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李

[摘 要]从广西北流市博物馆收藏出土北流型铜鼓概况、基本特征、装饰纹饰、作用以及和铜石岭冶铜遗址的内在联系作进一步论述。

[关键词]北流型铜鼓；特征；纹饰；铜石岭冶铜遗址

铜鼓是中国南方古代青铜文化的产物，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作为极具代表性的青铜器，铜鼓在南方诸多少数民族的社会文化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发挥着多方面的社会功能。铜鼓按不同形制和花纹，大体上分为八种类型：北流型、万家坝型、石寨山型、冷水冲型、灵山型、西盟型、麻江型、遵义型。据最新统计，我国现藏的铜鼓有近1400多面，是当今世界上保存铜鼓最多的国家。广西是目前出土和收藏铜鼓最多的地区有600面，也是我国古代铸造和使用铜鼓的主要地区之一。而北流型铜鼓是以广西北流镜内出土的铜鼓为代表器型而得名，北流型铜鼓产生于西汉末年，约隋唐时期逐渐停止铸造追根溯源，北流型铜鼓的主要使用族群是乌浒和俚僚，历史上也有很多关于其使用北流型铜鼓的文献记载。在就北流市博物馆收藏出土北流型铜鼓概况、基本特征、装饰纹饰以及和铜石岭冶铜遗址的内在联系作进一步试论。

一、出土北流型铜鼓概况

北流是历来出土古代铜鼓最多的县。从历史文献来看，北流县境内很早就有铜鼓出土。北流型铜鼓在国内及东南亚地区共出土了150多面，而北流境内从有历史记载至现在，共出土铜鼓共59面（2面为灵山型），其中：清代县志及民国24年《北流县志》记载有14面，北流市博物馆馆藏35面；广西民族博物馆馆藏的10面。面径165厘米，高67厘米，重量300公斤，是世界上最大的铜鼓，就是广西北流出土的。现藏于北流市博物馆珍贵文物铜鼓（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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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北流型铜鼓的形制基本特征

（1）形体硕大厚重；（2）鼓面宽大，伸出鼓颈之外，边缘有垂檐；（3）鼓身之胸腰间收缩曲度缓和并铸环耳或肩耳两对。胸壁斜直外凸，最大径偏下，胸腰际收缩，曲度不大，以一道凹槽作为胸腰分界，鼓腰成反弧形，腰足间以一道凸棱分界；（4）鼓足外侈，与面径大小相当；（5）鼓耳结实，多为圆基环耳；（6）装饰青蛙小而朴实；（7）太阳纹圆凸如饼，以八芒居多。（8））鼓面和鼓身多以二或三条突起弦纹为一组分晕，晕圈内多布满精细的模印几何图案，常见者有云纹、雷纹、席纹或钱纹。（9）鼓面大于鼓身，鼓面边缘都伸出鼓胸之外。

三、北流型铜鼓装饰纹饰

鼓面太阳纹形如圆饼状，光芒细而长，芒间多以雷纹、席纹装饰。早期的北流型以三弦分晕，只是到了中后期才多以二弦分晕。使用大量细密的几何形纹饰，如云纹、雷纹、线纹、席纹等。鼓面都有立体蛙饰，胸腰间收缩曲度缓和并铸环耳或肩耳两对，鼓纹饰在布局上讲究对称。铜鼓是壮族最有代表性的文化遗产。而铜鼓身上丰富的纹饰，则像一座无比丰富的资料宝库，储存着壮族古代社会生活的众多信息。铜鼓沿面的蛙塑像是铜鼓身上最有特色的立体装饰物。它们不仅富有民族特色且造型十分生动活泼。对于古代的壮族人民来说，铜鼓是一件重器，相当于中原的鼎，在人们的心目中是非常神圣的。铜鼓上的纹饰，包括青蛙塑像，都是铸造者与使用者精心设计并铸造上去的，有着古老而深刻的内涵。

四、北流型铜鼓的作用

俚、僚人“铸铜为鼓”，究竟作什么用呢？《隋书·地理志》云：“诸僚铸铜为大鼓”。其“俗好相攻，多构仇怨，欲相攻则鸣此鼓，到者如云。有鼓者号为‘都老，群情推服。”《魏书·獠传》有简略的记载：“往往推一长者为王，亦不能远相统摄。父死则子继，若中国之贵族也。獠王各有鼓角一双，使其子弟自吹击之。”其中“鼓”即铜鼓，说明贵铜鼓。裴氏《广州记》曰：俚僚铸铜为鼓，鼓唯高大为贵，面阔丈余。初成，悬于庭，克晨置酒，招致同类，来者盈门。豪富子女以金银为大钗，执以叩鼓，叩竟，留遗主人也。”因此铜鼓的占有，不仅体现了财产的富有，而且也是统治权力的象征。实际上，铜鼓其作用远不只用于战争。主要的还有用以报警、祭祀、驱逐猛兽、镇压“邪魔”以至于娱乐等等。周去非《岭外代答》载：“铜鼓大者阔七尺，小者三尺，所在神祠佛寺皆有之，州县用以为更点。”归纳起来有四大作用：1、权力和富有的象征；2、祭祀娱神礼器；3、指挥信号；4、乐器。

