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鲁迅杂文选》的修辞英译

2014-11-22唐秋前贾德江

文艺生活·中旬刊 2014年11期

关键词：反语国粹原语

唐秋前贾德江

（南华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衡阳 421001）

试论《鲁迅杂文选》的修辞英译

唐秋前贾德江

（南华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衡阳 421001）

文章以美国翻译家尤金奈达提出的功能对等理论为基础，浅析了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翻译的《鲁迅杂文选》中的几种修辞，如：反复、排比、反语、对偶等，并指出这些修辞手段英译时的某些不足，希望对日后的英汉修辞翻译研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功能对等理论；《鲁迅杂文选》；修辞；英译

人类如果没有语言，生活将黯然失色，吃穿住行也极不方便；语言如果没有修辞也会变得枯燥乏味，很多令人称赞的作品也将不复存在。修辞使得语言表达更准确、生动、形象。不管是英汉语，还是其他语言，修辞都是频繁使用的写作技巧。《现代汉语词典》（1416）给修辞的定义是“修饰文字词句，运用各种表现方式，使语言表达得准确、鲜明而生动有力”。为了更好的理解国内外的文学作品，对英汉互译中的修辞进行研究也是很有必要的。

19世纪70年代，美国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Eugene A· Nida）提出了功能对等理论。功能对等是指“最切近的自然对等，”奈达认为，所谓翻译就是指从语义到语体在译语中用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语信息，也就是说在奈达看来功能对等应该优先于形式对应，评价译文的好坏，要从读者的角度看译文能否被读者所理解和接受，而不仅仅是译文的形式。

笔者发现，目前国内学者对鲁迅杂文的研究，大都局限于研究其艺术特质和思想性，如沈金耀先生的《鲁迅杂文诗学品格研究》、迟蕊的《鲁迅杂文诗性品格研究》④、刘道辉的《鲁迅奇妙的杂文笔法简论》⑤；较少有人研究其英译本，笔者查阅CNKI，近几年只有屈指可数的几篇文章，如罗黎的“《鲁迅选集》杨戴译本中模糊美感的腐蚀与保真”⑥，张曦的“替代和省略——从杨宪益、戴乃迭的《鲁迅杂文选》英译本看汉语重复信息的译法”⑦等。本文以尤金·奈达提出的“功能对等”理论为基础，浅析杨戴夫妇翻译的《鲁迅杂文选》⑧中的反复、排比、反语、对偶等修辞，并指出其中的一些不足，希望对日后的英汉翻译有所借鉴。

一、鲁迅杂文的修辞

杂文是一种直接、迅速反映社会事变或动向的文艺性论文，以短小、活泼、锋利、隽永、富有战斗性为其特点。但是在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时空下，每位杂文作家的杂文又呈现自己的特色。

台湾历史学家和作家李敖的杂文呈现“值露，痛快而又有资料性”的特征，人文大师柏杨的杂文有“世俗性和教科书性”的特点，王小波的杂文在具有杂文共性的同时，又有他的“经验性和逻辑跳跃性”的典型特点⑨。鲁迅作为一名反帝反封建的勇士，他的杂文的整体风格是“曲折，偏激而又具有内向性”。

鲁迅从1918年到1936年写了七百多篇杂文，其中有几篇一直编入中学语文教材。他的文章善用各类修辞，如反语，比喻，排比，委婉语等，尤其是反语，鲁迅自己也说过：“好作短文，好用反语，每遇辩论,辄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迎头一击”（《两地书·十二》⑩。鲁迅多用反语，表面赞扬实则批评，表面否定实则肯定，这是革命性和战斗性的需要，巧用反语，使得他的文章更简短有力，发人深省，幽默风趣，产生强烈的讽刺效果，痛击敌人。

杂文的政论性语体特点在反语等修辞的映衬下更加突出，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不妨举例说明：

