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思和

莫言与中国当代文学

陈思和

一

今年是2013年①，一百年前，1913年，是印度伟大诗人泰戈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那一年，泰戈尔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亚洲作家。

诺贝尔奖是从1901年开始的，到1913年才过了13年，泰戈尔就获得了这个奖。可是整整一百年过去了，莫言在2012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在这一百年中，整个亚洲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没有几个。东亚地区大概就是日本有两个，中国本来也有两个，但是其中一位高行健先生加入了法国国籍，算法国人了。那么今天来讲，莫言就是第一个中国籍的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这一百年来，从印度到日本到中国都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历史，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其实所有的东亚国家对诺贝尔奖都有期待。就在泰戈尔获得诺贝尔奖的前夕，中国学者钱智修就在当时最有影响力的《东方杂志》上发表文章，介绍泰戈尔人生观。泰戈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后，在世界上影响就越来越大了。

当年泰戈尔得奖和去年莫言得奖一样，引起过激烈的争论。欧洲人对亚洲的文化是很不了解的，泰戈尔是印度人，当时印度尚未独立，是英国统治下的殖民地，难道殖民地的人也可以得欧洲这么重要的一个奖项吗？我看过一个材料，当时英国很多人推崇泰戈尔的诗集《吉檀迦利》，有评论家认为，泰戈尔的英文非常好。泰戈尔在殖民地受英语教育，泰戈尔英语好到什么程度呢？泰戈尔当年在英国出版诗集《吉檀迦利》，英国人读了之后，认为作者的英文就像是英国人写的那样。所以他完全有资格得奖。下边的意思就不好听了，泰戈尔的得奖也侧面证明了英国殖民政策的深入普及，反映出殖民政策的成功。②

正因为这样，泰戈尔的身份非常复杂，他一方面被亚洲人视为是亚洲文化的光荣，另一方面又被西方人视为是西方文明的胜利。泰戈尔当时也很纠结，他到日本、中国来发表演讲，要划清与西方文明的界限，强调自己虽是英国统治下的臣民但却是东方文化的代表，他得奖是因为他代表了东方文化。为了弘扬东方文化这一理想，泰戈尔在印度创办了一所国际大学，希望把日本、中国、印度文化融合起来，同时聘请老师教日本、中国、印度文化，他希望将来东方文化能融合成一股力量来与西方文化抗衡。他认为西方文化都是统一的，都来源于希腊与希伯来，但东方文化却各有特点，所以他有一个理想就是希望东方文化的融合，并为之去日本、中国演讲，希望加强这三个国家的友谊。③

泰戈尔到日本是乘兴而去，败兴而回，遭到了日本主流社会的排斥。日本人反感他的东方文化话题，因为日本人正忙于“脱亚入欧”，急于摆脱亚洲传统尤其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影响，向欧洲的现代化靠拢，因此泰戈尔在日本预定的演讲等都被取消了④。1924年泰戈尔到中国也是这样，遭到了“五四”时期文化骨干人物诸如陈独秀、瞿秋白、鲁迅、茅盾等人的反对。陈独秀态度最为激烈，他认为泰戈尔所讲的东方文化，我们有的是，都要抛弃了，你来讲这个干什么？因此泰戈尔很伤心，他觉得自己是把你们当作亲爱的兄弟而来，做的是当年玄奘沟通中印文化的事业，可是中国人、日本人都不欢迎他。⑤

这种文化的尴尬在经过了100年以后，到了今天仍然存在，现在莫言得奖也是引起了很大争论。莫言该不该得奖？莫言水平够不够得奖？这跟当年骂泰戈尔差不多。现在的争论中有一个观点非常有意思，这一看法不仅来自中国，也来自欧洲的汉学家。他们认为莫言为什么得奖呢？是因为翻译好。他们特别提出一个例子，就是美国教授葛浩文的翻译实在好。葛浩文把莫言文中所有西方人不欢迎的东西全部删掉，等于将莫言的故事重新讲了一遍。所以不是莫言得这个奖，而是葛浩文得奖。这个观点到最近还有人在说。我想东方人要获得西方人的一个奖实在辛苦，好不容易得到后，还会有一个语言的资格问题。

