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山

我书案上放着几部书。一是上海朱朴先生1988年版的著述《现代美术家——林风眠》，系统介绍了林先生的画论、作品与生平，由于内容均经林本人亲自校阅，可谓靠得住的“信史”；二是英国牛津大学迈克·苏立文教授的《20世纪中国艺术与艺术家》（上、下卷），以令人信服的史料与眼力将徐悲鸿、刘海粟、林风眠的艺术实践进行比较研究，认定只有林风眠最接近中西艺术融合，在创造中国现代画派上取得关键性突破；三是香港收藏家周德田先生著述的《好色之徒——林风眠》、《林风眠的China》，作者提出鉴赏林先生的画作要见画见人见历史；四是郑勤砚先生2013年版的《林风眠画传》，以文艺手笔细致描绘出林先生的创作岁月及心境。近三年来，笔者沿着上述著述提供的历史线索，先后四次参加在北京、广州举办的林风眠艺术精品鉴赏会，深深被林风眠先生坚守信念而探索不息的艺术人生所震撼和感动。

求学之路

1900年11月，林风眠出生于广东梅县一个石匠的家庭。家乡那些石碑上的图案花纹、秀丽河川的自然美景，很早便镌刻在小风眠的心灵深处。那时的中国大地苦难深重，救亡图存是时代主题。林风眠同当时很多热血青年一样，受五四爱国运动的影响，热情响应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首倡的“以美育代宗教”的呼唤，于1919年岁末，登上留法勤工俭学的邮轮，开始了七年的海外求学之路。

初到法国，开始一年是法文补习。这些受东方亘古文明熏陶的中国青年，实地感受着西方文化魅力及人文精神的沁浸。林风眠与同学经常探讨东西方的文艺精神，从西方《圣经》到东方古典名著；从中国文人画的文脉到西方油画的内涵，那挥斥方遒的意气，为以后了解中西文化、融合中西艺术做出良好铺垫。当春天再次到来之时，林风眠转入法国国立第戎美术学院学习西洋画，师从德高望重的院长耶希斯，很快受到导师赞赏，不久，又被耶希斯介绍到法国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柯罗蒙画室学习。因为“自己是中国人，到法后想多学些中国所没有的东西，所以学西洋画很用功，素描画得很细致”。由于完全沉湎于自然主义的框子里，结果很长时间也没有多大进步。一次，耶希斯院长特地到巴黎来看望林，见过其作品后诚恳而又严肃地说：“你是一个中国人，你可知道，你们中国的艺术有多么宝贵而优秀的传统啊！”“去吧，走出学院大门，到东方博物馆、陶瓷博物馆去，到那富饶的宝藏中去挖掘吧！”还说：“要做一个画家，就不能光学绘画；美术部门中的雕塑、陶瓷、木刻、工艺——什么都应该学习；要像蜜蜂一样，从各种花朵中吸取精华，才能酿出甜蜜来。”经过这样一番点石成金的教导，林风眠从此踏足中西方艺术融合的探索领域。在巴黎东方博物馆和陶瓷博物馆里，他啃着冷硬的面包，不知度过多少晨昏，研究了许多中国的雕塑、绘画、陶瓷工艺品。毫无疑问，在巴黎这座西方的艺术圣都，他比其他中国留学生更多地接触了中国美术遗产。通过消化和吸收，林风眠的学习与当时充塞巴黎的西方现代主义美术流派产生了奇妙共鸣，其创作显著上升到一个新阶段。

1923年春，林风眠结束了巴黎高等美术学院的学业，应邀到德国旅行学习，开始了第一个创作高峰期。他以敏锐的笔锋、沉郁的色彩、严密的章法，创作出《摸索》、《柏林咖啡屋》、《平静》、《生之欲》等震惊世人的作品。当年，中国《艺术评论》曾这样称赞《摸索》：“全幅布满古今伟人，荷马伏地上，耶稣之沉思，托尔斯泰折腰伸手，易卜生、歌德、梵高、米开朗琪罗、伽利略等皆会有摸索奥谜之深意，赞叹人类先导者之精神与努力。该幅巨画，仅花掉整一天时间，一气呵成，其速度之惊人，可与鲁本斯媲美。”后来，林先生的弟子苏天赐教授更深刻指出：“《摸索》是林风眠的宣言书和墓志铭，林以此宣告他的人生取向，追踪先贤们的脚步，走过漫长而崎岖的一生。”这年的冬天，林风眠与一位温柔善良的德国姑娘罗达产生了刻骨铭心的爱情。

