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翔　阎崑

接到姥姥的来信，我下决心要回大陆去

1986年，我在台湾已经是著名歌手了，事业上一切都蛮顺利，运气也挺好，出了八张专辑。就在这年，我们家很意外地接到姥姥寄来的一封家书。信从北京发出，一手接一手地转递，又到美国绕了一圈才辗转到了台湾。

姥姥在信里说：“我是李梦白，我的女儿是毕利娜，我们40年前分手之后，再也没有她的消息，我听说她去了台湾，不知道她还在不在。”其实在那个时代因为战争和对峙，像这样亲人被阻隔于海峡两岸的真是蛮普遍的。

收到这封信，我们全家人都深感意外和震惊。我母亲没想到，都快40年了，她的老母亲还在，而且就住在北京。于是，我母亲决定回大陆去见老人家。那时要从台湾去北京，是非常出格的想法，简直不可思议。但是思亲心切的母亲还是克服各种困难。回大陆同老人家见了面。回到台湾后，母亲对我说，姥姥身体还好，就是想见我这个唯一的外孙子，她想我这个中美混血的外孙，既感到好奇、又觉得遗憾。是啊，那时候我已经25岁了，老人却没能亲眼看着自己的外孙长大，错过了我的整个成长过程。于是，我下决心要回去一趟，亲口唱歌给姥姥听，也算是对老人的一种慰藉。当然，我还有一个更大的心愿，就是希望到了大陆之后，能够找寻、了解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根脉所在。

我从小在台湾长大，在这之前，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有一天真的能够到大陆、到北京去。虽然那个时候我们也知道大陆正在逐渐开放，可是对真正能够到内地还是觉得不可思议，更何况又已经受了台湾方面多年的宣传影响。因此在我们眼里，大陆、北京和那边的一切就仿佛是一个神话，似乎永远不可能亲眼看到它。现在，既然知道有亲人还在那边，我不管有多大困难，想尽办法也要去看她，也要去找到我真正的根！

回到故乡后，台联向我伸出了手

那时，一般的台湾老百姓如果想去大陆见亲人，困难很多，而我因为拿的是美国护照，回去要比别人稍微容易一些。就这样，1986年下半年，我第一次踏上大陆的土地，先到广州，并在那里见到了我的家人。

回大陆前，我曾听说邓丽君的歌在大陆很流行。作为一名同样演唱中国流行歌曲的歌手，我于是想，自己或许也可以把那些能代表台湾歌坛词曲水平、比较经典的流行好歌录制好，并且亲自带到大陆介绍给广大观众。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值得做。在广州，我精心录制了第一张专辑《跨越四海的歌声》。

回到内地后不久，我就给全国台联寄去了一封简短的自荐信，表达了为“春晚”登台的愿望，因为我听说台联是我们台湾乡亲的团体，他们最愿意、也最知道如何帮助我们做事。果然，从一开始，台联就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在海峡两岸民间文化交流中，台联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而在打破隔阂与误解方面，文化交流恰恰是最直接、最有感染力、也更能达到情感共鸣的一种方式。

我相信，那时台联已经对我的情况进行了一定的考察和了解，他们知道我是台湾第一个来到大陆、并且有一定知名度的歌手。只有在了解的基础上，才能决定是否需要帮他、协助他、把他介绍给内地的观众。那时，我毕竟刚回大陆，还不了解“春晚”的收视率、影响力到底有多大，只是觉得自己能够代表台湾歌坛登上中央电视台，当然是一个非常难得、值得珍惜的机会。所以我觉得责任蛮重大的，也非常清醒，懂得必须要争气。我该做的，就是真实、直接，以一种非常纯朴的情感跨越海峡，用最好的状态、把好听的歌带给大陆的观众。

“春晚”舞台上，那一曲满溢游子之情的（《故乡的云》

当时我选了两首歌作为春晚歌曲：《故乡的云》和（《冬天里的一把火》。在考虑怎么样才能把这两首歌演绎得更好这方面，春晚总导演邓在军对我说：我看了一些报道，知道你姥姥就在北京，要不然把你姥姥请来，和你母亲一起观看演出。听到这个安排，我感到非常高兴，因为它非常真实，不是刻意设计出来包装艺人的一个宣传点。

