪30年代在上海从事地下革命活动中，她的邻居倪征和夫人张凤桢同情共产党的事业，帮她打官司，救了她的女儿。对此，倪征在书中回忆道：我们住在爱文义路（现北京西路）观森里。隔壁是一位中年妇女，自称姓林，携有一子一女，并无成年男人。刚搬来时，这位“林太太”还按沪上习俗，亲送糕团给左邻右舍。“林太太”操湖南口音，态度安详，举止大方，平素并不与人多接触，因与我家是毗邻，又知凤桢是位女教授，待人谦和，就不时有所往来。她出言十分谨慎，从未谈到自己职业或过去，但既是萍水相逢的初交，这种现象就并不足异，两家之间可算亲而不密，“君子之交淡如水”。没有多久，我们先后迁离观森里，“林太太”先迁走时，我们并不知道，更不用说他们迁往哪里，竟飘然而去，倒使我们觉得有些异乎寻常。但重要的事发生在日后。

倪征离开观森里后即迁往近市中心的梅白格路（现新昌路）祥康里。两年后的一天，张凤桢忽与“林太太”在马路上不期而遇，但见她手牵幼子，满面愁容，似有要事在身，不便多谈.张只好将自己的新址告诉“林太太”，请她有空时来做客，叙叙家常。过几天，“林太太”果然登门造访，她神色凝重地告诉张凤桢，其女儿本纹因涉嫌共产党被捕，自己束手无策，不知如何是好，知道倪征当律师，特来要求给予援手。张凤桢深表同情，当即答允与丈夫商量后，再告诉她采取什么具体步骤。由于倪征当时已不再执行律师业务，故而转请倪的老同学鄂森律师安排探监及义务出庭辩护事宜。未几，欧阳本纹因当时未届刑事责任年龄而获释出狱。“林太太”向倪征夫妇深深表示感谢，但此后历久未有联系。直到30多年后，倪征前来北京工作定居之后，无意中读到一本陶承写的 《我的一家》，才恍然大悟，这位上海观森里的老邻居“林太太”原来就是革命妈妈陶承同志！那个小男孩是他儿子欧阳稚鹤。《我的一家》记述了倪征夫妇思想进步，帮她打官司的事情。《我的一家》帮了倪征大忙，由它“定性”倪征解放前思想倾向进步，一下子就把他从“旧法人员”里解放出来了。

正如倪征所说的那样，当时的社会上确有许多不满国民党反动腐败政权的人，他们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也不甚了解共产党的政策和理论，但觉得对国民党统治已无法继续忍受。可以说，那时的普遍情绪是“人心思变”。③ 这是杨兆龙和倪征不约而同拒绝为国民党政府任职的共同原因。

倪较杨幸运之处：

法律生涯中断后的重启

杨兆龙因为在解放前按照地下党的指示，出任国民政府最高检察长，释放“政治犯”，因而在解放初期受邀担任南京市人民代表，后来担任东吴法学院院长；倪征则因解放前帮助过地下党员陶承，得到了陶承在出版后影响巨大的《我的一家》一书中的肯定，因此，倪征虽在解放初期的司法改革运动中被迫改行转业，到同济大学图书馆做主任、教俄语，但很快就被调到一般人很难去的外交部条法司工作。

然而，在1957年“鸣放”期间，杨兆龙与倪征又一次不约而同地谈到了1952年到1953年司法改革运动中对旧司法人员的处理问题，认为这场运动让多数旧司法人员改行转业是浪费人才。杨兆龙在上海说，司法改革是有一定收获的。可是改革的结果，将大批非党的司法工作者调出司法机关，有的被派到医院去担任事务工作或X光挂号登记工作，有的被派到火葬场去做杂务，有的被派到中小学去当教职员，有的赋闲在家。这些人都是解放后被留用和录用的，都经过审查，政治上没有什么严重问题。他们对业务有专门研究，对马列主义理论并非格格不入。他们工作的质量在某些方面还是今天司法机关在职干部所不及的，如果给他们适当的机会，他们并非完全不可能被改造为有用的司法工作者。④ 倪征在北京说，旧法人员过去虽有超政治思想，但大多数是有操守的，坏分子是个别的。1952年司法改革时认为天下乌鸦一般黑，把旧司法人员从法律界清洗了，对他们打击太大。那些老干部做审判员，法律和文化水平低，判决、总结还要书记员写。⑤ 结果呢？杨兆龙被划为右派，倪征要好一点，被内定为“中右”。

