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薪　涧星

编者按：近年来，关于戴笠，众说纷纭。此类叙述或研究，当应遵循科学历史观。一旦像某些网络文字、某些“抗日神剧”那样无原则地粉饰或演绎，那就失了分寸，不足为训。为此，本刊特推出两位江山籍作家所写的《往事俱在闲谈中——戴笠留在江山的碎片》，旨在既能让人客观地了解戴笠的某些侧面，也能让人永远不忘一个事实：无论戴笠在“抗日锄奸”中如何“有功”，但他终究是一个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人物。往事俱在闲谈中，盖棺还须看定论。

一、顽劣小子戴春风

1897年5月28日，戴笠生于江山县仙霞关下的保安村。原名春风，字子佩，号芳洲。成年后，因其“命中”缺水，故改名为“笠”，字雨农。

保安位于浙闽赣三省交界处的仙霞岭下，山清水秀，风景迷人，仙霞古道穿村而过，商铺林立，来往商旅络绎不绝，热闹非凡。

因听相家言：迁保安者昌，戴笠的曾祖父戴启明便由附近的龙井村迁至保安村，以开饭馆为业。自此，其祖父顺旺、其父冠英都在保安娶妻生子。

戴父冠英，身材魁梧，有膂力，娴弓箭，是光绪十年的武秀才。其早年丧妻，年过二十未续弦。当时，在保安颇有声望的畲家大族蓝炳奎先生同情其处境，劝人与其通婚，不料被对方反唇相问，你自己有五个女儿为何不择一嫁之？蓝公一时语塞，继而捋须一笑，竟就将四女蓝月喜许配于冠英。

戴冠英与蓝月喜夫妻七年，倒也相敬如宾。次年，得子戴春风（戴笠），又两年，得幼子戴春榜；原本戴笠之前还育有一子，但刚出生便夭折了，所以民间传言，此子是被戴笠所“克”，因为后者的命太硬了。

戴笠6岁那年，父亲病故，从此，戴笠兄弟由母亲一手带大。

戴笠7岁启蒙，在毛蓬乙（江山淤头永兴坞人）处读了五年私塾，很受毛蓬乙喜爱，言其“非池中物”。戴笠还有一位启蒙老师是保安阴垄的柴令望。据老先生的嫡孙柴云潭老人说，他小时见过戴笠来拜访爷爷，在很远的路口就下了马，然后走路过来。爷爷真是儒生，坐在堂上就没移半步，直到戴笠到了门口才起身，戴笠在门前向爷爷作揖行礼，然后才进门。柴云潭老人又说，戴笠下课时常爱玩闹，一时半刻不进来读书，爷爷就罚他当众下跪；一开始，戴笠很怕下跪，因为细皮嫩肉跪在地上很疼；但后来不知怎的竟不管用了，跪在地上还嬉皮笑脸，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爷爷觉得奇怪，拉起他的裤管一看究竟，这才发现戴笠的膝盖处垫满了棉花团。因此，爷爷严肃告诫戴笠：“从小就这么工于心计，长大是要闯祸的！”——后来果真被他言中了。

戴笠十岁读完《四书》，十三岁遍涉经史，十四岁考入江山县立文溪高级小学就读，并任班长；此时，他取“行于微而闻达”之意，易名“徵兰”；但“徵兰”的谐音，在江山方言中有“公猪发情”的意思，故因此常被人取笑，最后只好弃而不用了。

在文溪高小，戴笠还组织过一个“青年会”，专门剪“满清遗留的辫子”，一位名叫周念行的同学不肯剪辫子，戴笠竟将他按倒在地，连按带扭，强行剪掉。或许深得家渊，戴笠略通拳脚，据说四五个人难以近身，且爱出头充好汉，所以也常干那些打架斗殴的勾当；后任军统北平站少将站长的王蒲臣低戴笠一届，每受同学欺负，总由戴笠出面替他“摆平”，从此，王对戴笠感恩戴德，唯命是从。

不过，戴笠虽极是调皮捣蛋，却也颇有才华；故颇得文溪高小前后两任校长杨文洵、周邦英的器重。乡间传言，戴春风文笔行云流水，作文从不打草稿，洋洋洒洒一气呵成；1913年，戴笠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1914年，考入杭州的浙江省第一中学。

但戴笠在“浙一中”只读了三个月便被开除。原因是，“浙一中”的一位“舍监”夜间查寝。皮鞋踩在楼板上声音很响，扰得学生常在梦中惊醒；而戴笠对其更是心生怨恨，一日竟偷偷将哑铃放在“舍监”必经的暗处，使“舍监”误踏而受伤。

戴笠被学校开除后不敢返乡，很长一段时间在杭甬一带流浪。

戴笠姨妈蓝月爱的后人说：戴笠当时在杭州坐过牢。一说，戴笠在杭州结识了一帮朋友，准备闯事业，便私刻印章，冒充堂兄戴春阳聚会集资，结果事情泄露，获罪被捕；一说，戴笠当时为生计所迫，假戴春阳省议员的名义骗取银行钱款，被人告发，锒铛入狱。但最后之所以得以释放，也是戴春阳出手相助的缘故。

而“营救”戴笠出狱的过程，也颇有点“传奇”色彩。

据说，得知儿子出事的消息，戴母蓝氏心急如焚，变卖首饰，凑足盘缠，匆匆赶到杭州寻求侄儿戴春阳出面相助。

戴春阳，又名戴志南，在日本留学时结识孙中山并加入同盟会。他对孙先生极是崇拜，连在江山老家赵宅门修建一座桥梁，也以先生字“逸仙”而命名为“慕仙桥”。按说，三十刚出头便是浙江省议员的他应当见多识广，但那日，当他见到蓝氏还是非常吃惊：是什么原因竟让四婶这个小脚女人又是翻山越岭，又是乘船过渡，居然千里颠簸从保安赶到杭州找他？而蓝氏一见这位省议员侄儿，便涕泪俱下诉说起戴春风的事情。

戴春阳听了，先是觉得这位堂弟着实荒唐，居然借自己之名犯事，再是觉得终是自家兄弟少不更事，何况四婶如此悲切，便一口答应见宜行事，并安排蓝氏先去探一次监。

稍过数日，戴春阳借口得知有人冒充自己惹是生非，要求巡视监狱。而当戴春阳一进戴笠的牢号，只见戴笠正乱翻地铺，从草垫下抓起一些类似粪便的东西塞进嘴巴，大咀大嚼，弄得满脸是黄黑黏液。此时，同监人员疑恐粪便沾身，纷纷向角落躲避。而戴春阳一皱眉头，对陪同的狱方人员说：“如此疯子，关他干吗？赶快放了吧。”

狱方见被冒充的议员如此说话，自然立即应诺，于是戴笠也就脱了牢狱之灾。

但其实这是戴笠所想的脱身之计。那日戴母探监，说起戴春阳答应见宜行事，戴笠便请母亲买几斤乌枣捣成糊状送来，而乌枣捣成糊状，若不细看，真如粪便，于是戴春阳的一句“如此疯子”便让戴笠蒙混出狱了。

