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明

1937年7月31日中午，蒋介石夫妇宴邀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等学界名流，共商抗战大计。席间，蒋介石告知政府决意奋起一战，并说可支撑6个月。对此，张伯苓表示赞同，而一度抱求和幻想的胡适则心存忧虑，未作表态。不久，为呼吁国际声援与支持，教育部常务次长钱昌照向外交部建议，当遣在欧美侨界和文化界颇具声望的胡适赴欧美解释中国的抗日政策，并说“适之不可能在外国人面前讲投降。”此言获蒋介石照准，国民政府遂委派胡适以非正式使节身份出访欧美，厉行国民外交。

然而，此时受中国守军在淞沪会战中殊死血战的感染，胡适不愿承命。他说：“战争已经很急，我不愿离开南京，我愿与南京共存亡。”后经挚交、时任民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一句“为了抗日，怎不戎机当赴”的苦劝，胡适才欣然奉命。其时，与胡适同任同行的还有曾在美国获博士学位的北大政治系教授张忠绂、南京中央大学法政系教授钱端生。

1937年9月8日，胡适一行由南京乘船西上汉口，以便由汉口乘机赴香港转机赴美。临行前，胡适对送行的人说：“我已不再祈望和平，这一个月的作战至少对外表示我们能打，对内表示我们肯打，这就是大收获。”9月26目，胡适一行抵达旧金山。一下飞机，胡适便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此次中日战争，已暴露日方兵力上之弱点。”当天，胡适在旧金山中华戏院向当地心系国内战局的各界侨胞作题为《中国能战胜吗？》的演讲。胡适神情严峻地表示：“算盘要打最不如意的算盘，努力要作最大的努力。”以此表示国内民众团结抗战的决心。10月1日晚，他又到哥伦比亚电台作题为《中国在目前的危机中对美国的期望》的英语广播演说。当时，美国正处于奉行孤立主义政策时期，举国上下弥漫着厌战气氛。对此，胡适在演说中婉转地批评了美国的孤立主义政策，说：“中国对美国所期望的，是一个担当着国际和平与正义的领导者，是一个阻止战争、遏制侵略、与世界上民主国家合作和策划促成集体安全、使得这个世界至少可使人类能安全居住的领导者。”

10月8日，胡适一行到达华盛顿，4天后，他们由中国驻美大使王正廷陪同去白宫谒见美国总统罗斯福。罗斯福对中日战况甚为关切，直截了当地问胡适：“中国军队能否支持过冬？”胡适答：“定能支持。”但对于援助中国的问题，罗斯福则面露难色。

尽管如此，胡适在美国的演讲，也已引起日本政界的不安。当时，中国法学巨擘杨鸿烈由日本返国后，致信身在美国的胡适说：“在日本人眼中，先生是他们侵略主义的大对头，他们甚至说蒋总司令现政权也是建立于您的‘《独立评论》的哲学之上。先生在美一言一行，日本的报界均详为揭载。日本人或以为先生故意诬蔑他们的军队在中国施行暴力的假‘王道政治；或以为先生善于为有组织的宣传，而同时政府又肯拨给巨万的宣传费，不似日本代表宣传技术既已拙劣，政府又过于小气，故使美国排目的空气甚为浓厚。”

由此可见，胡适在美国的宣传游说起到了四两拨千钧的作用。

此番出访，胡适在美、加巡回演讲，好评如潮。他演讲的题目有：《中国处于目前危机中对美国的期望》、《远东冲突后面的问题》、《远东局势》等。此外，他还有《中国和日本的西化》、《国家危机与学生生活》等文章在美媒发表。12月9日，他在华盛顿女记者俱乐部演讲时说：“日军正大举向国民政府首都南京进攻，南京城危在旦夕。若南京失守，中国将继续抗战，虽战争延长至二三年，亦在所不辞。”12月13日，他在美国外交政策协会于纽约举办的关于远东战事讨论会上，揭露日军已经侵占的中国国土面积相当于欧洲的五分之一，日本实施了许多羞辱中国的阴谋。他向世人宣告：中国是为生存而同无止境侵略者作战！就在发表这些话的第二天，南京陷落，日军惨无人道地屠杀中国军民达30万之众。胡适说：“中国人全体的仇恨已经沸腾。”