五、北流型铜鼓的族属及其发展脉络

北流型铜鼓产生于西汉末年，约隋唐时期逐渐停止铸造。在这个时期里，居住在粤西的主要是乌浒和俚僚两个族群，也就是北流型铜鼓的制造和使用者。乌浒和俚僚都是秦之后紧接着西瓯和骆越出现的族称。西瓯和骆越都是当时岭南百越族中重要的两支系。西瓯又叫西越，出现于秦代。骆越则是古人对岭南垦食骆田之越人的称谓，出现于殷周至秦汉时代。东汉时，西瓯和骆越的后裔被称作“乌浒”。《后汉书》曰：“交趾西有噉人国，……今乌浒人是也。”万震《南州异物志》云：“乌浒，地名也，在广州之南，交州之北。”也就是今广东西南部和广西东南部地区。在魏晋隋唐时期，西瓯和骆越的后裔又被称为“俚僚”。“俚”在今广东西部，广西东部和中部，“俚”在壮语中是旱地的意思。“僚”是南北朝后对居住在岭南和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的泛称。南方僚族与其他民族接近，居住地多混杂，同俚族关系尤密切，故史籍中常并称“俚僚”，甚至俚僚可以通称。唐代以后，部分接受汉族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较快的俚僚人逐步融合于汉族，另一部分则分化和聚合成新的族体。宋代至明清时，统治者推行民族歧视政策，这时的西瓯和骆越有了带侮辱之意的“僮人”、“俍人”和“侬人”等称呼。到了近现代，“僮”、“俍”、“侬”族便发展形成今天的壮、黎、瑶等族了。他们是岭南土生土长的少数民族，同属古代越族。

六、铜石岭冶铜遗址

1、铜石岭冶铜遗址分布范围。北流铜石岭冶铜遗址（汉—唐）位于广西北流民安镇上良村大小铜石岭山脚下，是广西壮族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铜石岭冶铜遗址主要分布在大铜石岭、小铜石岭和会岭台山约3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在大小铜石岭山脚下的大小山坡上，到处散布着卢渣，还有不少残炉壁和残断的鼓风管，以铜罂山、塘峡屋背、杉木山、冲头岭丫、大社铜山窝等处的炉渣最多。铜石岭冶铜遗址（下图）

2、《隋书·地理志》说：“俚僚贵铜鼓，岭南二十五郡处处有之”，秦末汉初，粤酉地区的社会经济迅速发展。隋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在今广西北流、容县一带置铜州府，民国24年版《北流县志》载：“铜石山，县东二十里，层峦耸秀，石皆紫色，南面整齐无边，亭亭如伞，又名朗伞石。……唐初建铜州，是从此山名之，洵县城下游之砥柱也。”铜石岭又叫铜石山

3、铜鼓的出现是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应的。铜鼓体型高大，壁薄均匀，花纹精细，铸造工艺复杂。铜鼓的铸造过程，需经做模、翻模、镶芯、浇注、拆范、整理等工序。按此推断，在能够生产铜鼓的年代里，其青铜器铸造业已达到一定水平，而且具备了铸造大型容器的经验和能力，这是铸造铜鼓本身的技术条件。此外，还有原料来源问题，有采矿、冶炼等物质生产问题。这些都是铜鼓生产中必备的物质条件。据1966年广西第六地质队对北流铜石岭进行地质普查的资料，当时就发现了七个采铜古矿井，矿井深达二十多米，有许多木质支架。又在1977年冬和1978年春，广西文物队会同北流文化局，对铜石岭冶炼遗址作了两次试掘。试掘揭露的面积只250平方米，就发现炼炉14座，灰坑9个，排水沟2条，搜集到一批鼓风管、炉渣、铜锭、铜矿石、陶片等遗物，炉渣等弃物堆积一般厚出地面0.1-0.4米，最厚的达l米。

七、北流型铜鼓和铜石岭冶铜遗址的内在联系

1、北流出土多铜鼓文物，这些众多的铜鼓又是在哪里铸造的呢？人们自然会联想到铜石岭。宋人乐史《太平寰宇记》一书说到，南越王赵佗曾在铜山“铸铜”。一个“铸”字提醒我们，古人在铜石岭依靠开采和冶炼当地的铜矿，不仅采掘铜矿，就地冶炼，而且还就地铸造铜器。在铜石岭山麓下的大小山坡上，到处散布着卢渣，还有不少残炉壁和残断的鼓风管。

2、北流型铜鼓是借用了从云南石寨山型铜鼓（滇式铜鼓）传过来的发达的铸造工艺，并吸收了先进的汉文化，从而在更高层次上进行了创新和发展而铸造成的。铜石岭遗址发现的木炭，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碳-14实验室试验测定，其树轮较正年代为距今为1901±90年，灰坑中出土的水波纹、弦纹陶器，双耳白陶罐、青瓷器，说明铜石岭的冶铜遗址的年代是西汉至唐代。

3、为了探索北流铜鼓的来源，1985年，广西博物馆和广西民族学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一些物理学、化学、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等方面的专家组成铜鼓铸造地点和矿料来源课题组，对北流型铜鼓抽样进行常规分析，在此基础上采集样品中的铅，对其铅同位素比值进行测定，还到北流、容县进行实地考察，证实铜石岭不仅是采矿冶铜遗址，而且很可能也是铜鼓的铸造遗址。

综合上述观点，充分说明了北流铜石岭及其周围一带，不仅是汉晋冶铜遗址，也是铸造铜鼓遗址。

参考文献：

[1]姚舜安、万辅彬、蒋延瑜编著，《北流型铜鼓探秘》；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2月

[2]蒋延瑜著、范阳主编，《铜鼓艺术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

[3]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编，《广西文物考古报告集》1950-1990，广西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