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嵩峰

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后，为最大限度掠夺东北的物产资源和缓解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公然违反国际公法，将战场上俘虏的抗日军民和抓捕的无辜百姓编成“特殊工人”劳工队，押送到东北的大型厂矿、企业和军事工程中强迫从事奴役性劳动，施以非人的待遇，致使数以万计的“特殊工人”在冻饿、劳累和虐杀中悲惨死去。其中，当年在“满洲炭矿株式会社”中煤炭产量居首位的阜新煤矿就役使了近万名特殊工人。

阜新特殊工人的基本情况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于1933年占领了阜新，完全控制了阜新煤矿。1934年5月7日，日本建立“满洲炭矿株式会社”（简称“满炭”），在阜新分设新邱、孙家湾两个煤矿，并对阜新煤田进行全面调查。1936年10月1日，满炭阜新矿业所成立，到1939年，矿业所下辖的采炭所已增至8个，包括新邱、孙家湾、平安、高德、五龙、太平、八道壕和城南采矿所。七七事变后，由于战争的需要，日本更加紧了掠夺东北煤炭资源，在东北制定了“第一次产业开发五年计划”，其中煤炭产量预计增加28%，满炭系统应达到1805万吨，而阜新年计划产量在五、六百万吨以上。为达到这一目标，日本人除采用“以人换煤、人肉开采政策”，超限度加大工人劳动强度，完全置工人生命安全于不顾之外，疯狂扩大矿工人数，四下派出汉奸把头招骗中国劳工，煤矿规模迅速膨胀。在短短3年时间，在煤矿的从业人员增加22倍以上，劳工人数增加了10倍。

利用中国劳工的血汗，日本人大大增加了煤炭产量，1936年煤产76250吨，到1938年即达到127089吨，增加了15倍以上。尽管如此，仍与产业开发5年计划所定目标相距甚远。尤其是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军工、钢铁、化工及其他工业对煤炭需求急剧增长，日本已不满足于招骗劳工了，开始大规模将关内抓捕的战俘和普通百姓及东北的所谓罪犯押送到阜新煤矿，称之为“特殊工人”，进行集体监管和强制劳动。

1941年2月，从河北省保定押送到阜新新邱矿86名八路军战俘，队长为黄廷芬。这是第一批到阜新的特殊工人。1941年9月，有200多名在山西太行山被俘的国民党官兵被押送到新邱矿，分为3个大队，一个队张海男为大队长，一个队周海如为大队长，另一人队大队长姓王。同月，由100多名被俘的八路军和村干部组成的特殊工人大队从保定也被押送到新邱矿。同年，平安矿、五龙矿也接收了来自山东、山西和河北的860多名特殊工人。另据伪满治安部警务司的报表，截止到1941年12月，阜新矿业所特殊工人数目已达3748人。

1942年仅从石门劳工教习所就押送到阜新煤矿七批特殊工人，约有2000多人：2月底或3月初，去孙家湾矿一个劳工大队200人，大队长郝界先，副大队长王天庆；6月去高德矿一个劳工大队300人，大队长刘绍增，副大队长刘明真；7月去太平矿一个劳工大队300人，大队长徐学俊，副大队长史玉庆、徐梦纯；8月新邱矿一个劳工大队300人，大队长刘贵、副大队长崔溯源；11月去阜新煤矿一个劳工大队400人，大队长徐子臣、副大队长刘兴起；12月去太平矿一个劳工大队200人，由孙麻子、吴先供带队；年底去阜新煤矿一个劳工大队300人，由李斌、李XX带队（也有幸存者称为400人），到阜新后和徐子臣大队合编一个大队，李斌、李XX为副大队长。同年4月又有从冀东来的由张庆贤带队的200多特殊工人被押送到五龙矿。8月，从山西押送到阜新两批特殊工人大队共1200人，其中有八路军、村干部，也有阎锡山的军队。此外还有几批从徐州等地押来的特殊工人。