可以说，此次出访是胡适抗日外交的预演，或者说是他后来正式登场外交舞台的“热身”。

1938年7月初，胡适一行在美国逗留了10个月后转赴欧洲游说。7月20日下午，胡适在巴黎收到蒋介石请其出任驻美大使的电报。然而，胡适却回电坚辞不就，理由是“二十余年疏懒以惯，决不能任此外交要职”。7月27日，蒋介石再次电敦赴职，胡适感到万难推托，终于表示愿意承命。他回电：现在国家是战时，战时政府对我的征调，我不敢推辞，故始敢决心受命。”

1938年9月17日，国民政府颁布命令：特任胡适为中华民国驻美利坚合众国特命全权大使。一时间，国内外舆声强烈，重庆《大公报》在社论中称，胡适“最了解美国，也最了解祖国”，“我们政府与人民十分期待他此次能达到更增进中美友谊的使命之成功”。美国《纽约时报》也发表评论说：“除胡适外，没有人能有资格向美国说明中国的情形，同时也能向中国说明美国的情形。”并称：“胡适不是狂热分子，他是言行一致的哲学家，他的外交必定是诚实公开的，他将有很大的贡献，使中美两国人民既有的友好关系更能增进。”

胡适的披挂出马，引起日本政界的惊骇。为了抵挡胡适在美可能形成的巨大游说效应，日本政府派出了“三驾马车”赴美与胡适对决角力。这“三驾马车”为，以文学见长的鹤见佑辅、外交界的宠儿石井菊次郎和擅长雄辩的松岗洋石。其中，松岗洋石的英语一流，演说水平与胡适匹敌。由此可见，胡适的负命远征构成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冷威慑。

然而，胡适此行，夫人江冬秀却深以为忧，她担心胡适离开教育界进入官场后与政客同流合污。胡适理解妻子的担忧，于是写信对夫人说：“我二十年做自由的人，不做政府的官。现在国家到此地步，调兵调到我，拉夫拉到我，我没法子逃脱。我声明做到战事完结为止，战事一了，仍旧教我的书去。”

1938年10月5目，胡适由伦敦抵达华盛顿，这是他第六次到美国，但这次身份变了，他现在代表的是四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10月18日，他晋见美国总统罗斯福并递交国书。罗斯福在愉快地接受了胡适递交的国书后说：“美国将继续主张维持国际法律，增进国际正常关系，以促进世界文明与进步。胡大使名满世界，今出任中国驻美大使，必能进一步促进中美之谅解。美国随时准备与中国合作。”

自此，胡适出任驻美大使后的抗战外交开始了。彼时，罗斯福公务繁忙，一般使节很难谒见，可胡适却是个例外，他不仅能经常见到总统，而且有时还受邀出席宴会，两人比邻而坐，亲切交谈。美国一位官员说：“近代各国所派驻美大使得到美国朝野敬重的，大概只有英国的布莱斯勋爵和胡适博士相媲美。”

胡适担任驻美大使最重要而又最艰难的一项使命，便是说服美国人改变一战后所奉行的“孤立主义”政策，不仅从道义上给中国人民以同情，而且要对中国抗战给予实际的援助。然而，根据当时美国国会通过的《中立法》，美国不能介入战争。之前的中国驻美大使尽管曾多次提出借款要求，但均未能实现。胡适就任后，一改前任的做法，绕过美国的《中立法》，不假手于美国政客，直接与美国的银行家接洽，以商业借款形式，采取以物易物的方式与美方达成了一项2500万美元的桐油借款协议。10月25日武汉失守后，美国当晚宣布了该项协议生效。10月31日，蒋介石发来贺电：“借款成功，全国兴奋，从此抗战精神必益坚强，民族前途实利赖之。”胡适为此也感到异常兴奋，遂题诗一首：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