戴笠回到保安，无所事事；戴春阳便让他去戴氏家族的“祠产”化龙溪山场巡山。从此，戴笠有时在山上闲逛，有时叫上村里人一起玩骰子，而更多的时候则是浸淫于乡间的各种习俗。

江山有一种巫术叫“示乩”。乩坛，一般就是在蒲团上放一沙盘，乩笔则插在筲箕上或固定在竹圈上；示乩开始，乩师不停地用乩笔在沙盘上写字，口中念念有词，由人记录成文；据说这既可以阴阳对话，也可以预测吉凶、指点迷津。而其实，乩师在“示乩”前早对周围发生的事情做过全面的了解，并对求乩人的心理和需求有了通盘的掌握，故虽说得神乎其神，却又能令人信服。戴笠是此间的行家里手，既能当乩师又能做记录。

“办花会”是江山一种场面很大的赌博，有点类似当下香港的“六合彩”。其取用古代34或36个人名把守34或36门；赌时，由主筒官从中任选一人写在红纸上，然后卷悬于梁上，供参赌者选择下注。如果赌中，可获高达30倍的彩金，因此吸引力非常强。参赌者有时自己到场，更多的是将押注单与赌资交于经纪人。这种赌博充满玄机，不但主筒官与赌徒之间需要互相揣摩，玩弄心机，而且整个过程还贯穿着联络、暗号、监视、研判、战术、套路等诸多环节。对此，戴笠又是其间的高手，既能当经纪人，也能当主筒官；所以，乡民多请他当经纪人，看中的就是他赢多输少。

也许，正是戴笠精通此类“杂术”：相面、算命、占卜、看手相无所不能，拉琴、敲锣、打鼓、舞龙灯样样精通，难怪他闯荡江湖，总能左右逢源，如鱼得水；以至于他这个从僻远小县走出的山里人，居然能在十里洋场的上海滩结识了戴季陶、杜月笙这样的风云人物，并最后考入了盛极一时的黄埔军校。

这里，有一桩戴笠在化龙溪巡山时的往事不能不说。

一天，戴家山场所属的广渡乡乡长华春荣得了疝气，叫长工徐元宣上山采药。徐元宣有点贪小便宜，采了草药后，又顺手牵羊挖了几根毛笋，不料被巡山的戴笠逮了个正着，徐元宣推说是东家叫他上山的，以为戴笠会顾及乡长的威名放了他，谁知戴笠不但不买账，还毫不客气地将他捆了起来，并带他到了华家“理论”。

一开始，这场“理论”因华春荣的道歉基本解围；谁料此时有两位也因在戴家山场偷砍焙笼柴而被戴笠罚过5元钱的华家兄弟刚巧路过，一见戴笠居然在自家门前撒野，便与戴笠扭打成一团；戴笠虽有点三脚猫功夫，但最后还是被华家人拖进华家祠堂，吊在梁上，用竹鞕抽打。

这次抽打十分厉害，抽得戴笠杀猪似的嚎叫；这时，一个名叫毛倪的村民闻声走进祠堂，发现戴笠被打得浑身是血，就冲上去一边用身体护住戴笠，一边大声叫道：“打下去要出人命的，要出人命的。”迫使华家兄弟停止抽打。谁料，当毛倪解开捆绑戴笠的绳索，劝戴笠离开时，戴笠却扭头不理，躺在祠堂里一动不动了。

戴笠被人殴打的消息很快传到了保安，蓝氏一路哭喊，瘸着小脚往赵宅门的戴春余家赶。戴春余是戴笠二叔的儿子，也是华春荣的姨父。所以蓝氏一到戴春余家，便一面用头往戴春余的怀里撞，一面责问道：“春余，是不是春风死了我家的财产就是你的了？”戴春余一头雾水，慌不迭地连连叫四婶“坐下来慢慢说”。老太太这才将报信人讲的事一五一十地说了。戴春余一听非常气愤，马上着人去把华春荣叫来，但华春荣没敢过来，戴春余便怒不可遏上门算账了。此事，虽然是华家理亏，而戴笠也是得理不饶人，最后，华家按当地最高的赔礼习俗，让戴笠坐上一顶披红挂绿的轿子，由他们的人抬着，还一路放着鞭炮，才将他送回了家。

此事发生在1920年春，谁知21年后竟因此要了华春荣的命。

二、江山人对戴笠的各种传说

1926年，戴笠以其妻毛秀丛赠他的一支陪嫁金簪作为路费，离家赴广州，考入黄埔军校，时年30岁。

古人有云“三十而立”，戴笠却是三十起步。由此，戴笠一进黄埔，想的就是如何“一步登天”。

一日，戴笠对同学王孔安、徐亮这么说：“我们都年龄大了，二十六七岁、三十岁了。如果与二十左右的同学一样，从见习官干起，一步一步干到排长、连长，何时能出头？应该想个办法。”

王、徐问，有什么办法？戴答曰，这就是接近总司令，争取在他那儿工作，哪怕背盒子枪，那我们也就有办法。

王、徐一听，取笑道，你初来乍到，就想接近校长，是否有点异想天开？

戴笠报考黄埔前，曾在一次牌局上对杜月笙说起自己的打算，当时在场的时任中山大学校长的戴季陶一听就说，那还不容易？我替你写封介绍信。但戴季陶这所谓的介绍信并没有内容，只是一个空信封；上面写着：蒋校长中正敬启，弟戴季陶拜托。

不过，戴笠手里虽有戴季陶的介绍信，要见蒋介石却并不容易。

当年蒋介石住在黄埔岛上的一幢别墅里，光警卫就有好几道。但江山乡间传说，戴笠竟晃着那个空信封就混进了第一道岗，接着不知施出了怎样的手段，又让后来的几道警卫放行，而最后那道警卫正好由胡宗南担任，胡戴早就相识，私交甚好，所以就让他顺利地闯进了蒋的办公室。

当时，蒋介石正在看文件，一见戴笠进门，甚是困惑；而戴笠将随带的手枪放在地上，单膝下跪，抱拳高声说道：“学生戴雨农，愿终身追随校长，赴汤蹈火，万死不辞。”然后侧立于一旁。

蒋介石在上海与戴笠有过几面之交，此时却一脸严肃，嗯了一声，便让胡宗南送戴笠回去。虽说这一次戴笠并没有引起蒋介石多大好感，却也增强了蒋对他的印象。

1927年，广州“七·一五”事变，黄埔军校20位中共党员突然被捕，并遭杀害，事后得知，这是戴笠向“清党”委员胡靖安提供的“情报”；之后，戴笠也被调任总司令部机要秘书兼特务组长的胡靖安增补为上尉组员，终于得以接近蒋介石。

