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然

郭虎的中篇报告文学《右玉，不会忘记》，发表于《中国作家》，后选入该年度中国报告文学精品集，写了右玉县威远城一个叫毛永宽的有志青年短暂却很不平凡的一生。

1968年，18岁的毛永宽开始任威远大队村干部，从大队会计、民兵营长很快干到大队主任、大队支部书记，聚10年之功，带领威远乡亲们植树造林，修路架桥，开渠平地，发展畜牧，在他28岁上，被活活累死了。毛永宽为右玉献出了青春壮丽的生命，30多年后，另一个右玉人郭虎为他立传，最后比照的，一个是保尔·柯察金，一个是我们山西的英雄诗人高君宇。

郭虎是县里的宣传部副部长、文联主席；民间身份，一为诗人、作家，一为右玉赤子。

尤在省城，郭虎出现在大家中间，皆“为右玉精神的鼓与呼”有关：找作家赵瑜、张石山和电视台的朋友谈编写及拍摄电视连续剧的事儿；找文学院院长张锐锋谈康熙蒙古大营，设立文学院创作基地；找《山西画报》的老师拍摄并报道右玉全县的绿化，让更多关注右玉的人看今日之杀虎口长城、古苍头河、西口、古堡等著名的塞上风光；泡在印刷厂激光排照室审定《西口文艺》的出片及印制情况，诸如此类，尽为此道。

现在，人们关注右玉，知其右玉精神已推广到全国，右玉精神的宣传工作已然纳入我们国家的主流话语霸权——外面大报、大电视台的记者蜂拥而至，实为他们必须去践行的新闻任务，而非右玉或者说凭借郭虎这样的右玉人的一腔热诚所邀请；而能完成这样一个大的跨度，除却右玉绿化本身的重大存在，其间正为郭虎这样的地方贤德不辞劳苦、四方奔走、无私奉献而取得。他们当然是右玉精神的代言人。

我以为，这正是郭虎的《右玉，不会忘记》能获得多方认可的一大前提。这也是他作家的质素。

在文学界，时下谈论报告文学的成功，除题材之外，更多谈论的还是采访或田野调查。郭虎也讲，为这部作品，他至少跑了有几十趟，用了几年时间，采访得相当地全面而深入。有评论家指出：“报告文学采访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获得大量的素材，更重要的是获得相应的体验，并由体验而感悟、而饱满作家的感情。”有所不同的是，郭虎的这一系列采访，却非从情感上更多进入自己的写作对象，他真正找寻（释放）的恰恰是一种我们共有的核心情感，所谓人的精神；本质意义，还在于对我们生命的重塑或者精神上的更新，完善。两个字，他在写：我们。

《右玉，不会忘记》在纪录毛永宽一生的同时，实质还指出一种重要的文学力量：与这块土地相依为命的强烈的命运感。对呀，并没有什么不离不弃，如年轻的毛永宽考取了教师资格、几乎就得到了到外面去上大学的机会、还有被提拔到上一级当干部的机遇，但几多争取，终究无果，右玉威远城也就真的成了他人生的终极。而与此相互依存的，则是那种战胜艰难困苦的现实力量，它就蕴涵在人民群众中间，和尘同光。

毛永宽生于1950年，比郭虎大13岁，他任威远大队干部的前后10年，正逢“文革”和学大寨运动对国家，对农村、农业、农民的轮番倾轧。在右玉，又加之风沙肆虐，毛乌素沙漠不断向前推进，家园大有被废弃的危险，那完全可以说是自建国以来他们所处的最艰难的一个10年。今天有不少到过右玉的人，因它的绿化超乎想象，绿化又为右玉人几十年而为，特别是年轻一代，便把右玉的过去简化为单一的绿化史，美化或者说弱化了过去几十年里我们的大小运动，甚或为某些运动涂抹上喜剧色彩；如我，也曾对“文革”中的右玉有过相应的误读，认为永不停歇地种树便是一贴阶级斗争的缓释剂。对于这一点，郭虎在《右玉，不会忘记》中虽隐晦曲折，但还是点了出来。是的，历史不能假设，如我们不能假设没有始自1960年的“三年自然灾害”，没有“文革”10年浩劫，年轻的威远大队党支部书记毛永宽的内心没有那么多争斗，因之而过早地撒手人寰。所以说，右玉境内的那一大片碧绿，最是饱含着人民群众痛苦牺牲的生命结晶。

这过去的年代，痛苦的年代，却是确立右玉能有今朝的血汗基础。这是最坚实的，对此，没有一个外人能比这位写作者更清晰、明晓。

和几位报告文学专家讨论此著，有朋友还借用了批评家雷达的话：“看一个作家深刻还是肤浅，首先要看他有无强烈的自主性。主体意识才是作品价值的立法者。”而郭虎这部报告文学呈现出的自主性及主体意识，也许就最值得我们留意并肯定。另一个观点：报告文学的业余写作虽无优势可言，但作者生活中积累的财富，反是一般职业写家所不具有的。郭虎则说他“不会写；不知道报告文学该怎么写；仅凭自己一腔情感的冲力”，而令其燃烧、沸腾。是为我们长此以往一直强调的一种粗粝的原创意义：与生存息息相关的朴素之美；初看简略，实不简单，掩卷长思，人物、事件、场景反而一一浮现于心壑脑海，久莫能忘。