东方人与西方人的语言是不通的。西方人觉得泰戈尔当年是用英文出版《吉檀迦利》而不是孟加拉语，获奖不是泰戈尔好，而是因为英文好。莫言用中文写作，是通过英文、瑞典文等翻译，因此获奖不是莫言好，而是翻译好。无论是泰戈尔还是莫言，所遇到的争论是相似的，就是东方文化、东方作家不配得西方的奖，这种观念根深蒂固。所以还是鲁迅比较聪明。鲁迅当年婉拒了有人建议他参与诺贝尔文学奖提名。鲁迅回答的原话是：“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他还说：“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⑥鲁迅说得很坦率，如果外国人因为我是东方人而照顾我，那我宁可不要这个奖。可以看出，100年过去了，东西方文化之间的隔阂还是很深的。其中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语言的问题。在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里面，我还没搞清楚评委们看的是莫言小说的哪一个文本，评委中除了马悦然懂中文之外，其他17个评委看的可能是法文，英文或者瑞典文。这种说法有没有根据？也是有根据的，因为评委们看的不是中文文本。

但我后来看了评奖委员会关于莫言获奖的颁奖辞，我认为他们是看懂了莫言的。颁奖辞中不仅说莫言是中国民族文化传统的继承者，也说莫言是欧洲拉伯雷传统下的优秀作家之一。我感到他们真的是看懂莫言了，这不仅仅是语言的问题。我一直认为，莫言的民间立场和民间写作与拉伯雷所代表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狂欢传统有相似之处。就像巴赫金论述拉伯雷时说的，拉伯雷所代表的民间传统的美学观念，与欧洲主流的资产阶级的美学观念是不一样的。“由于这种民间性，拉伯雷的作品才有着特殊的‘非文学性’，也就是说，他的众多形象不符合自十六世纪末迄今一切占统治地位的文学性标准和规范，无论它们的内容有过什么变化。拉伯雷远远超过莎士比亚或塞万提斯，因为他们只是不符合较为狭隘的古典标准而已。拉伯雷的形象固有某种特殊的、原则性的和无法遏制的‘非官方性’：任何教条主义、任何专横性、任何片面的严肃性都不可能与拉伯雷的形象共融，这些形象与一切完成性和稳定性、一切狭隘的严肃性、与思想和世界观领域里的一切现成性和确定性都是相敌对的。”⑦我们国内很多人批评莫言，总是说莫言的作品写得很粗鄙，或者说写得很肮脏，很暴力。莫言被人批评的，基本上就是这些问题。但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辞里，没有把莫言归到西方现代主义传统下理解，没有把莫言归到西方的批判现实主义传统下理解，也没有把莫言归到西方资产阶级小布尔乔亚的文化传统下面理解，而是很清楚地把莫言归纳到欧洲的民间文化传统下理解。这就好理解了，莫言所代表的民间文化立场，不仅仅是中国独有的，也具有世界性的因素。

前苏联的文艺批评家巴赫金的博士论文讨论的就是拉伯雷以来的欧洲民间文学传统，拉伯雷的文学史意义。拉伯雷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法国作家，是和塞万提斯、莎士比亚齐名的作家。莎士比亚家喻户晓，一部《堂吉诃德》也使得大家认识了塞万提斯，但我们对拉伯雷却不太熟悉，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整个欧洲拉伯雷的传统也是被遮蔽的。欧洲以中产阶级为核心的主流读者也不喜欢拉伯雷。拉伯雷走的是和莎士比亚戏剧、塞万提斯的骑士风格不同的民间传统。这个民间也是粗俗化的，把人的力量物质化，写的也是所谓“下半身”的旺盛的生命力，这些长期以来都是被欧洲文学遮蔽掉的。拉伯雷受到宗教的迫害，作品也被禁止。可见欧洲文学对这种民间文化是排斥的。而正是前苏联的批评家巴赫金把拉伯雷的精神弘扬出来，他把拉伯雷的文化梳理成欧洲民间狂欢的传统，是一种充满民间力量，也就是社会底层人民的力量，这种力量就是以一种粗俗的姿态对抗资产阶级美学。在巴赫金看来，“拉伯雷就是这种民间狂欢式的笑在世界文学中最伟大的体现者和集大成者。”⑧

在文学史上，不仅在中国，西方国家也有这样一种悠久的民间传统。而这种传统就是写底层，体现了下层人民的一种美学，一种力量，强调了生命力，莫言恰恰是在这样的领域里作出了贡献。所以当我们用一种高雅文化的态度去谈莫言是很难的，莫言的语言不美，而江苏作家汪曾祺的语言美得多了；莫言所塑造的形象很粗糙，可是他那种人物的生命力量，那种对生命的讴歌和赞美，在中国和欧洲都很缺乏。

