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之俊

国内一些论坛讨论钱钟书的翻译水平时，有人以“御用翻译”来称呼1949年后的钱钟书，言语中不无讥讽。一位以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闻名于世的学者、作家，为何被冠以“御用翻译”的头衔呢？

翻译《毛泽东选集》

1949年8月26日，钱钟书从上海回到阔别十余年的清华园。但他在清华只工作了一年，1950年仲夏，清华同学乔冠华来找他翻译《毛泽东选集》（以下简称《毛选》），把他借调到“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工作。据说，当初乔冠华是找费孝通参加翻译的，而费表示，自己的英译水平恐不足胜任，于是推荐钱钟书担当此事。

钱钟书并非中共党员，为何会被调去担任这一具有政治意义的工作呢？除了自身专业技术水平高，乔冠华的举荐自然是关键。对钱钟书一直比较关心的另一位清华同学胡乔木，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兼新闻总署署长，同时也是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成员，他的作用也不能忽略。此外，正如著名诗人何其芳所言，中央对钱是经过严格审查的，党对他是了解的，信任的。

《毛选》英译委员会办公处设在北京西城堂子胡同，开始参加英文翻译的有金岳霖、钱钟书、郑儒箴、王佐良等人，还有史沫特莱、爱泼斯坦、爱德勒等一批外国专家，一年以后，只剩下钱钟书和几位年轻助手。钱钟书平时就住在城里，一般周末才回校住，并继续指导他门下的研究生。

从1950年7月至1954年2月，钱钟书一直从事《毛选》（前三卷）的英译工作，“始终地和全面地参加了初版稿和旧改稿的工作”，这项工作正如他自己说的——“并不是那么好做的”。《毛选》的英文翻译与中文原文的编辑在同步进行，原文在编定过程中不断修改，英译也不得不跟着变动，往往是一篇已经定下来的译稿反复地改个不停。另外，也存在认识不一致的情况，夫人杨绛说：“好在钟书最顺从，否了就改，他从无主见，完全被动，只好比作一架工具。不过，他工作还是很认真的。”

钱钟书做事认真，办事效率却不低，别人干一天的活他半天就能干完，甚至两个小时就干完；省下来的时间就偷空看书。他甚至认为《毛选》英译委员会的最大好处是“人少、会少”，搞运动也声势不大，有时间读书。

在这期间，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钱钟书虽还在城内，但已被调入文学研究所外文组。文研所的编制、工资属新北大，工作则由中宣部直接领导（1956年正式划归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1954年2月，翻译《毛选》工作告一段落，钱钟书回到文研所工作。1957年“反右”时，在所内的“拔白旗”运动中，他本人并没有被打成右派。1960年夏，《毛选》第四卷英译工作开始，1961年春完成。钱钟书没有参加第四卷的翻译工作，但做过“润色”。

《毛选》的英译分为翻译和定稿两个阶段。1958年初到1963年，钱钟书成为英译《毛选》定稿组成员。据说，这也是胡乔木推荐的。

翻译毛泽东诗词

1963年英译《毛选》的定稿工作一结束，1964年，钱钟书又成为“翻译毛泽东诗词五人小组”成员，任务是修订或重译已经翻译的全部毛泽东诗词，最后出单行本。

这“五人”的另外四人是袁水拍、乔冠华、叶君健和赵朴初。袁水拍当时是中宣部文艺处处长、《诗刊》杂志编委，叶君健是英法文版《中国文学》主编。在“五人小组”成立前，外文出版社已出版了由安德鲁·博伊德等译的《毛主席诗词》英译本，但译文并不令人满意，袁水拍还特别撰文批评。叶君健是《毛主席诗词》英译本的组织者和参加者，他向有关领导部门建议成立一个毛诗英译定稿小组，由袁水拍任组长，乔冠华、钱钟书、叶君健作为成员。钱钟书与叶君健主要做翻译和译文的润色工作，袁水拍与乔冠华主要负责对原作的解释和对译文的斟酌。有关部门同意了这项建议。为了全面修订旧译并翻译新发表的诗作，后来小组又增加了赵朴初作为成员，并请英文专家苏尔·艾德勒协助译文的润色工作。工作地点在中宣部三楼会议室。