但不久，蒋介石因“宁汉分裂”，引咎下野。特务组十名组员护送蒋介石在上海高昌庙码头上船。蒋介石上了船后，其他人多已离去，戴笠却悄悄返回轮船，私下对蒋介石说，“校长去日本不可不明白本国军政实况，故请你给我一联络本，以便随时向你禀报。”对此，蒋介石很是赞许，便给了他一本密码本，自此，也对戴笠另眼相看。

江山县城西有一座西山，西山上有一座鸡公山，极像一只大公鸡，栩栩如生，惟妙惟肖。1929年浙赣铁路开通不久，戴笠便搭乘火车回江山。但那天火车开到西山下，突然慢了下来，好像有气无力，不但爬不动了，似乎还在往后退。随从将此事告诉戴笠，戴笠走到窗口看了一眼，略一沉吟，便掏出左轮手枪，对准鸡公山的“鸡冠”部位“啪啪”开了两枪，而枪击之后，火车居然哐当哐当喘着粗气爬上去了。事后民间传说，火车像一条蜈蚣，公鸡是喜欢吃蜈蚣的，蜈蚣看到公鸡自然爬不动了。而戴笠那两枪却把公鸡镇住了，所以火车自然就开上去了。

抗战初期，戴笠将上海的肇和中学迁到江山保安附近的三卿口。经费由军统局拨发，戴笠出任校董事长，日常事务委托军统浙江站站长毛万里兼管。1944年初，戴笠陪梅乐斯到江山，毛万里得知后，立即到肇和中学迎接。当时正在上体育课，戴笠看见学生跑步穿的都是家里做的布鞋，极为不满，便对毛万里大发雷霆，骂得毛低头称是，见到这一幕的江山人讲，当时毛万里头上滴下的汗滴如桐子一般。从此学生一上体育课，一律穿的都是自制的草鞋了。

戴笠睡眠很少，他规定：每晨七时以后，至夜二时以前，紧要公文须送他批阅。对此，梅乐斯回忆说：“我曾与戴氏相处数年，戴氏每晨六时即起床，到深夜二时始睡眠，经常都是如此。”而跟随戴笠最久的副官郭斌和侍从贾金南则说：“戴先生是一最易侍候的人，他没有官气，能体恤部属，不计较礼数，偶有差错，亦不深责。但同时又是一最难侍候的人，他时刻都在动，没有固定作息时间。有时已命备膳，他不待用膳，忽然匆匆外出，无人知他将往何处。有时已经就寝，他又忽然披衣坐起，振笔疾书，亦无人能知他所写何事。”

戴笠从不赴外宴，如没有人共餐，饮食便更为简单。有人说这是他患有鼻蓄脓症，很多食物必须禁忌。但戴笠每次回江山，却总要宴请地方尊长，而被请者最后无不酩酊大醉，都说春风的酒量真是无人匹敌，他敬你三杯，你不能不喝，但他一圈下来，数十杯还毫无醉意，你总不能不回敬吧，但这一回敬，春风无事，倒把自己给灌倒了。对于戴笠的酒量，中美合作所美方参谋长贝利乐上校也深有同感，1944年圣诞节之夜，重庆中美合作所举行联欢晚宴，招待各国驻华使节，席间戴笠频频举杯，畅怀痛饮，看得贝利乐目瞪口呆，连声感叹说：“我看到戴先生连喝160杯黄酒，仅有稍稍醉意，发表长篇讲话也不失言，真是不可思议！”

戴笠回江山，每次都要买些土特产回去送人，一次，他一下子买了上千只金华火腿，除了馈送部属，还送给何应钦400只，送给蒋介石4只。有人问他为何这样送？戴答曰：何总长是有人情往来的，校长是自己吃的。

戴笠目光严厉，常令人不寒而栗。杜月笙之女杜美如曾回忆说：“我知道戴伯伯是抗战胜利以后，他偶尔来看我父亲。哎哟，一个电话打来了，所有的人都得关起门来，待在屋里不能出来。有一天他问：你的女儿怎么样？我父亲把我叫出去了。我看见他，我真是抖啊，他那两个眼睛，眼珠子都是黑的，像水一样的，好像一看就看到后脑勺，很害怕的。他杀气好重。后来，我叫他一声戴伯伯。他说你好吗，你在哪里念书呀？他就问这些话。然后，我说了一声‘我很好就赶紧跑开了”……但戴笠回江山，却从不用目光直视别人，与人照面时，总是先露笑容，再打招呼，尽量将自己的目光变得柔和，让别人忘记他的身份。

这里有一个故事。

1941年，戴笠一次回江山，带着礼物去拜访毛倪，以答谢他当年救命之恩。聊天之间，戴笠特别问起了毛倪有没有被人欺负。

毛倪当时开了一间纸作坊，说：“我一个老实人，谁会欺负我呀，峡口每五天一墟我都要去赶，只是纸行老板看我是外地人，别人是结现成账的，最多赊一墟的账，我有时却几墟赶下来还没结到。”

戴笠沉思片刻，问道：“毛倪叔，峡口最大的纸行老板是谁？”

毛倪答曰：“松毛兔！”

“松毛兔”是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峡口首富，在江山名头很是响亮。他不但在当地开设有洋布行、盐庄、纸行、百货店，而且生意还横跨上海、福建、江苏等省。

一听此说，戴笠便笑着说：“呵呵！那好，毛倪叔，明天我就请你到‘松毛兔家里吃饭，记住啊，一定要去。”毛倪当然连连答应。

次日，天下起了毛毛细雨，毛倪是老实巴交的山里人，所以他还像往常赶墟一样，身披簑衣，头戴箬笠，脚穿草鞋出了门。保安到峡口有十几公里路，等到毛倪走到“松毛兔”家时，已经是吃饭时间了。

“松毛兔”家大门口，站着两个身材比较高大的年轻人，毛倪看看不认识，也不打招呼，埋头就往里走。谁知被那两个年轻人伸手挡住了，打着官腔说：“站住，里面有贵客，你到别的人家去吧。”这两人是戴笠的勤务兵，因为在戴老板的老家，说话还算讲究分寸。

毛倪一听，知道他们把自己当作要饭的了，也懒得作解释，一面用力往门里面挤，一面大声嚷嚷：“今天我就是要在这家吃饭，今天我就是要在这家吃饭。”

勤务兵听到这个“要饭的”如此一说，心里发毛：莫非此人真与戴老板沾亲带故？于是一人挡住毛倪，另一位赶紧进去通报。

戴笠一听，一拍后脑勺说：“啊呀，我怎地把这事给忘了，他是我的一位长辈，我马上去接他，我马上去接他。”说完，连忙起身往外走。被宴请的客人也呼啦一下起来，跟随着戴笠走到大门口。

戴笠一见毛倪，便伸出双手将对方的手紧紧攥住，连声说，“毛倪叔，你真守信用，难得，难得。”说着就将毛倪径自带到上座，并扶好凳子请他入座，其他人见状，便纷纷调整了原来的位置。

