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瑞金

皇甫平系列评论，是在1991年特定历史条件下，我与施芝鸿、凌河同志共同撰写的一组文章，对推动当时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此后，我们再也没有用过“皇甫平”这个署名发表文章。

然而，时隔15年后，在2006年1月23日出版的一期《财经》杂志上，赫然刊登了一篇署名皇甫平的文章：《改革不可动摇》。这篇文章，在国内外读者中（尤其是网络上）竟然引起几乎可与当年皇甫平文章类似的轰动效应。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世界》月刊约稿是撰写评论的最初由来

2006年，是粉碎“四人帮”结束“文革”的30周年，也是我组织撰写和发表皇甫平系列评论呼唤全面深化改革的15周年。当时，也是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十一五”规划的开局之年。2005年11月底，我的朋友、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旗下的《世界》月刊执行主编姚献民先生，前来采访我，写了一篇关于我15年前组织撰写和发表皇甫平系列文章经过的访谈录，并约我为他们杂志撰写一篇“本刊评论员”文章。要求这篇评论针对当时出现的对市场化改革的激烈争论，阐述我的看法，并结合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着重讲讲以改革的思路解决改革过程中产生的问题这个重要观点。我答应了。应该说，这是我写《改革不可动摇》评论文章的最初由来。

我冷静观察了市场化改革的激烈论争

其实，从2004年以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矛盾凸显期，全国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次大争论。尤其在网络媒体上，对2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特别是对党的十四大确定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十多年市场化改革，发出种种责疑否定之声。我非常关注这次大争论，我已敏锐发现这场大争论中，国内有一股否定改革、反对改革的思潮在滋生和蔓延开来。

比如，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召开前夕，一些社会人士联名向中央上了一份新“万言书”，要求中央撤销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这使我联想到上世纪90年代的几个“万言书”，如《1992年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动态和特点》、《影响我国国家安全若干因素》、《关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若干理论和政策问题》等。这些“万言书”一脉相承，都是以反思改革为名否定改革、反对改革。

还有，2004年8月在全国刮起一阵“郎旋风”。一个生在台湾、留学美国、在香港任教、2001年底才到大陆发展的郎咸平教授，竟自称“世界一流、亚洲第一人”的公司财务专家，既没有掌握充分的数据，又不经过严密的调查和逻辑论证，就高调指责海尔、TCL和格林柯尔三家公司利用产权改革“侵吞国有资产”，而且以此来轻率否定国企的全部改革。他揣摩媒体的喜好和迎合年轻网民的情绪，公然指责“所有产权改革都在侵吞国有资产”，并说“拍脑袋产生出来的产权改革思维，正是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到私人企业家手中的重要理论根据”。由此导致有些人在网络媒体上掀起一股攻击国企改革、丑化为改革作贡献的我国经济学家的浪潮。正如周其仁教授深刻指出的，叫停改制的战略，不论主观动机如何，实际效果只能是延长国资被攫取的时间、增加国资被攫取的机会和数量。正确的选择，是坚持改制方针，增加改制的透明度，提升改制的程序合理性，尽最大可能减少改制中的攫取损失。

令人深思的是，2004年到2005年，我国在思想意识界有影响的某主流媒体，突然整版整版地发起批判西方新自由主义，随意给我国主流经济学家强加一个“新自由主义”的帽子，并借此否定我国市场化的改革。其实，“新自由主义”在西方经济学界也只是一个非主流学派。美国里根时期占主流地位的是“供应经济学”和“货币经济学”，克林顿时期转入“制度经济学”，欧洲法国是搞“混合经济”，德国北欧国家搞“社会市场经济”。我国领导人和主流经济学家从未把新自由主义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可见，在我国声势浩大地批判新自由主义，其后果只能是扩大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伤害我国市场化改革本身。

还要指出的是，我国一位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在当时国内一片攻击市场化改革的氛围下，于2005年7月出来发表一篇讲话，尽管讲话内容以“经济学教学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为主，但他强调的是当前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上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削弱，提出了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究竟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还是以西方经济学为指导的问题，直接触及西方理论误导中国经济改革问题，矛头直指我国的主流经济学界。尤其提出领导权的问题，说现在我国高校有的校长、院长、系、研究室、研究所的主任、校长助理等等，领导权被篡夺了，不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似乎要发起一场“文革”般的夺权运动，这引起思想教育界广大知识分子的思想混乱。