“文革”开始后，翻译毛泽东诗词的工作暂时停止，钱钟书此时才真正尝到运动之苦。1966年8月，他被群众“揪出来”成了“牛鬼蛇神”，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1969年5月，一对革命青年夫妇搬进他们家合住，不久，钱钟书被下放干校。1972年3月从干校回来后，他与合住者发生争执，被迫“逃离”原房子而暂住北师大，大病一场，差点送命。最后，他迁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七号楼一间不大的办公室，翻译毛泽东诗词的后期工作就是在这间屋里完成的。

1974年11月，江青要求“五人小组”继续翻译毛泽东诗词的工作。也有文章说，是周恩来调钱钟书参加毛泽东诗词英译工作的，主要目的是怕他被下放干校折磨而死。翻译期间，由于钱钟书年初才大病，他要求“足不出户”。翻译小组成员不得不每天来陋室工作。袁水拍几次想改善工作环境，换个大点的房子，江青也同意他们搬到钓鱼台工作，但钱钟书不愿意。

1976年“五一”节，《毛泽东诗词》英译定稿本由外文出版社正式出版。这个英译本，后来成了接着出版的法、德、日、意、西和世界语等几种译本的蓝本。“革命者”不敢对钱钟书“太革命”

1949年后，钱钟书从担任《毛选》翻译工作开始，就一直从事和政治关系密切的译事，他本人因此确实受到了一些积极影响和不一般的待遇。1957年的反右风潮中，钱钟书在1956年“黑材料”的风波下，居然有惊无险，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他的“毛选翻译”、“外事翻译”等身份。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因为这些特殊的经历，不仅使钱钟书避过了风头，还享受到了同时代很多知识分子无法享受的待遇。1958年知识分子下乡改造，钱钟书于12月初下放昌黎，到次年的1月底就回来。从1958年初到1963年，他是英译《毛选》定稿组成员。此时“三年饥荒”已开始，钱钟书回来后，房子比以前小，只一间宽大的办公室，分隔为五小间，但并不担心吃饭问题。杨绛说，因为一同为英译《毛选》定稿组的有外国人，他们还“常和洋人同吃高级饭。他和我又各有一份特殊供应。我们还经常吃馆子。我们生活很优裕”。1962年8月14日，他们又迁居干面胡同新建的宿舍，有四个房间，还有一间厨房、一个卫生间、一个阳台，他们新添了家具，住得很“宽舒”。“文革”中钱钟书虽也遭到不幸，但万幸的是没有被抄家，还可以继续写日记，做笔记，并完整保存下来。“文革”结束初始，他就拿出了巨著《管锥编》，这是其他知识分子做不到的。钱钟书是“御用翻译”吗？endprint

1998年12月，钱钟书去世。他在1949年后所做的这些翻译工作，被官方再次提及并放大。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的李铁映在《人民日报》撰文怀念钱钟书。

“文革”结束，钱钟书担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还连任了几届全国政协委员、常委，也都说明官方对他这位非党学者的另眼相待。那么，钱钟书是否真如有些人评价的，是“御用翻译”呢？实事求是地说，这个称呼并不恰当。

其实，这些翻译工作只是集体工作，是政治任务，并非他的本职工作。如果说钱钟书翻译《毛选》与毛泽东诗词“是最重要的学术活动”，这种认识与实际情况是存在偏差的。杨绛一再强调：“这么多年的翻译工作，都是在中央领导下的集体工作。集体很小，定稿组只二三人，翻译诗词组只五人。”