宴席开始，客套完毕，只见戴笠端起满满的一碗绍兴黄酒，站起来对毛倪说：“毛倪叔，第一碗酒我先敬你，我在家里的时候你对我这么照顾，我借花献佛，敬你一碗。”说完仰面朝天一饮而尽。

接着戴笠又端起第二碗酒，说：“大家别看我的毛倪叔穿得简单随便，在国难当头，他这么一把年纪，还能够自食其力，真的很不简单，我再敬一碗。”

第一碗，毛倪也干了的，但第二碗时，戴笠却将毛倪的碗按住，连连说“你随意你随意”。

第三碗又斟满了，戴笠说了一句“我还得敬毛倪叔一碗！”却将眼光沉沉地扫向众人：“我常常告诫我的同志，做人要忠义礼智信，我最看不起的就是不讲信用的人；毛倪叔是个老实人，听说他平时很是守信，哪个纸行缺货，只要捎个话去，他都会按时送货上门，毛倪叔了不起！但有些纸行——”说到这里，戴笠顿了一顿，放缓口气说：“却总在拖欠他钱款……”说罢，又来了个一口闷。

在座者见戴笠如此对待毛倪，自然将毛倪当作头号贵宾，纷纷上来敬酒，而戴笠在旁就一个劲儿替毛倪夹菜。酒足饭饱，戴笠用汽车将毛倪送回家。毛倪虽已喝得稀里糊涂，但心里老是嘀咕：这个春风，就让我来喝了场酒，却没替我把事情办好。

第二天正好又是一个墟日，毛倪便照例挑着纸担来到峡口，谁料他还没到集市口，就被一个纸行老板拦下了，点头哈腰地说：“毛先生对不起，我把前个墟日赊的账和你结一下。”接着，许多纸行老板也迎了上来，不是说也是来跟毛倪结账的，就是希望毛倪以后将纸都挑到他的纸行，并承诺决不赊账……

毛倪从下街走到上街又从上街走到下街，一路过来，“毛先生”、“毛倪公”、“毛倪叔”把两只耳朵都灌满了，从此，毛倪再也没有被哪个纸行赊过账。

戴笠效忠蒋介石，世人皆知。其中最典型的，当然就是“西安事变”时，戴笠竟置自己的生死而不顾，陪同宋美龄赴西安谈判。对此，江山也有两个传闻。

一是在戴笠决定赴西安时，自知恐怕不能生还，行前曾向母亲蓝氏道别，说了许多模棱两可的安慰话，然后跪下叩了三个头，才告别离去；据说，从不掉眼泪的他，那天居然眼睛有点湿润……

二是谈判成功，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在蒋氏夫妇登上飞机之后，戴笠便侧身对张学良说了一句，“汉卿，你先请！”这句话，真可说是既不失礼数，也暗藏玄机；所以，有人说，这或许是戴笠怕张学良临时改变主意，从而使蒋的“安返南京”充满变数，于是才用这“汉卿先请”使张学良一时不便推却，果然登机，从此长期落入戴的掌控。

戴笠的心机由此可见一斑。

三、戴笠的用人之道

戴笠重用江山人，这是世人都知道的事实。

戴笠重用江山人，或许跟他的职业和生性有关。一是在他看来，江山人是老乡，可靠。二是江山方言，别人很难听懂，保密。

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役之后，戴笠得到蒋介石的允许后，在浙江组建了一个“特务警察干部训练班”，专门训练用于情报、保防、安全、警卫等方面的“政治警察”，自任总务处长，并兼任浙江警官学校政治特派员。

得知这一消息，江山人毛万里就找戴笠游说，希望他帮忙上浙江警官学校。戴笠说：你这种水平还上什么学校？直接跟我干好了！毛说，我怕我干不好！戴笠一笑，就说，你跟着我，就能干好了！就这样，毛万里真就跟了戴笠，后来也果真“干好了”。

1937年冬，戴笠从上海退到江山老家，给在福建任特警组主任的毛森一份电报，一封亲笔信。嘱他“星夜去江山面商”，以“号召江南豪杰”。戴笠素有文才；其信不但读得毛森“热血奔腾，热泪夺眶”，就连省主席陈仪读了，也不禁大为慨叹，不但允许毛森辞去，还送他汽车两辆和一批枪支、弹药、被服、食米等军用物品。而一批在闽的江山人士，则纷纷“誓同生死，一起北上抗日”。于是，毛森真的星夜兼程，赶回江山。之后，毛森所部被编为教导二团第二大队，因其骨干都是江山人，又被称之“江山大队”。

1941年秋，戴笠赴缅甸建立情报网归来，途中下榻在湘桂交界处的一个小旅馆，那时的旅店多是木结构，隔音很是不好；那日戴笠刚一入住，便听到楼上有人在训话，训话者的“官话”明显带有江山口音，但说得有条有理，且很有鼓动力。戴笠便叫人请这位训话者下楼，用江山话一问，此人果是江山人，姓吴名继祖，是国军的一位上尉连长，当时他正在教训手下的几个排长。

戴笠当即亮明身份，问他愿不愿意调到自己的手下工作，吴继祖喜出望外，当然一口答应。抗战胜利之后，吴继祖当上了军统“京沪杭铁路警备处”的上校站长，专门负责南京与上海之间的安保。解放后吴被判徒刑；刑满释放，他回江山时，曾说起过一个关于戴笠的传闻。这就是，凡是军统女特务接受派遣任务之后，戴笠必与她们共度良宵，以体肤之亲使她们更为忠诚！

吴继祖之说，当然不足为信；倘若果真如此，那倒也真是戴笠的另类“用人之道”了！

戴以谦是戴笠的族孙，16岁时在江西铅山顾祝同部办事处做事。1943年，戴笠到铅山办事处一碰到戴以谦，就用江山方言问：你这个小尼鬼（小鬼），为什么在这里？ 戴以谦回答说：“我有行当做的。”办事处主任不认得戴，戴以谦介绍说，“他是我的十公，戴笠将军。”主任马上请戴到办公室，戴以谦不懂事，竟也就陪着戴笠一起坐着喝茶，而主任却毕恭毕敬在一旁站着。第二天，戴跟主任说他人手不够，便把戴以谦带上了，此后让他担任了自己的机要参谋。