是在有意也是在无意之间，通过毛永宽这一理想化身，郭虎在作品中完成了他们共有的灵魂塑造。

郭虎对毛永宽的认同是完全彻底的。如前所示，毛永宽其实还是一个新一代的乡村知识分子，热爱文学，有着高远的生命理想，并不希望这一生全然被固定在右玉县威远城。是命运把他和威远城牢牢地捆绑在一起，直至不能分割，血肉之躯全部融入泥土，成为它的一部分——这土地上的绿荫与传奇。论年纪，奉献出青春与生命的毛永宽该是郭虎的长兄，郭虎在少年时，就曾被他的人生故事所深深打动，并始终被激励着。郭虎说，他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种树，青少年时代更不例外，大学毕业后回到右玉，一边当教师，一边种树。全右玉人，也大凡如此，如工人在工余，如机关干部在节假日，在八小时之外，种树成了他们工作与生活的常态。外来人也一样，如插队知青，首先学的就是种树。运动的同时也不能耽搁了种树。这边批林批孔，那边南山种树。当然，种树任务最重的还是农民，他们的父老乡亲。而他们所有人经年累月所面对的最大问题，仍然是：难得把树种活。那不能说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但如此的生命考验，第一就要他们做到不屈不挠，谈何容易啊，人在反反复复不能成活的事物前太容易气馁了，因此上，他们心目中则不能没有英雄。毛永宽卒于1978年12月，1979年10月，右玉县委县政府发出通知：“向优秀共产党员毛永宽学习，为绿化右玉大地不懈奋斗。”至此，毛永宽成为全右玉的一面旗帜，也驻扎在了郭虎这个少年诗人的灵魂之中。把毛永宽写出来，一定程度上，倒成了郭虎的命定。所以，毛永宽之于郭虎，实为一种自发的人物塑造，一种右玉精神的悲壮回归。而郭虎在令他心目中的英雄长存的同时，更值得首肯，是完成了右玉精神的人格化（拟人化）飞跃（这是文学家的任务）：毛永宽上升为那个艰辛奋斗时代的符号与象征，记住毛永宽，也就记住了那段不能忘却的岁月；认识毛永宽，也就是更深地认识了右玉人和右玉精神。endprint

而揭示作品中最深刻的家园意识，在有限的视域里，能比照的是甘肃环县。2007年夏，我们一行到离县城60公里的山城堡采访，车向县北进发，那黄土已变白沙的群山，充斥着唯有死寂的悲号，压抑得人几近无法呼吸。大自然有时候就这么残酷：滚滚旱象，颗粒不收，寸草不生，人畜不见。但那山峁峁上却有一户人家，在挣扎、坚守。他们家中什么都没有，维持生命，仅靠一点扎了芽发了臭的土豆。那40余岁姓户的男主人，则接近于半疯癫状态。有朋友说，此中生存，人不变为半疯，又怎么往下活吗？这恐怕也是事实。返回来重忆右玉当年，那是他们如若不是及早地便展开自救，种树不歇，兴许比环县北部这白象似的群山，会完蛋得更早，漫漫黄沙，会以毛乌素沙漠的名义，统驭一切。

读郭虎这部作品，结合到塞上走得久了，感同身受，反而认识到，最终对这片土地取得决定性作用的，恰恰是华夏民族古老的农耕文明之光。它贯穿在字里行间，例子很多，大家展卷即可发现。在这山西紧邻内蒙古的北大门，历史上有那么多的连年征战，烽烟不息，鼓角相闻，马蹄声碎，这土地也一定是最早接受游牧文化，融合胡服骑射的，当然游牧文化的光辉在这里亦随处可见，并显出它勃勃的生命力；但说到底它还属于支流，不是决定右玉和右玉人的“道”——他们视土地为母亲，为一切，忽然就想起老祖母抱着你在村口的大槐树下教你牙牙学语：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这不就是吾中华文明的基石家园？

作品中有一个细节，是说吃“钢丝面”的。那时毛永宽已经病入膏盲，在医院里，当他品尝到那一饭盒用玉米面压制的特别筋道的“钢丝面”时，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们村中应该有这样一台压面机，让全威远人都能吃到“钢丝面”。

在种树之外，如毛永宽早早便带着大家兴修水利，搞粮食深加工，办养老院等等，都是非常有说服力的具体例子。

是离开这块与生俱来的故土呢，还是坚守，挣扎，挑战沙海，赢得一线生机，部分地战胜恶劣的自然环境？对，他们没有选择离去，而是留下来，选择了种树，一直种树，让家园和他们一同活着。

右玉人是赢得家园的人，有足够的底气与欣慰？因之郭虎脸上才有那样不倦的笑容？

2012年夏天，山西省报告文学创作会议在保德召开，会议伊始，著名作家赵瑜在向大家介绍山西省近年来的报告文学创作情况时，特别点出“郭虎写右玉基层干部的《右玉，不会忘记》”，将其和鲁顺民的《送84位烈士回家》、陈为人的《唐达成风雨五十年》《马烽无刺》、寓真的《聂绀弩刑事档案》、赵瑜、顺民、骏虎、黄风、玄武的《王家岭的诉说》、黄风和徐茂斌的《夕阳下的歌手》、王保国写抗日女英雄的《李林传》、聂还贵的《中国有座古都叫大同》一并提出，认为写得“扎实饱满，在文坛上产生了较大影响，是我省报告文学创作的新成就”。

肯定作品，自不待言。倒有一事应记在后面。还是我拿到该作品的同时，郭虎向我讲：右玉人口10万左右，国家有政策，人口不足10万的县份将被撤掉。正因为如此，右玉县在人口普查时，一些村里在县上打工的人，因城里的临时户口，既顶着村里人，又顶着城里人。右玉县至今也存在着被撤掉的危险。当然了，天下从来也没有可供人类予取予夺的一寸土地。右玉自不例外。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