1924年春，林风眠带着大量作品和爱妻回到巴黎，积极投身“留欧中国美术展览会筹备委员会”的工作。当时，这个委员会由林风眠、刘既漂、林文铮、王代之、曾以鲁等10人为筹备委员，特聘旅欧的蔡元培为名誉会长。5月21日，展览会在法国东部城市斯特拉斯堡的莱茵河宫隆重揭幕，盛况空前。展会上，林风眠以14幅油画和28幅彩墨画，被法国 《东方杂志》评为“中国留学美术者的第一人”。次日，蔡元培在展览会上发表演讲，提出 “学术上的调和与民族的调和”的观点。通过这次展会，林风眠始识蔡元培。蔡对林的作品甚为赏识，夸赞为：“得乎技，进乎道矣！”闭幕后，蔡元培特意携夫人周养浩一起去巴黎玫瑰公寓看望林风眠，两人尽兴畅谈，临别时蔡留下3000法郎，用以资助林的创作及生活。这年10月，林风眠作品《摸索》、《生之欲》入选巴黎秋季沙龙展览。次年春，他的《饮马秋水》等数幅作品，被外国收藏家购藏。

留法的七年，为林风眠把东方传统艺术与西方新的艺术流派相融合，以致创新画格脱颖而出，均起到了奠基作用。

艺术教育初探

1925年冬，林风眠受蔡元培之聘，身载海外盛名和改造传统艺术教育的决心，就任北京国立艺术专门学校校长兼教授。当时校内风气因循守旧，很不景气。林风眠开一代新风，首先轿请齐白石到艺专任教，继而又聘请法国画家克罗多来校任教。在林风眠的倡导下，校内的学术空气空前活跃，师生探索艺术的社团如同雨后春笋般涌现。归国后第三个年头，林先生发起组织“北京艺术大会”的运动，公开喊出“打倒模仿的传统艺术！打倒贵族的少数独享的艺术！”“提倡创造的代表时代的艺术！提倡民间的表现十字街头的艺术！”“全国艺术家联合起来！东西艺术家联合起来！”艺术大会开幕之时，推出展品3000件以上，包括中西绘画、图案、建筑、雕塑各项，并有音乐演奏和戏剧演出，轰动整个北京城，但由于北洋军阀的破坏，北京艺术大会最终还是流产了。受此横逆打击，林风眠毅然辞去教职，发表《致全国艺术界书》，“以决然的态度，向新的方向继续努力。”北京短暂的三年奋斗，林写下一批有影响力的艺术文著。比如他的《东西艺术之前途》，主张中西艺术沟通和调和，以史论结合的比较方法，为复兴东方艺术寻觅一条可行之路。林风眠创作油画《人道》，宽银幕式的画面上，充塞着锁链、绞架、无数男女殉道者的形象。他以沉痛的心情，沉郁的色调，艺术地、形象地向社会发出强烈呼吁！

离开北京后，林风眠即接受蔡元培之聘，任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艺术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负责国立艺术大学的筹建事宜。在克服了诸多困难后，1928年3月1日，国立艺术院终于在杭州西子湖畔举行开学典礼，蔡元培亲自到会祝贺。国立艺术院以培养专门艺术人才、倡导艺术运动、促进社会美育为宗旨，其口号即 “介绍西洋艺术，整理中国艺术，调和中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林校长要把杭州国立艺术院（后改名杭州国立艺专）办成“培养中国新兴艺术家的摇篮”，作为自身“为艺术战”的沙场。他倡导学术自由和兼收并蓄，作出合并国画系和西画系的大胆决定。其教育家的风范，给李可染、吴冠中、赵无极、朱德群、席德进、苏天赐、艾青等后来著名艺术家都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