87岁的王庆莲是江山目前健在的最后一个“女军统”。15岁那年她在江山被军统招收，经湖南、贵州、广西辗转到了重庆，先是分配在重庆磁器口的军统训练班当打字员，但她嫌磁器口地方荒僻，便申请调到罗家湾的局本部当译电员，而上面竟二话没说就批准了，“这大概上面看我是江山人吧。”王庆莲说。在译电科，不但八个股长中有七个是江山老乡，她的顶头上司——军统局唯一的女少将姜毅英，也是江山人。王庆莲最小，大家都管她叫“娜尼鬼”（江山方言：小姑娘）。但除了每周的例会，能见到戴笠的机会很少。有时望见大楼楼上“甲室”亮着灯，一辆眼熟的黑色轿车在院子里等候，她猜测戴笠正在局本部办公。 一次，戴笠离开重庆，王庆莲和几个同事到戴笠的曾家岩公馆一探究竟。“那所宅子阴森森的，一进门就是暗道，机关，我都忘了怎么走路。”好在她意外发现，宅子里的警卫、仆从、厨师也都是江山人，“那时，随意进出戴公馆，是江山人的特权。”王庆莲回忆说：“戴笠这个人很有口才，有时站在台上一讲就是两个小时，从不用稿子，且很注意仪容仪表，不管多热，风纪扣都扣得严严的。”

一日夜间，王庆莲正裹着一袭睡衣踱回宿舍。忽见戴笠在三五随从簇拥下正朝她这个方向走来，她有点畏惧，便躲往路边，不料戴笠和她擦肩而过之时，竟笑着叫了她一声“娜尼鬼！”这是她第一次单独遇见戴笠，虽说等她回过神，戴笠已经走远，但戴笠的这一句乡音，却让她感到了一股浓浓的乡情。“我从来不看现在的谍战片，一看到电视里的人都穿着笔挺的军装，我就看不下去。”又说，每当她去戴笠故居，看到墙上戴老板的照片，她就会不自觉地脚跟并拢、腰板挺直……

“饱了的鱼鹰不干活，吃不饱也不能干活，只有在饱与不饱之间才能干活，我的部下，不能叫他们太有钱，也不能没有钱。”这是戴笠常说的一句话，与戴笠有过交往的江山老人也都说，戴笠对下属很有自己的一套。

比如，戴笠呈送蒋介石的甲种情报，都由一个上尉副官抄写的，蒋对这个副官的字体非常满意。于是，戴笠就一直让这个副官负责抄写，直到成了上校，还干这行。又比如，看守张学良的刘光乙，一直做到少将，也是从“看守”这个位置上退休的。

据沈醉回忆：每当除夕，戴笠都要给手下重要干部写一封亲笔信，再附上一点钱，作为给他们的新年“红包”；重要干部很多，也不能疏漏一个，所以，戴笠常常写到深夜。一次，沈醉提出替他代写，戴一笑说：“你懂什么？你写有什么用？你写的能代替我写的吗？”

1942年，军统与美方商谈“中美情报合作”。“合作协议”先由第一处处长鲍志鸿起草初稿，再由戴笠的英文秘书王友竹译成英文；还先后经过另两个精通英语的专家校订。但戴笠仍不放心，又令许念曾做最后的校勘。当时正值“秋老虎”，重庆闷热难耐，又没有电扇，为了避免许念曾校勘时分心，戴笠就亲自在一旁给他打着江山的麦秆扇，让他“聚精会神地一字一句逐条斟酌校正英文翻译”。

这种例子多得很。不过，虽说戴笠平时看来很是随和，无论是与人谈话，还是给人写信，不论对方岁数大小，他一律都称之为“兄”，以示尊重；与部下闲话家常，也不拘形式，甚至自嘲自己儿时的顽皮，早年的荒唐，设法保持一种轻松的气氛。但他驭下极严，一次，戴以谦和一位同事正在偷偷抽烟，被戴笠看到，他立即板脸训斥：“你们如果有钱，应该给老家寄回去尽尽孝，或者自己买点衣服穿穿，不应该这样浪费！”吓得两人从此不敢再提一个“烟”字。又一次，军统兰州特训班举行大会餐，戴笠发现一个女生队长，拿着一只自己的“细瓷”碗来用餐，他当下板起脸来，厉声质问：“我的学生可以用粗瓷碗吃饭，你为什么要用细瓷碗？”吓得那女生队长双腿发软，脸白如纸……

而对共产党人，戴笠更是残酷无情。有一个江山人名叫柴受文，与戴笠是保安同村人，其祖父柴德美还是戴笠启蒙老师柴令望的近亲；柴受文在军统从事“外勤”时，暗中加入中共，不料被戴笠发觉，先“密令”他转入“后勤”，然后秘密逮捕。当时戴笠正在保安省亲，其祖父柴德美听到风声便上门向戴笠求情，戴笠满脸是笑，请老人吃饭，但每当老人刚想开口求情，戴笠就起身敬酒，就是不让他开出口来。柴德美见戴笠如此客气，以为问题不大，便起身告辞了；谁料老人前脚刚走，戴笠就密电南京，“立决”柴受文。而在柴受文被枪毙后，戴笠却照样给他家中发抚恤金，供小孩读书，以让他家人造成一个“因公殉职”的假象……

——这就是戴笠的阴鸷。

戴笠重视对“殉职”者的抚恤，是为了让军统分子死心塌地。他规定“凡本局死者薪俸必须按时寄送其家属，白发黄口无人照顾的，要接到安全地方，予以安置。军统局所办学校，要无条件地先收容遗族子女，并维持其生活。遗族子弟之优秀者，要扶助其升学，至大学毕业为止”；但他也实施着一套极严厉的家规，其中第一条，就是“不许脱离掌握”；他鼓励和重视下级给他递小纸条，打小报告，以使自己的“眼线”无所不在。在军统内部代号“乙地”的南京老虎桥监狱，看押的大多是有叛变嫌疑的军统特务。戴笠通常以密令的形式，召嫌疑犯到南京。密令甚至常常让嫌犯错觉为他正押送着陪同者到南京领赏，直到被捕才知道真相。由此，虽说学生是他的“三爱”之一（另两爱是手枪和手表），但每当他找学生个别谈话，总有一些学生一见他就害怕得发抖，吓得连姓名、籍贯都说不出来了……

不过，戴笠用人虽不拘一格，他可以借流氓做事情，也可以与流氓交朋友，但他决不会对流氓委以重任，哪怕他们对他言听计从，因为他认定“盖其能为我所用，也能为他人所用耳”。

四、 戴笠及其家人

实事求是地说，戴笠留给江山保安人的印象并不坏。

其间原因，一是戴笠长期在外，他的所作所为，乡人并不知情。二是他每次回乡，总是在村外下车下马，然后步行进村，既不警戒森严，也不前呼后拥；且每次返乡，都会宴请地方尊长。所以，在朴实的乡人眼里，他是一个没有架子的大官。但最主要的，恐怕则是他沾了母亲蓝月喜的光——因为蓝氏是当地有口皆碑的好人。

蓝氏早年丧夫，守寡终身，但她这个行动不便的裹脚女人，却独自撑起了整个家庭，不仅把自家的林地田产收拾得井井有条，闲时还做一些麦秆扇等小物件赶墟叫卖；就连戴笠“发迹”之后，她对雇工也非常客气，常常给迟归的雇工端水舀汤，装饭夹菜，使替她干活的雇工都非常舒心。