二

中国文学发展到今天，尤其是从1990年代以后，逐渐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创作群体，他们是我的同龄人，基本上代表了我们这个时代最高的创作成就。比如说，山东的莫言、张炜、陕西的贾平凹、上海的王安忆、浙江的余华、湖南的韩少功、江苏的苏童、毕飞宇、武汉的方方、河南的阎连科、刘震云、西北回民的张承志……这样的一批作家，大都出生在50-60年代，他们一起把中国当代文学推到了一个很高的境界。这个境界也是有人承认有人不承认的，但我觉得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美学分界，即这些作家走的多是民间道路，他们采取的立场都是民间的立场。这与我们以前官方的文学、意识形态的文学、知识分子的文学都不一样，与学院派的文学也不一样。这批作家中有些甚至没有大学经历，王安忆是69届初中生，莫言小学没读完就去放羊了，余华则是出身牙医……这批作家的创作资源是完整的，自然的，大多来自民间，没有受到现代教育制度的分类和净化。

民间资源与学院传统是有冲突的。一旦进入学院，民间的很多东西会被淘汰掉，而这批作家最珍贵的，就是他们保留了完整的来自于民间的信息和生命体验，我觉得这是这批作家成功的非常重要的原因。因此这批作家在我们的文学史上是空前绝后的。空前是指从“五四”以来中国的文学就是知识分子的精英文学，“五四”作家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等都是留学生，也就是今天的海归，他们精通外语，了解世界文化，从鲁迅到王蒙，大都如此。而因为中国近代社会动荡、政治变动、作家的贫病交加等原因，从鲁迅到王蒙，在中国文学史上真正产生影响的时间并不长，绝大多数作家的文坛影响力在十年内就变了。像郭沫若、郁达夫都如是。鲁迅是发挥影响最长的，从38岁发表《狂人日记》到56岁去世差不多二十年。郭沫若因革命而逃亡日本后就从事考古研究了，他在文坛最红的时间没有10年；郁达夫也是如此；巴金稍微长一点，但在抗战以后他的主要精力在主持文化生活出版社，他在文学主流方面的影响力就开始下降了……在文坛上对于读者有持久影响力的，在中国超过十年的真的很少。中国的政治变动太大，社会动荡太厉害，作家也贫病交加，有些作家甚至三十出头就过早去世了，如萧红。张爱玲则因社会变化而影响了创作，她23岁成名，但是30岁不到就因世事变化而影响衰落。她后来的小说、电影影响都不大，晚年之作真是江郎才尽。所以在文坛上能够维持长时间影响的人很少。而我们这批作家如王安忆、莫言、贾平凹、张炜等从1980年代开始到1990年代到新世纪，他们没有停止过创作，也没有改行没有下海，也没有被抓起来，也没生什么大病，一直在安安平平地写作，并且自己的风格一步步成熟、丰满。

这代作家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代比较安稳的作家，那样平平静静地过了30年。自2000年以后，他们的创作几乎是爆发性的，隔两三年一个长篇。我对贾平凹说，你写的速度比我看的速度快，我还没看完，你又写出一部了。王安忆也是这样。张炜就更加厉害了，《你在高原》有十卷三百万字。这就是一种井喷式的创作。这就是一种生命力的爆发。一个人在一生中会有一个时期生命力像火山爆发式的，喷涌出来就成功了。这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有的作家写了一辈子都爆发不了，有些年轻的作家生命力突然爆发，一段时间以后就消失了，像流星一样。为什么往往有的时候天才不长命？也许是因为他们在短时间内把一生的生命能量全都爆发了出来。

我们今天这个高产的作家群体，他们的爆发是恰如其时的，这是一个群星璀璨的时代，我们今天的时代，其实是一个文学创作状态很好的时代。但是反过来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他们的后面，70、80后作家，像韩寒、张悦然等和他们的距离就相差很大。新的作家根本就不是这样一种写法，也没有这么多的民间资源，当90后再来写，再成为毕飞宇的时候，肯定和毕飞宇也不一样，因为我们的生活、文化教养、美学观念、书写工具等都在变化，因此他们这代是空前绝后的。由于很特殊的历史，中国的发展造成了这个局面。我觉得，诺贝尔文学奖颁给谁不重要，莫言不是中国唯一的优秀作家。今天如果诺贝尔奖不是选择莫言，而是选择了王安忆、贾平凹，或是余华、阎连科，我认为也是好的。这代作家其实是很整齐的一片群峦高地。