中日之战，实为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同一个工业强国的以弱搏强。胡适将自己比作抗战中的“过河卒子”，道出了自己肯于担当的责任感。作为饱学之士，他虽不能在疆场上挥戈平虏，但在大洋彼岸，他却可以凭借自己学贯中西的纵横才气为全民族的正义之战谋得来自最发达国家实实在在的援助。当时，利用胡适所争取到的借款，国民政府在美购买到了最急需的军用物资，并迂回空运至国内。

对于抗战的最终胜利，胡适是有信心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叫“苦撑待变”。所以，对自己在一个受“孤立主义”政策驱使的国度里搞游说，一段时间里，胡适将其视为一个闯“彩运”的充满变数的过程。他在一次题为《远东局势里美国能作些什么》的演说中说：“我们自己先要咬牙苦撑，一年、二、三年，甚至十年。几年内忽然来了一个帮助，就好像穷人一旦得到爱尔兰的大香槟马票，岂不痛快。”他还说：“一个家庭，编制预算的时候是不能将马票计算在内的。所以我们自己在家中先要苦吃苦干，我是哲学家，所以我会算命，马票也许终有中彩的一天。”

胡适这里所说的“中彩”，并非出自听天由命碰运气的消极心理，而是建立在对世界正义力量终将对侵略势力形成一种强大遏制力的大势研判基础上的。他寄希望于日后国际局势发生根本性变化，特别是美国能够起兵参战，那对苦战劳瘁的中国而言，无疑是“彩运”降临。

三

1941年9月，日本向美国提出一项关于结束中日战争的“临时妥协方案”，其主要内容为：美国停止援助中国，同意日本在越南驻军，中国割让东三省。这一“方案”严重践踏了中国的主权和利益。对此，根据蒋介石“不能退让”之电谕，胡适当面向美国赫尔国务卿提出严正抗议，随后又同国民政府在美常驻代表宋子文一起与罗斯福总统会谈。这位一向温文尔雅的学者第一次在美国最高领导人面前发了脾气。与此同时，英国首相丘吉尔也致电罗斯福痛陈利害：“中国如果崩溃，将大大增加英美的危机。”很快，美国取消了与日本的妥协方案。

1941年12月7日晚，胡适应邀在纽约参加当地为自己举办的盛大宴会并发表演说。就在进入会场前，中国驻美使馆由华盛顿打来电话，告知罗斯福总统有要事约其晤谈。次日上午11时，胡适由纽约准时赶到白宫。而就在1小时前，日本两位谈判代表野村和来栖刚刚离开这里。一见面，罗斯福便对胡适说：“那两个日本人刚刚离开这里，我把美国不能妥协的话告了一口气。”12月9日，国民政府发布文告，正式对日宣战。同日，美国参众两院通过对日宣战决议。而与此同时，西方不少媒体声称：“美国终于被胡适大使拖入了战争！”还有的说：“罗斯福上了胡适的当！”

“苦撑待变”终于有了眉目，胡适兴奋之余颇有一番感慨：“我们作战了一年半之后才获得美国的第一笔贷款。我们作战两年两个月之后欧洲大战暴发。我们作战了三年八个月之后才获得包括在能享受一九四一年三月租借法案的国家之内。我们作战了整整四年之后英美政府才开始冻结日本资产，并且对日本施行全面禁运。我们作战了四年五个月之后才找到并诉他们了。你可以即刻电告蒋委员长，就说从此太平洋上随时有发生战争的可能。”胡适听后十分欣慰，向罗斯福表示感谢后，随即告辞。