很快，林风眠在艺专组织成立了“艺术运动社”，创办了《亚波罗》、《雅典娜》和《车神》等多种刊物，师生们还热情向社会报刊和院刊投稿。在那短暂的春天里，艺术院诞生了大批优秀作品，在上海、杭州举办了4次重要展览。林风眠这时将创作的主要精力放在探讨社会和人生的真谛上，其油画力作《痛苦》、《人道》、《悲哀》、《南方》等运用表现主义手法，鞭挞现实的黑暗，揭示了底层人民生活的痛苦与挣扎。右派文人戴季陶看后评论：“杭州艺专的画在人的心灵方面杀人放火，引人到十八层地狱，是十分可怕的。”这也从反面证明了林风眠主政的杭州艺专给国民党腐朽统治带来的强烈震撼！

这个时期，林先生在艺术理论的钻研上笔耕不辍，先后发表了《原始人类的艺术》、《我们要注意》、《徒呼奈何是不行的》、《中国绘画新论》、《我们所希望的国画前途》等论著。他将史论结合，融贯东西，提出了一系列发展民族绘画的主张。理论配合了行动，在艺术界掀起层层巨浪，给沉郁的社会以刺激和生气。杭州艺专的实践，已较北京艺专有了更大的进步。

1937年8月13日，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十月波及杭州。林风眠率领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师生，向内地迁徙。途中，因国民党内政部次长张道藩阴谋策划“倒林”丑剧，他终于被迫辞职。

“风眠体”的产生

烽火连天的抗战初期，黯然走下教坛的林风眠送妻儿远走巴西，又几经辗转在重庆郊外南岸大佛段的一间农舍里安顿下来。在这“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的岁月里，先生人变了，空间变了，连画也变了。再也不见像“庞贝毁灭”那样一丈长的巨幅油画，壁上尽挂着二尺见方的水墨画，《野渡无人舟自横》、《猫头鹰》、《西湖》、《静物》等作品皆出自于此时期。“寥寥几根弧线和一点光影渲染，毫不写实，纯属写意，它如此简单，又如此集中表现出西湖山势的微妙气韵，清新风格”。日后被广为盛赞的“风眠体”的雏形，在这艰难时刻浮现出来。他的作品参加过重庆现代画联展。然而，时空并没有隔断国立艺专师生对老校长的思念与惦记。当学校由昆明迁至重庆沙坪坝后，大家常奔波数十里来看望林先生。赵无极就是先生“寒舍”的常客，常常一起磋商艺术创造。林风眠鼓励赵无极摆脱马蒂斯、鲁尔的模式，寻找自己的画风。于是，赵开始了把中国水墨趣味融入到油画中去的探索，为后来的成功奠定下扎实基础。抗战胜利后，林风眠结束了孤独的生活，随国立艺专复迁杭州西子湖畔，重启执教生涯。

新中国成立后，人们不难想象饱经旧社会动荡、战乱与艰难岁月的林风眠以怎样欣喜的心情迎接新时代的到来。随着1952年林在杭州居住的房屋被征收，落落寡欢的他又辞去教职，举家迁往上海，开始第二次孤独的艺术之旅。因为没有职业，那段日子过得很艰难，甚至不得不变卖一些珍藏多年的古典名曲唱片、古瓷和古玩字画来维持生计。尽管如此，每逢艺术界老朋友相遇并关切问候时，他总平淡地笑道：“我还在探索。”在深居简出的日子里，林先生最多的业余活动就是接受老朋友关良的邀请去看戏。这一时期他创作了大量戏曲人物画。他看戏是为了画戏，寻求“综合的连续感”，即立体主义所追求的目标，隐露其中的仍是中西艺术融合的大课题。这位毕生坚守奋斗方向的艺术家，在清冷中如痴如醉地研究中国艺术，是寻求一种中国式的现代艺术之路。他称自己非常喜欢中国民间艺术， “从宋元明清画上找的东西很少，从民间的东西上找的很多”“碰上花纹就很注意。我画中的线，就吸收了民间和定窑、磁州窑瓷器上的线条，古朴，流利。汉画像石也很好”“对战国的漆器，后来的皮影，均十分注意学习”，“一遇到乾隆、嘉庆御用的东西就非常讨厌……”。这些话，比较真切地表达了林风眠50年代初的艺术思想。正由于他能不断从传统文化中吸收营养，他的画面始终洋溢着一股民族的灵韵与才气。