例1：国度会亡，国粹家是不会少的，而只要国粹家不少，这国度就不算亡。国粹家者，保存国粹者；而国粹者，我的胡子是也。《说胡须》

这里针对的是国粹家的“保存国粹”。“国粹家”是鲁迅自创的新名，对于国粹家来说，只要国粹家没有亡,则国家就不算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貌似有理。但是，“国粹家者，保存国粹者也”，而“我的胡子”居然也是“国粹者”。这种逻辑简直是荒谬。但是这三言两语却把“国粹家”的荒唐形象地刻画出来了，而且鲁迅用古文就更加剧了反讽的意味。

例2：革命，反革命，不革命。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做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做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小杂感》

这一句话反复出现“革命”，反复的修辞大有让人头晕目眩之感，实则反应了当时中国革命的反复性与不彻底性。它反映了鲁迅对当时革命的态度与批评。

例3：这种奖赏，不要误解为“抛来”的东西，这是“抛给”的，说得冠冕些，可以称之为“送来”，我在这里不想举出实例。《拿来主义》

这里作者运用婉曲的手法表达他“不想举出实例”实际上是不便举出一些事例。

例4：智识高超而眼光远大的先生们开导我们：生下来的倘不是圣贤，豪杰，天才，就不要生；写出来的倘不是不朽之作，就不要写；改革的事倘不是一下子就变成极乐世界，或者，至少能给我（！）有更多的好处，就万万不要动！……《这个与那个》

鲁迅用排比与讽刺的手法，讽刺了那些抱残守缺、僵化保守、因循守旧的人。

像上述这些修辞在杂文中随处可见，那么，杨宪益、戴乃迭夫妇是如何将其中的意蕴传达给英语读者的？下面笔者就将结合功能对等理论对其进行剖析。

二、功能对等视角下《鲁迅杂文选》的修辞英译

功能对等或动态对等不能简单地看作是原文和译文字数上的对等，也不是语法和句法结构的完全一致。尤金·奈达认为，“如果形式上贴近的译文对所指意义可能产生误解，可以对译文作某些变通”。而调整或者变通的程度，就要看原文的风格和修辞特点。下面让我们通过一些具体译例来剖析这一点。

（一）反语

反语，即反话，故意说的跟自己真正意思相反的话。反语可以用于谴责、净化、发泄和升华的目的，是讽刺作者最得心应手的工具。

例1：总之，活人代替了古董，我敢说，也可以算得显出一点进步了。（《拿来主义》）

译文：I merely want to point out that this is a manifest improvement,substitutinglive men for antiques.

这是正话反说，鲁迅用反语，表现了作者对“送去主义”的嘲讽。“译者着眼于原文意义和精神，而不拘泥于原文的形式和结构，即不拘泥于形式对等。”从句式层面来说，译文没有拘泥于原文形式，而是巧妙地转换语句顺序，用地道的英语表达。因为汉语重意合，句式结构较松散，英语重形合，句式结构紧凑。杨戴用合并句子的方法将原语四个小句合译成一个句子加一个状语。从词汇层面来看，这句话中的“我敢说”如果直译为“I dare say”，给读者感觉很生硬；译语“I merely want to point out”通过增词法增译“merely”，将原文的嘲讽之意展现出来，一般来说，社会有进步会让人大书特书，但是鲁迅却是说“算得进步”，这其中的勉强意味也体现出讽刺。但是，笔者认为，本着忠实原文的原则，“总之”一词不应省译，这是作者对“送去主义”态度的最终评价，所以译文中可加上“In short”。

（二）排比

例2：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保持现状，未曾阔气的要革新。大抵如是。大抵！

译文：Those who once had power want to go back to the past. Those in power now want to remain as they are.Those who have not yet had power want reforms.This is a general rule.

