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积龙 李菁文（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上海 200240）

——以普利策新闻奖（1995—2014）为例

王积龙 李菁文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上海 200240）

美国媒体里跨国公司生态形象报道数量受到外界突发事件的影响，报道内容以资本主义双重危机为分析框架，关注对象逐步由美国向世界拓展，舆论归责的不同与报道内容、媒体有关，非盈利网络媒体的舆论监督抛弃了市场生存压力而具有更大的自由度，现有环境新闻记者的素养更注重新闻专业素养而非环境科学知识。这些结论是对20年普利策新闻奖作品的全样本内容分析的基础上得来的。

跨国公司生态形象；生态马克思主义；普利策新闻奖

所谓跨国公司的媒体生态形象是指在大众传媒里呈现出跨国公司与生态关系的框架，大体包括媒体对这一关系的积极、中立、消极等立场，舆论归责的指向、偏移等，最后是记者的素质等要素。我们以普利策新闻奖为研究样本，探求美国媒体这类问题的呈现方式与报道框架。

一、跨国公司报道数量受外界事件影响，生态危机伴随经济危机

1.跨国公司报道数量受外界突发环境事件影响。从统计数据看，整体分布成波段上升趋势，无明显周期性变化。从1995年至2014年的趋势来看，在每年获得普利策新闻奖的报道中，有关跨国公司的报道组数量所占百分比变化并没有明显的趋势。三年百分比移动均值虽然呈现一些低谷，峰值出现在1996年、2008年以及2013年，在这些年份中有关跨国公司的报道占到获得普利策新闻奖总量的30%；而在1997年、2000年、2001年以及2014年的时间点，普利策奖的作品并没有涉及跨国公司这一主题。因此，时间对跨国公司报道比例的影响并不显著。

从外部突发事件来看，奖项数量与外界环境事件十分相关。根据新闻内容来分类，每一年的重大环境事件，特别是美国重大环境灾难中涉及跨国公司问题的记录，在1994年至2013年这个区间里，将每一年的事件数量与后一年的环境报道组数量进行简单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外部突发事件数量能够解释普利策新闻奖中有关跨国公司生态形象将近一半的变差，达到46.6%（决定系数R方：0.466），且外部事件对报道组数量有正向影响效果（回归系数：0.821）。虽然普利策奖中有关跨国公司的报道在时间上并没有明显发展趋势，但其受外部事件的牵连度极大。

2.跨国公司报道较为稳定地固定于资本主义双重危机的新闻框架内。在普利策新闻奖中，跨国公司的形象主要体现了资本主义双重危机：生态危机与经济危机。美国生态社会学家詹姆士·奥康纳（James O’Connor）认为，资本主义后工业社会的发展阶段将会伴随着经济与生态的双重危机，是资本对于利润在全球范围内追逐的结果。在资本全球化的时代，稀缺的劳动力（本身具有自然属性）与自然资源将是资本全球追逐的中心，这必将带来资源的枯竭与生态环境的进一步退化，剩余价值累积的过程也成为生态危机累积的过程，这是全球化的恶果之一。根据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可以将报道主题这一变量设为3项，分别为生态、经济与其他。其中，生态主要指所有与跨国公司生态形象有关的主题，包括所有与环境污染、劳动力以及产品安全问题相关的内容；经济主要指跨国公司涉及的经济事件，如经济危机等。在符合条件的跨国公司报道组中，与环境相关的报道组占到53.8%，在所有主题分类中所占百分比最高；其次是经济占30.8%；其他如政府或事故等主题仅占到18.4%，双重危机成为普利策新闻奖中跨国公司生态形象的主要框架。

生态马克思主义把自然环境纳入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当中，与劳动力一起成为资本，从而成为剩余价值的重要源泉。这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劳动力具体劳动创造出商品的使用价值之逻辑起点，这里都是指劳动力与商品的自然属性，前者的承载体是自然界个体的人，后者是自然界中人以外的生态物。因此，可以把旧有的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力资本进一步扩展为劳动力、自然环境与公共资源三个要素。在资本全球化的生态危机与经济危机并存的时代里，这些要素同样参与了剩余价值的生产。