评论着重论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发生变化

我从2004年到2005年冷静观察了这场市场化改革的激烈论争，如此种种现象，早已令我心存忧虑，似乎又回到了15年前那一场“改革姓社姓资”的争论。就在此时，我到北京同施芝鸿同志作了一次长谈，当我们谈到上述这些情况时，他建议我“用不老宝刀，再次披挂上阵”，尽快撰写一篇迎头痛击这股否定改革开放错误思潮的重头评论文章。就这样，我提笔撰写了《改革不可动摇》一文。

文章开门见山提出：中国又走到了一个历史性拐点。在建设全面小康社会进程中，我们面临着国内矛盾凸显期与国外摩擦多发期的交织，社会上出现一股新的否定改革、反对改革的思潮。他们把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新矛盾，上纲为崇奉西方新自由主义的恶果，加以批判和否定，似乎又面临一轮改革“姓社姓资”争论的轮回。

文章在肯定市场化改革取得巨大成就同时，也直言不讳地指出市场化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其中群众中反映比较强烈的，有贫富差距、地区差距的拉大，生态环境恶化，权力腐败严重，社会治安混乱，以及卫生、教育、住房改革中出现看病贵、上学贵、房价高、就业难等问题。

文章具体分析了产生这些新问题、新矛盾的原因，明确指出把问题统统归罪于市场化改革本身，动摇和否定改革，那是片面的、错误的。强调在经济体制转轨的历史背景下，诸多矛盾主要是由于市场经济不成熟、市场机制作用不充分所致，并非是市场经济、市场机制本身的缺陷。如贫富差距的问题，不是因为市场化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是因为市场化过程中因权力之手的介入，让有些人以牺牲他人为代价暴富起来。借助行政权力致富，损害弱势群体，恰恰是旧体制的弊端造成的，怎能责怪市场化改革呢？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平问题的产生和扩大，也并非改革的错误；恰恰相反，是改革遇到阻碍，难以深入、难以到位的必然结果。其中一个重大阻碍，在于特殊利益层使改革的整体效率曲解成“部门利益”、“地方利益”，让“权钱交易”通行无阻，越演越烈。缩小贫富差距，不应当是人为地压制致富，而应当通过平等的权利保护和提高穷人发财的速度。改革目的不是让富人变穷，而是让穷人变富。“仇富”情结无助于缩小贫富差别，不利于走向共同富裕，这是现代工商文明浅显的道理。

文章着重分析了，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还是民众日益增长的物质与文化的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但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已经发生变化了。原来是解决民众的温饱问题，即吃饭、穿衣等私人品供给匮乏的问题。而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的今天，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品的需求，同公共品供给短缺、低效之间的矛盾，已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公共品是指政府为民众提供的社会服务，如教育、文化、住宅、医疗卫生、社会就业、社会治安、生态保护、环境安全等等。也就是说，在“端起碗吃肉”的温饱问题解决以后，“放下筷子骂娘”凸显了。“骂”什么呢？“骂”土地被征占、旧房被拆迁，“骂”教育医疗收费太高，“骂”买不起住房、找不到工作，“骂”贪官太多、司法腐败，“骂”治安太乱、安全无保障，“骂”信息不透明不对称、办事不民主，等等。所有这些问题，正是社会公共品供给不足的问题。公众越来越需要一个高效、廉洁、平等参与、公平透明的公共领域。

显见，改革中诸多问题和矛盾的真正焦点，在于体制转轨中行政权力参与市场化分配产生了不公平。行政性资源（尤其是公共品供给）配置中的权力市场化，成为社会财富占有和分配不公的突出因素。权力市场化也对改革本身产生严重扭曲。在一些本不应该由市场发挥作用的领域，出现了利用市场化牟利的“假改革”，而在一些应该大力推进市场化的领域，市场化改革却步履维艰。仅以土地市场化为例，地方政府几乎排斥了土地使用权拥有者参与交易的权利，直接成为市场交易的主体；从而使地方政府和土地开发商成为最大的获利者，使用权拥有者的农民、居民利益受到损害。近年来城镇拆迁和农地征用环节的大量民事纠纷，深刻反映了地方政府垄断土地征用与土地要素市场化之间的矛盾，反映了政府在土地要素市场化中功能定位及权力运行程序的缺陷。

文章深刻指出，20多年来中国的改革，比较多地在技术层面上效仿了现代市场经济的形式，而较少吸取市场经济制度的本质内容。特别是要素市场改革的滞后，不仅涉及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还涉及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等方方面面的改革问题。因此，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央关于“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书中，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被列为各项改革之首，并首先突出解决政府对要素市场的垄断专权问题，以此打通要素市场化改革的通道，实现市场经济完整推进。从职能上说，政府应当从市场中的利益主体变成公共服务的主体，把公共资源、公共品公平公正公开地向公众服务分配，致力于创造一个有利于各市场主体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