到我上场演唱《故乡的云》的时候，眼光只要滑过面前观众席的那张桌子，就能看见姥姥在那里一边听我唱，一边擦眼泪，她和我母亲都非常激动。当时我感觉就像做梦一样，此时此刻，自己居然会站在北京中央电视台的舞台上，为全中国十亿人演唱！一时间，这种难以言说的感慨和情感一起涌上心头，就都流露到《故乡的云》的演唱当中了。表演最容易感动人的力量就是真实，所以《故乡的云》这首歌，我觉得就是凭借了这股力量。当然，这首歌本身也写的实在是太好了，我一直认为这首歌谁唱都会红，都会火。只是那天在“春晚”这个特定时刻，加上我特殊的家庭和我自己的故事等种种机缘巧合，才使得演唱这首歌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故乡的云》唱完后，紧接着就是《冬天里的一把火》。如果说第一首歌让观众感动，这首歌就是让观众开心。其实，等演完回到座位上后，我并没有感觉会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发生，只是觉得，天啊！幸亏直播的时候没有出现什么错误，很顺利，这就OK了。当然，那天晚上，每个人的确都非常开心，该有的效果都有了。

为登上“春晚”而付出的代价。值！

能登上“春晚”，还获得了这么大的成功，我自己当然很高兴，尽管这让我为此在个人事业方面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记得来大陆前，台湾一些同事听说我准备去北京，可能还要上中央电视台，十分不理解。一他们说，你为什么要去那里？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他们完全从商业的角度去衡量，觉得如果你那样做的话，不仅在大陆赚不到钱，而且在台湾的一切都会受影响，甚至被断送。可是，我总觉得，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是不能用钱来衡量的，比如我跟家人的情感，还有音乐本身的意义。总之，这件事我到今天也觉得值得做。

上了央视“春晚”之后，我在台湾要想上电视、做演出，那基本上是不可能了，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被“封杀”了。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当时就是那样的状况。尽管我之前已经作了心理准备，但还是没有想到这样的“封杀”竟然持续了14年。直到2000年，我才又应邀回到台湾，上了一档非常受欢迎的节目。这时，海峡两岸的往来交流等各个方面和我那个时候相比当然已经完全不同了，而这也是特别让我感到高兴的一件事情。我觉得个人虽然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却能够对化解一些彼此之间的顾虑、障碍起到一点作用，这还是值得的。

我的根在北京

我从小就听母亲描述北京：长城、故宫、北海、胡同……这些印象中神话般的画面，令我无比期盼能亲眼看到这一切。

曾几何时，大陆对于我而言完全是一个未知数。我口口声声说自己是中国人，流淌的是中国人的血，可是我对于大陆、对于北京，却一点都不了解。我当然希望能够到内地去，对自己的“根”有更多的认识。幸运的是，这个梦想终于实现了。

亲情的力量，的确是蛮神秘的，这在和姥姥相见的那一刻表露无遗。当时，我和初次见面的姥姥抱头痛哭。说实话，在这之前姥姥根本就不晓得有我这个人存在，是用家书联系上了以后才知道她女儿居然在台湾跟一个美国人结婚了，而且生了儿子，现在他还是一个著名歌手，这些让她接受的确需要一个过程。姥姥就是住在北京小胡同里的一个老太太，我是一个身高一米九的混血儿，你说两个人真的一见面就有很多共鸣吗？尽管如此，那种亲情却是无法否认和隐藏的。接下来，我开始去了解姥姥的生活环境，去了解她的生活规律和习惯，去了解她的邻居……慢慢的，每当我回北京去看她的时候，一走进崇文门那个小胡同里，就有了一种回家的感觉。

2011年11月，中央电视台举办了“同胞同心乡音乡情”专题晚会，我再次受邀来到中央电视台演播厅。在演播现场，主持人对我说：“从1986年11月12日你向全国台联发出希望登台央视‘春晚这封信，到1987年1月28日你在‘春晚上精彩亮相，仅仅两个多月的时间。但这两个多月却跨越了两岸中国人用半个世纪才走完的路程。你是台湾同胞登上大陆春晚舞台的第一人。”我说：“这真的是很难忘的记忆。我是中国人，我血液里是中国人的血，所以我当然希望能够回到大陆，把我自己文化背景里的那片空白给补上。”

（摘自《纵横》2014年第7期）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