按照这些标准，将跨国公司生态形象分类为劳动力、自然污染以及公共资源三个要素，劳动力主要指劳工健康或污染问题，自然涉及生态环境问题，公共资源指社会公众污染、健康等问题，如产品、食品安全等。将这三类生态细分与4个时间段作交叉分析。根据统计结果发现，在1995年至1999年区间里，劳动力问题和自然污染占到同等的比例，高达40%，公共属性只占到20%。在这一时期中新闻界显然更为重视劳动力和自然污染，公共资源框架不突出。在1999年至2004年区间里，劳动力及其健康问题达到巅峰占到100%，这一阶段对劳工安全问题关注最多，显然是受到外界突发事件的影响。在2005年至2009年这个区间，公共资源框架内新闻的比例在上升，达到50%，劳动力和自然污染各占25%。2010年至2014年三个类别平分秋色各占1/3（33.3%）。由此不难发现，在这20年时间中，在前15年美国新闻界对跨国公司劳工、自然和公众都有不同阶段的偏向性，主要受外界事件影响。正常状态如后5年已逐渐发展到均衡水平。

3.跨国公司生态形象在新闻框架中整体呈现负面。在我们收集的所有与跨国公司环境相关的新闻里，其报道态度皆呈现负面特性。将1995年至2014年区间里与环境相关的报道中抽取出，数量为14组。对其报道态度进行统计，结果显示全部报道都呈现负面。因此，美国媒体在呈现跨国公司生态形象时，都是通过揭露其有害性来发挥其舆论监督作用。

二、地域分布及其特征

1.新闻发生地由美国逐渐向世界范围扩展。首先，报道事件发生地以美国本土为主，但在总体中所占比例逐渐下降。环境新闻在美国经历过只对外地污染感兴趣而不报道本地污染的“阿富汗斯坦主义”时期，也经历过相反的“反阿富汗斯坦主义”时期。然而，环境污染是由工业资本追逐利润造成的，要解决全球范围内的“公地悲剧”，就需要发达国家不能只关注本国问题，要对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污染予以舆论支持，对跨国污染敢于发声。我们对26篇获奖作品所涉及事件发生地进行统计，结果显示，从1995年至2014年的20年间，美国本土所占比例始终最大。在前15年时间中，发生在美国本土环境事件比例一直在70%以上，在2000年至2009年的10年中比例更是达到75%。但这个比例在2010年至2014年的5年中明显下降，跌至57.1%。

其次，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污染成为美国媒体次要的关注内容，体现出治理全球“公地悲剧”的媒体思路。在1998年前，所有与跨国公司有关报道都只局限在美国本土，然而1998年的调查性报道奖获奖报道第一次将目标转移至发展中国家。这组报道深入调查了美国将冷战后的老旧战舰贩卖至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等国，将拆船过程中对环境以及劳工的伤害转移至这类法律漏洞较多的国家，其中就涉及了如国际拆船有限公司、国际资源回收公司等跨国公司，揭秘了这些跨国公司如何将美国废军舰出口至南亚国家。这就是环境殖民主义的重要思想。它抨击了美国海军以及一系列跨国公司以获取利益为唯一目的，将污染和有害物从美国转移至发展中国家，从而无偿占有其他国家的环境成本。类似的报道同样也出现在2004年的国际报道奖中，报道揭露了沃尔玛如何通过将劳动力转移至人工低廉的国家，从而在市场上提供有竞争力的价格。“当沃尔玛衬衫和短裤的销售量减少数百万时，中国偏远的工业小镇、曼谷的港口和洪都拉斯的服饰制造工厂都会受到影响”。在1998年至2009年，事发地在发展中国家的报道比例一直保持在25%左右，在2010年至2014年降低至14.3%。事发地在美国本土的报道比例并未上升，只是在其他地区的比例上升至28.6%，报道涉及的始发地正逐渐从美国向全世界其他地区扩展。就新闻的接近性来说，短期内美国媒体的新闻价值有损失。从长远来说，它培植起一批关注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环境污染的受众，这也是一种软实力。

2.报道跨国公司归属国逐渐超越美国范围。跨国公司归属国家在2005年前集中于美国，在2005年后向世界范围发展。从1995年至2004年的这10年间，报道涉及的美国跨国公司比例始终为100%，但2005年至2014年减低至70%左右。从2005年起，有关中国、德国、加拿大等跨国公司的报道开始出现。2005年至2009年的5年时间中有关中国跨国公司的报道比例高达25%。如2007年的国际新闻奖获奖作品，揭露中国在产业发展中的环境污染问题，涉及了甘肃血铅超标事件、长江白暨豚濒临灭绝等。劳动力的健康是有关中国跨国公司环境问题非常重要的话题，在一篇关于天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亏欠建筑工人报道中写到：“当他们将自己的床褥从一个工地携带至另一处工地时，他们的工资只有50美分一个小时。他们在十分危险的环境中工作，几乎没有任何安全保护措施和医疗保障”。这种健康分析，带有明显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色彩，把工人健康成本与剩余价值生产紧密联系起来。

