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嵚

如果说书画艺术的世界也好比江湖，那么属于明朝的江湖世界，可以说空前精彩。

明朝美术有多强大？稍微了解点儿书画艺术或收藏的人均深有体会，各类流派云集，独具特色的作品，彼此争奇斗艳。特别是明中期后，更是名家名品荟萃，从唐伯虎到徐文长，从董其昌到八大山人，都是清一色的强人，不断缔造传世精品。这样的美术世界，就是高手对决不断的江湖，绝招层出不穷，情节精彩纷呈，后人回首看去，直叫人心生向往。

如果眼光再往前推，对比下明初的书画发展，更能叫人生出一阵讶异：这个精彩纷呈的江湖，在明初的时候，却只能用一团浆糊来形容，数得着的名家大多是宫廷画师，民间高手着实稀缺，论及艺术作品，更是千篇一律，极缺创意，从题材到技法，都可谓极度匮乏。对比明中期后的繁荣，这时的明朝书画只能说一片萧索。

反差如此大，原因自然多，首先是经济原因。明初百废待兴，民生凋敝，老百姓肚子都吃不饱，风雅当然无从谈起。更重要的却是政治原因：明朝以严刑峻法立国，衣食住行都规矩颇多，连穿错衣服、戴错首饰都有可能获罪，绘画的限制更是严苛，什么画用什么颜色、采取什么技法，样样都有讲究。明初的画家因为一笔不慎就闹到获罪甚至家破人亡的，着实有太多。这样一个既穷又专制的世界，美术事业死气沉沉也就不足为奇。

从毫无创意与生气的萧条，到百花齐放的繁荣，究竟是什么因素促成了这样伟大的转变？各色的缘由同样也更多，但其中承前启后的是一个杰出人物：浙派开山鼻祖、明初画家戴进。促成这样转变的，不止有他高山仰止的绘画艺术成就，更有一场令他悲痛一生的奇冤。

一

戴进，字文进，号静庵，浙江杭州人，明朝洪武二十年（1368年）生人，永乐年间步入画坛，宣德年间成为宫廷画师。

如开头所说，作为画家，投生在明朝初年，比较不幸。但相比之下，在永乐至宣德年间从事美术活动，还算比较幸运。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执政的洪武年间，画家的生活只能用一个字形容：苦。哪怕成了宫廷画师，薪水也少得可怜，而且明朝不似宋朝那样设有画院，因此哪怕是宫廷画师，名分也低得很，不过是宫里的“临时工”，工作却极高危，尤其朱元璋在位的时候，一笔画错就招祸。洪武年间几位著名宫廷画家，比如赵原、盛著、周位，都是绘画不慎招祸，闹得获罪处死。

而到了戴进纵横画坛的永乐至宣德年间，情况总算好很多，画家们待遇提高了，还给解决了编制问题，表现好的宫廷画家可以授给各类官职，有的竟然可以做到都指挥（省军区司令）级别的高官。同时，风险性也大大降低，特别是明宣宗在位年间，他本人就是丹青行家，也重视美术事业，施政也宽容。画师这个在明朝开国早期一度很没前途的职业，这时总算前途光明。

但唯独不改的还是规矩多，从颜色到技法，样样都有规矩。特别是宫廷画师们，拿着朝廷的薪水就得听朝廷的话，谁要是画画不听话，照样治罪没商量。

这样的行业背景下，明朝的宫廷画师们虽说环境改善，但境遇依然微妙：画画有风险，创新要谨慎。更微妙的是，画师们待遇提高了，升官前景看好，蝇营狗苟的争夺自然也多了。相当多名声在外的宫廷画师，心思多用在这方面。

相比之下，戴进是个绝对的异类。

明初从事绘画行业的，入行原因多不同，有世代做这行的，也有为了官位和名气的，但戴进属于其中极少的异类：真正为了艺术的追求走上这条道路。

戴进的出身，也算美术世家，父亲戴景祥就是职业画师，但到戴进这一代，起初却转了行，当了一名首饰匠，专业加工首饰，而且发展得极成功，少年时的戴进，打造的金银首饰名噪一时，以风格多样和工艺精美著称，小小年纪便有了大大的名气，一直干下去，混个富翁不是问题。

但意外却偏偏发生了，某日戴进路过熔金铺，发现送来熔掉的，正是他精心打造的首饰。这事放在别的工匠身上也就不算个事，但刹那之间，少年戴进却悲从心头起，顿时仰天长叹：我费尽心血打造的首饰，最后却得到这样的对待。一声长叹后，戴进做出了人生中最重要的决定：转行，做一个画家。