85岁的杨增松回忆说：到现在我还能感觉到戴家的红烧肉那个香，我哥增成被戴家雇去耕田，那时候我很小，吃饭的时候，老太太总叫我一起去吃，我们兄弟俩就坐在戴藏宜和郑锡英的对面，老太太老是往我碗里夹肉，叫我不要害怕，喜欢吃什么就夹去吃，大家都是一家人。我现在都在想，老太太是世上难找的好人。

除了短期与儿媳毛秀丛曾在南京住过，蓝氏大多都住在保安乡下，所以乡人一旦遇到麻烦，都会找她这位戴老夫人帮忙。要是可怜人家（贫穷人家）的顶梁柱被确定为壮丁，就会躲进戴家，打一阵子小工，请老太太写信给县“兵役科”要求予以缓役，而县里也不敢不给她面子。一次，保安的杨裕晋被抽了壮丁，由几个乡丁押到乡里，他的母亲闻讯后，赶忙抱了只老母鸡向老太太求救，老太太就赶到乡里，她拍了拍杨裕晋有点驼的背，对那个当官的说：这样一个驼背，连枪都背不动，怎么好当兵呢？于是就被放回家了。

94岁的徐彩莲老人是戴家隔壁邻居。她说：老太太做人好极了，不管你是可怜人还是富有人，是当官的还是种田的，都一样客气。不管你送她什么，老母鸡啊、鸡蛋啊、咸菜啊她都接收，不收，怕人以为看不起他，但她会回（回赠）你更贵的东西，那些东西，是当时乡下买不到的，像洋肥皂啊、洋烟、洋油灯啊、丝光袜啊等等。

不过，乡间虽对戴母极是赞颂，但对戴笠的弟弟和戴笠的儿子却甚是不屑。

戴笠的弟弟名春榜，字云林，早年读过几年私塾，后在万信顺货栈当伙计。他别无长处，但一手毛笔字的确写得漂亮，以致他四处吹嘘，说他的字在保安五百年也出不了一个。而且戴春榜还极为风流，保安人至今还在津津乐道他娶尼姑的故事。戴春榜的妻子管氏是江西广丰人，广丰与江山毗邻，戴春榜闲时常在两地往返。那年，戴春榜听说仙岩庵有位尼姑长得如花似玉，便三番五次前往，也不知他怎么鼓动三寸不烂之舌，怎么使尽浑身解数，最后竟把这位尼姑迎娶回家为妾，让保安人大跌眼镜！

戴春榜官瘾很重，戴笠得势之后，他就一心求官，但戴笠就是不允。一次，和戴笠私交很好的国民革命军十九军军长马志超来保安，住在戴家；趁着戴笠不在，戴春榜对马志超软磨硬泡。马碍于情面，保举戴春榜出任甘肃省景泰县县长。戴笠起初不允，后来勉强同意，但经常让马志超对其弟从严管教。而戴云林实在是个混混，能力有限又自视很高，不久就引起当地民怨，所以只做了三个月的县长，就被戴笠勒令回乡，在“京沪杭铁路警备处”挂了一个有名无实的少将头衔。

戴春榜还喜欢摆阔，平时身着丝绸长褂，手持文明棍，在保安街上晃荡，样子好像是高人一等。知根知底的乡亲们看不惯他那种架势，见到他常常避得远远的，不与他搭腔。不过每每戴笠回家，戴春榜就会收敛许多，不但一身粗布衣衫，连文明棍也藏了起来。

1944年，戴笠出巡东南，顺便回保安探望母亲，当时毛万里作为随行人员，也一同到了戴家，但刚进门就发现戴春榜对戴笠板着一张黑脸，似乎怨气很大，过不一会儿，两人就争吵起来，声音很大。戴春榜责问戴笠，你现在的权势太大了，竟不允许我在社会立足，你安的是一颗什么心？戴笠回答说，政府要用有作为有操守的人，不能用你这种不守规矩的人。戴春榜听后更加恼怒，说，既然这样我只好自己去谋求出路了！戴笠立即怒形于色，掏出手枪“啪”地放在桌上，吼道：莫非你想去投奔共党？如果这样，我就一枪毙了你！戴春榜没有回答，悻悻地走了。

戴若椿老人的岳父郑肇武是军统局的中央会计，据若椿老人说， 他曾听前辈讲过，戴笠生前很看不起自己的弟弟和儿子，曾在与乡人闲聊中说“保安有三堆扫不出去的垃圾，第一堆是我弟弟戴春榜，第二堆是我儿子戴藏宜，第三堆是保安的张乡长。”

戴笠的儿子藏宜，真名善武，藏宜是他的乳名。这“藏宜”其实是江山方言“蚕倪”（春蚕）的谐音——江山人通常将长得白白胖胖的可爱娃娃形容为“蚕倪”。但像戴藏宜这样最后仍以乳名为实名的却非常罕见，而这，也足见当时家人、尤其是祖母蓝氏对他的溺爱。

1931年，戴藏宜17岁时从县立中山小学毕业，就游手好闲，不想继续读书，硬被戴笠让人押往上海，就读于一家私立的大同大学，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竟然没有毕业就回家了。当时戴笠或许忙于国事，无遐顾及儿子，只得听之任之，安排他担任自己创办的保安树德小学教务主任。

戴藏宜自以为有恃无恐，非常意气用事。1941年5月一天，戴藏宜和徐增亮、蔡刚等人在一起喝酒时谈起当年曾任广渡乡长的华春荣与戴笠的过节，又说，每次戴笠宴请地方尊长，华春荣都拒不出席。甚是愤愤不平。其他人立即讨好说：“不如杀了华春荣为你父亲报仇，这样，你父亲说不定还会奖赏你呢！”戴藏宜一听，竟然说好，请他们一起合谋，并最后将华春荣枪杀于江山双溪口的山边沿。

戴笠得知这一消息，非常气愤，立即回家讯问因果，并当着家人的面掏出手枪，要毙了戴藏宜。但老太太却紧紧抱住他，声称孙子若死，她必先死，戴藏宜这才保住性命。此后，戴笠一提起此事就伤心不已，说，我就这么一个儿子，老太太又这样溺爱，否则我真一枪把这个孽子打死算了。

这里要说明的是，华春荣是中共地下党员，而戴笠明知华春荣是“共党”，却对儿子的行为如此愤怒，究竟是他认为华春荣只是小地方的一个“共党”分子，掀不起大浪，还是他欲擒故纵，想放长线钓大鱼？也就不得而知了。

1946年3月17日，戴笠坠机身亡。为了不让戴母获知噩耗，戴家是千方百计，小心应对。一切不露声色，一切照常运转。戴藏宜和郑锡英“南京公祭”后一回保安，就将身上穿的里里外外都换了，戴家人也都不戴孝不悲戚，可保安毕竟是一个有数千人口的乡，又是仙霞古道的要冲之地，商旅往来不断；何况，那时的蓝老太太眼不花耳不聋且行走自如。所以，要想不漏出一丝风声，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是这么大的事，保安人居然密不透风隐瞒了三年，以致蓝氏直到过世，也不知道戴笠已死的真相。