我国境内的物种灭绝是这类报道的一个重要话题，长江白鳍豚就是一个典型。《华尔街日报》获奖作品这样写道：“白鳍豚事件警示了中国飞速发展经济所付出的代价，而这些代价正是对天空和水质的污染。白鳍豚因其如筷子的吻和能够在泥泞的长江中行进的神奇声呐系统而闻名，但它之所以会成为受害者正是由于中国政府对污染问题不作为，以及国际社会对此的不够关注”。媒体把白鳍豚的死归于人为灭绝，因为它死于人类制造的污染。物种自身的灭绝是一种进化，像一把钥匙打开自然系统的明天，然而，人为灭绝物种却阻断了这种进化过程，因为它没有留下后继的种系，与之相关的物种种系也因种系断裂将不会留下来，结果偏离了生命进化的总体趋势，从而关上了自然进化的大门。因此，这类新闻是在警告人们，有义务承担物种保护的责任，因为物种灭绝最终也会伤及人类。

3.跨国公司归属国家与报道事件所在地相关。报道涉及在美国发生的事件大部分与美国跨国公司有关，在发展中国家发生的事件有1/3由中国的跨国公司所造成。将企业归属国家与报道事件做Tau-b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两个变量中任一变量预测另一变量时能减少44%误差率，这个数值的相关度还是比较高的。具体的百分比显示，报道中发生在美国的事件有94.4%与美国跨国公司有关，表明美国的环境污染主要还是美国自己公司污染的，鲜有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污染。美国余下的5.6%的跨国公司污染是由加拿大公司造成的。在发展中国家发生的事件有33.3%与中国跨国公司有关，如2008年的调查性报道奖报道揭露了中国药厂出口的有毒甘油导致了巴拿马致死咳嗽糖浆事件。

三、跨国公司生态形象舆论归责及其特征

1.舆论归责中资本主义生产条件的政治文化问题。研究显示，劳动力与公共资源污染问题新闻报道多归责于企业，自然资源有部分归责于政府。所谓舆论归责，是指媒体把事件的责任指向何方，它不是媒介审判，而是基于事实基础上的推导，以形成舆论。把与跨国公司生态形象相关的14篇报道从中抽出，将这些报道的生态主题类型与报道所体现出的舆论归责对象进行交叉分析。结果显示，与劳动力和公共资源相关的污染报道全部将矛头指向了跨国公司，但与自然环境相关的污染报道有25%的比例将政府作为舆论归责对象，剩余的75%则归责于跨国公司。这一结果与詹姆士·奥康纳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考察的三维坐标相一致。

2.舆论归责与获奖媒体相关。不同媒体的舆论归责有不同的偏向。将与跨国公司相关的获奖媒体与报道的舆论归责对象进行交叉分析，相关系数计算结果显示，Tau-b达到近20%的数值，两者有所相关。数据显示，在所有与跨国公司相关的报道中有38.5%来自《纽约时报》，该报所有获奖报道的舆论归责对象全部为跨国公司，《纽约时报》一家的舆论归责占总样本（为全样本）的将近一半即47.6%。《华尔街日报》在总样本中占第二位，与《纽约时报》有所不同，该报占60%比例的与跨国公司相关获奖报道的舆论归责对象为个人，在所有归责于个人的报道中占有66.7%比例，归责于跨国公司的报道中仅占14.3%。这可能是因为《华尔街日报》金融定位及其跨国公司的广告主有关，大企业广告主使其不易轻易归责于跨国公司，而是归责于个人。其余媒体由于因跨国公司报道而获得奖项的数量都只有1篇，因此没有太大的统计学意义。从《华尔街日报》以及《纽约时报》这两大媒体巨头的差异不难看出，美国不同媒体对于跨国公司负面形象归责还是有不同的偏向。

四、媒体与作者分布的特征

1.网络媒体优势明显而记者产量变化不明显。非盈利网络媒体加入普利策新闻奖，扩大了监督跨国公司的媒体形式。自2011年起，普利策新闻奖的媒体得主中出现出网络媒体。分别是2011年获得国际报道奖的ProPublica网站、2013年获得国际报道奖的InsideClimate网站。ProP-ublica及InsideClimate网站都是总部设立于美国境内的非盈利性媒体，InsideClimate则是由专门针对绿色能源、碳能源、核能源报道的环境专家与新闻记者组成的专业环境新闻网站。非盈利性的本质让他们无需面对市场化的经济压力，无需像传统纸质媒体那样看广告主的脸色行事，它们可以把跨国公司造成的污染原因进行全面深入的报道。这一决定性的优势将使得网络媒体在跨国公司环境污染舆论归责领域有更大的自由度。