1943年，从石门劳工教习所押送来3批特殊工人，约700人。

此外，1942年10月，日本侵略者还在阜新成立了平安监狱，将各地的“犯人”关押在这里作为特殊工人进矿采煤。起初，监狱的容量为几百人，但为掠夺劳力资源，这里的“犯人”最多时竟达1500人左右。又由于“犯人”死亡、逃跑的较多，随时抓捕加以补充，所以，至1945年8月监狱关押的总人数累计达4000多名。

综上所述，从1941年2月至1945年8月曾在阜新煤矿被强制劳役的特殊工人总数保守估计至少应接近万人。

特殊工人的境遇

阜新矿业所对特殊工人实行的是企业管理和军事镇压相结合的管理方式。当时各矿区工人宿舍外围都筑起高墙，墙外用电网圈着，大门由矿警持枪把守。宿舍区内设劳务系，负责对劳工们进行管理，而且与宪兵队、警察署三位—体，对劳工行使专政职能，有权拘捕、审讯他们认为可能有问题的特殊工人，有的还直接送到工人辅导所（1943年与平安监狱合并）。特殊工人到矿后，首先到劳务系登记，然后被编成班组，从特殊工人指定队长、小队长、班长，再将这些人指定给某个把头管辖。

特殊工人的住所与普通工人的住所是分开的，每栋房子住百余人，对面炕，用水泥抹成，炕上没有席子，很少烧火，一烧火四处冒烟。特殊工人穿的是更生衣，吃的是红高粱米和玉米面。1942年8月，石门劳工教习所来的特殊工人大队因伙食太差，集体进行斗争，拒不吃饭，迫使敌人只得同意让他们自立伙房，自己派人做饭，开了先例，此后，其它的特殊工人大队也采用了这种方式。为了拢络特殊工人，日本人有时也搞点小恩小惠，发点好米，还会给点次等白面，但往往被把头们给贪污了。不过总的来说，特殊工人的伙食相对要比普通劳工稍好一些。

平安监狱中特殊工人的待遇则极其恶劣。主食主要是高粱米和玉米面，菜甚少，即使有也只是少量的稀菜汤。犯人吃的也分等，下井采煤的为一等，下井的杂工为二等，地面杂工为三等，病号为四等。在分等上规定是一等饭的每天定量是1.2斤，二等的1斤，三等的0.8斤，四等的0.4斤。一天除中午能吃上一顿少量的饭团或玉米面窝窝头外，早晚两顿多是高粱米稀粥。所以有的下井犯人因吃不饱，有时都偷偷把家属送来的衣物卖掉换吃的。

特殊工人上下班都由矿警持枪押送，防止逃跑。在井下每天要劳动12小时以上，而且有日本监工或小把头手持战刀、镐把进行监督，稍有懈怠便是一顿暴打，有的甚至被当场打死。日本侵略者为攫取更多的煤炭，采取“要煤不要人”的野蛮开采政策，根本不考虑安全措施，冒顶、瓦斯爆炸等事故频繁发生，有时明知就要冒顶，仍硬逼着工人采煤，致使特殊工人的生命安全没有一点保障。工人生病或受伤也得不到治疗，往往被送到病号房，在那里饮食没人照料，很少有人能活着出来。在平安监狱的小院就设有病号房和死人仓库，有的重病号还没有死就被扔到死人仓库里等死了。据统计，至1945年8月，平安监狱的4000多名特殊工人死亡1890多人，死亡率高达47%以上。特殊工人冒着生命危险完成超强度的劳动之后，每人每月除去吃饭还要扣去各种所谓的费用，如：车底费（煤车皮费）、医药费、指纹费（领工资时按手指印）、带班费、伙食费、家具费、先生费等，仅能领到10到15元工资。可是把头们对这点微薄的报酬也想尽一切办法加以盘剥。他们在宿舍区建小卖店，经营生活必需品，高价卖出。特殊工人的工资是以饭票的形式发放的，无法在社会上流通，必须在小卖店买东西，只能忍受把头们的再度剥削。把头还设赌场、开妓院，诱惑工人将血汗钱送进他们的腰包。