我们在这样一个时代学习、研究文学，其实是很有利的，因为我们碰到了一个很好的文学环境。尽管理论家总是抱怨文学边缘化啦，文学现在影响不如过去啦，当代文学是“垃圾”啦等等。垃圾多也不代表没有好东西。现在写小说容易，上网就可以写，随便说句话就可以变成一首诗。在这样一个繁荣的、茂盛的，看上去乱七八糟的生态环境中，肯定有好的东西会自然地涌现出来。好的文艺作品不会在干干净净的环境中产生。就像“文革”时期只有样板戏那样，“干净”是“干净”了，这产生出来的都是怪胎。泰纳说过，莎士比亚为什么好？是因为莎士比亚时代有许许多多的优秀戏剧家，莎士比亚是在一片群峦中的高峰，而不是平原中的高峰。只有在一片高地上的高峰，它才会是真正的高峰。所以在今天，我觉得出现了一大片文学上的高地，而莫言在其中是灿烂的，他用他的民间生活，创造了一种美学生活。这种美学生活与我们传统的教育、传统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三

莫言是80年代起步的，他的起步不算早，韩少功、王安忆、贾平凹都比他早，但他一下子就达到了一个很高的高度。

在我的印象中，中国文学真正走上自觉的创作是在1985年。1985年之前的文学虽然也是一步步在发展，但那时候中国文学发展的基本思路是按照国家的政治主旋律在走，为国家的主旋律唱赞歌。比如当时改革开放时期，一大批作家就以改革开放为题材。当时天津作家蒋子龙，他的《乔厂长上任记》写得非常有影响，深深地受到读者的欢迎，但是现在知道的人就不多了。为什么？因为当时大家脑子里都想象、希望出来一个改革开放的“英雄”，希望有这样一位乔厂长领导大家去改革开放。这样的小说很多。再比如社会主义新时期否定、批判“文革”，所以就出现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那些文学作品基本上是按照我们国家主旋律来写的。主旋律要求批判“文革”，伤痕文学就开始批判“文革”。紧接着光是批判“文革”不够，需要重新审视1957年的“反右”，于是一批“右派”平反，王蒙、从维熙、高晓声、张贤亮等就开始写反思文学。农村当时实施分田到户，高晓声就创作了《陈奂生上城》、何士光创作了《在乡场上》、张弦写了《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等等通过各方面来歌颂当时的农业政策。当时文学的目标是很清楚的，就是为主旋律唱赞歌，歌颂、支持改革开放，推动国家改革开放的事业，反对保守，要思想解放。

为主旋律而创作的状况在1985年以后发生了一次变化。这次变化发生的状况很奇怪，当时出现了一批新作家。这批作家三十出头，被称为“知青作家”。他们集中出现在1983、1984年。第一个出现的是贾平凹，当时写了一组短篇小说《商州初录》，写当地的风土人情，写农民的故事。我记得一个场景：一个农民在旅馆的席子下发现一条蛇，随手扔了出去，倒头又睡。这细节写得很自然，没有看到一条蛇就大惊小怪。蛇与人在一起生活，只是因为它侵犯了人的睡觉，人就把它从窗口丢出去。我看了就觉得很新鲜。当时我建议把这篇小说编进大学语文教材里去，但主编钱谷融先生说不能用，他觉得这个很恶心。你会发现这就是审美趣味的问题。钱先生是我非常尊敬的老前辈，他讲“文学是人学”，但从不讲“人学是蛇学”。但我觉得贾平凹写的不是什么农村政策，而是民情风土。这给我们非常强烈的冲击。这大概是1983年的事。

再如张承志《北方的河》，他写一个青年学生去考察北方各种河流，一直到达黄河的源头，对中国北方人情风土进行考核。1984年阿城《棋王》出现了。《棋王》写的是知青下乡的生活琐事，下棋呀、吃蛇肉呀，这篇小说将中国文化与民间文化结合起来。这些作品都给人打开了思路，原来小说可以不写改革开放，不写上山下乡苦难，不写国家政策主旋律，就实实在在写老百姓的民间生活，这就是民间的转变。到1985年以后蔚然成风，出现了“寻根”文学。韩少功的《爸爸爸》、《女女女》，阿城的《树王》、《孩子王》，王安忆的《小鲍庄》等就发表出来了。我们都奇怪文学为什么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时候我们就开始思考：文学是为了什么？文学是为了表现一种文化的底蕴，文化的美，一种生命的寄托。

