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翎君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中美商约》首度订立版权和专利条款，形成此后中外有关版权交涉的依据。清政府在条约协议中给予外国著作权极有限度的保护，在清政府的努力争取下，中国出版商得以任意翻印和翻译西书，打开中国博览“天下奇书”的方便之门，为近代中国知识的传播与新思想的引介开了一道大门，也成就了清末民初译印事业的欣欣向荣；然其负面结果则是助长了近代中国的盗版犯滥问题，而其中美国书商对知识财产权最为在意，所引起的纠纷也最多。

从清末到民初，美国商人屡屡投诉华洋公廨会审，但均告败诉，成为近代中国涉外事务上罕见的奏捷盛况。此一版权交涉过程，尽管对美国是挫败的历程，却是中国认识西方知识产权和国际版权功能的一个开始，也是中国迎向国际化历程中的特有经验。

清末《中美商约》第十一条，针对书籍、地图、译本之版权条文规定，除非是“凡专备中国人民所用”才在保护之列。

“专备”两字可谓用心良苦，例如用英文所写，即非专为中国读者所创作，自不受中国政府的保护，其结果是确认中国得以将外人著作“任便自行翻译华文，利印售卖”的权利；即使是“专备中国人民所用”，需向中国商标局注册，始受中国政府保护十年。这是清政府体认到“广译东西书，方足以开民智”，“不立版权，其益更大”；为了保护国人译印西书权利，清政府对于条约文字可说是算尽锱铢。

为何是美国？

在中美交涉商约之际，中国与英国、日本和德国等国家亦同时交涉商约，但版权和专利问题则是首先由美国提出，其后中日商约中亦列有版权问题，引起中国朝野的一致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