网络媒体的出现并没有提高环境记者的产量，因为它没有改变记者在传统媒体里的新闻生产与协作方式。通过对每组获奖报道的记者数量和报道数量进行统计，得出平均每位作者报道数量三年移动均值，平均每位作者的报道数量并没有随着时间或网络媒体的介入而产生明显变化。由Proublica和InsideClimate产生的两组报道分别为3位作者和4位作者完成10篇报道，平均每位作者分别负责3.33以及2.5篇报道，处于整体分布的中间位置。因此，网络媒体的出现并未对环境记者的产量产生太大影响。

记者产量与媒体自身相关性较大。将两者进行交叉分析，相关系数Eta值达到0.640，即用获奖媒体来预测平均每位作者报道数量时可消除41%的误差率。虽然新旧媒体之间记者的产量区别不大，但记者的产量很大部分取决于每个媒体自身之间的差异性，与媒体本身特性较为有关。因此对于跨国公司形象报道的记者产量并不稳定，每家不同媒体的记者产量差异度较大。

2.记者的新闻专业素养重于环境知识修养。对获奖作者进行统计，结果显示仅有大卫·巴斯托（David Barstow）一位曾2次（每次都有1组报道）获奖均涉及跨国公司报道。按报道数量排列，巴斯托有13篇（2次获奖里包含的报道数量），依次为罗伯特·森普尔（Robert Semple）、格雷琴·摩根森（Gretchen Morgenson）和斯蒂芬恩·佩尔斯坦（Steven Pearlstein），他们在普利策新闻奖报道中都有10篇作品。巴斯托与劳威尔·博格曼（Lowell Bergman）曾于2004年一起获得普利策公共服务奖，新闻揭露美国跨国公司因忽视安全防范而导致工人受伤或死亡事件；于2013年与博特拉伯（Alejandra Bertrab）共同获得调查性报道奖，揭露沃尔玛如何通过行贿在墨西哥市场获得支配性地位。巴斯托是普利策新闻奖中报道跨国公司新闻篇数最多的。因此就篇数来看，对巴斯托背景进行分析最具代表性。

专业的跨国公司生态形象报道并不要求记者具有十分专业的环境教育背景，但记者的新闻专业度及调查性视角却是至关重要的。巴斯托具有专业记者教育背景且在新闻界有长时间工作经验，但并没有专业的环境教育背景。他于1986年获得西北大学梅迪尔新闻学院本科学位，自1992年起就开始在纽约时报工作，在纽约时报工作长达10年之后于2002年成为一名调查性记者。巴斯托也曾因为揭露美国国防部暗地在媒体中安插军事分析家以控制媒体舆论报道，从而获得2009年普利策新闻奖的调查性报道奖，说明他并不是专业的环境新闻记者。虽然并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有关环境方面的教育，但他独特的新闻敏感和丰富的新闻调查性经验让巴斯托有关跨国公司的报道脱颖而出。当然，这是老一代环境新闻记者，年轻一代随着美国环境新闻教育在科学方面的专业化与交叉，会有一些改变。

注释：

（1）本研究主要方法是内容分析。样本以1995年至2004年这20年间的普利策新闻奖作品为研究对象，筛选出的报道组数量为26组（为这20年的全样本）；其中，与跨国公司生态形象相关报道组仅有14组。

（2）James O'Connor，Natural Causes:Essays in Ecological Marxism，TheGuilford Press，1997，PP.120－125.

（3）James O’C.，Natural Causes:Essays in Ecological Marxism，TheGuilford Press，1997，PP.169－170.

（4）Will Englund，Gary Cohn， “Scrapping Ships，SacrificingMen”，The Baltimore Sun，1997－12－7.

（5）Nancy Cleeland，Evelyn Iritani and Tyler Marshall，“Scouring the Globe to Give Shoppers an$8.63 Polo Shirt”，LosAngeles Times，2003－12－24.

（6）Mei Fong，“So Much Work，So Little Time”，TheWall Street Journal，2006－12－23.

（7）ShaiOster，“ItMay Be Too Late For China to Save The YangtzeGoddess”，TheWallStreet Journal，2006.12.6.

（8）Ho lmes Rolston，Philosophy Gone Wild:Essays in Environmental Ethics，Prometheus Books，1986：201－206.

（责任编辑 焦德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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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862X（2014）06－015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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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我国媒体对跨国公司在华环境污染的舆论监督机制研究”（13CXW017）

王积龙（1975—），安徽霍邱人，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环境新闻；李菁文，女，上海人，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主要研究方向：环境新闻。