党和政府并没有忘记这位为民族艺术呕心沥血的老艺术家。林风眠开始更多参与了一些社会活动。1953年，他应邀出席第二届中国文联代表会议，1954年任上海政协委员并得到每月80元的生活补贴（后加至100元），继而担任上海美协油画组组长，受邀参加一些重要座谈会。自50年代起，他跟美协的画家到工厂、农村、渔场去速写，办讲习班。1958年春，又到上海市郊农村深入生活，住在农民家，与房东交朋友，用心体味久违了的乡村生活。蓬勃发展的社会美景，使林风眠的真情实感屡屡流露笔端。在报刊发表的《跨入一个新时代》、《老年欣逢盛世》等文章中，他写道：“参加下乡劳动锻炼之后，思想感情上有了许多变化和新认识，……”，“在黄山，把我带入国画中常见的高山云海的境界”，“我多么想把这一切画下来呀，在短短的十几天中，我起了七八十张草图，就像一个贪婪的人遇到了丰盛的佳肴一样。它给了我多少创作的素材啊！然而，谁知道这又是我想了30年而未实现的事啊！”生活激发出艺术创造的激情，同时，也催生了林风眠理论创新的勇气。在五六十年代，他先后撰文《美术界的两个问题》、《要认真地做研究工作》、《回忆与怀念》、《抒情、传神及其他》以及《印象派的绘画》。他告诫艺术青年要“老老实实做人，勤勤恳恳画画”。面对纷繁的艺术流派和争鸣，他劝告大家：“不要先肯定或否定一切，必须研究他们，细细地作一番去芜存菁的工作。”“将西方艺术的高峰和东方艺术的高峰相揉合一起，才能摘下艺术的桂冠，登上世界艺术之岭。”

经历了长期的艰苦探索，一种新的画派风格——“风眠体”应运而生：在众多画作中，林风眠无拘束地运用大片色块，也有轻快流畅的线条；在色彩上，他善于运用对比和夸张，又把水墨和水粉揉混起来，进一步发展了北宋绘画的重彩；在章法上，他喜用方形构图，又留出少量空白以突破画面的均衡，所以不显局促；在用墨、用色上，对于宣纸与水墨色彩关系的处理上，也有独到之处。他的画更大特点在于抒情，在于对意境的追求。或是婉约，或是豪放，均有一种浓郁、深邃、爽朗、悲怆的独特风格，始终蕴含着坚强、乐观、多情与青春的生命气息，如一杯杯香醇的美酒，久久回味有无穷之感。

1961年，林风眠参加了上海画院在北京的展览，他的作品《秋鹜》、《黑鸡》、《夜》、《渔》、《泊》，一经展出便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1962年，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举办《林风眠画展》，展出作品七十余件，展品全部为大小两种正方形的宣纸彩墨画，新颖别致。

1963年，香港中艺公司在港举办“上海名家油画展”，由林风眠、刘海粟和颜文领衔，共展出三十人作品。

1964年，中共中央文委为林先生在香港举行“林风眠绘画展览”，再获成功，颇受港澳同胞及国外人士的赞赏。

受“左”倾思潮影响，1964年《美术》第四期上有人对林风眠的画提出《为什么陶醉》的责难。但燕雀岂知鸿鹄之志，林先生不受此干扰，当年7月，他与唐云、王个簃、朱屺瞻等先生同赴江西景德镇瓷厂，做瓷绘彩盘40余天，创作瓷盘画、瓷雕塑数十件之多，又为祖国和人民创造出一批璀璨夺目的艺术精品。历经半个多世纪的栉风沐雨，步入老年的林风眠终于迎来他理想的创作艺术巅峰期。