从收入丰厚、名声在外的首饰匠，到默默无闻、清贫寒苦的画家，这样的人生，好比推倒重来。可戴进真的这样做了，之后好多年，有说他师从多位名家、潜心学画的，也有人说他一直跟在父亲身边，卖画为生，但不论哪种说法，都是寒苦艰辛的人生。

这样的人生抉择，即使放在当时，也有人笑他傻。但他不在乎。如果说艺术家都是高傲的白鹭，那戴进就是其中优雅的一只，像爱惜羽毛一样，呵护着自己的心血追求。

二

戴进的美术之路走得极苦，但不得不说，他在画坛的出名也是极早。

大约是十七八岁的年纪，也就是永乐初年的时候，刚转行学画不久的戴进，随父亲来到了京城南京，做起了“京漂”，谁知刚入城门便倒大霉，碰上“飞车党”，一船行李全被脚夫抢走。

谁碰上这种事，一般都得捶胸顿足，连犯人都没来得及看清，最后也只能认倒霉。可戴进不慌，当场挥毫泼墨，竟然凭着这电光火石间的记忆，就把犯人的样貌原原本本地画了下来，一下技惊四座。结果还没来得及报警，犯人就忙不迭来投案了：东西还你，服了。

自此后，戴进的名号便传开了。这位年轻人精湛的技法与冷静的心理素质，就连彼时南京的诸位名家也都啧啧称奇，于是爷俩的境况也就渐渐改善。他们先在南京城奋斗了快二十年，然后永乐皇帝迁都，爷俩又一道去了北京，这时他们的身份也早大为不同，成为有工资拿的宫廷画师。进入宫廷的戴进，也得以博采众家之长，技艺突飞猛进。

但这时候的戴进，论绘画技法虽已接近巅峰，但论地位，却还是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

因为明朝初年的画坛，并不是画得好就万事大吉的。地位高的画师，首先都是位高权重的高官，年轻画家想出头，画得好是其次，关键是既要听话，又能钻营。

可这两条放在戴进身上，却是哪样也不出众，他本身就是个淡泊仕途的人，唯独视艺术如生命，几十年如一日，只知低头作画，从不抬头看人，志同道合的朋友不少，但攀附权贵的事却从来不屑去做，更是极少去迎合领导。因此一直很努力，却一直没名气。endprint

也正是在这十多年的蛰伏期里，戴进的绘画技艺取得了惊人的突破，首先是博采众家，对唐朝吴道子、马远等名家，都进行了大胆的吸收学习，深得其中精髓，更重要的却是自成一家，特别是人物画，一反宋代的厚重特色，极度精美，更兼用笔豪放，早已开一代新风。

而比起这些刻苦的探索来，同时期明朝几位名声在外的书画大师，表现却可谓拙劣，几十年如一日，除了照着皇上的要求画千篇一律的内容外，几乎毫无建树，只会凭着乖巧马屁功夫邀宠。但“大师”们本事不大，心眼更小，最看不得别人好，生怕哪家年轻人出类拔萃，抢了自家饭碗，于是时时瞪起“妒忌眼”，心里打起小算盘，钩心斗角不断。

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大师”，便是谢庭循。

在明朝永乐至宣德年间，谢庭循可谓首屈一指的画坛大师，他出身高贵，是山水大师谢灵运的后人，更兼多才多艺，诗书绘画都有极高造诣。比起戴进来，此人情商更高，最会讨皇帝欢心，经常陪侍左右，因而也得宠不衰。到明宣宗年间，谢庭循已受封锦衣卫千户，还有“武德将军”的爵位，堪称画坛头牌角色。

但要论实际水平，谢大师却水得很了，跟戴进比起来，可以说是天上地下。但虽说他画画功夫差，嘴上却从不饶人，一直极其刁毒，看谁不顺眼，就得找机会下药。眼看戴进技艺突飞猛进，谢大师心里也着了慌，早就把戴进当成了暗害的标靶。

而偏巧，有了这样一个机会。

话说当时在位的明宣宗，极其热爱绘画艺术，除了自己喜欢钻研外，有一次还心血来潮，突然打算搞一场“书画选秀”，令宫廷画家们人人作画，然后在仁智殿评比。

这次的参赛选手里，就有时年四十岁的戴进。在他眼里，这场皇帝突发奇想的活动，便是自己不得志的人生里最重要的一场机遇。所以他使尽浑身解数，施展胸中所学，终于完成了一生中最杰出的传世名品：《秋江独钓图》。

《秋江独钓图》为戴进美术生涯的巅峰之作，作品呈现了深秋的江边，一位身着蓑衣的老者孤独垂钓的情景。整幅作品立意独特，笔法精巧，将深秋的肃杀与垂钓者怡然自乐的情怀刹那间呈现无余。其深远的意境令后世无数文人墨客倾慕不已，纷纷题款抒怀。

