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东枪

吃饭的时候，朋友给我讲了一个故事。

多年前，他回家乡，坐在从村子到县城的中巴车上，人声嘈杂中，他注意到一个很土气的中年妇女，一直沉默不语，但表情又有点怪异，似乎总是要面露几丝微笑却又强忍着。眼看快到县城了，她忽然从怀里掏出一个信封来，主动问旁边一个男子：“同志，麻烦你给看看，这信封上写的是‘中共中央外交部不是？”一句话出口，车内瞬间鸦雀无声——男子看了看，不负众望地回答说：“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立刻，这妇女就成了全车的焦点，大家七嘴八舌、十分配合地问出了那是她弟弟工作的单位，是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那儿的，已经在北京成了家，她是要到县城坐火车去看望弟弟……

“哎，你看，那妇人的弟弟在哪儿工作，她的生活恐怕得不到什么根本的改变。那妇人瞬间变为‘中巴明星，是因为全车乘客的众星捧月——可你知道吗？那些乘客几分钟前谈论的，还是他们所闻所见的种种不公、特权，满是厌恶之情。还记得鲁迅写的吧？阿Q虽然憎恶赵太爷和假洋鬼子，却是渴望姓赵的。”

朋友说：“不要以为只是农民、小老板之类的人会这样，你上网看看，每天有多少人在义愤填膺地指责、批评、嘲讽着社会的不公、人性的卑劣、体制的欠缺，可是，往往就是同一批人，又总在现实生活中处心积虑地靠近着那些黑暗，发扬着那些卑劣，利用着那些不公，并从中获益。”

七十多年前，林语堂先生写过一篇文章，叫《怎样写“再启”》，说书信里的“再启”别有意趣，举了几个例子，其中有一个说的是一个赋闲多年的文人，给友人写信，说政府无能，时局混乱，自己一事无成，心灰意冷。信中满是忧国忧民、感时伤世的愤懑痛恨之语，但全信写完，后头突然又加了一笔“再启”：“顷接交通部老于来信，谓已替我谋得××部参事一席，月薪四百。天啊！我要到南京去了！”

朋友说：“你看，还不都是一样？”我连连称是，心里对他的这番洞见很是佩服。朋友乃把杯中啤酒一饮而尽，说：“走吧，不早了，下次再聊——哦，我买单吧。不要争了，我能报销。” （杨政明摘自《杂文选刊》，本刊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