按84岁的柴江花老人的话说：戴笠出事，全保安的人都知道。只对蓝老太太一个人封锁，为了做到不露风声，大家在街上都不谈这事，在家里也是偷偷地说，连小孩子都很听话，见了蓝老太太都不讲。老太太这么好的人，大家都不想让她伤心。

而为了造成戴笠仍留在人间的假象，军统专门在保安装了电台，然后由毛人凤模仿戴笠的口吻，逢年过节发电报向戴母问候。戴母偶尔问起戴笠行踪，家人就告之：“他去美国为蒋委员长办大事了”，令戴母深信不疑。

1948年端午节前夕，戴母提出，务必叫春风在五月初五她生日这天回到保安，与她共度七十三岁的生日。于是毛人凤问计于陈诚，最后决定：端午节在保安戴公馆为戴母举行隆重的祝寿活动，并由保密局浙江站站长毛万里亲自将陈诚、何应钦、胡宗南、白崇禧、宋子文、邵力子、于右任、陈立夫等党、政、军显要的26封生日贺信及礼单送至保安，戴母一见，喜上眉梢，备感欣慰，忙吩咐设宴招待，把思子之情，暂抛一边。据说，当天戴公馆张灯结彩，热热闹闹，欢天喜地，大家陪戴母高高兴兴过了一场生日。

1949年元月，戴母病逝。据说弥留之际，她一直在悲切地呼唤着“春风，春风……”又说“刚才看到春风身穿白衣站在床前……看来，春风恐怕早就没人了……”

戴家为戴母办了个风光大葬。保安差不多全村男女老少都按当地风俗自愿为戴母戴孝送葬。酒席摆在戴家的仓库，送葬的人吃过一批接一批，还专门为讨饭人留了好几桌。那一天虽然大雨下个不停，但送葬的那一列白皑皑的队伍仍延绵不断……

料理完戴母的后事，已是春天，戴家叔侄准备逃往台湾。而此时，解放大军已渡过长江，势如破竹，挥师南下。

5月4日，戴藏宜在江山遇到从杭州撤退的毛万里，就一起逃往福建，谁料中途与毛万里失散，随带的财物，又悉数被国民党败兵抢走；5月12日，没了盘缠的戴藏宜一行人在福建建阳被解放军抓获，但当天夜里，乘看守不严之机，他们又跳窗逃脱，因得知前头的建瓯也已被“共军”攻占，只好潜回江山保安。而此时保安也已被解放，戴藏宜在以前戴家自卫队队长柴春霖家里暂停一夜，第二天便跑到保安附近石鼓的深山腹地，搭起茅草棚，作为栖身之所。7月1日，走投无路的戴藏宜向当时的县委书记苏明、公安局长李春林自首，在他答应缴出武装后就被释放；据说一回家，他就对乡人说：“我的事情已经说清楚，没事了！”可是说虽这么说，毕竟还心虚，一天竟独自一跑了之，结果刚跑到余杭，就被郑锡英派人找到，郑责怪道：“你是一个男人，你走了，我们一家老小怎么办？”于是他只得回到保安，带着郑锡英四处藏身，9月初，戴藏宜逃到大溪滩刘家山，由一个认识的保长暗中接济吃喝，同时派人潜入杭州探听局势，并为他夫妇安排逃往台湾之事。但9月8日晚上，戴藏宜即被江山公安局侦察股长崔益田带队在刘家山抓获。

1951年1月31日，保安召开公审大会，判戴藏宜死刑，而其罪状之一，就是杀害地下党员华春荣。那天屋顶积满积雪，据当年在场的杨增松老人回忆说，戴藏宜好像自知必死，所以当时也不见得害怕，他在判决书上摁了手印后，还把沾了印泥的手指在八仙桌沿来回抹擦。戴家佣人张金枝给他煮了三个鸡蛋，他也吃了一个；押赴刑场时，屋檐的融雪落入他的衣脖，他竟还冷得摆动了一下脖子……保安乡乡长张某，也是这次被执行死刑的其中之一。

当天晚上，族人戴善机等人为戴藏宜收尸，他们用简易的木板拼成棺材，然后在附近山下挖了一个坑，草草掩埋了事。

1949年12月戴春榜也于江西省广丰县鳌峰乡被捕，并押回江山，1951年8月25日在江山三卿口被执行死刑。由此，戴笠口中“保安三堆扫不出去的垃圾”竟都由共产党给清除了！

戴藏宜死后，郑锡英带着三个儿子，回到衢州城里化龙巷母亲家。然后写信将小女儿戴眉曼托付给戴家的厨娘汤好珠抚养，改名叫廖美秋。不久，郑锡英携子迁居上海，得到在上海灯光厂医务室工作的原戴笠的护士长范娟理资助，最后在徐家汇定居下来。

1953年底，毛人凤受蒋介石之命，派遣江山凤林人周明达进大陆接戴笠后人去台湾，结果刚一进关，周明达就在广州被捕；周是属于那种“收人钱财，为人办事”的，所以，周在如实交代之后，政府也并不过分为难他；但他获释后，不敢再回台湾，选择了定居香港。

不久，台湾又派王牌特工黄铎从舟山潜入上海，与潜伏在上海公安局的特务黄顺发、陆秉章接上头，由他俩办理手续，偷开出口证，将郑锡英改名沈凤英，由黄铎冒名顶替戴以宏，带着戴以宽、戴以昶于1954年1月7日从上海坐火车到广州，再转香港赴台湾。此后，陆秉章又将戴以宏的户口迁至上海郊区的青浦县朱家角，陆被捕后，戴以宏被送往宋庆龄孤儿院，成年后在安徽农场工作。

这里，一件与戴笠有关的事不能不说：

戴笠的发妻毛秀丛，1939年8月因为患子宫癌，病逝于上海。从此，戴笠未再续弦。每逢毛秀丛忌辰，他必默默地燃上一炷香，陈设鲜果，以纪念亡妻。偶或远出，亦常将毛秀丛照片携带在身。

虽说坊间对戴笠私生活的传说沸沸扬扬，但据戴笠身边的江山人说：戴笠除了夫人外，好像只带过胡蝶一人到过戴公馆。沈醉也说：他好几次在戴笠处碰到过胡蝶，他觉得胡蝶待人很得体，也可感觉到，胡蝶和戴笠在一起的幸福感。在沈醉的眼里，胡蝶可能会起初不自愿，但真的和戴笠在一起后，胡蝶也是充满感情的。