特殊工人的斗争

特殊工人中的八路军战俘和地方干部都受过党的教育，觉悟较高，虽然身陷囹圄，仍保持着昂扬的斗志，在阜新煤矿同侵略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斗争有几种形式，主要有：一是消极怠工，工人在劳动时乘监工不在时便“磨洋工”，派人监视监工的动向，其他人就地歇息，当监工来时假装卖力干活。有的放炮工人故意将炸药放高，使出煤量减低。有的还破坏生产工具，影响敌人的生产计划。二是借机痛打日本监工、把头。有的工人在坑下作业时，利用黑暗的环境，乘日本监工和把头单独一人时，躲在暗处予以痛击。在各矿区经常有日本人在井下被打死的情况。后来吓得监工和把头不敢单独下井了。第三是公开的对抗，武装暴动。阜新特殊工人为反抗压迫，争取自由，举行过多起暴动，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1942年9月2日新邱夏菜园子暴动。

1942年8月27日，以刘贵（原八路军连长）为大队长、崔溯源为副大队长的300名特殊工人大队来到新邱矿，住在夏菜园子。这批人到后不久就开始酝酿暴动。刘贵是总指挥，阎锐负责军事。事先制定了暴动计划：首先教育大家统一思想认识，只有斗争才有出路，接着挑选精干人员组成突击队，等暴动信号发出后分别攻击门口的警卫，夺取武器，另由几人去劳务系以报告为名，割断劳务系电话线，并抢下地图以备行军和战斗。其他人员分头准备粮食、武器（如菜刀、锹镐等）等物资。9月2日晚12时，刘贵按预定计划发出了信号，各突击队发动了攻击。然而，由于保密工作没有做好，敌人有所警觉，采取了防范措施，在大门外埋伏了机枪。当时敌人火力非常猛烈，突击队攻击失败。一些特殊工人试图用门板、棉被搭在电网上往外跳，但多数被当场电死。除阎锐率67人逃出、10余人牺牲外，其余200多人全部被捕，队长刘贵、副队长崔溯源被押到宪兵队惨遭杀害，其余人当天就被押到了海州工人辅导所。这些人遭受了更加恶劣的待遇，每天只给两小碗高粱米稀粥吃，到了11月漫天飞雪时仍身穿着单衣，每天都会有两三人冻饿而死，最后经高德矿的特殊工人们营救出56人，其他100多人都惨死在辅导所里。

特殊工人中的党支部

早在石门劳工教习所时，被俘的特殊工人中的党员就于1942年6月底秘密成立了党支部——六月特支，来阜新的特殊工人李振军（化名马良，任特支的组织委员，后接任支部书记）、朱韬（化名李满贵，任特支的宣传委员）、王春龄（别名黎亚）、徐学俊、史寒光等都是特支成员。特支党员曾达到百人以上，其中一些支部成员到阜新后，很快组织起了党支部，进行了一些活动。

1942年8月初，六月特支成员范荣绪、翟光等被押送到阜新高德矿后，就秘密组成了高德塞北支部，范荣绪为支书、翟光为委员，共有党员七八名。支部的活动主要是在党内外整顿人员思想，反对腐化堕落，反对消极情绪，加强斗志，破坏敌人生产，割断电线，砸坏矿车，利用一切方法与敌斗争。

此外，1942年8月初来阜新太平矿的特殊工人（徐学俊任大队长）也组织了太平特支，由史寒光任支书，徐学俊任锄奸委员，徐梦纯任组织委员，王春龄任宣传委员，研究支部的主要任务是组织队伍零星逃跑，寻找抗日队伍继续战斗。11月，支部成员徐学俊、史寒光、徐梦纯逃出煤矿，太平特支成员中只剩下王春林。他又与李洪年、李纪元重新组织了一个支部，由李纪元任支书，李洪年任组织委员，王春龄任宣传委员。