改革开放后，倪征在《淡泊从容莅海牙》一书中忆及1957年的“鸣放”说，1956年下半年，有些东欧国家发生闹事，就是所谓“波匈事件”。1957年春，中国共产党开始整风运动，邀请党外人士对党提意见，机关团体都不例外。有些整风会上，群众提了不少意见。中国政治法律学会于1957年的五六月间，也举行了几次这样的座谈会。在6月17日的座谈会上，我也发了一次言。当时政法界不少人有这样的看法：对法制不够重视，执法者无法可依，不能挖掘旧法人员潜力，人事调配不尽得当等等，我也大体上同意这种看法。我还具体地指出戴修瓒和李浩培如经调配得当，可以发挥更大潜力，并指出前次法学界座谈会上雷洁琼所说上海的洪文澜被闲置的情况。我最后提出三项具体建议：（1）抢救人；（2）抢救书；（3）抢救课。最后所说要救的课是指国际法和比较法。同一天座谈会上发言的还有北京政法学院教授曾炳钧、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陈体强等。陈体强在这次座谈会上，除谈了一些有关法制方面的问题以外，着重呼吁要重视对国际法的学习，既要学习苏联专家的国际法，也要学习西方专家的国际法和国际私法。最后，他强调国际法学“存在危机”，我国国际联系日益频繁，将来联合国、国际法院都得有合适的人去等等。整风运动开始后，“提意见”的浪潮日益扩大，社会上有些人，缺乏“与人为善”的态度与精神，言词剧烈，越出常规。旋而，运动迅即转入不同性质的“反右”斗争。我对过去带着旧法观点看问题和过于强调法制建设作了检查和自我批评。我明确承认，对于1952年上海东吴法学院停办，被分配到别的岗位工作，确有情绪，对于过去从事法律工作人员的同样遭遇也有看法。但我后来被调到外交部办涉外法律事件，则完全符合我的意愿和要求。这次运动，条约委员会没有搞得很久，即告结束。条约委员会也随即为条约法律司。在这次反右过程中，社会上有很多法律界人士被打成右派，其中有不少人和我相熟、相识，还有个别的平素被认为是立场非常坚定的党员司法干部，也不免因这样那样的原因而划为右派。我在这次运动中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虽然没有被当作重点批判，但是深深感到思想改造对于旧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漫长和艰苦的历程。⑥

从倪征《淡泊从容莅海牙》对1957年“鸣放”事情的欲说又止、责己深切的态度可以看出，倪老除了深厚的法学造诣之外，的确还有外交家注意拿捏分寸的功夫。这或许与他晚年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夕阳余晖化解了他胸中不少块垒有关。他比杨兆龙幸运得多，民国时期作为中国首席检察官参加了东京审判，为中华民族立了大功；新中国成立后，虽多有不快，但都有惊无险。

1982年，倪征加入中国共产党，起任外交部法律顾问，并担任多项社会职务，其中包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四、五、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海事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和对外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等。1984年，在联合国第39届大会及安理会上当选联合国国际法院法官，任期9年。1987年，当选为国际法研究院联系院士，1991年，转为正式院士，在其晚年再为中华民族增添了荣光。

（作者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长、华东政法大学博导）

责任编辑 殷之俊 杨之立

注释：

①《淡泊从容莅海牙》第127、128页，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②《淡泊从容莅海牙》第128、129页，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③《淡泊从容莅海牙》第131页，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④《文汇报》1957年5月8日

⑤《北京日报》1957年5月22日

⑥《淡泊从容莅海牙》第195、197页，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