戴笠副官贾金南则回忆说：有一次戴笠发烧咳嗽，胡蝶忙前忙后，为戴笠敷毛巾、端痰盂、捶背、倒水、拿漱口水、用丝绸手帕帮戴笠擦嘴边的水痕，又轻轻扶戴笠躺下，掖好被子。胡蝶的一系列细微的动作，做得那样自然，那样得体，那样利索，仿佛戴笠本来就是她的亲人。而据当时在戴公馆当差的江山人回忆：得知戴笠坠机之后，胡蝶焦急万分，她四处求人，想在最快的时间内赶到出事地点，她找到当时空军司令周至柔，恳求派飞机，周至柔没有理睬；找其他人，别人也爱理不理，这真应验了一句亘古不变的世俗名言：人一走，茶就凉。

在戴笠江山保安的故居，保留着一张胡蝶当年在戴公馆门前的青石板上拍摄的照片。照片中的胡蝶穿一身朴素的蓝布旗袍，朴素自然，清新怡人，没有一点十里洋场的脂粉味。

1989年4月23日，胡蝶病逝于加拿大温哥华寓所，终年84岁。

五、尾声：多少当年事，俱在闲谈中

2010年12月的一天，一队穿戴整齐、头发花白、年龄大都在八十岁以上的老人出现在江山市区的解放路上，走在最前面的老人手持一面旗帜，上书“忠义同志会还乡团”，一时间引得众多路人好奇地驻足围观。

原来，他们有的是戴笠的江山籍旧部，有的是当年“忠义救国军”的幸存者，有的则是“忠义救国军”的研究者。这次他们时隔半个多世纪，组织了“忠义同志会还乡团”，从台湾来到江山，为的是拜访戴笠故居，并赠送戴笠铜像。

来者都是客，因此，江山统战部门专门为他们组织了一次座谈会。笔者也忝陪末座。

应当说，对于“忠义救国军”，笔者知之甚少。印象最深的是《沙家浜》中那些个被阿庆嫂耍得团团转的胡传魁、刁德一之流。似乎一无是处，似乎个个是草包。但时隔七十多年，笔者却从这些耄耋老人口中听到了不一样的“忠义救国军”。

一位孙姓“还乡团”成员说，取名“忠义救国军”，是戴笠倡导“忠义救国”。抗战时期，戴笠曾要求同志们每天早上阅读《四书》、《五经》、《大学》、《中庸》、《论语》等，并选读唐宋各大家的古文与韵文，且强调读书要高声朗读，以养浩然之正气，从中学到“动心忍性”，能够“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另一位俞姓成员则回忆说：在淞沪之战中，戴笠白天要指挥忠义救国军协助正规军作战；晚上，还经常要坐车从上海到南京，向蒋介石汇报战况和分析情报。那时南京到上海铁路已经不通，汽车也只能灭灯行驶，日军飞机不断轰炸扫射，时时如身临鬼门关，戴笠却犯险如常。抗战后期，戴笠屡次化装深入日伪区。他对日寇汉奸的诛杀绝不留情，令日寇闻风丧胆。因此，日寇也忌恨戴笠，动用各种力量手段，悬赏重金要他的人头。

吴姓成员说：戴笠写字的时候，总是慢条斯理，把信纸用手掳平，压上镇尺，一笔一笔地写，写得很工整。就是起稿，也是如此，一笔不苟，决不潦草，这种认真的态度，在他的生活中办事中表现出来。

又一位刘姓成员回忆说，1941年，戴笠到郑州召见公密单位的同志训话。他指着一位青年同志问叫什么名字？几岁？在哪个单位工作？此人回答：报告主任，我叫罗某某，二十二岁，尚未分派工作。此时，戴笠突然话锋一转，说，你二十二岁就穿皮袍，我四十多岁还没穿过皮袍呢！罗某某回答说，我对父亲说这里生活困难。父亲寄来两百元钱，我就买了这件皮袍。戴笠沉下脸来，说，你年纪轻轻，参加革命，做我的学生，却撒谎欺骗自己的父亲寄钱买皮袍，怎么能接受艰苦的工作锻炼？少顷又说：借给你两百元，马上寄还你父亲，向你父亲认错。说罢，又当面交代随行人员说，“此钱，以后从他的生活费中扣还！”全场无人会猜中如此结果，而罗某某则立即朗声回答：服从主任命令！

刘姓成员又说：那天训话完毕，戴笠又检查了办公室和学生寝室，并和我们一起吃饭，吃的是粗面粉苞米粉夹心馍馍。期间，戴笠随手翻看了旁边的一摞书和若干漫画，站在旁边同学王幼峰一见戴笠此举，脸色都变了。戴笠问：“是你画的？”王答：“是。”“很好！我们什么人才都需要，继续努力。”戴笠走后，我们都凑过去看看：是什么漫画赢得老板当面称赞？但一看，大家都“哇”了一声，原来，这几幅都是讽刺老板的画。俞姓成员又补充说，戴将军可以凭一张便条，向各地的国家银行调拨巨款，很重要的事情，可以处理了以后再向上报告。

最后一位发言的成员姓王，他回忆说：阎锡山曾经介绍一人到戴笠负责的浙江警官学校谋事，该人刚到，放下行李，见学校军容严整，干部和学生精神焕发，不禁为之气慑，声言不能在此干事，便告辞离去。

又说，有一天早晨，戴笠到培训班食堂视察，发现吃饭的人很少，戴问人到哪里去了，有人回答说还没起床。戴笠大为不满，立即将全部人员召集起来训话：“作为革命军人贪图睡懒觉，足见精神涣散，工作不力，何能担负重任，此归咎于我戴某人领导无方。”说完，他从腰间取出手枪放在桌上，随身面对国父遗像下跪俯首思过自责。当时全体同志见状，场上鸦雀无声。几分钟后，戴笠起身，继续说道：“从今天起，若有哪位同志早晨贪恋床褥而不按时起床，我即是刽子手，而此地为刑场。”从此以后，风气为之一变。

这次座谈会，可说是随意而谈，但笔者注意到在发言中，这些耄耋老人（有的据说军衔比戴笠还高），但只要一提到戴笠，那就会挺直腰板，一派严肃，而且没有人直呼“戴笠”，一开口，不是“戴将军”，就是“戴先生”……

座谈会开了两个多小时，在送走“还乡团”后，一位老同志对我们这些与会者说，今天的座谈畅所欲言，谈的都是抗战时期的事，为此，我们允许他们有他们的观点，但是我们谁也不能忘记：戴笠毕竟是一个双手沾满共产党人鲜血的特务头子。

这位老同志的话，立即得到了全体的赞同，乃至成为我们撰写本文的初衷。

最后附带交代一下，戴笠的后人，有的定居美国，有的定居台湾，有的还在大陆。大陆“改革开放”之后，他们之间有过几次相聚。1992年，郑锡英从台湾寄来三千美元，请戴家族人替戴藏宜重修坟墓新立墓碑，并表达了百年后希望归葬丈夫身旁的心愿。2011年郑锡英在台湾病逝，享年98岁，葬于台湾，其归葬家乡的遗愿最终成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