在这个时候莫言就出现了。如果莫言在此之前出现，可能他的作品就发表不出来了。莫言在解放军艺术学院学习，他是来自民间文化熏陶的作家，自称是一个讲故事的人。他虽没有读过什么书，但受了很多民间故事的影响，莫言在瑞典发表的演讲词就叫《讲故事的人》。在部队艺术学院学习的过程中，他就写了我认为到今天依然是他的代表作的《透明的红萝卜》。我以为莫言最好的小说都是中篇小说。他的短篇有时太短，不够表达他的生命能量。而长篇有时又太乱，他的生命表达还不够节制。《透明的红萝卜》可谓是一部奇书，他写完给他的老师徐怀中看，徐怀中说他写了艺术上的“通感”，在艺术上是成立的。这评价一下子点醒了莫言。后来在《中国作家》上发表出来了。李陀到上海就向大家推荐莫言这篇小说，但他也说不清楚小说到底写了什么。按照传统的阅读方法，你根本不明白他在写什么。

《透明的红萝卜》是写一个哑巴儿童；写一个从小无父无母的孩子，无从体验父母亲人之爱的孤独生命（后母的印象就是烧酒味和毒打）。黑孩的生活基本上像一个小动物那样在自然成长，他不会表达，也不知道何为爱？何为痛？何为饿？何为幸福？从没有人教过他各种情感。一个没有人教育又无从表达的人的生命，就跟一条小狗的生命感受差不多，他只是有一种原始感受。他没有掌握自己命运的能力，就这样长大了。他跟随着成年人去砸石头，得到一个姑娘的关怀，他跟着这位姑娘走来走去，用吸鼻子表示一点朦胧的感情。莫言就写了这样一种处于人与兽之间的，似人非人的生命体会。这孩子在水里能感受到鱼碰触他身体的感觉，在土里能听见庄稼根须离开土地的声音。他的生命与大自然之间交融，与大自然融为一体。我难忘的一个细节，这个孩子跟着小石匠一起走路，石匠一边走一边用手无意识地敲着孩子的头。他每敲一次，孩子的嘴巴就张开一下，可是他表达不出“痛”。石匠的手骨的力很大，但渐渐敲出了音乐感。孩子感受到了这个节奏，觉得很舒服，于是他就自己本能用头顶上去，配合音乐的节奏。孩子后来抓住一块烧红的铁，他只闻到一股肉烧焦的味道，听到手里滋滋啦啦的响声，而不知这是“痛”。结果他在幻想中就出现了“金色的红萝卜”。这样一个朦胧的生命已经感受到了甜酸苦辣，最后变成了一种理想，这个理想就是金色的红萝卜。我觉得这篇小说写得真好。如果说这样的小说是为了控诉“文革”，控诉社会对人的压抑就理解错了，他不是写现实层面的。所以徐怀中老师说：这是“通感”，这就讲到艺术的本质上去了，我们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心理感受到的无非就是生命的体验，一种生命对外部的感受，莫言在这个领域写出了生命通感之作。我们通常把这篇小说看成是先锋小说的开始，从先锋的意义上来说，我觉得莫言是最好的一位作家。但他与马原、洪峰这些先锋作家也是不一样的，他的创作首先是从特殊的生命感受出发的。