确切地说，这幅画表现的，不止是一卷风情，更是戴进一生所遵循的特立独行的风骨与孜孜不倦的艺术追求。

此画一出，举座皆惊，初选就评了第一，送到仁智殿后，明宣宗也极为惊叹，连连赏玩不已，牢牢记住了戴进这个名字。倘没什么意外的话，半生默默无闻的戴进，将从此飞黄腾达，加官进爵，成为明朝宫廷画家中位高权重的人物。

但偏这时，“吐槽”的来了，来者便是一向毒舌的谢庭循。早妒忌戴进才华的他，既摸透皇帝的秉性，更找到了这画最大的漏洞。眼看着明宣宗欢喜连连，满意不已，谢庭循顿时妒从心头起，毒从舌中吐：“画虽好，但恨鄙野。”翻译成白话就是：这画水平虽然高，但档次太低了。

放在今天，这句话典型属于没事找抽型，但放在明朝却完全不一样。到底是“大师”，谢庭循一眼就瞧出了毛病：画中垂钓的老者，竟穿着鲜艳的红衣服。而在讲规矩的明初，红颜色是官员朝服才可以用的颜色，戴进让一个钓鱼的穿上红衣，典型的大逆不道。所谓“档次低”，指的就是这事。

果然他一完，明宣宗脸色就变了，再仔细看一遍，立刻勃然大怒，接着就把戴进叫来，气呼呼地骂了一通。本以为会技惊四座的戴进，就这样断送了宫廷画师的前途。

当然对比下来，戴进运气算好的，这事幸亏发生在统治相对宽和的宣德年间，如果换成朱元璋在位时，这就是“谋逆”大罪，可怜的戴进别说饭碗不保，性命都堪忧。

而这次明宣宗大怒之后，戴进的下场，说法也很多，有说是他惊慌失措，不等朝廷降罪，自己主动逃跑，甚至一度流落到云南去；也有说法称，他被取消了宫廷画师的身份，断了薪水，赶出宫廷，也一度寓居在京城，但是穷困潦倒，生活悲惨，最后不得不黯然回家。但无疑问的是，走人、贫寒、破落，是他以后人生的主要内容。

默默奋斗半生，孜孜不倦探求，在人生即将接近光辉顶点的时刻，却意外遭遇变故，命运急转直下，从此潦倒后半生。这就是一代画坛奇才戴进过山车般的悲剧。

三

戴进的委屈，在生前身后，都得到了诸多的同情。平日里他虽然不擅钻营，但因才华横溢，坦荡待人，总算还有几个至交好友。比如当时的礼部侍郎王直，在戴进离京时就曾慷慨资助，并作诗咏叹。

但现实还是如此残酷，这时只是明朝前期，商品经济很弱，资本主义萌芽也还没影儿，市民经济更没指望，作为画家，如果没了宫廷的薪水，生路基本就断绝。

戴进的人生也是这样，被赶出宫廷后，他靠卖画度日，但境况却越发惨淡。京城呆不下去了，就回到老家杭州，谁知杭州的生计也一般。之后又游走于江苏、浙江、安徽各地，以画画为生，留下墨宝无数。许多后来流传后世的名品，大都作于此时。

但放在当时，这份不朽的艺术才华着实很不招人待见，甚至后来戴进的女儿要嫁人，穷苦的戴进连嫁妆钱都凑不出，想拿画换嫁妆也没人要。类似的贫寒窘境，各类明朝笔记里都记录了不少。明朝天顺六年，也就是1462年，75岁的戴进，怀着不朽的才华，在贫病交加中，告别了这个生不逢时的世界。

但是无论是谗害戴进的谢庭循，还是凄然半生的戴进，都没有想到一件事：这场令人唏嘘不已的奇冤，却开创了明朝美术史的一个新纪元—从40岁离京，到75岁离世，奔走各地的戴进，不但留下了不朽的珍品，更收下诸多门生弟子，对每一个求学的后进，他都毫无保留，倾囊相授。他的儿子戴泉、女婿王世祥，也都成为一代画坛巨匠。这些人共同组成的流派，便是明中期起赫赫有名的浙派。

在明朝美术史的演变中，浙派的诞生与发展堪称一件承前启后的大事，它就像一台播种机一样，将原属于宫廷的绘画技法，播撒到民间各地，更以开放包容的态度，收纳了诸多画坛后进。从明朝成化年间起，明朝美术进入了民间文化蓬勃、市民经济繁荣的新阶段，随着吴派等新生力量的崛起，浙派虽然式微，然而每一个新生的流派，从理念到技法，都从中受益颇多。明朝的书画江湖，从万马齐喑的萧索到百花齐放的繁荣，戴进孤独的背影，拉开了这个转折的大幕。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