中国正处于体制转型的关键时期，改革的深度、广度、难度、复杂度都在增加；而我们在思想上受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和计划经济的影响很深，往往跟不上形势的变化，遇到问题往往做出意识形态的极端判断，把问题归罪于改革。有人以个案来否定改革全局，更不是负责任的态度。

文章最后强调，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独立思考判断，坚决以科学发展观来统领全局，推进全面改革，不能动摇，不能停步，更不能后退。以批判新自由主义来否定改革实践，是从根本上否定中国改革的历史，也否定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改革还需要完善，市场经济要走向成熟，但近30年的改革开放实践，已经证明了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才能救社会主义！坚持改革开放是人心所向，发展市场经济是大势所趋，加快发展经济社会是众望所归，与时俱进，进一步解放思想是必由之路。

实践证明署名皇甫平

是扩大文章影响的高明一招

《改革不可动摇》在《世界》月刊以“本刊评论员”名义发表后，考虑到这份杂志发行范围较小，所以2006年1月6日我又将这篇评论在“东方网”发表了，在“东方网”发表时署的是我自己的名字。《财经》杂志主编胡舒立在网上看到这篇文章后，与我联系决定在1月23日出版的《财经》杂志上予以发表，我当即表示同意。我没有想到的是，舒立刊登这篇文章时，改用了皇甫平的署名。我猜想她的本意是想表达：当年的皇甫平，今天在改革开放又一个关键时刻再次站出来发表文章呼唤改革不可动摇了！这样一来，社会上就传开了，说皇甫平又重出江湖了。

客观上说，我原来并不想用皇甫平的署名，因为这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用的，今天历史条件已变化了。何况，原署名是集体合作的产物，而这次是我个人撰写的文章。可是，又不得不说，《财经》杂志用了皇甫平署名，其客观效果影响是更大更热烈了。我真的没有想到时隔15年之后，皇甫平评论仍然具有那么大的社会影响力。从实践效果来看，舒立主编决定采用皇甫平署名确是高明的一招。

总书记鲜明表态为争论画上有说服力的句号

《改革不可动摇》发表以后，有人赞成，有人反对，说好话的，骂我的，揭我所谓老底的都有，这个事情引起中央的重视。2006年春节过后一星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分管思想宣传工作的领导同志到上海视察，特地专门到“东方网”调查了解我这篇文章的发表背景。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和市长陪同中央领导到“东方网”了解我的写作意图。事前，我得到消息，应上面要求，写了一份《答“东方网”编辑问》的材料，详细说明我撰写这篇评论文章的经过、背景、意图。据后来东方网领导告诉我，当时上海市领导就以我这篇答问材料的内容，来回答中央领导的提问。经过实地调研，中央领导同志明确表示支持我这篇文章的观点，强调要以改革的思路解决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

从这里我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反差：15年前的皇甫平系列评论，受到广大基层干部群众的欢迎，而当时领导层的态度却是有较大分歧的；而15年后我写《改革不可动摇》这篇评论文章，领导层的态度鲜明了，倒是网民和基层群众的态度出现了较大分歧。这真让我感慨新世纪新阶段我国改革出现的新情况新变化！

有人问我，在第三次改革开放大争论中你已从《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岗位上退下来了，再写这样的政论，用意何在？我想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出生于上世纪30年代末）有个特点，因为是党和国家直接培养成长的，所以有很浓的感恩心和很强的责任感。职务可以到龄，责任没有年龄限制。官可以不当，文章不可不写。作为中共的一员，我从不以为自己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就可以放弃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这是不能动摇和放弃的。我从自己几十年在党报的工作实践和政治实践中认识到一个真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救社会主义。我将坚定不移地坚持和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不移地坚持和捍卫给社会主义带来勃勃生机的改革开放！

时隔不久，2006年3月初全国两会召开。胡锦涛总书记在“两会”期间亲临上海代表团发表重要讲话：“要在新的历史起点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说到底要靠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进一步坚定改革的决心和信心，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同时努力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保证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要不失时机地推进改革，切实加大改革力度，在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实现改革的新突破。”

总书记旗帜鲜明地提出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提出要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举措的协调性，要将改革开放成果更好地让广大群众共享，也就是更加注重改革成果的普惠性。胡锦涛总书记的这番重要讲话，及时表明了中央的态度，也为党的十七大召开之前这场改革开放大争论画上了一个有说服力的句号。

（作者为《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

责任编辑 殷之俊 杨之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