在英译《毛选》小组中，钱钟书一直是以英语专家的身份被肯定的。杨绛也说：“钟书从未把翻译毛选和以上这类任务当成自己的本职工作。在他自己填写的个人履历中，从未写入以上经历。”“都是有关部门向钟书所在单位借调的。”没有当成本职工作是真，但钱钟书在填写履历时，并不回避这段经历。如1955年，钱在填写中国作协会员表时，在“近三年来有何新作”栏写道：“自1950年7月起至去年2月皆全部从事《毛泽东选集》英译工作（现在尚部分从事此项工作），故无暇顾及其他活动。”

像这样钱钟书在简历中写译《毛选》的事，在以后几乎没再见到。他并不希望自己因此而被记住，而是尽量淡化此事，更不要说以此为炫耀的资本，向组织提要求。翻译毛泽东诗词期间，很多人写“鉴赏”类文章，连毛泽东自己都认为“注家蜂起，全是好心”。有钱钟书的传记作者称，钱钟书是很有条件写的人，但在阿谀奉承之风盛行之时，钱钟书一反时流，不著时文，不发时论，仍默守学术独立的立场。“文革”后，钱钟书对这些经历更有意轻描淡写。1979年，他随中国社科院代表团到美国访问，知名学者余英时向他求证是否如外界所说是毛泽东的英文秘书。钱钟书说，这完全是误会，大陆曾有一个英译毛泽东选集委员会，他是顾问之一，其实是挂名的，偶尔提供一点意见，如此而已。自己没有做过毛泽东的秘书，也没译过毛泽东的“哲学”著作。

确实，在当时的情况下，没人敢懈怠党和政府交给的任务，正当盛年的钱钟书难以说“不”。钱钟书在解放后非常“识时务”，少说话，多做事，在得到信任做翻译工作期间，更是谨言慎行，如履薄冰，“不求有功，但求无过”。1953年，翻译《毛选》期间，友人郑朝宗到其工作处看望他，他出示了一首新作，其中有一联云：“疲马漫劳追十驾，沉舟犹恐触千帆。”焦虑不安的心情跃然纸上。

在1949年后所有的这些翻译工作中，最重要的要数最先翻译的《毛选》了。那么，钱钟书对此的态度究竟是怎样的呢？从现有的回忆文字看，他对这项工作还是非常认真的，但他的内心却另有一番想法。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了著名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为参加这次会议，参加者特别是与知识分子有关的部门，都为会议准备了详细的材料，当时高等教育部在一份关于北京大学的调查报告中，对当时北大的知识分子进行了政治分类。报告中提到当时北大的一部分“反动教授”，特别点到了钱钟书，说他在解放后一贯地散布反苏、反共和污蔑毛主席的反动言论，1952年，钱钟书在《毛选》英译委员会时，有人建议他把《毛选》拿回家去翻译，他说“这样肮脏的东西拿回家去，把空气都搞脏了”，污蔑《毛选》文字不通。这份报告，直到“文革”开始的1966年，别人贴钱钟书的大字报时他才得知。钱在大字报旁贴出了申辩的小字报，说自己一向敬仰毛主席，正因如此，他才认真负责地主持审定英文版的《毛泽东选集》。他根本没有，也不可能对毛主席著作有丝毫不敬之处。举报的内容虽查无实据，但当时军宣队认为“告发”的事情情节严重，料必事出有因，还是命钱钟书写了一份自我检讨。这份报告中关于钱钟书的言论是非常严重的，如果中央后来没有核实清楚的话，他在1957年是无论如何逃不了被打成右派的命运的。但，钱钟书如果没有这个意思，难道是空穴来风？

余英时说钱钟书“是一个纯净的读书人，不但半点也没有在政治上‘向上爬的雅兴，而且避之唯恐不及”。以此话为底线，我们就不该太苛求于钱钟书。在一个政治和社会生活极不正常的年代里，对更多的诸如钱钟书一类的知识分子来说，应该报之以同情的理解，他们的损失与伤痛并不比其他人少。

（摘自《编译参考》2013年第27期）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