当日中午，罗斯福又亲自打来电话说：“方才接到报告，日本海空军已经在猛烈袭击我们的珍珠港。”闻此消息，胡适兴奋异常，看来日本与美国谈判，是在放烟幕弹。他分析对了。原来，就在几天前的12月1日，日本召开御前秘密会议，决定对英美宣战，图谋在外交谈判的掩护下，对美国在太平洋上最大的海军基地珍珠港发动突然袭击，一举摧毁美国的太平洋舰队，进而使日本成为太平洋上独一无二的霸主。胡适在紧急发给重庆的电报中说：“太平洋局势大变了，这使我国民族松肩作战的新盟邦。”

为了向美国公众更加坚定地阐明中国与美国同仇敌忾的意义，胡适特意选择濒临太平洋的美国西海岸发表演说，告诉美国公众“中国为一个作战的盟邦”，同时提醒美国朝野和公众：“现在形势转变了，但是最后胜利并未在望。你们的国家，我的国家，以及所有我们的盟邦，都面对着一个长久和艰难的战争。但是，我们现在要以结交了新伙伴所鼓舞起的新勇气和新力量继续不断作战。对于最后的结果，毫无疑问的是‘联合国的胜利。”

“珍珠港”事件爆发10天后，即1941年12月17日，正好是胡适50岁生日。他在写给夫人的信中说：“我在华盛顿，有许多朋友来给我贺寿，这是我此生最高兴的一个生日。”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然而，就在此时，有一个人却给他当头泼了一盆冷水，此人为宋子文。原来，同年12月23日，蒋介石擢用驻美常驻代表、中国银行董事会主任宋子文接任外交部长，原外交部长郭泰祺调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外交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当时，胡适正在美国各知名大学作巡回演讲，美国许多名校都授予胡适以名誉博士学位。然而，宋子文却对胡适这位“书生大使”的“学者外交”多有指责。他曾密电蒋介石，认为对美外交“非空文宣传及演说所能奏效”，并说胡适在工作上不予配合，“长此以往，文不但不能尽职，有负委任，适之亦属难堪。唯恳请毅然处之，迅予发表。”这实际上是在密劾胡适。不仅如此，宋子文还有意越俎代庖，独揽一切在美外交事务，将胡适排除在外。而胡适则对宋子文只会“奉承意旨”颇为不屑。

抗战迎来了转机，胡适却决意急流勇退，辞去大使一职。他对宋子文说：“如果政府要更动驻美使节，也请你千万不要迟疑，我随时可走。”胡适所以萌生退意，除了与宋子文等国民党权贵不大合得来外，其中还有两层原因，一是他仍眷恋着在北大的执教和学术生涯。对此，他的一首小诗道明了心境：卖药游方二十年，人间浪说小神仙。于今回向人间去，洗净蓬莱再上天。他把自己20余载的教书与治学比作“卖药游方”，将出任驻美大使喻为“人间”事。待“洗净蓬莱”，即抗战最终胜利后，自己还要“再上天”，即重返北大红楼。二是由于来美的第二年自己便犯心脏病并住院70余天，健康上的原因也令他不得不卸下担子。

1942年8月15日，蒋介石发来拟免去胡适大使一职的征询电。胡适当即回电：“蒙中枢垂念衰病，解除职务，十分感激。”胡适即将卸任大使的消息传出后，美国《纽约时报》表示震惊和遗憾，并发表评论说：“重庆政府寻遍中国全境，可能再也找不到比胡适更合适的人物了。”又说：“美国朋友对他期望至高，而他的实际表现又远超过大家对他的期望。对他的去职深感遗憾尚不足以表达我们的心愿。”

1942年9月11日，国民政府正式宣布免去胡适驻美利坚合众国特使全权大使的职务，由魏道明继任该职。对于胡适在驻美大使任上的成就，蒋介石作了高度评价：“先生并非外交官，而是中国有代表性的著名学者，在国际间有极其崇高的声望。自他持节驻美以后，使中美关系更趋于紧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