《小杂感》这篇文章写于1927年，当时蒋介石、汪精卫等人破坏国共合作，反共、反苏。鲁迅先生用一组句式工整的排比揭露了他们的丑恶嘴脸，“大抵如是”这个省略的反复句更烘托出作者满心的愤怒。译文使用直译的方法基本译出了原文的排比句式，但是考虑到原文的工整句式，笔者认为译文可以更进一步对等，将第二句译为“Those whoare in power nowwant to remain as they are.”虽然奈达不强调句法绝对的对等，“大抵”如果重复翻译一遍也有拖沓之感，但是后一句话翻译得不够有力，显得轻描淡写，或者可以译为“This is absolutelya general rule.”作者之所以不太确定，其实是不敢太绝对，但是他的语意是绝对的，通过他前后的符号变化可以看出。译文为了使外国读者能得到同样的体会，可以把这一深层含义翻译出来。

例3：“犯而不校”是恕道，“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直道。中国最多的是枉道：不打落水狗，反被狗咬了。《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译文：Passive resistance is merciful.“An eye for an eye and a tooth for a tooth”is just.In China,however,most things are topsy-turvy:instead of beating dogs in the water,we let ourselves be bitten by them.

鲁迅先生不愧是语言大师。这句话他综合运用了排比、引用、拟物等多种修辞格，并且自创新名，如“恕道”、“枉道”等，将讽刺之意表达的淋漓尽致。这些新的名词，英语中没有对应的词语，引用的“犯而不校”是出自中国文化典籍《论语》。为了使英语读者能理解作品，译者便直译其字面意思，把排比的句式表达出来，感情也是随着原语在升温中。“topsy-turvy”这一押头韵词语的使用不仅让目的语读者感受到原语的情感，而且也更具有节奏感与韵律美。

（三）对偶

对偶分为“严对”与“宽对”。“严对在语法方面，上下句字数必须相等，词性必须相同，且两句不能有文字重复；在语音方面，平仄格律完全协调。”宽对要求较松。“在语法方面，宽对的上下句字数可以稍微有所出入，而每句的组成部分的词性不必全部相同，又允许字词重复。在语音方面，宽对不强求平仄格律。”鲁迅是中国白话文运动的倡导者，且发表了中国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他的杂文中的白话文宽对更是数不胜数。

例4：温文尔雅，不大言笑，不大动弹的，是中国孩子；健壮活泼，不怕生人，大叫大跳的，是日本孩子。（《从孩子的照相说起》）

译文：The well-behaved,quiet children whokeep rather still are Chinese;the sturdy,lively,fearless ones who leap about and shout are Japanese.

原文用一个便于理解的宽对，指出了当时人们区分中国孩子和日本孩子的偏见。上下句当中前面都用三个形容词，“的”字后面省略主语“孩子”。因为汉语重意合，这里“孩子”无需言明；英语重形合，一个陈述句必须要有主语，所以译文增译了“children”作主语。按照奈达的定义，“所谓翻译，是指原语在译语中用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语的信息。”杨戴在充分理解原文的基础上，译语上下句句式相同，而且第二句的主语用了代词“ones”，更符合英语的语法习惯，“不大言笑，不大动弹的”合译成“quiet”，没有累赘之感。译语的宽对似乎能引起读者的共鸣。

（四）反复

反复即重复使用某一词语或句子，引起读者的注意或兴趣。

例5：又是演讲录，又是演讲录。但可惜都没有讲明他何以和先前大两样了；也没有讲明他演讲时，自己是否真相信自己的话。《小杂感》

译文：Collections ofspeeches and more collections ofspeeches.

这里的演讲指的是蒋介石等人破坏革命的言论。作为一名坚定的革命主义者，鲁迅对这种言论颇为反感，但是他又不便明说。这里的短语反复强调了反革命言论之多，作者的愤懑之情也溢于言表。透彻理解原语要表达的意思后，杨戴不仅完美地传达了原语的反复修辞手法，更是巧妙地增译了“more”，反革命的言论之多使得英语读者也感同身受。这里的英译文似乎最大限度地展示了原语的暗含意义，同时又注重了形式上的对等。妙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