1986年莫言发表了《红高粱》，这也是莫言优秀的作品之一。我个人认为莫言早期的小说写得真好，比如《红高粱》。这篇小说好在哪里呢？它改变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走向：历史小说。中国人是喜欢写历史小说的，中国人的历史小说传统可以追溯到《三国演义》、《隋唐演义》等。但大家可以发现，从古到今，中国的历史小说基本上就是一部帝王将相史。历史小说到了当代也是这样，如写曾国藩、李鸿章、大秦帝国等。这跟中国文化有关，从老子、孙子等开始，中国历史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在搞阴谋诡计，演变到宫廷政变，后宫政治等等，为人之道等，都是阴谋诡计。这套历史延用到政治上是炉火纯青，所以中国的政治历史小说都好看。但是到了莫言这里出现了转变，强调了民间的在场。他写了我们历史上从来不这么写的小说，比如写抗日战争题材。他突破了固有的模式，如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日、老大娘救助八路军伤员、国民党破坏抗日等等。而莫言第一次写了土匪抗日，余占鳌与九儿是一对江湖男女，他们身上有很多民间传说的成分，他们也曾谋财害命，夺人家产等等，这些按正统道德看是大逆不道，但从江湖的角度看就无所谓了。但莫言要渲染的不是江湖因素，而是民间抗日。他写余占鳌带领一群乌合之众去伏击日本军队。这不是传统的叙事模式，莫言写原乡原土的老百姓的抗日，把共产党的游击队、国民党的部队都推到了幕后，这种故事在莫言以前也很少有人涉及。一般写土匪改造题材的作品里，都要派遣一个共产党政委收编、改造，就像《杜鹃山》或是《铁道游击队》那样的改造模式。莫言小说中好像也有一个隐隐约约的“党代表”，但很快就让他死了。这篇小说发表于《人民文学》，又被张艺谋改编为电影。他悄悄进行了一场改革：把历史民间化。历史不再是帝王将相的历史，不再是意识形态的历史，不再是政治史，党派史，而是民间史，凸现民间的英雄。这样的模式在民间经常出现，样板戏《沙家浜》中就有着很强的百姓喜闻乐见的民间因素。胡传魁、阿庆嫂的模式就很有意思，但经过意识形态的改造之后就不一样了，江湖好汉胡传魁就变成汉奸了，阿庆嫂的丈夫就不再是跑单帮的，而是成了地下联络员了。莫言就把这个改造模式还原了“民间”。从莫言以后这样的小说（我称之为“新历史小说”）开始躲起来了。这样的叙事在90年代以后蔚然成风。莫言在当代文学史上确实是具有开创性的。一部《透明的红萝卜》开创了先锋文学，一部《红高粱》开创了民间写作，后来就出现了新历史小说，如叶兆言、苏童等人的创作。这条路就是从莫言开始的。

从1990年代以后，我们的很多作家都自觉转向了民间。莫言的创作围绕高密东北乡。再如张炜。1990年代他在山东龙口住在葡萄园读书，后来又修建万松浦书院。这个书院风景非常好，沿着海边，一眼望不到边的万棵松树，松涛澎湃。张炜就在那里读书写作。但是这二十年经济发展之后，万松浦的松树被砍掉了，变成了商品房、高级别墅区、高尔夫球场等等。现在只留下很小的一块，名字还叫万松浦。张炜就在这里修建了万松浦书院。我们还没有好好地去读张炜的小说。张炜是一个像巴尔扎克一样的作家。他日复一日地记载山东万松浦这个地方。记载我们是怎样经济发展的，大自然是怎样离开我们的，人是怎么异化的，金钱是怎么去主宰世界的？他是一部一部地写，像《你在高原》就是一套系列，还有长篇小说《刺猬歌》、《丑行或浪漫》、《能不忆蜀葵》、《外省书》等。他的一系列近二十来本小说都是围绕一个问题，即改革开放这二十年我们的发展如何？要去了解这二十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怎样发展的，张炜的小说是绝好的教材。他非常形象地写出了我们近二十年的历史。这样作家不是站在官方立场歌功颂德，而是站在老百姓的民间视角上去看世界。莫言、张炜眼睛里看出去的主观性可能不完全正确，但后来人读他们的作品，会从中看到我们曾经的真实的生活场景。他们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站在民间的立场上来真实地表现他们的感受，这非常了不起。我们读他们的作品可能会觉得和我们的教科书不一样，与报纸媒体宣传的也不一样，跟我们学院教育系统也不一样，他们走了一条民间的道路。他们把这个时代老百姓心里想的，想要说的、怨的、恨的，全部讲了出来。这其中莫言是最了不起的。张承志也很了不起，写了《心灵史》这样的宗教文学。贾平凹也很了不起，在陕西一部部书写当代农村生活，写得非常好。而莫言则是很奇特的作家，如实写出了农民的生活。