8月27日，李振军、朱韬随劳工大队来到新邱煤矿组织了新邱特支，共有包括副队长崔溯源在内的党员12名（大队长刘贵不是支部成员），支部书记李振军，组织委员姓赵（在新邱暴动时牺牲），宣传委员朱韬。针对当时特殊工人急于暴动的情况，支部成立后曾召开过三次会议，认为对敌情不了解，应先稳定思想情绪，等待有利时机。最后在无法说服大家的情况下才毅然决定组织暴动，支部成员阎锐直接参与了组织工作，并负责军事指挥。暴动失败后，李、朱等200多人押到海州工人辅导所。为坚持斗争，李振军等又重新整顿了党的组织，在新邱特支的基础上成立了海州工人辅导所党支部，书记李振军，宣传委员朱韬，组织委员黄涤尘，有党员9名。支部积极采取了里应外合的策略，利用敌人急于采煤的心理，经高德矿党组织负责人范荣绪、翟光、队长刘绍增等人积极进行活动，于当年11月初在海州辅导所内营救出以李振军、朱韬为首的53名特殊工人，海州工人辅导所的党组织至此结束。后来海州工人监狱党支部与高德塞北支部合并，称为十月特支，以纪念十月革命，由李振军任支书，翟光为组织委员，朱韬为宣传委员，共有党员21名，党支部总的政策、口号是“教育群众，团结对敌，积蓄力量，等待时机”。支部还团结了高德矿由国民党被俘军队兴亚队，利用民族矛盾，共同对敌斗争。同时与太平支部李洪年、孙家湾支部进行联系以便进行联合斗争，并试图扩大组成党的总支部，就在这时，太平支部因李洪年逃出阜新而暴露了。高德特支知道这个消息后决定转移，分批离开煤矿。于1943年3月5日，李振军、朱韬等将组织领导权交给了支部党员王寿山、黄涤尘后逃出，回到了晋察冀军区。6月24日，敌人又将这批特殊工人送到北满虎林县修军用公路，有些党员后来陆续逃跑成功回到部队，这样党小组的活动就终止了。

此外，在五龙矿也于1942年上半年由特殊工人韩玉玺、张庆贤、吴文军建立了党的领导小组。

各矿党支部在敌人严密监视之下都不能公开活动，只能通过秘密与党员谈心的方式，指导党员在工人中开展宣传工作，领导工人与敌人斗争，因而有些工人甚至不知有党组织的存在，但党支部在敌人枪口下团结特殊工人，使他们能够在艰苦的环境中仍能保持坚定的革命斗志，不向敌人屈服，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

特殊工人的去向

夏菜园子暴动失败后，各支部吸取了教训，采取了“长流水”的策略，组织特殊工人利用各种机会分批逃跑，截止到日本投降时，阜新的特殊工人累计逃跑人数达3000多名。1943年3、4月份，日本侵略者为完成“北边振兴计划”，加紧中苏边界军事工程的施工，从阜新矿调去3000多名特殊工人到东满和北满的虎林、兴凯湖等地修筑军事工程。11月因严冬来临不能施工，日军又把这些人又调到抚顺、本溪、辽阳等地工矿继续服苦役。1945年8月13日，在日本败势已趋明朗的时候，平安监狱特殊工人举行暴动，逃出200多人；14日，特殊工人再次暴动，又有200多人逃出。日本宣布投降后，饱受身心摧残的特殊工人终于获得了自由，他们立即自觉地联合矿工组成护矿队，迎接八路军派人来接收煤矿。后来，这些人大多数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冀热辽军区第22旅第64团，投入到解放战争的新的战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