大师逝去音犹在

在人生道路上，快乐、欢愉、幸福的时光往往是短暂的，这在林风眠的艺术生涯中已是一种常态了。

1966年5月，“文革”的风暴遮天蔽日滚滚而来。面对红卫兵的一次次抄家，林先生忍痛将几千幅画作在一夜之间全部浸入浴缸，泡成纸浆而冲毁，油画也付之一炬。这种痛楚，对一位老艺术家来说，是多么残忍啊！他先是被关进牛棚，继而又以“国际老特务”的罪名逮捕入狱，一关就是五年。狱中曾遭受非人折磨，身心被严重摧残。1972年出狱不久，老人在批林批孔中又被诬为“黑画家”，百般凌辱，再遭批斗。但是，逆境中的林风眠倔强地站立着，眼睛始终闪着不屈的光芒。他盼望着重拾画笔的那一天，准备着自己最后的艺术冲刺。

当阴霾退去，阳光重现的时候，老艺术家重新拿起画笔，仅仅数年又积累了许多精品。比如，《宇宙锋》以鲜活艳丽的色彩体现出老艺术家死里逃生的旺盛生命力。那锐利的线条，旋转、飞动的状态，色彩、造型的夸张都充满着极强的现代艺术元素。在七十年代末期，他那双阅尽沧桑的眼睛更加热切地关注着外面的世界，关注着中国绘画发展的前途，关注着大洋彼岸的法兰西国度，似在等待冥冥之中一个新机缘的召唤。

1979年秋，已居住在香港的林风眠经多年准备和期待后，受法国政府邀请赴巴黎举办画展，实现了一项半个世纪前的约定。那是1945年的重庆，法国友人埃利瑟夫与林风眠相约日后在巴黎举办现代画家作品展览。时隔44年后，埃利瑟夫已是法国著名的塞尔努西博物馆馆长。在他的促动下，“林风眠画展”如愿举办。此次巴黎画展推出林风眠的80幅作品，包括花鸟、静物、仕女、戏剧人物等。时任巴黎市长的希拉克发出邀请并亲自主持了开幕式，中国驻法大使，法国政府官员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官员都前来祝贺。从法国各地及瑞士专程赴巴黎的汉学家、艺术批评家、艺术家、收藏家等汇聚一堂，40天的展览在法国引起极大轰动。埃利瑟夫馆长在《画展目录》序言中说：“半个多世纪以来，在所有为使中国人民熟悉和了解西洋画及其绘画技艺而作出贡献的画家中，林风眠是首屈一指的，也就是说，他是唯一的已经接近了‘东西方和谐和精神融合的理想的画家。”

这个时候，中国大地改革开放的春雷已隆隆作响。10月30日，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林风眠被选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兼上海分会主席。由于他在巴黎办展，未能出席。在以后的岁月里，林风眠长期寓居于香港，直到1991年3月在香港港安医院病逝。

林风眠的一生，坚守艺术创新的信念，历尽艰辛。这对于他个人来讲是不幸的，但对他投身并积极奉献的中国现代美术事业又是万幸的。如今，他那中西结合的“风眠体”画作已香飘海内外；他那融中西艺术之精华而攀登时代艺术高峰的理念与事业，强烈吸引着一批批年轻才俊；他那无惧艺海沉浮，甘于寂寞耕耘，勇敢披荆斩棘的身影，被今天大多数的正直艺术家引为楷模。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林风眠所走的人生之路，对当代中国艺术史的影响是永恒的。在这里，我们愿以英国牛津大学苏立文教授的一段话来做个结束：“林风眠最近的再兴，不但让他的朋友、学生和他的赞赏者感到高兴，而且使他们震惊。经历过‘绘画的不可能的那段可怕的、失去的岁月之后，他看似已长久地静止隐退，但值得庆幸的是：今天，在漫长的艺术生涯中，他比任何时期都画得更有活力和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