我不知道这个说法是否夸张，我是觉得中国的农民，从来不在文学家的视野里面。我是做文学史的，文学作品一定要放在考察文学历史中考察。中国古代虽然是农业大国，但从来不写农民的，只有写强盗。偶然有一个诗人感叹“锄禾日当午”啊，短短二十字就讲了上千年，就因为没有什么可讲。乡土题材是到了现代才开始的，有了现代性这一参照系，我们才有了农村乡土文学，乡土文学不是仅仅为了写乡村，而是为了现代性，作家将农村当作落后的、非现代性的中国，将之当作改造的对象，告诉大家“我们中国多么落后，我们需要现代化”。从鲁迅开始一直到高晓声，都是站在高于农民的立场上写农民的痛苦、麻木。很少有人站在农民的立场上说农民的话，赵树理写了一些，就被大家赞美为农民作家，但很快赵树理也写不下去了。绝大多数作家是站在外围去写农民，所有农民的缺点都是他们预设的，农民愚昧、小气、自私、狭隘、冷漠等。高晓声告诉我，中国农民很苦，江南的农民更辛苦，但是农民是不说话的，沉默的。高晓声的小说写陈奂生上城去，看了《三打白骨精》，回家讲给老婆听。老婆问孙悟空怎么了？陈奂生只会说“孙悟空好凶唔”。他再也想不出更多的词去表达。我也问过王安忆，她写《小鲍庄》，她说农民是沉默的。但是到了莫言小说里，农民的话特别多，其实是描写农民的心理活动多。莫言写出农民对这个世界的愤怒与诅咒，农民对心里委屈的倾诉等等，真是滔滔不绝。他的话太多，所以起名“莫言”。莫言的话都是农民的心理无意识，不是他自己的话，也不是知识分子的话。莫言小说中的农民感情特别丰富。他是在倾诉，莫言的小说有很多是独白，他根本不在乎你是不是在听，他只是在说。他在说他的缺点、错误、狭隘，藏污纳垢。他把一个农民真实的、全部的立场、感情倾诉出来。在我看来，莫言是自古以来最好的农民作家之一，他把几千年来农民遭受的苦难、委屈、痛苦都滔滔不绝地倾诉出来。他不是在外表写农民像不像，也不是讲一口山东土话，也不是把农民写得像木头泥土一样。莫言笔下的农民都是精力旺盛、欲望非凡，都可以说很多话倾诉感情的。莫言写出了中国几代农民的心声。莫言的小说突出的是生命现象，是人的生命，狗的生命，驴的生命，马的生命，牛的生命，他把它们放在同一个平面上。人只是其中的一个种类。驴子可以讲人的话，牛也可以与人沟通……在他心目中生命是主要的，人不是生命世界的中心，生命是需要平等的、自由自在的、解放无羁的。人们今天得不到这种生命境界，所以我们今天还需要为生命的自由而斗争。所以我觉得莫言根本不是一般地在写某个现实层面上的东西，他写的就是中国劳动人民世世代代在苦难中挣扎的这样一种生命的歌。

（注：2013年6月3日，我应淮阴范学院文学院院长李相银教授邀请，做了一场题为“莫言与中国当代文学”的讲座。事先我没有准备讲稿，但心里有一个提纲。会后，淮阴师范学院陈树萍教授带领学生梁燕、闫瑶等根据录音整理了本讲稿，并在校内刊物上发表过。最近我出于编写文学史的需要，重新阅读了莫言的一系列作品，发现当时我在演讲中凭多年前阅读印象讲述的莫言小说内容，存在了一些记忆错误，虽然事关细节，但是我工作粗疏所造成的，不可轻易原谅。为此我特意重新修订了这份讲稿，改正了若干记忆错误。正值吴俊兄为《扬子江评论》组稿，我想借刊物篇幅重新刊出，以纠正我的错误，并向听讲的同学们致以歉意。——陈思和2014年7月28日附识）

【注释】

①本文演讲时间是2013年6月3日，所以第一句说“今年是2013年”，特此说明。

②参见[印度]克里希钠·克里帕拉尼《泰戈尔的一生》，毛世昌等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84—185页。其实泰戈尔的英语并没有那么优秀，但《吉檀迦利》的英译本确实是他本人所译。

③冯友兰：《与印度泰谷尔谈话》，收孙宜学编《诗人的精神——泰戈尔在中国》，江西高校出版社2009年版，第106—109页。

④[印度]圣笈多：《泰戈尔评传》，董红钧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3—24页。

⑤泰戈尔访华引起的争论，可以参考《诗人的精神——泰戈尔在中国》。

⑥《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80页。

⑦[俄]巴赫金：《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收《巴赫金全集》（第六卷），李兆林、夏忠宪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3页。

⑧[俄]巴赫金：《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收《巴赫金全集》（第六卷），李兆林、夏忠宪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5页。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